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種字是皇帝專用，寫作之時若是這類字沒寫好，就可能人頭落地

「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這是大家熟悉的成語典故。它比喻有權有勢者自己可以胡作非為，對平民百姓的正當行為卻嚴加限制。

古代禮法繁縟，素有避諱的習俗。何為避諱？就是不能直呼天子、長輩、聖人的名諱。在當時直呼聖人的大名是不敬之舉，直呼皇帝的大名更是掉腦袋的大罪。在寫文章或著書時，遇到需要避諱的人名時，一定要選擇同音字或同形字代替。

避諱的起源非常早，錢希言在《戲瑕》中提出，避諱之俗夏商時已有之，《山海經》中往往把「夏後啟」寫作「夏後開」，這就是夏人避諱的實例。但《諱源略說》一文以為：避諱起自夏商的證據不足，《尚書》中對夏商國君的名字，都直書不諱，帝王太康臣下並不避諱。

根據《公羊傳》的記載，孔子就曾提出過「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理論。東周之後，這種習俗被傳承下去，被統治者收錄進律法中，成為一套必須遵守的規則。在有些朝代，避諱的範圍非常寬泛，統治者會規定避諱的範圍和具體方法，強行要求百姓遵守。

在古文中，避諱的現象不勝枚舉，且看筆者羅列幾種典型的避諱形式：

第一，缺筆避諱。什麼是缺筆避諱呢？顧名思義，就是在書寫要避諱的字時，省略筆畫。這種形式最早可追溯到唐朝，我們無法在史料中找出唐代以前有缺筆避諱的記載。舉例來說，倘若我們生在貞觀年間，就要考慮到避太宗諱，在書寫「民」這個字時，省略最後的彎鉤。以此類推，避宋太祖趙匡胤諱，在書寫「匡」這個字時，省略最後的橫。

第二，空字避諱。空字避諱比較簡單，在遇到需要避諱的情況時，用一些專有名詞替換。拿東漢光武帝劉秀、明帝劉庄、章帝劉炟來舉例，在《說文解字》這本書中，就記載了該如何避這三位皇帝的名諱。在遇到秀、庄、炟這三個字的時候，將其替換為「上諱」二字。在一些不是正規的文書中，亦可以用「某」這個字來代替，或是乾脆畫個方框。

第三，改字避諱。這種情況比較複雜，書寫者需要有一定文學功底，挑選意義類似或相近的字來取代要避諱的字。當然，中華文字博大精深，在挑選替代避諱的字時，一定要考慮到這個字是否存在歧義。因為改字避諱而被送進文字獄的文人不勝枚舉，他們或是沒有考慮到這些細節，或是上位者小肚雞腸，總之，因為改字避諱惹出的麻煩事極多。

在西漢時期，為了避高祖劉邦諱，當時許多著作中的「邦」字都被修改為「國」字，例如：《論語》中「何必去父母之邦」這句話被改成了「何必去父母之國」，這個改動比較簡單，沒有什麼值得注意的。晉朝人為了避司馬昭諱，當時所有著作中的「昭」都會被改成「明」，連王昭君這種名字裡帶「昭」字的古人，在晉朝一律被強制改名。

有時，因為這種避諱影響太大，連後世文人都會沿用避諱後的說法，在杜甫的《詠懷古迹》中，「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其中，的「明妃」說的就是昭君。但是，古代有不少因為避諱惹出的笑話，對於不清楚前朝避諱的文人來說，閱讀前朝著作時往往會遇到許多令人費解的文字。

在繁縟的避諱規則中，每個朝代都會出現不少需要避諱的字，這些文字亦會將某些人名、地名改得面目全非。貞觀年間，史官們在修撰《通典》時為了避李世民諱，竟隱去了割據軍閥王世充的「世」字，使他變成了「王充」。很多年後有個製版的刻書匠不知王世充是何許人也，依照《通典》將王世充寫成了王充。

結果，時人竟一度混淆了奸佞小人王世充和漢代大文豪王充，鬧出天大的笑話。

宋朝時期，有個書生在閱讀《後漢書》時，對其中一句「畫龍不成反為狗者」百思不得其解。龍與狗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生物，多糟糕的畫技才能將爬行動物畫成哺乳動物？實際上，《後漢書》中的這一部分是唐朝章懷太子李賢註解的，為了避老祖宗李虎的諱，所以，才將「虎」改成「龍」。那句話的原意為「畫虎不成反為狗者」，如此讀來果然合理多了。

那麼，為何要將「虎」改成「龍」呢？畢竟當時是李家天下，李虎又是開國皇帝李淵的爺爺，自然是一條「祖龍」。

劉子玄是唐朝時期著名的史學家，可是，很少有人知道子玄只是他的字。何故如此呢？原來，劉子玄的本名為劉知幾，因為「幾」與「基」的讀音差不多，時人不敢冒犯玄宗李隆基，所以乾脆不叫劉知幾的大名。不過，到了清朝康熙年間，倒霉的劉子玄連死後都不得安生，時人為了避玄燁諱，將他的字改成了劉子元。

難怪古代的繁文縟節遭人詬病，像這樣為了毫無意義的避諱修改文字，著實給人增加了不少閱讀難度。

總的來說，中國的避諱源於古老的語言禁忌，最終卻演化為了維護封建政治架構的工具。它不僅體現了封建社會等級制度的性質，且給人的思想造成了極大的戕害。隨著封建社會的滅亡，避諱制度也理所當然地成了歷史的陳跡，但是，它所體現的封建等級觀念至今仍有一定的影響，它所代表的「人、名合一」的迷信思想也仍有一定的市場，這與現代文明是格格不入的。

參考資料：

【《公羊傳》、《說文解字》、《論語》、《詠懷古迹》、《通典》、《後漢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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