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學導師倪可回憶錄之五十

我在準備去上班，又好像沒有什麼要準備的，八月中旬我去教育局拿了派遣單，又電話問了江海學院，反饋三十號參加全體教職員工大會，會通知安排到哪個系任教。

師父最近好像在禪房寫寫弄弄什麼東西，我看過一次，好像是《歷朝歷代亡國錄》，我提醒師父，那個時候沒有「國家」概念呢，家天下啊。師父說是，後來改名叫《歷朝歷代興亡錄》，我說也不對，你記的是亡，沒有說興啊，師父說你這個小子老挑我。

師父這個興亡錄寫了有幾十篇，就在我著手想寫這個回憶錄時，問師父這個興亡錄手稿在不在了，師父說都給打掃房間的居士給當廢紙賣了。我問師父心疼不，師父說啥子心疼，稿子也有興亡啊。

我把我記得的一個稿子複述下：

一個朝代瀕臨滅亡、大廈將傾的時候，朝臣們中的有識之士會敏銳的覺察到的，只不過不能準確的預知哪一天而已。即使是草野百姓，有些人也會隱約知覺。

崇禎十六年（1643）年底，北京城中百姓都在忙著過年。紫禁城內的崇禎皇帝卻一籌莫展，正在為內外交困而焦頭爛額。崇禎也想不到這是自己最後一次過年了。

由於連年征戰弄的民窮財盡，籌措軍餉成了此時明政府的老大難問題。崇禎決心過一個勤儉節約的年。因此，他除了繼續堅持早先宣布過的減膳、撤樂之外，又宣布一律撤掉金銀器皿，改用銅錫木器，帶頭節約。他要求大臣們也貫徹這個勤儉治國的理念，並且鄭重的向禮部發去一道諭旨，申明勤儉節約的重要性，同時做出了具體的指示。

臣子們大發牢騷：「黃鐘大呂，清廟明堂之器，文質彬彬，斯為美矣！僿極則鬼，君子病之。今以玉食萬方之王，而降為污尊壞飲之事，是貉道也，何以能久？」人們從皇上的諭旨中沒有看到希望，反而預感到某種不祥之兆。

正月初一，北京城內颳了一場大風，飛沙蔽日，咫尺不見人。很多官員認為這是不祥之兆並進行了占卜。占卜的結果是「風從乾（西北方向）起，主暴兵破城，臣民無福」。

這一天的早朝，皇帝一大早就來到了皇極殿，上朝鐘聲早已響過，卻不見一人來上朝。崇禎下令再次鳴鐘，不許停歇。在皇上天顏注視下，群臣惶恐，不敢過中門，文臣直入武班，武臣直入文班。人們也認為這不是一個好兆頭。計六奇《明季北略》中說：「不出百日，上手撞鐘，百官無一至者，兆見於此也!」

退朝後，崇禎皇帝對於正月初一這種喜慶日子竟然出現異樣氣象，十分擔憂，只能乞靈於天，請道士為他請仙扶乩。

他沐浴焚香後，拜天默禱：「方今天下大亂，欲求真仙下降，直言朕之江山得失，不必隱秘。」

通過道士之手傳達的「真仙」乩語如此寫道：

帝問天下事，官貪吏要錢。

八方七處亂，十灶九無煙。

黎民苦中苦，乾坤顛倒顛。

干戈從此起，休想太平年。

師父的那個稿子大意如此，其他稿件我都沒有去看。

在扶乩中，道家的儀軌最為嚴密威儀，東晉時候的道士魏華存為扶乩規定了嚴格的流程和儀式，所以扶乩既是民間的更是道家的，因為在民間和道家最為流行。從明末開始，扶乩對我國佛教的發展開始產生重大影響。清朝中葉一直到民國各地紛紛設立乩壇。

紀曉嵐的《閱微草堂筆記》記載：清朝按察使宋蒙泉說：某公在明朝時做諫官，曾經舉行「扶乩」向神仙求問自己的壽命，神仙判斷他當死於某年某月某日。某公計算日期，已經不遠了，因此常鬱鬱不樂。可是，到了他當死的那個日子，卻安然無恙。後來進入清朝，官至九卿。一次遇上同僚家舉行「扶乩」，當年在明朝告訴他壽數的那個神仙又降臨下來。他乘此機遇，叩問當年判斷沒有應驗的原因。神仙給他的判語說：「你不去死，我有什麼辦法？」某公仰首沉思，恍然大悟，急命備車告退。原來，神仙所判的某公死期是甲申年三月十九日，這天正是明朝覆亡之日，崇禎皇帝自縊煤山，理應明朝百官從主赴難的日子，某公沒赴難才存活下來。

1945年夏初，重慶成立了國際宗教研究會，發起人為了撰寫宣言，便組織扶乩，請濟公降臨乩壇為研究會題寫宣言，曾經出任中國駐印度等國外交使節、信奉基督教的盧春芳先生，親眼目睹並記錄下濟公降臨乩壇題寫的乩文，濟公以「鍾靈毓秀」為韻，題寫了中英文對照的《國際宗教研究會宣言》 ，宣言內容文筆流暢條理清晰，盧作為一個基督徒絕對不希望扶乩能如此神驗，但是事實如此，也只好照實記錄。

扶乩在唐時傳入日本，由日本傳入荷蘭，再傳入歐美各國，在日本叫做「靈子術」，西方稱扶乩的板為「維吉板」，研究扶乩的組織叫「靈學會」，組織扶乩和與神交流的人稱「「靈媒」。美國前總統威爾遜生前篤信扶乩，有一次乩盤上寫出了許多古代希伯來文，當時在場的人都不認識；達爾文的哥哥伊拉斯馬斯·達爾文堅信扶乩，經常在自己家裡組織扶乩會，達爾文的好朋友、著名生物學家《天演論》作者赫胥黎對扶乩雖然持懷疑態度，但經常參加扶乩會，而達爾文的另一位好友、著名科學家華萊士卻是扶乩的堅決擁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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