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的北京商人與內務府——從「當鋪劉」與內務府增家的口述引發的考察

原文載於《歷史教學》2018年第10期。作者定宜庄

摘要：本文用口述訪談與文獻檔案史料相對比的方式，通過一個個案，也就是道咸以後三代出任內務府大臣的增崇家，以及為他家做生意的漢族商人劉家為例，討論二者之間在生意上的往來、交往的方式、利益的較量，乃至雙方各自的心態，敘述清朝以來京城的一些著名民間商人開設的商號店鋪，與旗人、特別是內務府旗人之間存在的密切關係。官商勾結本來是社會中的常態，只是方式各異，勾結日久，便形成一個緊密的網路，網路中人也逐漸具有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和社會風俗，並且深刻影響到當時的社會風氣。

關鍵詞：內務府；旗人；漢族商人；民間商號

內務府全稱為總管內務府衙門，是清代為專管皇室「家事」而設立的機構，與管理「國事」的外廷分而為二，不相統屬。按照身份和地位說，包衣是皇室的家奴世仆，但他們決非一般意義上的「奴才」，所謂的主與奴，與內外文武大臣與皇帝的君臣關係並無實質區別，而且，正因他們是皇室的「家人」，與皇帝的關係更親近、更特殊，所以往往被指派外任肥缺，既貴且富。乾隆朝以後，由內務府旗人出身的， 累官至尚書、大學士、將軍、督撫的，代不乏人。其中一些大家族「以視秦漢魏晉以降歷代的名門望族之稱世家者毫無遜色」。清朝中葉以後尤其如此。他 們在為皇室效力的同時，也為自己的家族獲取並集聚了大量財富，有些家族還數代累任內務府總管大臣等重任。《紅樓夢》作者曹雪芹的祖上曹寅是如此，本文中提到的清末京師著名的大宅門金魚衚衕那家、秦老衚衕增家，以及不斷為耆老們提到的繼祿與奎俊家族也莫不如此。

在我十餘年為北京人做口述過程中，經常聽到京師「八大宅門」一說，雖然沒有人能確切地將這八家一一指明，但他們是宗室王公之外，京城最富有最煊赫的豪門無疑，而其中凡能明確找到來歷的宅門的人家，則都是內務府旗人，與此相反的是，雖然有清一代位於高階的八旗大臣與名人輩出，卻不見或鮮見能夠與這些內務府臣僚的豪門比肩者。內務府豪門是什麼時候崛起的，是否是清末京城才出現的一個特殊現象，這是本篇小文無力深入探討的問題，至於他們如何通過權勢積累財富並最終成為豪門，途徑很難一概而論，本文更難面面俱到，只想通過一個個案，也就是道咸以後三代出任內務府大臣的增崇家，以及為他家做生意的漢族商人劉家為例，討論二者之間在生意上的往來、交往的方式、利益的較量，乃至雙方各自的心態，或可為這樣一個大題目，提供某種意義上的啟示。

一、緣起：為增家與劉家所做的口述

增家指的是增崇家，清人崇彝作《道咸以來朝野雜記》，稱道咸以後三代出任內務府大臣的只有增崇一家。這裡的三代，說的是明元甫（明善，世稱明索）、子文澍田（文錫，亦稱文索）、孫增壽臣， 也就是增崇。增崇任內務府總管大臣期間清朝覆亡，此後他一生的多數時間是在天津度過的。增崇的獨生子名存耆，20 世紀 50 年代國家民委曾組織人力進行大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存耆是北京滿族調查組的被調查重點，在事後寫成的調查報告中可見，他提供了大量有關京師八旗、官員和王公貴族的寶貴資料和情況。

增崇家居住於北京東城區秦老衚衕，老北京無人不曉。我於 2006 年 4 月到 12 月，為增崇之孫、亦即存耆的兒子奎垣先生做過多次訪談，訪談中，他多次提到了他家與漢族商人劉家的關係。

劉家在北京城也曾煊赫一時。舊時老北京形容時髦闊人形象，有順口溜曰：「頭戴馬聚源，身穿瑞蚨祥，腳蹬內聯陞，腰纏四大恆。」其中的四大恆，指的是當年京師資本最為雄厚的四大錢莊，即恆和、恆源、恆興與恆利，劉家就是恆和號的創始人。清人崇彝《道咸以來朝野雜記》記：「當年京師錢莊，首稱四恆號，始於乾、嘉之際，皆浙東商人寧紹人居多，集股開設者。……凡官府往來存款，及九城富戶顯宦放款，多倚為泰山之靠。自庚子之役，頗受損傷。……恆和號專交各大官富室存放各款，故其歇業後，因之受累者極眾，從此各宅第漸形凋敝。」恆和歇業之後，劉家改頭換面，又以「當鋪劉家」著稱，赫赫揚揚直到北京解放。

我為劉家後人劉汝舟先生所做口述，前後一共兩次，時間都要早於對奎垣的訪談，事實上，我正是不斷聽到劉先生對「秦老衚衕增家」的描述之後，才千方百計去尋找增家後人並為奎垣先生做了訪談的。

為劉汝舟先生所做口述，第一次是 2001 年 2月，第二次是 2003 年 8 月，以後又有幾次接觸，對一些片斷做過修正。除口述之外，他還贈我一份他手寫的《劉氏家族興衰史：劉汝舟回憶錄》，寫作時間為 1991 年 1 月 24 日，文中說明，這已經是第二稿了。劉先生說他想要說的話都已寫在裡面，但從我的訪談可見，口述與自述其實相差很遠，劉先生的自述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家族的發家史，二是對家庭成員各自經歷的回憶，三是當年與當鋪相關案件的內幕。即以第一部分來說，劉家的發家，離不開當年內務府大員的資助，這些買賣人與清代王公大臣的關係包括日後形成的社會圈、婚姻圈， 是我最感興趣，也是對研究當時歷史頗有裨益的內容，在劉先生的自述中卻語焉不詳，口述恰好可以彌補這一缺陷。當然，自述也有其長處，作者落筆必然會字斟句酌，乃至查閱相關資料，口述則多少要隨意些。因此自述對具體事件的記載，一般比口述要準確。

作為舊官僚後代的奎垣先生，與作為大商人後代的劉先生，站在不同的立場帶著不同的感情作了不同的描述，相互參照對比著看，對於當時這兩種人不同的心理，會有比單看一方要具體生動得多的感受。

奎垣先生和劉汝舟均已於幾年前辭世，我們再也聽不到這樣生動有趣的往昔的故事了。

二、清末民初劉氏恆和號的興起

京城的「四大恆」儘管經常為研究北京商業史和社會史的人提起，認為是當時民間商人中財力雄厚的一個代表，但對於它依靠內務府滿人起家的歷史，至少到目前為止，還鮮見有人關注。而劉汝舟在他的文章中是這樣說的：

我祖父劉侃（劉槐庭）……當年隨父兄進京落戶定居時，年僅廿余歲，正是宏圖大展之旺年。他自進京以後，積極幫助父親料理經營和熟悉業務知識，又經常隨父親出入於各滿清官僚政客內務府等大員的家庭，因而得到了幾家內務府大員的賞識，都認為這個青年人有魄力，並且老誠可靠。當時大清帝國內務府的大官都很有錢，但是所有的金銀財寶只能長期放在自己的家裡。因為當時的大清律法註明有一條規定，所有大清官吏不許經營任何與民爭利的買賣，也就是做官的不準當東家開設買賣。所以這伙想開個買賣謀求點私利又不敢公開當東家的官吏們，一下子就看準了這個年輕人。起初是積聚了幾家少量的錢財做為資本，名義上是幫助這個年輕有為的人把他們父子倆的換錢攤擴大經營成為店鋪，實際上也是他們想把自己積攢的死錢（金銀） 變為活錢的一種嘗試。沒有想到這個剛出茅廬的劉槐庭，很快就找到了一間門面的鋪面房，把一個換錢的小攤擴大成為當時北京第一家兌換所形式的「恆和錢莊」。地址就在東四牌樓路西（今閩南餐廳）。由於當時這個錢莊地屬北京的繁華區，又是第一家新興行業， 給予社會上很大的方便，所以很快就得到了社會上的公認和發展。它的主要業務是兌換錢幣，當年即獲得了較多的利潤。劉槐庭深知給他拿錢開錢莊的東家們的心理，到了年底得將全年所得的利潤一分不留地全部交給了東家們分享，他的這一舉動，又進一步地贏得了各東家們的信任，當時他們就表示再增加投資擴大經營。劉槐庭胸有成竹說出了他打算擴大經營匯兌和存貸款業務的計劃，就是由恆和錢莊出銀票將大宗銀兩由於不便出門攜帶，把它變為銀票以便利貨幣的流通，同時還開展存款付息和在北京小範圍內代付代匯的業務。他這一大膽地設想和措施辦法，無疑在當時的北京是一個了不起的創舉，但是要比僅僅兌換錢幣的業務風險要大得多，並且資金也必須雄厚，同時還要有後備力量的準備金。

本來劉槐庭對他的這個發展兌換業的計劃認為不會很快得以實現，不料這幾個東家很快就答覆了他，同意他的全盤規劃，並又集聚了較大地一筆資金交給他擴大恆和錢莊的業務，因此劉槐庭得以宏圖大展，幾年以後不單把一間門面的恆和錢莊發展成為五間新式門面有幾十間房全國聞名的大錢莊「恆和總號」，並且陸續在北京開設了三個分號，恆源，恆茂，恆興。人稱四大恆。恆和錢莊總號的地址就是在原恆和兌換庄的原址上買地皮擴建的（今東四北大街閩南餐廳）。恆源錢莊地址也在東四，就是前面寫的東四牌樓東南角（今永安藥店）。恆茂和恆興的地址據說也都在北京的東城地安門附近，詳細的地址就無從考查了。

該文不分段，不好讀，概括起來就是，劉汝舟的祖父由於精明能幹，得到了幾家內務府大員的賞識，由於按照清律規定，這些人不能開設買賣， 所以就把錢給了他祖父來經營，他祖父便拿這些錢做資本，從兌換錢幣直到擴展為大錢莊。而且據劉汝舟說，不僅恆和號，就是另外那幾家即恆源， 恆茂，恆興，合稱四大恆，也都是他祖父開的，是否如此，待查考。

劉汝舟的口述，對這段事情的敘述更詳細些， 是從他祖上如何從寧波來京說起的：

劉：我家的事，得由我祖父說起。我們家是寧波慈溪的，我的曾祖叫劉文祥。紹興這個地方離我們慈溪很近，我的老家都是師爺，都是做幕的。我曾祖他是跟官的，他跟著一個道台到北京來卸任， 那時候也跟現在一樣，做官幾年期滿，得到京城卸任，等候再放，結果這個道台呢，等候再放的時候， 可能是沒打通好關節，也許是什麼原因吧，上級把他到這兒等著放官這事給忘了。一直等著沒有消息，結果兩個人就困到店裡，卸任的道台沒等再放什麼官，就得了病死在店裡了。然後這位師爺，就是我這曾祖父劉文祥，他把這位道台裝殮起來給運回去以後，他就不能在當地謀生了。他跟那位道台在北京等著的三四個月期間，他隨著這個道台， 上滿清內務府的大官僚家拜望過，看望人家去，也是拉拉關係呀，所以這麼樣認識了滿清的官僚，包括王府。

（道台死了）我曾祖父他沒輒了，怎麼辦呢。那時候滿清內務府的總管，刨出那桐以外，還有就是增家，增崇啊，秦老衚衕增家，瞧出來這個年輕人， 就是我那曾祖父年輕有為，可以利用。那時候有個大清律，所有的滿清官僚，不能與民爭利，不許拿錢開買賣，這錢只能在家裡擱著，金庫銀庫都行， 但是你不能拿錢開買賣，開買賣違反大清律。買賣只能由老百姓開，做官的不行。增家就看重了我那曾祖父了，他說你也沒輒，乾脆改行做買賣得了， 他投資。這麼樣我曾祖父就擺了一個兌換攤，就是兌錢的一個錢鋪，你拿銀子不是不方便么，一兩銀子，我兌給你幾個銅板，就是這麼慢慢他開了一個兌換所，又租了房子，地點在東四牌樓，過去在南邊有個永安大藥鋪，藥鋪門口。結果也搭著人機靈吧，能幹，他就拿著這點錢越混越大，越混越大。結果第一個開的叫恆和錢莊，北京第一家。

補充了祖上到北京來的原因，除此之外與文章所寫過程大同小異，但明確指出他曾祖父結交的內務府大員就是增崇，這是令我得以繼續追尋這個故事的重要線索。幾年後我找到增崇後人奎垣先生時，便特意向他了解此事，奎垣的說法是十分有趣的：

我們和劉槐庭、劉貢南父子是一面東伙關係……說那時候跟他們家熟，是指他們家當家的劉老頭，那是爺爺輩的，叫劉石竹，劉槐庭是名，劉石竹是號。怎麼著由上邊說就是劉家的祖上，由這兒拿著錢去做買賣，做就全賠了，賠了他就跑了，過了多少年後，回來了，他還欠著我們家錢呢，不因為欠錢不敢來，欠著錢就敢來，來就跟我家的賬房說啊，那時是我對不起您，現在您再拿出點錢來， 準保能賺回來。

定：你們家就又給他錢？

奎：就又給他錢，我祖父說這人還可靠，還敢來。說這人還有信用。

定：這還叫有信用？（眾笑）

奎：您就當好玩聽，我都是聽來的。

這裡邊的問題是劉槐庭的名與號對不上，劉汝舟說是名侃，但奎垣先生說是號石竹，無法核對，只能暫且擱置。而其他內容，與劉汝舟的口述還是可以對上的，在這個過程中，按照奎垣先生的描述，他的父親成為受害者：

我父親是個極其可憐的人……實際我父親在家裡頭一點兒也沒處理權，只能享受，而且我父親老說那話：「什麼在我這兒都是空的，我住的房子，我的家，我的錢，都是假的」，就這麼一種信念似的。他這信念怎麼來的呢？因為我祖父留了一筆錢，想要送我父親去英國留學，學鐵路。這是我父親太希望的事兒了，可是劉家，就是劉貢南他爸爸（應該是他祖父即劉槐庭）來對我祖父說了：「您別這麼辦哪，這麼辦的話他出去，回來他學成革命黨啦。您不如把錢交給我，我給您開買賣。」結果呢， 就真讓他拿去開買賣去了，後來祖父又留了一筆錢，說不管國內亂還是不亂，你還是去英國讀書吧，不要跑回來。過了不多日子，通過我祖母又把錢要回去，是給劉家拿去買房還是幹什麼去了，我不太清楚，反正是有賺錢的機會就別放過的意思。我父親心裡最懊頭（懊惱）的就是這事，所以他就說，什麼也不是我的。

定：等於讓他們給騙走了。

奎：也沒白拿走，劉家還是給賺了錢。

劉槐庭作為商人的精明、為賺錢而不遺餘力的做法，以及增崇家這種內務府大員對錢財並不在意和對子孫教育的隨意態度，在這兩人的口述中表現得相當生動，是在文獻中難得一見的史料。

劉汝舟所謂清律規定清朝官僚不得開買賣， 不得與民爭利的說法並無根據，但八旗官僚對於買賣並不精通也絕無劉家這樣的商人精明倒是事實，他們樂得讓這些人為他們流通運轉不急於使用的錢財。而事實上，至少在京城，幾乎所有民間商人開設的大商號，都與旗人特別是內務府旗人有密切關係，劉家如此，享譽京城多年的同仁堂同樣如此，則是學界未曾深入研究過的課題。

三、清亡之後「當鋪劉」與增崇家的關係

據劉汝舟說，恆字型大小錢莊在庚子年遭到嚴重的擠兌風潮，這並非事實，據史料所記，他們只不過是受時局動蕩影響而歇業而已，何況事後清廷唯恐因此影響市面，還發大量內帑對四恆號予以接濟，朝廷對四恆號如此厚待，與他們和內務府關係密切是否有關，沒有任何史料可以證實，但劉槐庭此時已經感到了深重的危機，決心罷手不做了。據劉汝舟文章說：「這是最大的一次擠兌，雖然又使恆和錢莊轉危為安，但是引起了劉槐庭的深思。那時他自己的年事已高，本想叫自己的兒子繼承事業，他要退下來在家安度晚年享幾年清福，可是當時的他考慮到當時的時局動蕩不安，錢莊的風險性是相當大的，到那時自己的兒子未必應付得了。於是他改變了原來的計劃，做出了急流勇退見好就收的決定。」

劉槐庭的兒子劉禹臣（名宗浚），其精明能幹並不亞於其父，自幼隨父經營錢莊，壯年時便轉入當業。幾年之內創辦了東、西、南、北四個恆肇當， 在北京的當業引起了很大的震動，因為當時北京的當鋪大部分都是門面小資金不多，最多不過萬八千元的當物架本，而四大恆肇當的門面大都是五間門面，連同庫房客房計算在內都在五六十間左右。資金雄厚，各家的當物架本都在幾萬元左右。此後他又創辦了中和當，利源當，恆德當，恆盛當，福和當，同仁當，連同東、西、北三個恆肇當，在北京發展經營了九家當鋪。另外還有一家常元當開業於 1930 年左右，是開辦最晚、經營的時間也最短的、他在北京創辦的最後一家當鋪。他還在1929 年左右曾去過一次大連，當時去的目的是準備在大連創立幾家當鋪，後因時局動蕩不定未能實現。

除了開設當鋪之外，他還在大連購置了四百間房產，成立了一個經營房地產的房產公司，並在北京當業中創辦了「思豫堂保險會」。與此同時，又把其父劉槐庭買的北京東城的馬大人衚衕一所四合院陸續擴建成了三進大院帶後照房共有百餘間的深宅大院，然後又把西隔壁兩個門牌的房院買下來與正院連通，重新改建成一座能容納 500 人的演戲大廳，前後還有西客廳和花廳可以同時設擺十桌酒席。總之他擴建的西院耗資數萬，只是專供辦喜壽事用，平時只能閑置無用。劉氏家族的事業，至此達到鼎盛。

劉禹臣的當鋪為什麼能如此順風順水、越開越大，劉汝舟在文章中都歸功於他父親的精明和勤奮，對於內務府大員與劉禹臣這些當鋪的關係則隻字未提，但在我為他所做的口述中，他卻直言不諱：

定：開當鋪那是您父親這一輩了？

劉：從我父親一直到我大哥。我們在北京開了是 1 3 家，天津是 4 家，當鋪。我們獨資的很少，帶恆字兒的是我們獨資，只有 4 個，東恆肇西恆肇南恆肇北恆肇，四恆。不帶恆字兒的都是旗人的投資，都是內務府的一些官僚。股東全是旗人，沒有漢人，拿錢的全是。

定：就是說皇室都被逐出宮了，他們還往你們這兒投資？

劉：那當然是，他們也不會做買賣呀。

定：可是他們還挺有錢的不是？

劉：錢當然有，有錢他們坐吃山空啊。他們當然得靠著我們，我們能給他們賺錢哪。

定：當時給你們投資的那些旗人您還記得都是些誰呀？

劉：最大的股東就是秦老衚衕增家，增崇，南鑼鼓巷有個秦老衚衕知道吧？現在還有這條衚衕。他叫增崇，號叫壽臣，一品大臣，他管內務府。我們最離不開的是增家，跟增家到我們這兒是三代的關係，我管他叫二大爺，生日 party 磕大頭。……我們跟增崇的關係是東伙關係。

定：清亡以後增家的生活怎麼樣啊？

劉：生活沒問題啊，好傢夥，他們這官，那都足啊。那真是倉滿啊。

我們家跟慶王的關係也是東伙關係。我父親早就認識載振，也是通過秦老衚衕的增崇。載振也是有倆錢兒，想著找他開個買賣。因為增家在天津開過一個恆順當，（我們家）給增崇開的，獨資，賺錢，也是恆字兒的，我們家離不開恆字兒，四大恆幾家么，都叫恆，開當鋪還是帶恆字兒。所以增崇就建議，讓慶王府別拿著金庫銀庫那兒看著啦，你拿它生利吧，也拿出錢來做買賣吧，我給你介紹， 讓劉家，讓劉禹臣給你開買賣。

郭松義：劉家等於給他們做生意，他們做股東，投資到他那兒，生息，然後再返還。

劉：由這慶王爺，載振還活著呢，勝利以後。我們都叫王爺，那時候他已經襲王了。

……

這就是說，直到清亡之後，沒落的清朝遺老， 還與這些民間商人往來不斷，而他們所開當鋪，其實有相當大的部分，仍然是由他們自己任股東，而由這些民間商人為他們經營的。畢竟朝廷雖然亡了，這些人家的資產還是雄厚的。

儘管事隔數十年，世道也已輪迴幾遭，劉汝舟談到父親的這些「事迹」時，洋洋得意之情仍然溢於言表，而奎垣的態度則頗不以為然：

定：劉家不是就給你們開當鋪嗎？

奎：是。不過後來錢都歸他們了，現官不如現管。我這也是一件事兩頭說，有東西來了，他先挑， 土產是他先進，賺錢是他的，我們是在他之後，給多少是多少（眾笑）。當然這也是當時的慣例，別人家的當鋪也都如此，再說官家人也不可能做買賣。當時開當鋪的，金魚衚衕那邊有當鋪孟，還有當鋪婁，當鋪婁和這個當鋪劉是親家。

定：就是說到劉汝舟爺爺的時候他們劉家已經很有錢了？

奎：很有錢，比我們家有錢。那時候他們一勁兒往上巴結，我們清朝的官不是算完了么，就一個勁兒往下就和他們，劉石竹（劉槐庭）都能跟我爺爺這麼說：你們這個一品大員，現在可不如我們這個一品大商人了（眾又笑）。

定：劉家說是在這邊修了一個戲台，在馬大人衚衕。您見過那個戲台嗎？

奎：有喜慶事兒時上那邊聽戲去，我們家有事都得借他們家地方。劉貢南（應為劉禹臣）是一個極精明能幹的商人。

這裡反映出的是清亡之後內務府大員與民間商人之間經濟與社會地位的消長與根本變化，憑藉旗人官僚的錢財廣開當鋪的劉家，早就擁有了超過沒落的旗員的實力，乃至於可以講出「你們這個一品大員，現在可不如我們這個一品大商人了」 的話。但二者之間的關係，卻仍然是互不可分、相當密切的。

四、劉氏家族：「我們家全變成旗派了」

劉家從起家的時候起，就致力於結交滿洲權貴，無論是早年開設錢莊，還是後來擴展當鋪，他們都是依靠這些權貴起家的，事實上，二者誰也離不開誰，但二者對於這種關係的態度卻截然不同。奎垣先生提起劉家，有過這樣一些議論：

他們劉家不是買賣人么，就極力地往上爬，學些個官僚，盡量地把自己改成像官僚，所以他說話也把自己說成是官僚團體的一部分。他說的那些個關係啊，跟我們家裡倒是比較深，可是跟慶王府、跟那（桐）家啊，幾乎沒聽說過他們有任何聯繫，他說是都有。不過這又說回來了，也難免有人打著那（桐）家的旗號，跟劉家辦事。

與此相反的是，即使到清亡以及民國時期甚至新中國成立之後，即使劉家的財力已經超過了那些滿洲親貴，他們仍然以與這些沒落權貴結交為榮，而且當成自己炫耀的資本。劉汝舟 2002 年與我談話時，還以「我們家全變成旗派了」為榮。這樣的心態，也是只有為當事人做口述，才能夠有真切和具體的體會的。

據劉汝舟的講述，他的祖父劉槐庭和父親劉禹臣的妻妾都是民人，劉禹臣的正妻，娘家在京郊農村，無論他將其妻家庭描繪得如何有錢有勢，畢竟只是一個農村財主而已。到劉汝舟一代，世道變了（按，劉父即劉禹臣除了後來與小妾所生的劉汝舟之外，與正妻共生一子五女，由於其子也就是劉汝舟的大哥比劉汝舟要長 30 多歲，所以可以不按一代人計，而這一子五女出生到論嫁的時段，正是從清亡到民國的轉折時期）。

劉禹臣的大女兒早夭，二女兒嫁給曾與其祖父合資開過買賣的一個商人家，這是民間的商人與商人之家通婚的延續，三女兒嫁的是一個漢軍旗人，是開金店的，金店李家，但清亡之後一直就報漢族。四女兒嫁的是同仁堂樂家，是同仁堂大房的樂篤周。他們不是旗人。最後是第五女，嫁給北京著名的金王家。金王姓王，是內務府旗人，據《北京市滿族社會歷史有關問題的調查報告》（1959 年稿），王的曾祖曾作過內務府「協堂郎中」，到其祖父仍有錢，開「元順堂」飯莊，民國初歇業。又在天津開元順當鋪，七七事變以後停業。劉氏女所嫁， 應該就是這個王家了。

劉汝舟生於 1923 年，他的五姐就是這個五女比他大十幾歲，應該是民國初年出生的，據此以推，出嫁時可能在 20 世紀 20 年代，這個時期與滿人通婚已經不會有任何障礙了。

劉汝舟自己所娶也是滿人，據他說是伊爾根覺羅氏，老姓姓趙。其實也是內務府人，倉趙家：「我結婚的真正的媒人是我五姐，就是金王家，因為金王家跟他們都是內務府的。還得說這跟滿洲的結親，我還是借了滿洲人的光。所以像我結婚哪，一直到我侄子，娶的都是旗人，我們家裡乾脆全變成旗派了。」

這裡有兩件事是比較典型地能說明這家商人心態的。

首先，劉汝舟在這裡已經提到，他的下一代， 與滿人通婚的更多，而尤其令他得意非凡而且一再提起的，是他的侄女，也就是他大哥的女兒，嫁給了慶親王奕劻的後代：

我的侄女，我的大哥的二女兒，是嫁給慶王府載振的兒子。所以說我的二侄女是慶親王載振的小兒媳婦。

……

你像我二侄女跟我同歲。去年（2001 年）我這二侄女，就是慶王府載振的小兒媳婦八十整壽，我去了，帶著我的老大，和這個姑爺，碰上慶王府的好多人，都去給這四太太做生日去了。

定 ：去年 ？

劉：去年啊。

定：去年這些人還這麼活躍哪？

劉：那！都去了。金莉珊的兒子給辦的。載振的弟弟叫載倫，倫五爺早就死了，倫五爺的夫人還活著呢，也是天下絕色的美女，也八十多了。

劉：一直到偽滿，重新又給他復了王爵，還叫慶王，還單有偽滿的委任狀呢，這麼大字。我去的話我給他請大安，載振還得還安呢，還不能接安， 因為我們平輩兒，我的侄女是他兒媳婦啊，他得管我叫五弟。他們就講這個，禮節他不能丟。

表面上看，無非是能夠與慶親王家的後人結親，比較得意而已，而再深究一步才發現，劉汝舟這個侄女嫁到過去的時間是 1950 年亦即新中國成立以後了。雖然劉老記憶的年代可能有誤，但他這位侄女既然與他同年也就是 1923 年出生，1950年前後結婚應該誤差不大，而這個時候慶王家的處境與 1949 年之前已經不可同日而語，所以，到這個年代還以與慶王家結親為榮，是很有意味的。另一件事，是劉禹臣的四女也就是劉汝舟的四姐是嫁給了同仁堂大房的樂篤周，樂篤周留過洋，回來後創辦過南京的同仁堂，雖然樂家後人對他評價不一，但他的肯於創新和能幹是獲得家族一致認可的。據樂家後人說，樂篤周與劉家四小姐婚後三個月，到祁州葯市去買葯，就在這期間，劉家小姐就故去了，得的什麼病不知道。而劉汝舟對此的解釋十分有意思：

她由小時候就喜歡在旗的，就願意跟王府啊，內務府的這些旗人打交道，願意梳兩把頭啊，請大安哪，她就喜歡這個。……但是（我父親）就有一個顧慮，樂家跟我們不對派兒。我們結交的全是內務府的、滿清的這些官僚和舊家庭。樂家那時候比較新。最後是一條命啊，我這四姐命要了。她一聽說給樂家，她也有耳聞，說樂家跟咱們不對派兒。據說我父親一跟她說她就不樂意，那天起就哭，一直哭到結婚。那簡直人就一天比一天瘦，就是心病。走的時候就已經有病了，結婚三天回門摔一跟頭， 由門坎外頭摔到門坎裡頭，這就不吉利，結果一百天，死了。

這種說法並沒有辦法得到證實，但作為這類人的心態來看，還是能夠說明一些問題的。

他們攀附這些沒落旗人大員的方式當然還有很多，結交的人物也是劉汝舟最樂於提起的，諸如清末軍機大臣那桐，小恭王，以及鐵良等。雖然奎垣先生認為他所說的並不完全屬實，但這反映出他們的觀念則無疑。也就因此，他自認為他的家庭已經都成了「旗派」：

唉，對，我們家基本上就是半漢半滿。一般的辦事完全是按著滿清的規矩。穿衣服也差不多。所有認識的這些人，到這兒來行人情的也好，都是滿人多。滿人得佔百分之七十，除了這些我們買賣的同仁是漢人多，做買賣的、朋友，漢人有，親戚裡邊全是旗人。

定：那你們家漢族的規矩還留的有什麼呀？

劉：……唉，現在還真說不上來了。我們就等於完全按旗禮了，因為我們跟旗人的關係太多了。每天反正老接觸這個旗人，到我們這兒來的也是旗人。還是圍繞著剛才我說的，我們圈裡這些人是盤根錯節，關係網，這網你撞不破，這麼多代都撞不破，一直到現在，雖然社會變更，制度也變更了， 但還是盤根錯節，觀念也改不了。

當然，僅僅以「心態」和「觀念」來解釋也是不全面的，還有另一方面，那就是直到新中國建立初期，這些人家仍然十分有錢。20 世紀 50 年代國家民委曾組織人力進行大規模的少數民族社會歷史調查，在事後寫成的調查報告中，出於當時特定的政治氛圍，增崇家與那桐家一道，都被當成是荒淫無恥、窮奢極欲的滿洲貴族的典型，據該調查報告稱，增家「時至今日全家十口人仍完全依靠賣舊底（珠寶玉器、古董、首飾等）和房租，維持其每月開支 700—1300 元的生活。這是原積蓄厚，不注意經營的類型」。而那家「於民國初年大量置買房子，並在銀行有大批投資（張父曾任過鹽業銀行的董事），這是家底雄厚又比較注意積蓄和經營的類型」。倒也確實道破了兩個家族在治生方面的不同特點。而北京市檔案館所藏有關檔案對那桐後人家的財產則有更為詳細的記錄：

張壽崇家（張壽崇即那桐之孫）土改前後家族經濟情況：

（一）土地情況

張壽崇家現有其妻一，子女六，傭工五，共十三口人，其母及另三兄弟張壽松、張壽坤、張壽侖， 於1 949 年已分居。解放前共有土地三千八百畝，分散於順義縣（一千八百畝）、通縣（七百畝）、京郊南苑（一千畝）、京郊雙橋（三百畝）等地，該順義、通縣土地，因地鄰我區，於 1946 年後，即無法收租， 後即斷絕聯繫，其餘京郊一千三百畝，於 1948 年前收上打租（先交租，後種田），1948 年後收下打租（先種田，後交租）起到北京解放，1949 年初，張即將全部地契交我政府，並交公糧小米二萬一千斤，土改時，張曾出面辦理手續，未有抗拒行為，農民也未向他進行鬥爭。

（二）現有財產（為其母、兄弟等公有）

1 .現有房產一千間上下，均坐落北京，每月房租收入一千四百萬至一千五百萬元左右。

2. 鹽業銀行股票三千股（每股銀元一百元）。

3. 股票三千多股，分別投於天津啟新公司、耀華行、南京江甫行、北京興業公司等八處。

4. 現在銀行存款約七億至九億元，公債一萬八千分。

慶王爺家更是架子倒了，錢財仍在，這也是劉氏家族一直與他們聯繫緊密的原因。

五、結論

清代旗人尤其是內務府旗人經商的問題，近年來已有學者如賴惠敏、劉小萌等進行了相當深入精彩的研究，本文不過是提供一個個案，將一些在學術論著中較少接觸的細節做一個描述而已。在時間上，則限定在清末到民國直至新中國建立初期。

一個個案未必有太多的代表性，本文不過希望能給研究者一些提示，這包括如下幾點：

1. 清朝以來京城的一些非常著名的民間商人開設的商號店鋪，很可能與旗人、特別是內務府旗人有密切的關係。具體地說，即由旗人或以入股的方式，或者直接投資干預，讓這些民間商人為他們運轉生利，這是對他們最方便也最快捷的途徑。反之民間商人也往往通過攀附和結交他們以獲取資本和經營的各種特權，二者間互生互存、不可分割。也就是說，將這些民間的大商號看作是漢族商人的買賣，有時往往是一種誤區。本文提到的在京師有極大影響的四大恆就是一例。

2. 值得提出的是，從這組口述中可見，清代京城的著名大宅門、最豪奢的旗人大員，如今可以指出來的，都是內務府旗人，外八旗官僚至少迄今尚未得見。而與民間商人勾結交往最多的也是這些人，劉汝舟提到的，除了宗室王公如慶王、恭王之外，都是這類人。

3. 八旗官員尤其是內務府大員即使在清亡之後，有很多人也仍然是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並沒有像普通的八旗官兵那樣陷入貧困甚至絕境，民間商人此時更擺脫了有清一代對漢人的種種限制， 得以大顯身手，而沒落的八旗大員所擁有的財富， 便成為他們「多財善賈」的手段。與清朝時不同的是，他們已經不可能像當年那樣利用手中的權力對這些商人予以控制，以至於他們的大量資產，往往最終流入到這些商人手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新中國初期，國家實行資本主義工商業改造運動之後才銷聲匿跡。

4. 官商勾結本來是社會中的常態，不同的只是方式而已，官與商的利益和地位對比會隨時勢的變化而各異，然而勾結日久，便形成一個緊密的網路，網路中人也逐漸具有了相同的生活方式、價值取向和社會風俗，並以此來影響當時的社會風氣。劉汝舟所謂他們全家都變成了「旗派」，說明的是這個圈子所具有的一定的穩定性。

用口述訪談的方式，能夠觀察和了解到傳統史學僅憑文獻難以深入挖掘到的具體生動的事實，尤其是特定時代中特定人群對於這些事件和時代的看法、立場和心態。當然，僅僅尋找到某個個人，傾聽他的故事和態度，還是不夠的，甚至會因他的某些偏好產生一些誤解，但本文講述的這個個案，訪談的是所謂「一面東伙」關係中的雙方， 更尤其是其中一方還有口頭資料與文字資料的對比，這便使這個個案的講述相對全面，也便具有了一定的參考價值。行文至此，祈請諸位指正，並希望能夠以這個個案，給諸位專家的研究提供一個可以參照的視角。

作者簡介

定宜庄，中央民族大學史學博士，現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研究員。高研院2017-2018年駐訪學者。著有《清代八旗駐防研究》、《滿族的婦女生活與婚姻制度研究》、《遼東移民中的旗人社會》（與人合作）及《中國知青史?初瀾》等。當前從事清史、滿族史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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