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霖：明代「四大奇書」的當代價值

從明末清初起，人們就稱《三國志演義》、《水滸傳》、《西遊記》、《金瓶梅》為「四大奇書」。這四部小說不但在明代文學史上地位重要，而且在整個中國傳統文化史上也不可小覷。近來有人說，「影響中國世道人心的書，不是政治、哲學、歷史經典，也不是從西方翻譯過來的各種經典，而是《水滸傳》和《三國演義》這兩部文學經典。」遺憾的是，他將小說的作用吹得如此之大的同時，卻說這兩部小說一是「暴力崇拜」，另一是「權術崇拜」，「都是造成心靈災難的書」，「是中國人的地獄之門」。有人乾脆說，改編《水滸》之類的影視劇「應該禁播」。而《西遊記》，一些人將它看成是「遊戲之作」，或許也不認為它能對社會與人生有多大的積極意義。至於《金瓶梅》，在一些人眼裡就是一部「淫書」，恐怕更當焚毀了。「四大奇書」果真對當今社會只能產生一些負能量嗎？我想，假如能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對待傳統文化，全面地把握這「四大奇書」的精神、特別是主要精神的話，就不會一葉障目，不見泰山，而會看到這些傳統的文學經典都充盈著我們中華民族賴以「生生不息」的一些人生智慧與優秀精神，值得珍視，值得弘揚。

《三國》：「以人為本」的立國理念

現在能見到的最早的《三國》全名叫《三國志通俗演義》（下簡稱為《三國志演義》），意思是將《三國志》這部歷史書，用「通俗」的語言來重新編寫，並根據編者自己的價值判斷來「演」繹其「義」，表達自己認為符合當時社會規範的政治觀、歷史觀、道德觀等。這正如最早刊印的《三國志演義》的序言所說的：「夫史，非獨紀曆代之事，蓋欲昭往昔之盛衰，鑒君臣之善惡，載正事之得失，觀人才之吉凶，知邦家之休戚，……有義存焉。」作為這樣一部大書，要表達的「義」是十分豐富的，但其主要的精神不是講「權謀」，而是要以儒家的政治道德觀念為核心，同時也糅合著千百年來廣大民眾的心理，表現其對於導致天下大亂的昏君賊臣的痛恨，對於創造清平世界的明君良臣的渴慕。作為明君良臣的主要標誌，除了品行端良，有智有勇之外，就是在政治上行「仁政」。

余象斗本三國演義

孟子等儒家提出「仁政」的思想基礎就是「以人為本」，「民為邦本」。這不但得到中國古代知識分子的頌揚，也為廣大百姓所嚮往。《三國》就把劉備塑造成一個仁君的典範。他抱著「上報國家，下安黎庶」的理想投身於錯綜複雜的政治、軍事鬥爭之中。一生「仁德及人」，所到之處，「與民秋毫無犯」，百姓「豐足」，所以「遠得人心，近得民望」受到人們的普遍愛戴。當他被呂布打敗，匹馬逃難時，「但到處，（村民）聞劉豫州，皆跪進粗食」。後曹操大舉南下，竟有十數萬百姓隨同劉備赴難，雖然情勢萬分危急，他亦不肯暫棄百姓。他愛民，也愛才。待士以誠信寬厚，肝膽相照，故如諸葛亮與五虎將等一代英豪，都能終生相隨，君臣間的關係「猶魚之有水也」。劉備就是作者理想中的「仁德」明君。他手下的大臣也都有「救國救民之心」，如趙雲就明確表示過：「方今天下滔滔，民有倒懸之危。雲願從仁義之主，以安天下。」諸葛亮在臨終前，還手書遺表，教後主「清心寡欲，薄己愛民；遵孝道於先君，布仁義於寰海」。這都寄託著作者仁政愛民的理想。

與劉備相對應的是殘暴的曹操。曹操也是一個「人傑」，但他所信奉的人生哲學是「寧使我負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負我」，心中根本沒有百姓。熱情款待他的呂伯奢一家，竟被他心狠手辣地殺得一個不留。他為報父仇，進攻徐州，所到之處，「盡殺百姓」，「雞犬不留」。對部下更是陰險、殘酷，如在與袁紹相持時，日久缺糧，就「借」倉官王垕的頭來穩定軍心。其他如割發代首、夢中殺人等等，都表現了他工於權謀，奸詐、殘忍，毫無惜民愛民之心。與此相類的，如董卓、袁紹、袁術、曹睿、孫皓、劉禪之輩，既無曹操的雄才大略，卻似曹操那樣輕民、殘民，因此必然走向滅亡。如董卓就將「民為邦本」之說視為「亂道」，說：「吾為天下計，豈惜小民哉！」他專肆不仁，殺人如麻，鬧得「罪惡貫盈，人神共憤」。最後暴屍之時，「百姓過者，手擲董卓之頭，至於碎爛」，「城內城外，若老若幼，踴躍歡忻，歌舞於道」。這樣，小說自始至終鮮明地表明了對於劉備與曹操等兩類人的不同態度，充分反映了編者對於「仁政」的渴望。這是小說的主色調，我們怎能視而不見呢？當然，我們今天不能對敵人講「仁政」，可是對於百姓，還是應該講仁愛。假如一個社會的政治、經濟等不是真正地建築在「以人為本」、「民為邦本」的思想基礎上，那還能長治久安嗎？《三國》所演的「義」，難道不值得今天的「觀演義之君子」去「致思」嗎？

當然，在那樣一個時代，蜀國又是一個第三等的國家，要走出亂世，要維持國運，僅有施仁政的政治理想也不行，還要有有用的人才。作者心目中的人才，就是既要有「義不負心，忠不顧死」的品質，同時有勇有謀，能勝任尖銳的軍事鬥爭與複雜的外交鬥爭。諸葛亮與關羽就是「忠」與「義」的典範，又是「智」與「勇」的代表。作者宣揚以「忠義」為核心的道德品質顯然是屬於封建性質的。但同時也應該看到，小說通過趙雲投劉備、徐晃歸曹操、田豐為袁紹所忌等故事的描寫，反覆強調了「良禽相木而棲，賢臣擇主而事」的思想，說明這種「忠」並不完全是忠於一姓之天下，還是具有一定的開放性、靈活性。他們的「義」，如劉關張「桃園結義」等，又包含著「同心協力，救困扶危，上報國家，下安黎民」的精神，有對於理想政治與道德原則的追求，是與社會的大義緊密相連的，不是像有人硬說他們完全是從個人私利出發而死結「團伙」。至於被作者稱之為「義重如山」的關羽在華容道上放走了曹操，其本意主要也是為了強調人與人之間的相互幫助、回報與溫情。這種忠與義，假如不只是為封建皇帝與等級制度服務，那在本質上也是人類的一種美德，任何社會都期待著人們對事業能忠，對朋友有義，所以不難理解諸葛亮、關羽等能得到廣大民眾的崇敬，長期在民間被神化。至於《三國志演義》寫智謀，的確寫得很精彩，可以說是描寫中國古代人民智慧的結晶，是留給後人的一份寶貴的財富。這種智謀好不好，主要要看它是否用於正義的事業。後人學習了它，用於非正義的事業，產生「嚴重的負面影響」，這是接受者的問題，難道要由《三國志演義》來承擔責任嗎？難道我們在為正義的事業而鬥爭過程中放棄智謀，任人宰割嗎？

《水滸》：「亂自上作」的歷史教訓

《水滸》是目前受非議最多的一部明代小說。原因很簡單，因為在《水滸傳》中能看到一些血腥的暴力，甚至是濫殺無辜，如武松血濺鴛鴦樓時為了不打草驚蛇而順手殺了後槽與丫環，李逵劫法場時板斧亂砍平民，張青、孫二娘賣人肉饅頭，乃至將潘金蓮等「淫婦」及陷害林沖的陸謙等挖心剖腹等等。這從現代人看來是不能接受的。於是罵《水滸》好漢是「強盜」，是「流氓」，是「黑幫組織」，是「暴力團伙」的聲浪四起，認為「與我們時代不適應」的。一些媒體還為此叫好，說「這類觀點為大眾閱讀理解經典提供了一個全新的視角」。

金聖嘆水滸傳

其實，以上這些情節故事在一部《水滸》中所佔的比重是很小很小的。正如在論《三國》時一樣，抓住一些個別的、非主要的情節加以無限放大一樣，用一片樹葉，去遮蔽與替代一片森林，巧妙地用這些過分血腥的暴力行為去替代與遮蔽了《水滸》好漢們的絕大多數出於捍衛正義的「暴力」反抗行動，從而踏著明清兩代正統文人到現代周作人之流的老路，給《水滸》定性為「強盜文學」。實際上，《水滸》作者本身並不認同李逵他們胡來，晁蓋就阻止李逵亂砍亂殺百姓、宋江一再告誡部下「不掠良民」、「休得傷害百姓」等，都說明了小說並沒有「崇拜」濫殺無辜一類的「暴力」。除了看問題的方法有攻其一點不及其餘之嫌外，更重要的是看問題的立足點要考慮。站在貪官惡霸、作威作福的群體的立場上與站在下層百姓、被欺壓的弱勢群體的立場上看問題就會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社會的「平和」是由誰破壞？誰先感到生活的不「平和」？誰先使用了「暴力」？沒有賣炊餅的武大郎被毒死，哪會有武松去血拚西門慶、手刃潘金蓮？沒有弱小的歌女金翠蓮被強佔，受欺侮，哪會有魯智深三拳打死鎮關西？從史進、林沖、魯智深、武松等一個個走上做強盜的道路，無非是為了求生存，求平等，求自由而被「官逼民反」。沒有貪官惡霸的殘酷的「暴力」，就不可能有出於「尊重人性和人的慾望的權利」的「反暴力」的英雄。這一點連400年以前的金聖嘆都明白，他早就揭示了《水滸》主要表現的是這樣一條歷史教訓，即「亂自上作」。這卻被一些現代的評論家們置若罔聞。假如一面口口聲聲地要百姓平和，一面又讓貪官惡霸們橫行霸道，社會能太平嗎？「官逼民反」、「亂自上作」的歷史教訓不可遺忘。

至於說《水滸》渲染了「慾望有罪」，那些好漢都沒有「人性」，主要是這些論者本身把「人性」看得太窄了。「人性」的內涵本是十分豐富的。可是現在有些論者卻只盯著「飲食男女」，乃至僅指男歡女愛，更等而下之者，將一些普世社會都認為非法、畸形的「情愛」視之為「人性」。於是看《水滸》時，只將潘金蓮殺夫偷情、宋徽宗私會妓女等視之為「富有人性」，而對於小說中大量描寫的對於人性的堂堂正正的各種渴求與讚美都一筆抹殺。其實，《水滸》這部小說在歌頌正義，歌頌美德的同時正是歌頌了人性。《水滸》中的不少英雄的「暴力」都是為百姓伸張正義，為弱者包打不平，所謂「禪杖打開危險路，戒刀殺盡不平人」（魯智深語），「從來只要打天下硬漢不明道德的人」（武松語），都是出於「愛人」，基於尊重普通百姓、弱勢群體的做人的慾望與權利。小說中的李逵、阮小七、魯智深等一些人物，不做作，不掩飾，不拘禮法，不甘束縛，不計名利，不怕欺壓，「任天而行，率性而動」，維護了自我的尊嚴。小說大力渲染的朋友間的「交情渾似股肱，義氣真同骨肉」，以及如魯智深救護被人欺壓的金翠蓮父女、李逵背著瞎眼的老娘上山過「快樂幾時」的生活等，都是刻畫了人間的大愛，突現了人性的至美。這就難怪當時李卓吾、葉晝、金聖嘆等一些批評家盛讚《水滸》英雄是「活佛」、「上上人物」、「一片天真爛漫」、「使人對之，齷齪銷盡」，《水滸》一書是真正出於「童心」也即用人性寫成的「天下之至文」。《水滸》好漢們之所以被現在有些人視之為沒有「人性」，恐怕要檢查的是，這些先生們的屁股究竟坐在什麼地方，他們心目中的「人性」究竟是什麼樣的「人性」？

《西遊記》：立身行世的一根標杆

西遊記》這部小說現在不大用社會政治觀點去解讀，不再用諸如「反抗」啊、「人民鬥爭」啊去看孫悟空大鬧天宮與他們去西天取經，而是回到「五四」前後，接受胡適等人的觀點，認為「至多不過是一部很有趣的滑稽小說、神話小說」，「實出於遊戲」。這樣，這部小說除了可供人們怡性悅情、消遣娛樂之外，似乎沒有多大的社會意義了。其實，這部小說真如明代人說的，「雖極幻妄無當，然亦有至理存焉」。這個「至理」就是被明代個性思潮衝擊、改造過了的心學。因而作家主觀上想通過塑造孫悟空的藝術形象來宣揚「求其放心」的「修心」之道，以維護封建社會的正常秩序，但客觀上倒是張揚了人的自我價值和對於人性美的追求。

最早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序》

《西遊記》中的大量筆墨清楚地表明了作者是想通過孫悟空的形象來宣揚「三教合一」化了的心學。心學的基本思想是「求放心」、「致良知」，即是使受外物迷惑而放縱不羈的心，回歸到良知的自覺境界。這與道家的「修心煉性」、佛家的「明心見性」都有相通之處，實際上都可歸結為個人的身心修養。小說特別選用了「心猿」這一典型的比喻躁動心靈的宗教用語來作為孫悟空的別稱，將他當作人心的幻象來刻畫。孫悟空開始大鬧天宮，就是處於「放心」的狀態，即其心放縱，無法無天，不合規範。然後他被壓在五行山下，喻示「定心」。再後經過了漫長的取經道路，喻意其整個「明心見性」的過程，最後達到「魔滅盡」，「道歸根」而「心猿歸正」，修成正果。所以小說的實際構架是一個「放心」、「定心」、「修心」的過程。這是作者預設的理性框架。但實際上心學本身在發展中又有張揚個性和道德完善的不同傾向，而《西遊》故事在長期流傳過程中又積澱著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這就使《西遊記》在具體的描繪中，實際上所表現的精神明顯地有所突破與超越，向著肯定自我價值和追求人性完美傾斜。具體而言，假如說前七回主觀上想譴責「放心」之害，而在客觀上倒是讚頌了自由和個性的話，那麼以第七回「定心」為轉機，以後取經「修心」的過程，就是反覆說明了師徒四人在不斷掃除外部邪惡的同時也清除了內心的魔障，完成了人性的升華，孫悟空最終成了一個有理想，有能力、有擔當，能忍辱負重，能團結協作，且能保持著自己鮮明個性的人性美的象徵。當然孫悟空這樣神通廣大，非一般人所能想像的；他所求的真經，所成的正果也不同於我們追求的真理與我們的夢。但其精神，即不斷地努力提高自己的修養，完美自己的人性，還是應該向慕的，因為這是每一個人立身行世的根本。

正因為《西遊記》的趣味性比較強，所以目前很受大眾傳媒青睞，包括日本、韓國、香港等地的電影、電視、動漫等不斷地將它改編，這往往會使一些中國的讀者感到非常彆扭。比如像看到一部日本的《西遊記》電視劇，明明是唐代的人物卻穿上了日本印象中中國人該穿的旗袍，讓唐僧的師父像日本和尚那樣生兒育女，乃至讓唐僧變成了一個穿著潔白的袈裟的靚麗女性，且與愛徒孫悟空相愛著時，就會有一種「糟蹋」了原作的感覺。但我覺得，即便如此，從中也可見到他們對這部名著的當代價值的認同之處。據這部電視的「劇情介紹」說：「這是中國明代的小說。為了追尋維護世界和平的經書，孫悟空、沙悟凈、豬八戒追隨三藏法師出發前去天竺。途中，師徒四人擊退了襲擊他們的妖怪。這個描述作為人最重要的莫過於夥伴的故事，不管在哪個時代都一直讓人著迷。」這是他們對《西遊記》的一種解讀與接受。接受的正是人類的一些基本的有價值的精神。當然，他們的改編是為了他們的現代的國人看的，自然要考慮特定的接受對象，只要他們正面地傳播我們的文學經典的積極精神，都應該抱歡迎的態度。我們應該用一種開放的、現實的、大眾的眼光來看待中國古代小說的傳播與接受。這不僅是指面向世界，即使是面對中國的讀者，也是這樣。

《金瓶梅》：社會腐敗的警世通言

現在還有一些人談《金》色變，認為《金瓶梅》是一部「黃色小說」，唯恐避之而不及。誠然，在這部小說中，約有2%的筆墨涉及了性事。這些有關性的描寫，有相當一部分是與主題的揭示、藝術的開展有著密切的關係，但確有一些完全是為了迎合市場而硬加進去的下流庸俗的累贅。這些筆墨，不管是有用的還是無用的，對於一些沒有健全的心理，特別是青少年來說，的確是不宜閱讀的。但評價一部作品的價值，不能因為接受者的問題而否定了作品的本身。這部作品從總體上看，它不只在中國小說的藝術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義，而且其真實而深刻地暴露了中國社會腐敗的一面，在整個中國文學史上是沒有另外一部作品可以與它相比的。因此，它儘管一出世就被一些正統文人罵為「壞人心術」，長期被列為禁書之列，但與此同時，一直得到了一些有識之士的高度評價。當時就有人認為它是「稗官之上乘」，「讀此書而以為淫者穢者，無目者也。」遠的不說，就以「五四」以後的一些名家的看法來說，就值得我們注意。這裡且舉三例。如魯迅說：這部書是「著此一家，即罵盡諸色」，「同時說部，無以上之」。這就是說，小說通過描寫西門慶一家，批判了當時社會中的各色各樣的醜類，同時代的小說沒有比它更好的。稍後，在上世紀30年代，鄭振鐸接著說：「它是一部很偉大的寫實小說，赤裸裸的毫無忌憚的表現中國社會的病態」，「表現真實的中國社會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說了。」到解放後，毛澤東也一再推薦幹部們讀《金瓶梅》，曾說：「這本書寫了明朝的真正的歷史。」所謂寫「真正的歷史」，就是真實而細緻地揭露了「封建社會經濟生活的矛盾，揭露統治者與被壓迫者的矛盾」。他要幹部們讀這部書，是否就是要他們從中吸取教訓，不要做西門慶式的當權派，就不得而知了。

西門慶賄賂蔡太師

不過，《金瓶梅》中的西門慶確實很有認識價值。他是一個貪官、奸商與惡霸的混合體。他本是個開小藥鋪的「浮浪子弟」，靠勾結衙門來拚命斂財，財越積越多，很快就成為一個暴發戶；又憑藉錢財來賄賂官場，官越攀越高，勾結上了朝中位最高權最重的「四大奸臣」。於是乎，他肆無忌憚地淫人妻女，貪贓枉法，殺人害命，不法經商，巧取豪奪，無惡不作，反而能步步高升，稱霸一方。小說的高明之處是，通過西門慶這個人，不但寫了一個家庭，而且又寫到了整個縣城，寫到朝廷中央，寫到了整個「天下國家」，把籠罩在現實世界上的種種真善美的紗幕徹底撕破，把上上下下、內內外外的人間醜惡，相當集中、全面、深刻地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在這裡，它能使我們看到昏庸的皇帝、貪婪的權奸、墮落的儒林、無恥的幫閑、齷齪的僧尼、淫邪的妻妾、欺詐的奴僕，乃至幾個稱作「極是清廉的官」，也是看「當道時臣」的眼色，執法不公。到處是政治的黑暗，官場的腐敗，經濟的混亂，人心的險惡，道德的淪喪，整個世界是漆黑漆黑的。小說中有兩句話，似可點明了那個腐敗社會的真實面貌。一句是：「功名全仗鄧通成，富貴必因奸巧得。」這是說像西門慶那樣的貪官、奸商、惡霸，他們的功名富貴，都是憑金錢與「奸巧」得來的。另一句說整個社會是：「和光混俗，惟其利慾是前；隨方逐圓，不以廉恥為重。」說的是在整個社會中，大家在一起只是求私利，不去講道德，都在混日子！這是多麼可怕的一個社會啊！可是，正如小說所描寫的，死了個西門慶，又出了個張二官，西門慶式的人物真是一時間死不完絕不了的。鄭振鐸曾這樣說：「《金瓶梅》的社會是並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們是至今還活躍於人間的；《金瓶梅》的時代，是至今還頑強的在生存著。」時至今日，我們雖然遠離了「《金瓶梅》的時代」，也不是鄭振鐸說的那個上世紀的30年代，社會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金瓶梅》時代的幽靈是否不再在我們身邊遊盪？《金瓶梅》時代的腐敗氣息是否就不再在我們周圍散發？是否會出現比西門慶更西門慶的人物？我們究竟如何去認識腐敗，杜絕腐敗？我想，《金瓶梅》應該能給我們一點警示。這就是我們今天要閱讀、研究《金瓶梅》的首要目的，也就是《金瓶梅》這部小說的主要價值之所在。

上面講了「四大奇書」的當代價值。這只是我們傳統文化的一例而已。其根本的問題是如何對待我們的傳統文化，對待我們古代的文學經典的問題。本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類是精英的文化，有一類是大眾的文化。精英文化，諸如「四書」「五經」之類，在相當時期內作為統治文化，固然對中華民族的文化心理產生根本性的影響，然而，大眾文化在民間也有廣泛的市場，其作用在不同的時候和不同的場合就不一定比精英文化小。這兩種文化，有矛盾對立之處，也有相通交融之點，有時候是難分難解的。但是，不論是《三國》與《水滸》，還是《論語》與《孟子》，不論是對過去，還是對當今，其影響都是有積極的一面，也有消極的一面。我們今天假如只看到它們積極的一面，或者只看到它們消極的一面，都不是一種實事求是的態度。假如我們對傳統的經典只看到它們消極的封建的一面，且加以無限放大，那麼就可以把古代的所有經典放一把火全部燒掉。但事實上，我們祖宗幾千年、幾百年留下來的、經過歷史檢驗過的文學經典，本身就蘊含著豐富的智慧，其優秀精神不僅在過去，而且在當今仍然能對社會的進步起到積極的作用，關鍵是我們要去正確地認識它，闡釋它，積極地發掘它，弘揚它。這是歷史賦予我們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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