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國平天下的九項大原則

治國平天下的九項大原則

本文摘錄自 《話說中庸》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廩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接著闡述必以智、仁、勇的功德，由個人的修身開始，發展到可以知人而治人，然後擴充到治國平天下之道，特別提出有九項大經大法的大原則。如說：「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這便是九經的總稱。但下文又有原則性地自注自釋說：

第一「修身則道立」。這是指必須先由個人修身學養的完成，明白率性而行道的正確目標和作為，才可以出處為政而擔任治國平天下之功。

第二「尊賢則不惑」。這是指身任治國平天下之責的任務，日久月深，最容易被權位所迷惑，不知不覺而陷溺墮落於「師心自用」，或「剛愎自用」的自大狂弊病之中。所以必須要做到真能尊賢以自輔。例如曾子總結上古歷史上的經驗，所謂：「用師者王，用友者霸，用徒者亡。」如商太甲師事伊尹，殷高宗師事傅說，周文王師事呂望（姜太公），便是用師者王尊賢的榜樣。齊桓公用管仲，秦繆公用百里奚，晉文公用舅犯等，越王勾踐用范蠡，漢高祖劉邦用張良、陳平，劉備用諸葛亮，唐太宗用魏徵、房玄齡、杜如晦等諍臣，便是用友者霸的前例。至於一般後世的人主（老闆們），都是喜歡用乖乖型服從聽話的黨徒們，那都是自取毀滅之道了。有關尊賢的主張，在周、秦之際，各家學說，大致相同。例如墨子（翟）便很強調「尚賢」的重要，儒家在子思以後的孟子，又更加明白提出需要尊德尊士，做到「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才是政治修明的前導。

第三「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這是從古代宗法社會以大家族為主的齊家之道的基礎來說。如果從中國過去歷代帝王政權的家族恩怨，自取敗亡的事例來講解，幾乎是歷代皆有，只要仔細多讀歷史，就會明白，不必細說端詳了。但用之於現代和將來所謂自由民主的政體來講，它的原則原理，還是相同，只不過把所謂的諸父昆弟的內涵，換作社會各階層的民意社團，或者如政黨政治所謂的本黨、友黨、反對黨等等名目而已。明白了這個意義，那麼，所謂親我之所親而推廣及親他的所親，正如《論語》上記載孔子的話「泛愛眾而親仁」的博愛修養一樣，才能盡量減少社會各階層的民怨。

第四「敬大臣則不眩」。這是指身任最高領導者的大原則，重點在於一個「敬」字，敬重上層領導的大臣幹部，猶如敬重自己一樣的謙和而小心，那是非常不容易做到的修養。例如現在許多大公司的老闆，對於高級幹部，內心上始終有我用他，我給他最高的權位，或我付他最高待遇報酬的自負心態，根本就沒有尊敬或敬重大臣的存心了。所以往往弄得主從之間、老闆和同事之間，「凶終隙末」，兩敗俱傷為止。在中國的歷史上，真能做到「敬大臣則不眩」的朝代，比較起來，只有北宋趙家天下的王朝最為像樣，但很可惜趙家皇帝的老闆們都太文弱，不然，北宋王朝應當另有一番面目，並不亞於漢唐。最糟糕的便是明朝朱家的三百年政權，對大臣還不如對家奴的太監，實在卑不足道了。接著是有關「敬大臣」相同的問題，便是下句。

第五「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一則，它和上則「敬大臣」有相同的意義，只是在上古時代，有大臣和士的階級差別而已。換言之，等於現在的中央上層幹部和省市以下中、下級幹部的情形一樣。差別不同的要點，不是個人的人品和學養，只是所擔任事務上職級的不同。所謂多方體諒中、下層士級幹部的艱苦和辛勞，那麼擔任中下層的士級幹部，乃至一般知識分子，自然就會盡心儘力還報以忠義的誠意，這樣上下之情一貫，就不會發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陽奉陰違的矛盾了。

第六「子庶民則百姓勸」。這是說治國平天下的一個基本目標，都是為了人民百姓而服務，也就是孟子所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道理。所謂國家政權的基本成因，便是人民和土地。因此，領導治國者的存心，必須愛一切人民老百姓，如愛自己親生的子女一樣，要有「如保赤子」的仁愛至情，才能使老百姓甘願接受教化而互相規勸，養成良善的民風。

第七「來百工則財用足」。這就是如近代和現代所特別注重發展工商業經濟思想的先聲。同時，也是說明傳統的儒家和孔門之教，並非是輕視工商業，更不是輕商主義。在中國的歷史文化上，形成輕商觀念，是由漢儒開始誤導，致使魏、晉以後，在文化思想和政治措施上，只重農耕而薄視工商，這種觀念，深植人心，始終以耕讀傳家，作為美談。因此，當十五世紀以後，西方文化轉型，由重視工商業的發展，促進實用科學的發達，致使物質文明的建設，成為西方文化的特色。而我們的一般教育，自宋元以後直到清末，依然停留在「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的偏差思想，因此把儒家學說也變成讀死書，死讀書的呆板形態，認為那些西人的洋玩意，不過是「奇技淫巧」，「勞民傷財」的作用，不值重視。卻忘了孔子這個「來百工則財用足」的重點教誨，後來反把家國民族所受外侮奇恥大辱的賬，一概歸到孔家學店的身上去，豈不冤哉枉也。

第八「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我們初讀這一句，也許很容易理解它猶如現代國際間，注重僑民或僑務的作用。事實上，讀經必須讀史，正如古人所謂「六經皆史也」的觀念一樣。我們需要了解在東周末期，所謂春秋的時代，以周朝天子為中心的中央政府所領導諸侯聯邦的封建體制之下，整個中國，還真正處在地大物博，人口還不到幾千萬人的階段。所有各國諸侯邦國之間，要開發擴建土地資源，以及政治勢力的動力，最重要的便是人力和人才。因此，春秋戰國時期，各國諸侯之間，都是以招徠人才和人力為政策上的首務。例如《大學》所說：「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都是說明土地、人民、財富三者的結合，便是一個邦國政權穩固的基礎。所以領導國家者，必須有如慈母一樣懷柔四方來歸的遠人，才能建國富國而治國。

同時，更要了解春秋戰國時代，所謂智識分子的士大夫們，懷才抱負，各自謀求出路，彼此往來於各國諸侯邦國之間，出謀劃策，推銷自己，是很普遍的現象。從春秋時期開始，留傳一句「楚材晉用」的千古名言，便是由於有這種歷史事實所得的結論。例如西秦的崛起，所用的名相，如百里奚、蹇叔、范雎、商鞅、張儀乃至秦始皇時代的李斯，都不是秦國本土出生的人才。但秦國的諸王，都能做到了「柔遠人則四方歸之」的政策，因此而能崛起邊陲，終於統一了中國。其次，如戰國末期的齊國，因為工商業的發達，在諸侯國際間，國富民強，號令東方，所以在齊宣王的時代，各國智識分子的人才，各家各派的學者專家，都紛紛奔走集中在齊國的首都臨淄。大儒如孟子、荀子；陰陽家如鄒衍；乃至道家的方士們，統統都在齊國的臨淄求出路，謀發展。這便是「柔遠人則四方歸之」的作用。例如二十世紀現代的美國，因為他的移民政策，不期而遇地適合了「柔遠人」的原則，所以他能吸取了各國所培養的第一流優秀留學的科技人才，歸於己用，因此節省了本國教育培養人才的大量經費，並促使其在科技文明上的發展，傲視全球。這便是「柔遠人則四方歸之」的成果。實在值得我們深思反省，對於未來，將何以自處，怎樣才能不使人才外流，或進一步而懷柔寬容遠方來歸的人才。至於保護本國僑民以及關懷外僑的政策，當然也是這一句的內涵，自然不必細說。

第九「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這是上古王道政治和後世霸道政治共通的大道理。它的重心，是在一個「懷」字的作用上，並非是以「畏之」為重點。「懷」字有懷服、懷思、懷念，胸懷博大，足以包容各國諸侯的內涵，它是統領天下的形容詞，當然不是向別人投懷送抱的意義。有關這一句「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在歷史經驗的反思，唯一值得研究的，的確便是周朝建國初期一兩百年間的事實，值得參考。但舊史所稱周初封建諸侯而建國的，竟有一千八百之多，但事實資料，已經很難稽考。可是經過西周到東周的幾百年來，周室王權衰落，諸侯互相吞併，到春秋初期，仍然還存在有大小几十個諸侯邦國，而且有些國家，根本不是姬周宗室的血緣關係。雖然周朝並未能完全做到天下為公的大同之治，但他至少並不是如秦漢以後異姓不封王的封建統治。這種周朝王道政治的精神，本節在後文自有注釋，我們不能把它作為專題來發揮，那便變成是講一部中國上古的王道政治思想史的專論了，所以只能以點到為止了事。至於從春秋時代開始的霸道政治的研究來講，所謂春秋五霸之中，唯一值得研究參考的，便是以齊桓公做代表的最為像樣。其次晉文公也有一點依樣畫葫蘆的味道。其餘，如宋襄公，以及後起的吳、越霸業就不足論了。總之，真能做到「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從中國周秦以後的歷史來講，除了漢唐兩代開國初期的氣象以外，實在很少有合格的榜樣。或者，往者已矣，來者可追，只有寄望於後之來者的作為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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