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起青萍：全球視野下的民族主義

從20世紀二十年代左右開始的全球互動，增加了國內歷史發展背後的一個外部因素。將民族問題的闡述與更廣泛的反殖民和反西方抗議活動一同結合起來，使社會活動者能夠把他們的鬥爭同全球性背景聯繫起來。

原文 ：《全球思想交流影響民族主義的發展》

作者 |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東亞研究所所長 余凱思

編譯 |熊一舟

圖片 |網路

民族主義是一種全球現象

現代世界是重大變化和變革的產物，這些變化和變革大多是全球性的。巨大的社會變革一次又一次地改變了政治和社會的面貌：從美國革命（1763-1776）、法國革命（1789-1799）到18世紀末的海地奴隸革命；從奧斯曼帝國的坦贊馬特改革（1839-1876）和19世紀末的日本明治維新（1868-1912）到墨西哥（1910年）、中國（1911年和1949年）和古巴（1959年）的革命。

要系統地研究自1800年以來的「世界變革」，人們必須從全球角度考慮改革和革命的動力、原因、核心參與者和影響。這些起義和革命顯然有重要的國內和地區原因，但它們也由全球話語和事件觸發，可以被理解為「全球性時刻」和「全球體系內互動歷史」的一部分。它們必須被視為真正的全球性事件並加以研究。與以往相比，現在更應當如此，即同時考慮到它們的地方/國家背景及其跨國起源和影響。

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事件像五四運動那樣獲得如此廣泛的認同。中國歷史學家將5月4日視為20世紀中國現代政治和文學思潮的起點或轉折點。一般認為，五四運動標誌著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開始。這種解釋基於民族歷史的視角，首先強調中國的歷史語境。

民族主義當然是一種全球現象。作為一種政治理念，它在19世紀由於全球流動的加速而在國際上傳播開來。作為一種概念和敘事，民族主義被新精英們有意識地在不同的國家翻譯、模仿和採用。民族主義作為一種全球傳播的話語，必須隱藏其全球根源，才能在當地被接受。

著名歷史學家、漢學家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認為，民族主義是「在一個新的世界秩序中，對其歸屬（belonging）的認識和錯誤認識的複雜過程」。因此，民族主義是全球交流進程的一個組成部分，在這一進程中，民族主義要想在各國成功紮根，就必須隱藏其全球性的本質。就中國而言，這種本地化包含了民族覺醒時刻的產生，同時系統性地刪除了這些時刻背後的全球聯繫。

五四運動的全球化視野

我所說的五四運動，不只是指1919年春天在北京和中國其他城市發生的政治抗議和公開示威。相反，它應該被理解為更廣泛的社會和文化動蕩時期，不是局限於一個狹窄的時間框架，而是包含1915年至1925年的整個時期。

雖然對五四運動的研究迄今主要集中在西方作為動力源泉的作用上，如拉法葉的人權理論、拉馬克的進化論以及聖西蒙和傅里葉的社會主義思想，但五四運動的視野卻遠不止於此，而是具有真正的全球性。這與1919年可能是第一次興起了全球公共平台有關，在這個平台上來自不同大陸的人能夠自由地交流思想。

20世紀二十年代，頗有影響力的記者兼評論家鄒韜奮在《生活周刊》上發表了數篇關於聖雄甘地的文章，他把甘地稱作印度獨立運動的領袖。《生活周刊》是民國時期發行量最大的雜誌之一，1933年的發行量高達20萬冊。其中一篇文章的題目是《甘地救國方略》。鄒韜奮寫道，甘地的核心成就是非暴力反抗殖民主義者的民族主義計劃。文章的結尾是這樣一句話:「對中國來說，向甘地學習是至關重要的。」

認為中國與世界上其他為爭取獨立而鬥爭的地區密切相關的觀點十分普遍，這種觀點隨後也擴展到內陸及農村地區。五四運動席捲中國時，27歲的毛澤東正在長沙。不久之前，他結識了北京的報人邵飄萍，後者創辦了廣受歡迎的報紙《京報》。毛澤東受到了邵飄萍的很大影響，認為關於世界的新聞報道和評論是現代教育必不可少的教材。兩年後，毛澤東在長沙開辦了「湖南自修大學」。20世紀二十年代初，毛澤東認為關於反帝國主義鬥爭的知識對政治意識的發展至關重要。他建議他所在的學校派記者到紐約、莫斯科、東京、開羅和加爾各答，定期向學生提供關於世界事件的報道。

來自不同國家的反殖民活動人士不僅相互激勵，還面對面地進行會晤。這不僅僅發生在凡爾賽和平會議期間，當時許多來自殖民地區的活動人士在巴黎舉行了長時間的集會。1919年，在紐約由一位支持愛爾蘭獨立運動的美國人為印度活動人士拉傑帕特·拉伊（Lajpat Rai）組織的一次告別會上, 一名中國代表就孫中山的政治思想發表了演講。

除了紐約和巴黎，上海成為反殖民活動人士聚集和交流思想的重要場所。朝鮮和越南獨立運動的重要領導人經常在上海停留（如李承晚和胡志明），在那裡他們與中國知識分子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全球交流與激蕩

1919年，前所未有的抗議浪潮席捲全球，其基礎是新的全球通信、流動和交流方式。在20世紀，相隔甚遠的地區相互接觸，形成了我稱之為「概念上的接近」，儘管它們之間存在地理和文化上的距離。只有在20世紀，思想和人才開始在全球範圍內傳播，這種跨國聯繫才有可能建立起來。

就通信速度而言，這是一場史無前例的技術革命。1900年前後，隨著中國與世界電報網路的連接，中國幾乎毫不遲疑地融入了實時的全球信息中繼。這導致了以傳單、日報和周報的形式傳播當前的新聞成為可能。因此，從那時起，中國的示威和遊行就按照全球政治日程表（1919年）進行。

1900年前後，大量人口的流動是全球化的一個顯著特徵，不僅包括遊客、外交官和貴族，還有大量的學生和非技術工人。這種流動使學生和活動人士能夠從一個國家到另一個國家。在20世紀初，出國留學成為任何學術教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中國、韓國和日本的學生俱樂部在歐美的所有主要大學都成立了。例如，哥倫比亞大學有一大批中國學生，其中幾個人後來成為五四運動的重要發言人。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胡適、孫科和陶行知。

非國家行為體開始越來越多地參與文化交流並建立獨立組織，其後果是深遠和不可預見的。1916年，李石增、蔡元培、吳志輝在巴黎創辦了「華法教育會」，得到了法國和中國地方當局以及私人捐助者的支持。該組織在北京、廣州和上海設有分支機構，第一批學生於1919年3月被送往法國。該協會總共向法國輸送了大約1600名學生，其中包括後來的共產黨領導人，如周恩來和鄧小平。他們將大大地影響國家的命運。

1919年前後，反殖民主義的觀點和自決思想在全球範圍內傳播，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最重要的是，全球思想交流影響了民族主義的興起和發展方式。這並不是否定複雜的民族傳統在中國民族主義發展中的核心作用。除了民族主義史學優先考慮的國內傳統之外，從20世紀二十年代左右開始的全球互動，也增加了國內歷史發展背後的一個外部因素。將民族問題的闡述與更廣泛的反殖民和反西方抗議活動一同結合起來，使社會活動者能夠把他們的鬥爭同全球性背景聯繫起來。

因此，國際主義、泛亞主義和民族主義是全球波動的移徙和轉移網路內動態關係中的一部分。全球層面的知識互動影響並定義了中華民族的認知，在這種認知中，中華民族的概念是作為對全球趨勢的回應而發展起來的。因此，中國民族主義的形成是在跨國運動的背景下塑造的。

學者簡介：

余凱思（Klaus Mühlhahn）教授是德國著名漢學家，現為柏林自由大學副校長、東亞研究所所長。主要研究方向為近現代中國歷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其專著《中國刑事司法史》（Criminal Justice in China-A History）獲2009年度美國歷史學會「費正清獎」。他的新書《塑造現代中國》（Making China Modern）已由哈佛大學出版社於2019年1月出版。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3期第5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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