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吏私刻假印冒領國庫銀兩，如此大案為何在嘉慶朝頻頻發生？

乾隆中期以前，官場雖然也以風氣敗壞著稱，但因歷朝皇帝的嚴厲整飭，官吏畢竟還不敢公然因緣為奸。乾隆後期尤其是和珅專權以後，就真正是「禮崩樂壞」了。嘉慶親政後雖然竭力整頓，無奈積習已成，不可挽救。其私造假印之案，就是吏治敗壞的明證之一。

嘉慶十一年（1806年）八月，直隸布政使慶格奏稱，查出司書（布政司書吏）私刻假印，勾結舞弊一案。據稱：因為該省歷年藩庫中出入的銀數混亂不清，慶格因向司書查詢，而司書狡黠支吾，所以慶格將歷年的糧冊檔案拿來詳加查核，發現歷年徵收的地丁錢糧（雍正以後，把人口稅攤到地畝中徵收，稱地丁銀）、耗羨以及雜稅銀兩，都有虛收的款項。

意思是說，直隸省歷年以來存在著賬目不清，有人從中舞弊營私的現象。經過總督、兩司的嚴厲審訊，共查處定州等十九州縣虛收地糧、耗羨、雜稅銀兩達二十八萬兩之巨，這些錢全都落入了各級官吏之手。

嘉慶接到慶格的奏報後，十分震驚，認為司書敢於私自雕刻布政使和庫官印信，串通舞弊，實在是大清開國以來從未發生過的事情，簡直出乎情理之外。於是他立即派出欽差大臣、協辦大學士費淳等人趕到保定，讓他們嚴查此案。

到了九月，費淳等奏報的審訊結果，比慶格所奏更為嚴重：從嘉慶元年起到十一年為止，計二十四州縣，一共侵盜銀三十一萬餘兩。嘉慶帝氣憤之下，將書吏王麗南、州縣官陳錫鈺等二十多人處死，家產查抄，相關的督、撫、布政使，也都分別治罪。

此事處理後不久，嘉慶十四年，京中又發生了一起私造假印舞弊的案件，這起案件更令人震驚。當時有工部書吏王書常，私刻假印，冒領庫銀。每當朝廷批准歲修工程時，王書常便私蓋堂官印信，重複到戶部和內務府等衙門支領銀兩。當事情敗露之後，王書常已領款十四次之多，數目達白銀四十多萬兩。

這樣的奇事真是夠駭人聽聞的。按照清朝規定，書吏支領銀兩時，必須由工部尚書籤字後，通知戶部，再由堂官予以複核，然後才能發放銀兩，手續不可謂不嚴。可是，部吏們朋比為奸，往往乘尚書、侍郎這些大員談笑飲宴的時候，把請求支銀的文件呈送上去，大員們往往看也不看，隨手就簽了字，甚至還有讓幕僚代簽的。

負責把關的都如此鬆弛，那就更不用說是底下辦事的書吏了。結果這些書吏便有了可乘之機，假公肥私，大撈不義之財。京師各部腐敗到了這個地步，嘉慶帝是怎麼也想不到的。

此案發生後，王書常等人伏法，戶部和工部大員包括頗受嘉慶帝賞識的戴衢亨以及祿康、英和、常福等人，都受到了降職或黜革處分。嘉慶總結此事教訓，說大臣們如此因循怠玩，就是因為自從和珅被處治以後，大臣們唯恐擔上「專擅」的罪名，而紛紛以為人寬厚博大為美德，口中說是辦事，實際上什麼也不管，還美其名曰這是「安靜」。

朝中沒有實心任事的人，便使那些胥吏們有了鑽空子的機會，舞文玩法，無所不為，漸漸就發展為肆無忌憚，朋比為奸了。看來嘉慶帝對造成這些積弊的原因還是十分清楚的，可是，首倡寬仁安靜而嚴懲「專擅」之人的，不正是他自己嗎？這才真是「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

此弊公開，朝野內外議論紛紛，都說，平日應盡的職責，尚且稀鬆如此，誰又能指望這些大臣興利除弊呢？再者，州縣舞弊，多不過幾萬；省習舞弊如上述慶格所奏之案，則達數十萬；到京師各部，竟達千百萬。這還不過是書吏，而堂堂大員，更不知怎樣呢。嘉慶親政後就整飭吏治，整飭了十年，就整出了這個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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