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郡齋讀書志》淺談

宋代晁公武的《昭德先生郡齋讀書志》（以下簡稱《讀書志》）是我國現存最早的、具有解題的私家藏書目錄，在目錄學史上佔有重要的地位。

晁公武，正史無傳。據考，公武，字子止，號昭德先生。澶州清豐（今河南清豐）人。他大約生於宋徽宗崇寧年間（1102至1106），靖康亂後，入蜀寓居嘉州（今四川樂山）。高宗紹興二年（1132），登進士第。為四川轉運司屬官，歷知恭、合、榮三州。孝宗時，曾入朝任台諫。幹道三年（1167），出為利州路安撫使。四年，擢四川安撫制置使。六年，移知揚州。七年，徙潭州。繼除臨安府少尹。罷官後，居嘉州符文鎮，約於孝宗淳熙間（當在十四年前）去世。晁公武洽學不主一家，涉獵頗廣。據史志記載，其著述有十二種之多，但留存至今的，只有《郡齋讀書志》一種以及其他一些詩文殘篇①。

《讀書志》之成書及刊行

今傳衢本《讀書志》載有晁公武自序，曰：「今三榮（榮州，今四川榮縣）僻左少事，日夕躬以朱黃讎校舛誤，每終篇輒撮其大指論之。……紹興二十一年元日昭德晁公武序。」於是，人們往往以為《讀書志》成書於宋高宗紹興二十一年（1151）。其實，這是一個誤解。紹興二十一年只是此書初成之時，其書終成於宋孝宗淳熙七年至十四年（1180至1187）之間。當晁公武在四川轉運司供職時，其上司轉運副使井度，是一位藏書家。井度臨終前，把他的藏書贈給了晁公武。當時，晁公武知四川榮州，他以井度贈書為主要憑據，加上自己的收藏，除其重複，得二萬四千五百卷有奇。於是，開始撰寫解題。至紹興二十一年，《讀書志》初具規模，遂撰自序，撰成了《讀書志》初稿。當時尚未最終成書，也未刊行。

孝宗幹道七年（1171），晁公武致仕，遂重拾舊業，對未刊初稿進行整理、增補。至孝宗淳熙七年至十一年間（1180至1184），其門人杜鵬舉聞這位「博物洽聞、雅稱海內」的晁先生有此著作，遂為之刊刻行世。這就是四卷的蜀刻本，不妨稱之為「初刊本」。

這個本子不夠完善，刊行後，晁公武又對它作了大量的修訂和補充：對既得而尚未撰寫解題的圖書，繼續撰寫解題；初刊本成書以後所得之書，補編入目；修訂不夠完善的解題；更換後出的足本；補寫不少各類小序；增設類目；調整圖書歸類和編次等。所以，今本中有紹興二十一年以後的內容。比如，史部實錄類的《哲宗實錄》及雜史類的《建炎日曆》，三次稱高宗為「太上皇帝」；經部書類《古文尚書》是晁公武在孝宗幹道年間在四川安撫使任上才得到的；史部史評類著錄的孫甫《唐史要論》刊刻紹興二十七年（1157），經部易類劉牧《鉤隱圖》及衢本集部別集類《范文正公集》、《別集》均刊刻於幹道三年（1167）；此外，別集類《李易安集》言及李清照「流落江湖間以卒」。李清照卒年，學界雖有爭論，但起碼在紹興二十二年以後（1152），等等。

不過，晁公武未及見到他的結集刊行就去世了。最後的編輯刊刻是由他的另一位門人姚應績完成的。此本可以稱之為「補正本」，是《讀書志》的終成形態。約在淳熙十四年前，這就是二十卷的蜀刻本。

《讀書志》最初的兩個刊本都是蜀刻本，都刊行於宋孝宗的時候，並非高宗紹興年間。可惜，這兩個蜀刻本，都已佚失了。

之後，宋理宗淳佑九年（1249），游鈞在衢州（今浙江衢州市）重刊蜀刻二十卷「補正本」，是為衢本。同一年，黎安朝在袁州（今江西宜春）重刊蜀刻四卷「初刊本」。同時，又刻了趙希弁據他自家藏書撰的《讀書附志》。次年，並刻趙希弁據衢本摘編而成的《讀書後志》二卷和趙希弁所撰《二本考異》。與《讀書附志》相對而言，先刻的四卷《讀書志》，習慣上被稱作《前志》。《前志》、《附志》、《後志》，合為七卷，是為袁本。從此以後，《讀書志》在其流傳過程中形成了衢本和袁本兩個版本系統：前者淵源於蜀刻二十卷本而以淳佑衢州刊本為祖，後者淵源於蜀刻四卷本而以淳佑袁州刊本為祖。

二本自宋末，曆元、明，迄清初，雖流傳不墜，但似乎都沒有重刻過。至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陳師曾重刻袁本，嘉慶二十四年（1819）汪士鍾重刻衢本，《讀書志》二本才流布漸廣。陳刻袁本及汪刻衢本，不易見到，在涵芬樓影印宋刻袁本行世之前，世間常見的是光緒十一年（1885）長沙王先謙校刊衢本二十卷、附趙希弁《附志》一卷、王先謙《考證》一卷、《校補》一卷。此外，現存《讀書志》刊本、抄本、校本、影印本凡三十餘種②。

1930年，收藏在故宮博物院的淳佑原刻袁本，在湮沒六百餘年之後重見天壤，上海涵芬樓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據以影印③，這才使《讀書志》得到了廣泛的流傳和充分的利用，它的價值也逐漸為人們所認識。

《讀書志》的學術價值

《讀書志》的學術價值主要表現為以下三點：

一、收錄比較豐富。讀書志共著錄書一千四百九十六部，除去重見者，共一千四百九十二部。（以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前言》的統計為據。若以汪士鍾重刻衢本統計，共收書一千四百七十二部，除去重見，為一千四百六十八部，若以淳佑袁本統計，《前志》收書一千零三十五部，《後志》收書四百三十五部，共一千四百七十部，除去重見，為一千四百五十九部）基本上包括了南宋以前我國古代的各類重要著作，尤以搜羅唐、宋（北宋和南宋初）時的書籍為較完備。其中，有一些在當時已屬罕見，可補《舊唐書·經籍志》、《新唐書·藝文志》、《宋史·藝文志》之闕；更有不少是今天已經殘闕或亡佚了的，如果要了解這部分殘佚書的面目，就必須參考《讀書志》；至於僅見於《讀書志》著錄的，那考察其書就舍此而莫得了。

二、體例比較齊備。《讀書志》依當時已經通行的分類法，分經、史、子、集四部，部下設類，經部十，史部十三，子部十八，集部四，共四十五類。（此為衢本分類，袁本《前志》分四十三類）書首有總序，每部之前有大序（即總論），二十五個類目前有小序。（此亦指衢本，袁本《前志》九個類目前有小序）小序未加標明，置該類第一部書的解題之中。每類之內，各書大體按時代先後排列，較有倫貫。凡目錄雖不必求序文、書名（包括卷數)、解題皆齊備，但象《讀書志》這種三者完備的目錄，無疑是最能發揮其「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目錄學功能的。《讀書志》在史部設史評類，衢本又在集部設文說類，終於為歷史、文學方面的批評著述找到了妥善的歸宿，這在古典目錄分類法中，不能不說是一個進步。

三、內容比較翔實。《讀書志》著錄各書，是晁公武的實際收藏，故它介紹的各書書名、卷數、篇目、篇數、編次以及迻錄的有關序跋，咸可憑據，不是那些叢鈔舊目而成的目錄所能比擬的。晁公武撰寫解題，凡其人正史有傳者則略，若史逸其行事者，則雜取他書詳細記載，故其所介紹的作者生平事迹、成書原委及背景、前代書目的著錄情況以及有關典章制度、掌故軼事，不是出於作者耳聞目睹，就是出於現在大部分已經佚失的史傳文集（如唐、宋兩代歷朝實錄、登科記、宋歷朝國史等），其內容往往極為寶貴。此外，北宋諸晁藏書素以校讎精良著稱，晁公武撰為《讀書志》「所期者，家聲是綴」，十分注重校讎、考訂本書，故其考證比較精確，其評論亦不乏中肯之語。

當然，《讀書志》也有不夠完善的地方。它的分類比較保守，較同時代的鄭樵的《通志藝文略》為遜色；其書籍歸類有一些錯誤，明代焦竑曾在《國史藝文志》後所附《糾謬》中加以糾正。

儘管《讀書志》存在種種缺點和錯誤，但是，它的學術價值卻是難以否認的。因此，它受到了後世的學者、特別是目錄學家的重視。南宋的另一位目錄學家陳振孫稱讚《讀書志》「其所發明，有足觀者」，他的《直齋書錄解題》就是仿《讀書志》而作的。宋末的文獻學家王應麟，在他的《困學紀聞》、《漢書藝文志考證》和《玉海》等著作中大量徵引了《讀書志》。至於元馬端臨編撰的《文獻通考·輕籍考》，主要就是抄錄晁、陳二書、略加剪裁而成的。迨至清代編纂《四庫全書總目》，其或直接採摭於《讀書志》，或轉錄自《經籍考》，多達三百餘條，其中甚至有照錄《讀書志》解題而敷衍成篇的。由宋迄清，目錄之有解題而得以保存至今者，主要有《讀書志》、《直齋書錄解題》、《玉海》（主要是其藝文部）和《四庫全書總目》四種，而後三種皆祖述或取資於《讀書志》。清汪士鍾稱它和《直齋書錄解題》「同為目錄之冠」，錢泰吉則稱它為「宋以來著錄家之首」。後人甚至直呼中國古典目錄學為「晁陳之學」。由此可見，《讀書志》在我國古代的目錄學史以及學術文化史上居於何等重要的地位。即使時至今日，我們考察古籍，《讀書志》仍然不失為一部重要的工具書，一部必備的參考文獻。

衢、袁二本之優劣

《讀書志》既然存在著衢本和袁本兩大版本系統，自然就有人對二本作比勘。最早做這項工作的是清代何焯，但他未對二本優劣予以褒貶。至乾隆末，瞿中溶作校勘，並撮其大要撰為《郡齋讀書志考辨舉要》。錢大昕讀了此文和校記後，讚賞不已，為跋曰：「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宋時有兩本……兩書卷數不同，所收書則衢本幾倍之……馬氏《經籍考》所引晁說，皆據衢本，不用袁本，當時兩本並存而優劣自判。今世是通行本皆袁本翻刻，予婿瞿生中溶購得鈔白衢本，惜無好事者刊行之。」其意在揚衢貶袁。嗣後，顧廣圻、黃丕烈、鮑廷博、汪士鍾、李富孫、阮元、錢泰吉、王先謙等亦都以為衢本較袁本為優。如阮元謂衢本「次序有法，足為考核之資」④。衢本卷七職官類《麟台故事》條下載有關於《讀書志》收書斷限的說明。錢泰吉說：「此晁氏著錄大凡也。袁本無之，亦優絀之端也。」瞿中溶和王先謙是對《讀書志》二本研究最力的，他們在詳勘二本後，甚至得出結論，認為《前志》是「不全初稿」、是殘帙。

但是，從三十年代宋刻袁本大量影印行世以後，許多學者出自對宋版書的寶愛，紛紛揚袁抑衢，議論為之一變。文獻學前輩張元濟先生甚至在《續古逸叢書》所收宋本《跋》中說：「私竊以為袁本出而衢本可廢也。」加上袁本影印本流布較廣，容易得到，所以，至今不少學者在介紹《讀書志》時，仍然以為袁優衢劣，只介紹袁本，不介紹衢本；不少學人在使用《讀書志》時，只用袁本，不用衢本。

「袁優衢劣」論的盲點之一是：《讀書志》《前志》、《後志》有宋刻原本，而衢本卻是後出之本，衢本當然不如袁本。考察古籍，無疑應該重視舊本，尤其象《讀書志》袁本這樣的宋刻原本。但是，宋刻原本的優越性，只能在它與同一系統的後出諸本的比較中得到體現，如果與它比較的本子屬另一系統，比如，象衢本這種「補正本」，那麼，宋刻原本就未必勝過晚出的「補正本」。這麼說，絲毫無意貶低宋刻袁本在版本學、校勘學方面的價值，特別是其中趙希弁摘編的《後志》，所據就是蜀刻二十卷本，與衢本屬同一系統，我們正可以用它來校正通行的汪刻衢本的一些訛誤。其次，有的人總認為袁本有宋刻，而衢本則沒有宋刻，殊不知宋刻衢本就在眼前。《後志》的收書量幾乎占整個衢本的三分之一，為《前志》的三分之一強。這部「殘宋本」，正是游鈞刻本的部分翻刻本，它在版本和校勘上的價值並不低於黎安朝翻刻的《前志》。

「袁優衢劣」論的盲點之二是：通行的汪刻衢本有缺簡，而袁本則是完整的。汪刻衢本的缺簡確實是它的主要缺點，但造成汪刻衢本這一缺點的原因是「後天」的，不能因此而改變二本「先天」就存在的內容上的優劣之差。在衢本足本沒有被發現之前，彌補這一缺憾的唯一辦法，就是象汪士鍾、黃丕烈、李富孫那樣，用《經籍考》、袁本以及其他衢本進行配補。經考證，汪刻衢本配補的文字，大致是可信的。人們往往注意到汪刻衢本有缺簡，卻忽視了宋刻袁本也非足本。《後志》之所以不是足本，比較容易理解，這是因為趙希弁在摘編時把其中與《附志》重見的三十三種以及其他三種刪去了。錢大昕說：「希弁得衢本，參校為《後志》二卷，以補其闕，其與希弁同者，不復重列，蓋已非完書矣。」就是指此而言。錢氏沒有注意到，後人也從未提到過，四卷的《前志》其實也非足本。《前志》卷三下醫家類著錄有宋代王惟德所撰《銅人腧穴針灸圖》三卷，按其解題文意，與王惟德此書了不相關，乃系同類《明堂針灸圖》一書的解題錯置於此。《明堂針灸圖》三卷，袁本收錄在《後志》卷二醫家類。袁本的《前志》和《後志》是分開刊刻的，《前志》刻在前，「既刊傳矣」，「繼得」衢本，然後由趙希弁摘編，再刻《後志》。刊刻在後的《後志》，其文字是不可能錯入刊刻在前的《前志》的。唯一的解釋只能是：在作為《前志》前身的蜀刻四卷本中，《明堂針灸圖》三卷與《銅人腧穴針灸圖》三卷緊列在一起，在這種情況下，才可能發生以上的錯簡。無獨有偶，《前志》儒家類《法言》十三卷解題中有「皇朝司馬光集晉李軌、唐柳宗元、皇朝宋咸、吳秘注」二十字，乃《後志》卷二《溫公集注法言》十三卷的解題。可以斷言，在《前志》的祖本蜀刻四卷本中，此兩書是和衢本一樣，緊排在一起的，而黎、趙所得之本卻已遺落後者。《前志》究竟比它的完整的祖本殘缺多少，已無由考知。我們只能根據偶然被保留在《前志》中的錯簡，知道宋刻袁本《前志》並非足本，並非蜀刻四卷本完整的面目。

「袁優衢劣」論的盲點之三是：既然趙希弁摘錄《前志》未載者編成《後志》，那麼，《前志》加《後志》，自然就應該等於衢本；與其使用晚出的衢本，不如使用宋刻的《前志》加《後志》。這是一種誤會。產生這一誤會的主要原因，是由於不了解趙希弁的摘編工作是如何進行的。趙希弁摘編《後志》是有他的體例的。首先，他刪去了跟他所編的《附志》著錄書相重複的蜀刻二十卷本的三十六種書的解題，於是，二十卷本完整面目已不復存在。後人如果要查閱這三十六種書的解題，只能依靠衢本。其次，凡衢本與《前志》同見的書，無論其書名、卷數、撰者以及解題是否存在異文，也不論衢本作了什麼性質、什麼程度的補正，趙希弁均予刪去。再次，趙希弁在《後志》前抄錄了「衢本目錄」，在《後志》末編成了《考異》，試圖反映衢本的分類和歸類。可是，由於工作的疏略，類目標題前後乖違，歸類「考異」遺落正多，衢本分類和歸類的特點及其真實的面目並沒有得到忠實的保留。除此之外，大概由於趙希弁當年急於摘編付梓，衢本中至少有三十餘種書未能編入《後志》，甚至不見於《附志》，故後人如欲借《讀書志》考察這些書的情況，非賴衢本而莫得。趙希弁摘編的《後志》，包括他抄錄「衢本目錄」，撰編《考異》，都是作為一種補救手段進行的，必然帶上某些不足之處。只能說：趙希弁的補救工作為我們研究古籍，探索《讀書志》的流傳，提供了許多寶貴的資料，但是絕對不能說《前志》加《後志》就等於衢本。

總之《讀書志》二本的優劣，不能僅僅根據現存鈔本或刻本的時代來評判，而應對它們的內容（比如，收錄書數量、序文、分類、歸類、編排、書名的著錄、卷數的著錄、作者的著錄、解題等）作全面的考察。在使用、徵引《讀書志》時，僅據影印的宋刻袁本無法窺見《讀書志》的終成面目，必須參看衢本；單用衢本則難免被它的錯訛所誤。筆者曾撰編《郡齋讀書志校證》⑤,以衢本為底本，合校二本，使讀者得一本如得二本，既省去翻檢查核之勞，也便於參酌棄取。合校本還吸收了前人的研究成果，加上自己的心得，作了疏證和考訂；書後附有王立翔先生編的書名和人名索引，頗便查檢。

參考文獻

①晁公武生平事迹，參看清錢保塘《晁公武事略》（章壽康式訓堂重刊汪士鍾衢本《讀書志》卷首）、陳壽祺《宋目錄學家晁公武傳》（《國粹學報》第68期）、孫猛《晁公武傳略》（《中國文化與中國哲學》，東方出版社，1986.12）。

②詳見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附錄三。

③分別收入《四部叢刊》三編、《續古逸叢書》、《萬有文庫》。此外，還有民國二十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排印本、《國學基本叢書》本等。

④《十駕齋養新錄》卷十四。

⑤孫猛《郡齋讀書志校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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