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章京知否？皇太極為何對漢官言聽計從？

向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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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德元年，皇太極稱帝，將文館改為內國史院、內秘書院、內弘文院，即內三院。范文程被任命為內秘書院大學士，職掌撰寫與外國往來書札，掌錄各衙門奏疏、辯冤詞狀、皇上敕諭、文武各官敕書並告祭文廟諭、祭文武官員祭文。

清朝宣諭各國的敕書，都出自范文程之手。

范文程榮膺這個偉大的任務，蓋因為他摸透了皇太極的帝王心術。

八旗設置都統，王公大臣眾議首推范文程，雖然太宗說「然固山職一軍耳，朕方資為心膂。其別議之」（《清史稿·范文程傳》），但還是先強調「范章京才誠勝此」。

范文程

清沿明制，不設宰相，代之以大學士。內三院大學士的權力很大，參加議定軍政大計，掌握國家機要，取代了太祖後期以來八和碩貝勒共議國政的體制。范文程，一個拿著明朝低學歷的漢人，卻成為了胸懷宏圖大略的清太宗的首輔，極受寵信。

皇太極每次商議軍國大事，都要聽取他的意見；每次召見范文程，必留下他單獨商議很長一段時間，有時還沒來得及吃飯就召進宮商談。范文程殫心竭力，操勞國事，先後疏言廢除連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設滿洲承政一員。

范文程被皇太極倚為心腹重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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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氏感恩圖報，為緩解高度集權的皇太極與統兵作戰的諸王公之間的矛盾，起到了潤滑劑的作用。

崇德六年三月，睿親王多爾袞率諸王公統軍圍攻錦州，離城遠駐，又私自派遣部分官員兵丁返家，以至於明朝守兵得以出城運糧入內。太宗獲悉後，勃然大怒，立即遣內院大學士范文程、希福、剛林等，攜諭嚴厲斥責主帥多爾袞和肅親王豪格等，諭令他們自議其罪。

多爾袞自議死罪，豪格亦上奏死罪，杜度、阿巴泰請削爵為民，全部沒收戶口奴僕，從征將領三十餘人將分別議死、革職、籍沒。若按這些自議之罪執行的話，清廷的主要戰將將都會被處死。

皇太極

范文程等為了打破僵局，偕大學士剛林、學士額色黑奏稱：國中諸王貝勒大臣，半皆獲罪，不許入署，不準晉謁皇上，他們回家日久，又將去錦州更替鄭親王，對明作戰。各部事務，及攻戰器械，一切機宜俱誤，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辦事。皇太極允准，諸王貝勒大臣「遂各赴署辦事」。

太宗在位十八年，范文程作為最受皇太極重任的漢臣，位極人臣，寵冠朝野。

皇太極收服洪承疇，使用解裘暖心計，就出於范文程的貢獻。就連民間傳說的皇太極命永福宮庄妃，玩美人計勸降洪承疇，也是范文程出的主意。

可見，皇太極對范文程是言聽計從、互為知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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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文程為皇太極遴選漢臣進入最高權力機關的一個縮影。在皇太極治下的大清（後金）政權，先後有一大批優秀漢官士大夫進入各個政權機關。

天聰五年設六部，皇太極專門設漢承政一職，各部皆有一員漢人蔘決部務。

天聰十年三月，皇太極改文館為內三院，以范文程、鮑承先任內秘書院大學士，羅碩、羅綉錦為內國史院學士，胡球、王文奎為內秘書院學士，為滿洲最高領導人獻計獻策。

此後，皇太極不但以大凌河眾降將出任各部院承政，命降將張存仁以都察院承政司監察大汗及諸王貝勒之責，還在崇德七年任命了祖澤潤等八人為固山額真、祖可法等十六人為梅勒章京，推行漢將獨掌漢軍八旗軍權制度。

在皇太極時代，出現了漢人異姓王，如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三順王」。雖然名稱有些戲謔的味道，但證明了漢官地位急劇上升，嚴重分割了滿洲貴族的特殊權益，不免引發了他們的強烈不滿：「昔太祖誅戮漢人，撫養滿洲，今漢人有為王者矣，有為昂邦章京矣。至於宗室，今有為官者，有為民者，時勢顛倒一止於此。」（《清太宗實錄》卷六十五，崇德八年正月辛酉）

電視劇《江山風雨情》中唐國強飾演皇太極,王繪春飾演范文程

天聰初年，大汗只是名義上的共主，皇太極在四大貝勒聯合執政的政局中處於弱勢。後金走向何處，內部有滿洲王公貴族的掣肘，外部有已被侵犯的大明和察哈爾虎視眈眈，皇太極欲想強大自身，實現獨裁，除了積極培植以多爾袞為首的滿洲少壯派外，聯合很有政治抱負的漢官降臣集群，已是不二選擇。

漢官們帶著再創一個像大明王朝那般中央集權、又由自己參決軍國要務的國家的政治理想，推動和加快奴隸制女真社會的封建化進程。

他們如同范文程那般，「帷幄善謀，皆國是大計」，以期天子稱心地說「范某知否？」（錢儀吉輯錄《碑傳集》卷四《開國宰輔·范文程》）

知否？知否？君臣際遇，各有所求！

皇太極在即位之初提出的「滿漢一體」政策，逐步得以實現，並充分利用以范文程為首的那些深諳儒家道統和治統的漢官，為新創政權的國家制度建設與開疆拓土傾盡智慧，同時也為強化汗權與集中皇權殫精竭慮地出謀劃策。

皇太極欣然接受漢人們的忠告「我國處南朝之大計，惟議和與自固二策」（《明清史料》甲編首本《天聰二年奏本》），在位十八年，「修我政治，墾我疆土，息兵養民，舉賢任才，勿慕虛名，惟求實利」，甚至不惜提出去年號、屈居崇禎之下而尋求和議。

雖然在此間，皇太極幾番挑釁明軍，崇德元年命阿濟格、阿巴泰等率部入關劫掠，創造了「五十六戰皆捷，俘人畜十餘萬」（《清史稿·阿濟格傳》），但主要是議和失敗、感覺受辱的一次反擊，但在實力尚未坐大前，始終不曾對明發起大規模戰爭。

終於從最初的寧錦之戰慘敗、祭祀之役狼狽北歸，到最後一鼓作氣發動松錦大戰，將明朝勢力驅逐入關。

值得注意的是，皇太極取得松錦大捷後，於崇德七年十月發動其生前最後一次入口之戰。八旗大軍在奉命大將軍阿巴泰統率下，兩翼進發，分別從界嶺口及黃岩口毀牆而入，長驅南下，至山東兗州，計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縣，敗明軍三十九處，獲黃金二千二百五十兩、白金二百二十萬五千二百七十兩，俘獲人口三十六萬九千口及牛馬衣服無數等。

此時，眾王公貝勒、文武大臣提出乘勝追擊，直搗山海關，卻被皇太極否決。

他仍要堅持既定的自固國策，要求阿巴泰等注意明朝和農民軍的動向及應採取合作的態度，而不是向明朝發起最後一戰。

就連清明之間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松錦大戰，也是祖可法、張存仁等大凌河降將獻進取之策，為皇太極決定突破明寧錦防線起到了關鍵性推動作用。明軍聯動集結，清軍破錦打援，石廷柱等及時為皇太極分析和制定戰略戰術，漢軍八旗與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帶去明朝精幹的野戰軍積極參戰，聯合實現了皇太極下定決心對明的成功一戰。

石廷柱

漢軍鑲紅旗固山額真石廷柱說：「定鼎之謨，在此一舉，時不容緩，機不可失。」（《清太宗實錄》卷五十六，崇德六年七月丁酉）

皇太極是不冒險，實為韜晦之計，實為漢官力勸沉住氣，「待我國益富, 兵益強, 乘間再投，破竹長驅，傳檄天下矣！正兵法所謂卑驕利誘之術也」（《明清史料》甲編首本《天聰二年奏本》），為其死後一年內清軍入關、問鼎中原，創造了先決條件。

可以說，他為多爾袞即將統兵入關掃清了道路。

他是漢人大批量進入滿洲政權體系的推動者和保護者，從某種程度上影響了繼承者多爾袞和順治帝對漢人的充分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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