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得知對你犯下重罪的那個傢伙死了時，你會有什麼感覺？

1986年，在喬治亞州的麥肯鎮（Macon, Georgia），作為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當地下屬機構的一名新聞主播，時年22歲的毛琳·奧博伊爾（Maureen O "Boyle）平靜地過著她的日子。但那年的4月3日，一名男子徑直破門闖入她家，強姦並恐嚇了她好幾個小時。襲擊者名叫詹姆斯·斯塔林（James Starling），是一名汽車機械師，幾個月來一直在跟蹤她。

現年55歲的奧博伊爾回憶說：「當時我頭上蒙著一個枕套。他把那些對我根本不合身的衣服一件件地套在我身上 —— 胸衣、內褲、還有泳衣，然後給我拍照。」

後來，奧博伊爾從警察那裡得知，斯塔林還恐嚇、侵犯過其他女性。在那個四月的夜晚，他強迫她穿的衣服是從別人家裡偷來的。她說，在搜查斯塔林的物品時，警方發現了大量裝有未沖洗的35毫米膠片的垃圾袋，這些膠片是無數女孩和成年女性不同程度的裸照。斯塔林最終被捕，被判強姦（奧博伊爾及另一名女性）罪名成立，處以刑期50年的監禁。

奧博伊爾現在定居在北卡羅來納州的夏洛特（Charlotte, North Carolina），她花了好幾年的時間來克服這種痛苦的經歷，包括積極地尋求治療。1992年，在接受《人物》雜誌（PEOPLE magazine）專訪時，奧博伊爾公開了自己的故事。「恐懼和偏執不應該成為我日常生活的組成部分，」 她當時對《人物》雜誌表示，「這個人渣和他的罪行並沒有奪走我的生命、毀滅我的信念和事業。被強姦並不是毛琳·奧博伊爾犯下的罪行。」

這也許可以解釋，在今年3月，當奧博伊爾得知斯塔林已然去世的消息時，她緣何會有那種令自己猝不及防的第一反應 —— 她哭了。

「其實，我一直都在自己逞能，」 奧博伊爾說，「我想，『哦，我已經痊癒了。我很好。我是一個不幸事件中的倖存者。』 我花了很多時間去活在我自以為的真實中。」

發現斯塔林已經不在人世，讓奧博伊爾意識到，要想真正撫平自己的創痛，她還需要做更多。

在那個恐怖的夜晚之後，奧博伊爾開啟了她成功的職業生涯。她曾是王牌電視欄目《時事》（A Current Affair）和《額外》（Extra）的主持人，現在則是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WBTV 的晚間新聞主播。她甚至在一部名叫《蜜月危險期》（So I Married An Axe Murderer and Undisputed）的電影中客串，飾演熒幕上的自己。

不過，作為一名單身母親，奧博伊爾發現，從幾年前開始，她晚上會因為一種 「恐懼感」 難以入眠。她也開始更多地將自己與朋友們孤立隔絕起來。

今年早些時候，她開始看心理醫生。奧博伊爾說，她意識到，自己花費了太多時間去擔心在任何情況下都可能發生的最糟糕的事情，以至於沒有精力去做其他事。通過治療，她逐漸明白，這種糟糕的念頭和焦慮是她那次創傷的後遺症。

當傳來斯塔林去世的消息時，奧博伊爾發現自己陷入了更為複雜的情緒之中。斯塔林於2018年3月自然死亡，但奧博伊爾直到一年後才得到消息 —— 當時喬治亞州假釋委員會（Georgia Bureau of pardon and Paroles）的一名假釋官打來電話，向她通報了情況。

奧博伊爾承認，她覺得自己 「被司法系統拋棄了」，因為他們等了很久才通知她斯塔林的死訊。她說，監獄方面應該早點通知她這個消息，但整個司法系統 「都是混亂崩潰的」。

起初奧博伊爾還擔心斯塔林死於自殺。2016年，因為得知斯塔林有可能提前獲釋，奧博伊爾在 Change.org 網站上發起了一項請願投票，呼籲假釋官將斯塔林留在監獄。最終，斯塔林的假釋申請被駁回。她當時還曾這樣想過：「我是不是應該要為這個人渣再也見不到他的姐妹或者母親負責呢？」

「我確實很生氣。這傢伙從來沒有向我表達過歉意。他家族裡也沒有人 —— 他們知道怎麼聯繫到我 —— 就他的所作所為向我表示過絲毫的歉意。」

奧博伊爾也一直在與同情心和同理心作鬥爭。她說：「人們也許很難理解，在我的內心深處，儘管我認為斯塔林很可怕，但從探員們告訴我的他童年的樣子來看，我內心深處仍對他有一股憐憫之情。」 她解釋道，「我有一種感覺，他在生活中從未受到過公平的對待。」

好在，奧博伊爾最後終於鬆了一口氣。她說：「真的得感謝那個很棒的心理治療師，他一句話點醒了我 —— 這一切並不是我造成的。」

毛琳·奧博伊爾在講台上演講 圖片來自她本人

加州註冊心理治療師克里斯汀·斯科特-哈德遜（Christine Scott-Hudson）說，當性侵案件的倖存者得知攻擊者已經死亡的消息時，她們會有一系列的情緒反應，這很正常。她解釋說：「性創傷的影響在生命受到的威脅結束後，依然會持續很長時間，它潛伏在受害者的潛意識裡。即使僅僅只是聽到攻擊者的名字，依然會重新喚起受害者曾經的羞恥、自責和憤怒。這只是我們的大腦和身體在面對危險信號時保持高度警惕的一種機能。」

對那些曾經被自己認識的人（如父母或戀人）性虐待的受害者來說，發現虐待者已經死亡的經歷會讓他們感覺到更加混亂。斯科特-哈德遜說：「對於有依戀問題的受害者而言，這可能非常令人困惑，尤其是如果對他們實施性虐待的人是應該照顧他們的人。」

斯科特-哈德遜進一步指出，一些受害者可能會有種失落感，這本身也是一種創傷。「尤其是絕大多數人並不能用簡單的好或者壞來進行區分，」 她強調，在受害者的意識里，對其進行侵犯的施暴者，代表的可能不僅僅是性侵犯這種行為，甚至會是受害者的整個童年。

「受害者可能會有一種無意識或者有意識的願望，想和施暴者和解，和對方交談，想讓對方負起責任。所以當受害者聽說施暴者死了，她已經再沒有機會告訴對方自己的想法，也再沒有任何可能給這件事做一個真正的了結，這是另一層面的無力感，令人相當失落、沮喪。」

受害者一聽到施暴者的名字就會感到憤怒，這樣的情形很常見，更不用說受害者聽到施暴者的死訊時的情緒會有多激動了。科羅拉多州註冊的專業諮詢師，專門從事創傷治療的佩戈·希珀特（Peg Shippert）將之歸結於我們人類的大腦處理創傷方式的不同：「當我們處於創傷狀態時，我們的大腦的工作方式與在正常情況下，甚至在正常的壓力環境下都非常不一樣。」

最顯著的差異發生在前額葉皮層，這部分大腦是負責推理和決策的。

「所有這些都是相當高水平的大腦功能，反應的速度比較慢，」 希珀特表示，「但當你處於生死攸關的境地時，這些功能都 『離線』 了（指大腦功能失控）。你的大腦會在一個非常原始的部位受到刺激並發出指令，這個部位會非常迅速地釋放信號，因為這是大腦中用來讓你在那些危及生命的情形下存活下去的關鍵部分。」

因此，人們受到創傷的經歷會被編碼在感官記憶中，比如看到特定的顏色、聲音和氣味。「它們與我們的神經系統連接在一起，所以，當我們（之後）的經歷讓我們聯想起創傷性的經歷時，我們的神經系統就會被激活。」 希珀特解釋說。

這也是在最近幾個月，奧博伊爾致力於重新學習如何生活的部分原因。她說：「我在重塑我的大腦，以及我對一切事物的情緒反應。當我開始解決由創傷引發的精神焦慮問題，我的生活就開始發生了變化。」

除了儘可能多地接受治療，每當感到恐懼，或者焦慮感再次上升時，奧博伊爾還會利用冥想和呼吸法來讓自己平靜下來。她說，僅僅在33年前的那個夜晚活下來是不夠的。「我還得活過那次地獄般的經歷留給我的所有創痛。」

對奧博伊爾來說，斯塔林的死消除了她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恐懼 —— 她不必再擔心斯塔林有一天會出獄。但這也使奧博伊爾不得不承認，治癒創傷的努力還必須持續下去。

她補充說道：「我的計劃正在按部就班地進行。可以說，在人生的這個階段，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感到幸福。」

// 作者：金伯利·羅森（Kimberly Lawson）

// Translated by：番茄可樂

// 編輯：胡琛浩（Arvin 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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