李天綱：德國和中國的早期相遇

近代中國人有太強的功利主義，哪一國家能夠搞大搞強，就學習誰，而不論錯和對。我們從「師英」、「師法」，轉為「師美」、「師德」，最後去「師日」、「師俄」。於是，早期德國傳教士、哲學家與中國的文化交往經驗逐漸被擱置，那種溫文爾雅、切磋學問的局面就沒有了。20世紀中，我們熱衷於學習德國的操練法、克虜伯大炮、坦克戰術等等，國共內戰時，雙方都聘請德國軍事顧問。我們忘記了，對德國文化的學習可能更重要。中國曾專註於向德國學習軍事、政治，今天需要回過頭來想一想，德國和中國早期的文化接觸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遺產，可能更精彩。

通商和傳教

德國傳教士在中國和德國的初期交往中，特別是文化交往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他們提出的一些思想和結論，以及他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尤其是對儒家學說的理解，不僅決定了西方人的認識，甚至決定了中國人的認識。因此，我們回顧早期由傳教士所推動的文化交往是很有意義的，在這一過程中，有一些非常值得談論的現象。

德國人的民族性對中國影響很大，尤其是德國人的形而上的思維習慣、精益求精的技術優勢、認真嚴謹的態度和作風，這種公認的「民族性」使得德國的技術和思想在中國影響深遠。當然，德國在20世紀的中國還有一個「新興強權」的形象，但是，最值得研讀的，卻是中德兩大民族在思想上、文化上的早期接觸。中國與英國的早期接觸是由貿易引起的，鴉片戰爭以後，「通商」給中國帶來巨大衝擊。在文化接觸中，英國的作用很小，義大利、法國和德國對中國的文化影響比較大，而這些是通過「傳教」活動帶來的。

從中國認識西方的角度而言，有兩個主題非常重要：一是通商，一是傳教。中國和英語民族的接觸是從通商開始的，主要接觸的國家是英國和美國。比如廣州十三行各通商國家的國旗，美國是「花旗國」，英國是「紅毛國」，當然也有德語民族的旗幟，如「雙鷹國」是奧地利，「單鷹國」是普魯士，但這些都不是後來所謂的「德國」。在「粵海關」的通商之前，法蘭西和德意志等歐洲大陸民族已經與中國開始了思想文化方面的交往，起主要作用的是耶穌會傳教士。普魯士與中國的貿易往來非常有限，但卻有很多關注中國的思想家，這些思想家後來對我國影響巨大且久遠，比如德國17世紀的基歇爾、萊布尼茨等人。

基歇爾和萊布尼茨

基歇爾的影響不亞於利瑪竇。19世紀時，西方已經形成了「漢學」。追溯西方漢學起源，我們一般不說馬可·波羅（MarcoPolo,1254-1324），因為《馬可·波羅遊記》還不是直接談學問。後來我們把利瑪竇（MateoRicci,1552-1610）追認為「第一個漢學家」，因為利瑪竇的很多想法，以及他對中國文化的判斷，今天還在不斷地被討論。但是，17世紀歐洲人公認的漢學家還不是義大利人利瑪竇，而是德意志黑森人耶穌會士基歇爾（AthanasiusKircher,1601-1680），他根據利瑪竇傳回來的信息，對中國文化做了系統研究。基歇爾並沒有到過中國，他到過的最東方是馬爾他。他完全採用「文藝復興」的研究方法，通過文字材料來理解一個文明。基歇爾通過利瑪竇、龍華民（Nicolas Longobardi,1559-1654）以及世界各地耶穌會士送回羅馬的資料來研究，寫作《中國圖說》（ChinaIllustrate,1667），得出了很多影響深遠的結論。

基歇爾知識廣泛，被稱為「最後的文藝復興人 （Thelast man who knows everything）」，基歇爾不但奠基了漢學，此前他還奠基了埃及學和波斯學，並研究了很多其他學說。利瑪竇的知識面不如基歇爾。羅馬需要一位更加淵博的學者，這就是德意志人基歇爾。基歇爾研究後提出，中國的人種是從近東到中東，又從中東到印度、中國，當時，人類最文明的一族往東遷徙，到了中國。中國妥善保存了人類的遠古文明，雖然他們有點忘記了自己的宗教。他猜測：伏羲就是猶太人經典中的雅弗的後代，中國人和猶太人同宗。顯然，後來流行的埃及、伊拉克、印度、中國「四大文明」說法，是從基歇爾開始的。萊布尼茨受這一結論的影響，提出了優秀的文明只是在歐亞大陸的兩端發展這一觀點。基歇爾把中國人和《聖經》民族掛鉤，把實證知識和神學知識匯通，尋找中國文化的起源，這一學說在16-18世紀時期變成了一門很重要的學問，叫「索隱法（Figurism）」。

此外，還有一種「年代學（Chronology）」，也是基歇爾研究中國後推動的。維柯（GiambattistaVico,1668-1744）的《新科學》之前，歐洲人相信的年代歷史是《舊約·創世紀》中，從亞當、夏娃開始計算，經諾亞、閃、含、雅弗，到猶太國王大衛，只有5500多年的人類歷史。而利瑪竇的發現、基歇爾的研究，加上在華耶穌會士的不斷報告，確認了中國人的紀年是從4000年前開始的。因此，後來的耶穌會士認為：中國人既然有4000年明文記載的文明史，那在虞、夏、商、周以前的歷史，從軒轅、伏羲開始，就更長了，肯定突破猶太人的「聖經年代學」，加上在埃及、地中海、墨西哥、印度等文明古國，都發現和《聖經》記載不同、具有更悠久的歷史，因此，到18世紀，「聖經年代學」就崩潰了，歐洲人意識到必須放棄原來從字面意義來理解《創世紀》的做法。維柯的《新科學》，就開始採用新的年代學知識，建立了「世界歷史」。

基歇爾認為中華文明和埃及有關係，他從中國和埃及的象形文字體系來論證。他認為中華文明燦爛、歷史悠久、地大物博、禮儀之邦、儒家治國、理性主義……，今天中國人用來讚美自己的這些話，當初是利瑪竇、基歇爾提出來的。這些「中華文明」的定性判斷，先不論對與錯，反正至今還在流行。基歇爾的「中國文化西來說」，「中國人種西來說」，在19、20世紀的中國非常流行。研究國學、經學和漢學的學者，都重視章太炎先生的意見，太炎先生就一度相信「中國文化西來說」，他在《訄書》中甚至認為造字的倉頡，原來就是伊拉克人。安特生、李濟先生開創的中國考古學，一度也持「西來說」。他們探尋仰韶文化的來源，一直往西行走。偏偏20世紀的中國考古學，把東南地區文明越考越早，幾乎要否定「西來說」。然而，最近四川三星堆考古發現後，學者又在猜測：中華文明是不是從西方過來的。中華文化究竟是否西來，這是仍然需要思考的問題，而問題的源頭，就在德意志學者基歇爾那裡。

萊布尼茨也對中國文化作了重要的解釋。德國漢諾威大學萊布尼茨研究所所長李文潮教授所作的報告說明，萊布尼茨和中國的相遇，是歐洲和中國之間的積極溝通和相互學習。1708年，法國人為「中國禮儀」爭論得不可開交，為理論問題來德國求教萊布尼茨，把利瑪竇、龍華民的著作，一股腦兒送來給他研究。博雅驕傲的法國人，遇到哲學和神學問題，還是要請教認真嚴謹的德國人。萊布尼茨根據龍華民、利瑪竇的資料，他自己又找了從中國回到歐洲的閔明我，還與在北京的白晉通訊。研究之後，萊布尼茨認為中西方文明是歐亞大陸兩端的人類精華，應該相互學習。不但歐洲要派天主教傳教士去中國，中國也應該派儒教的傳教士來歐洲。某種意義上來講，今天中國的孔子學院，就是這種理論框架下的實踐。

萊布尼茨還提出了另一個重要的結論，認為中國的儒家不是一般的宗教，而是一種「自然神學」。萊布尼茨不是無神論者，他相信自然神學，且認為對自然神描述得最好的，就是宋明理學。萊布尼茨認為世界上只有儒教才是理性信仰，他們在4000年前已經在崇拜一個純潔的上帝。萊布尼茨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的一個典範，他的動因包涵善意，他的結論在當時環境下有其道理。而薩義德的「東方學」認為，東方和西方相互之間的解釋是不可能的，因為東西方文化的相遇，本質上只能是一次對視、一種捏造、一場想像，是把對方妖魔化。薩義德以後的「後殖民」理論很片面，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則把問題推到了另一個極端，兩者都不是事實。事實上，德意志人基歇爾、萊布尼茨與中國相遇的例子正好說明：不同文明之間的相互了解、學習和融通，都是可能的。並且，17、18世紀的德國學者是在認認真真地研究中國，並不是在「捏造」中國，他們的研究固然有局限，但不能說態度有問題。

鄧玉函和湯若望

還有一個耶穌會士——鄧玉函（JeanTerrenz,1576-1630）在早期中德交流中值得一提。鄧玉函是現代德國的康斯坦茨人，當時屬於後來的瑞士。此人今天已經很少被提及，但當時他和基歇爾一樣，是一個大學者。鄧玉函是羅馬靈采學院的院士，排名第六，在伽利略之後。鄧玉函和伽利略是好朋友，伽利略因為要用望遠鏡找上帝，和羅馬天主教會產生分歧。中間缺乏調解人，無法溝通，梵蒂岡宗教裁判所就定伽利略有罪。研究科學史的學者相信，如果鄧玉函不到中國來，還留在羅馬，伽利略可能就不會被定罪，歐洲的科學史可能就不是後來的樣子。1618年，45歲的鄧玉函啟程來華。歐洲把當時最好的學者派到中國，帶著最先進的科學成果，包括伽利略的望遠鏡和格里高利的曆法體系，要與中華文明比試一番。

和鄧玉函一條船出發來到中國的，還有一位比他著名的耶穌會士湯若望（Johann AdamSchall vonBell,1592-1666），湯若望出身於德國科隆的一個貴族家庭。徐光啟把鄧玉函、湯若望從澳門引進來，他們又把望遠鏡、火炮、水利、數學、曆法等先進技術從歐洲引入中國。湯若望躲過了明清之際的戰火，靠著《西洋新曆》重新進入清朝宮廷，被順治小皇帝倚重為「瑪法」（祖父），他的故事中國人耳熟能詳。湯若望在中西文化交流中的功績在於，甚至在歐洲尚未普及哥白尼學說的時候，他已經把「日心說」理論引入中國。過去說耶穌會士的天文學介紹的是落後的托勒密體系，而不是革命的哥白尼體系。事實上，湯若望早已經把「日心說」介紹進來了，只不過編訂曆法的時候，「日心說」沒有作用，只能用傳統的第谷體系。乾嘉學派的大學者錢大昕、阮元，都讀到過哥白尼的理論。錢大昕修訂《地球圖說》，阮元編纂《疇人傳》，都已經知道「日心說」，理解程度怎樣，是另一回事情。總之，德國學者與中國文化的早期相遇，對歐洲和中國的思想發展起了重大作用。當然，在今天看來這些思想結論有不少需要修正的地方，但中德早期交往中的文化接觸意義重大。

作為強權國家的德國

中德之間早期的「文化相遇」（Encounter ofCultures），在19世紀以後轉折為「權力相遇」（EncounterofPowers），轉折點可以定在1871年。中國變法思想家王韜（1828-1897）遊歷歐洲後，於1871年出版了《普法戰紀》，他發現了一個重要的強權國家——德國。德國在普法戰爭以後迅速崛起為一個民族國家，趕英掠俄超美，震驚了東亞各民族。《普法戰紀》出版後，日本人的反應比中國人更強烈，它在日本的印數遠遠大於在中國。日本師法德國的成功，影響了我們中國人對德國的認識。於是，德國在中國人心目中建立起一個民族國家的強權形象。

近代中國人有太強的功利主義，哪一國家能夠搞大搞強，就學習誰，而不論錯和對。我們從「師英」、「師法」，轉為「師美」、「師德」，最後去「師日」、「師俄」。於是，早期德國傳教士、哲學家與中國的文化交往經驗逐漸被擱置，那種溫文爾雅、切磋學問的局面就沒有了。20世紀中，我們熱衷於學習德國的操練法、克虜伯大炮、坦克戰術等等，國共內戰時，雙方都聘請德國軍事顧問。我們忘記了，對德國文化的學習可能更重要。中國曾專註於向德國學習軍事、政治，今天需要回過頭來想一想，德國和中國早期的文化接觸留下的思想和文化遺產，可能更精彩。德國作為民族國家，曾經追求強權，已經給人類留下了慘痛的教訓。中國對德國的關注，不能囿於民族國家的框架，也去追逐強權，而應該回到早期文化交往的時代，專註於文明對話、思想交流，這樣，中德雙方以及世界各地的民眾才可能得到更有價值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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