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州惠州儋州，從蘇軾到蘇東坡！

歷史是過去時，但歷史從沒有真正遠去。在許多古人的身上，甚至表現出連今人都難以比及的現代性，他們的精神不僅遠遠超越了他們所處的時代，也燭照著今天的世界。蘇軾即是一例。

作家劉小川曾經談及蘇東坡的現代性：「他幾十年擔當世界，先天下之憂而憂。他身上所體現的正義、公平、博愛等普世價值，我們應當弘揚和傳播。他悲天憫人的情懷是任何時代的普世價值。」他用一組排比句，激情評價蘇東坡：

「……是大文豪，是法國《世界報》評選的全球十二位千年英雄之一，是中國歷史長河中的龐然大物，是熱血智者，是宋代第一勇士，是比現代人更為現代的生活大師……和蘇東坡這樣的人相比，我們才像古人。當我們作古千百年以後，蘇東坡三個字還會閃閃發光。」

而所謂現代性，自然是以人的價值為本位，是對民生多舛的悲憫體察，對公平正義的頑強堅持，對生命尊嚴的悉心守護，還是知識分子對其自身在歷史和現實中所擔當扮演的角色的自覺認定。但現代性並不意味著與過去、傳統的割裂與絕決。

美國的社會學者塔爾科特·帕森斯曾經提出：從歷史學角度，現代性標誌著一種斷裂和連續的統一。哈貝馬斯更是把現代性理解為「一項未竟的事業」。因此，現代性不僅與傳統所代表的「古代性」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繫，更因著這種精神文化的血脈相傳，而對「未來性」也能提供長久有效的滋益。

可，蘇軾的現代性從哪裡來？

蘇軾曾有「二年閱三州」的感慨。這三州，分別為潁州、揚州和定州。那兩年，雖也有小人作祟，蘇軾總體上是舒暢的。他馬不停蹄地輾轉各地，勤政愛民。蘇軾留下佳話最多的，卻並非這三州，而是杭州、徐州和密州。他在此三州，不僅是大詩人，還是勇於發出不同聲音的政治家，更是建築家和工程師，是造福一方的好官員。在杭州，他疏浚西湖，建造蘇堤，治理運河；在徐州，他率領全城百姓抗擊洪水，退水之後，親手起造黃樓，希冀以土克水；在密州，他又親力親為，繪製、建造超然台，與萬民同樂……

但這些，還不能令人信服地推導出蘇軾的現代性。

「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是蘇軾去世前題寫的詩句。這詩更像是一位風燭殘年的老人的喃喃自語，讀來總覺黯然。當時他正在奉詔北歸的旅途之中，原本一路風光，其北歸引起的轟動，似乎昭示著圓滿的政治未來。所有人都相信，舟船行至汴梁，蘇子必為當朝宰執無疑。

但他不幸染病，途經江蘇金山寺時，看到一幅當年畫像，他不由回想汴京雅集時的神采斐然，並由此比照出今日的重病萎靡。他或許已經感到了大限將至，一時悲喜交集，忍不住在畫上題詩，總結自己的一生功業。可他不說杭州，不說揚州，也不說徐州、密州和定州，他單單說了黃州惠州儋州。

今人評說蘇東坡，對這三州說得很不夠。

杭、揚諸州，蘇軾雖小有起伏，卻大體得意。而蘇軾之成為後來文化意義的蘇東坡，恰是因為他貶黜黃州惠州儋州後的十年不得意。因此，或許可以這麼說，蘇軾的現代性，正是自他成為東坡始。

是的，蘇軾和蘇東坡，我們並不能將這兩個名字完全地等同起來。因為「東坡」二字，包含著更為豐富的生命內涵，是一個人從個體的政治憂患中轉身，而投入到更為深沉的生命憂患中去。「東坡」，還意味著再大的苦難也斗不敗壓不垮的堅韌，意味著屢屢從烈火烹炙中獲得涅槃重生的生命活力，意味著飽受波折摧殘之下的爛漫情懷不減。這些，是不是足以頤養人類社會「未來性」之「現代性」？

黃州：從詩仙到坡仙

1079年盛夏的一天，蘇軾因言獲罪。

此時他正在湖州太守任上，因遭王珪、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誣陷，謂其寫詩「譏訕權要」。加之他不久前呈給皇上的《湖州謝上表》里，也有「陛下知其愚不適時，難以追陪新進；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養小民」的句子，明裡暗裡說了一些牢騷話。舒亶等人趁機窮追猛打，指斥蘇軾「包藏禍心，怨望其上，訕瀆謾罵，而無復人臣之節者，未有如軾也」。神宗一時氣不過，也想著給他一個教訓。御史台得令，立即派了一個名叫皇甫僎的，帶領一隊人馬前去捉拿太守進京。宋人筆記為我們還原了歷史上的這一驚悚時刻：

皇甫等人，凶神惡煞般闖進府院，「拿一太守，如捉小雞」，蘇家上下幾十口，「長幼幾怖死……」

這就是震動朝野的「烏台詩案」。

有宋一朝，尚文抑武，文人的日子大體好過。但隨著黨爭的日趨激烈，兩宋還是發生過不少文禍，「烏台詩案」，便是三大詩案中的首起（另外兩起為「車蓋亭詩案」以及南宋的「江湖詩案」）。蘇軾此時，雖已提前得到蘇轍派人快馬加鞭送來的情報，有了一點心理準備，但看到眼前公差嚴陣以待，心裡還是未免惶怖，便請求允許自己和家人訣別。皇甫反倒態度緩和了些，告訴他：事情並不是想像得那麼嚴重。蘇軾這才心神稍安，跟皇甫一行上了路。

蘇軾被投入御史台獄，宛如羊入虎口，形勢兇險異常，營救方和陷害方，都使出了吃奶的勁兒，遭此案牽連者無數……

蘇軾一家全亂了套。蘇轍為營救兄長，四處奔走，心力交瘁。蘇軾長子蘇邁，義無反顧撐起了這個家。他負責每日往獄中送飯，同時負有向父親傳遞朝廷動向以及各方營救信息的重任，給父親帶去少許安慰。其間，蘇軾在獄中受盡了李定、舒亶、張璪等人的凌辱逼供，疼痛使他每日呻吟不休。他自知凶多吉少，事難轉機，便與蘇邁暗中約定，如提早得知朝廷意欲判其死刑的動議，是日的飯食就改為送魚。只是，為營救父親，加之全家十餘口人的花費用度，家裡很快坐吃山空，蘇邁只好出門借錢。他委託朋友給父親送飯，卻偏巧忘記囑咐朋友切勿送魚。可那天所送飯食之中，偏巧就有一條魚。蘇軾一看，以為是大限將至，這天晚上，他輾轉反側，怎麼都睡不著，起身給蘇轍寫下了兩首詩，算是訣——

其一：

聖主如天萬物春，小臣愚暗自亡身。

百年未滿先償債，十口無歸更累人。

是處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獨傷神。

與君世世為兄弟，更結來生未了因。

其二：

柏台霜氣夜凄凄，風動琅璫月向低。

夢繞雲山心似鹿，魂飛湯火命如雞。

額中犀角真君子，身後牛衣愧老妻。

百歲神遊定何處？桐鄉應在浙江西。

柏台，即御史台，因御史台內遍植柏樹而有此名。又因為院內柏樹上長年棲居著不祥的烏鴉，又名烏台。可以想見御史台內不見天日的陰森潮濕。

神宗讀了這兩首絕命詩，感慨良久。他其實並不想殺蘇軾，當初之所以同意李定他們那麼做，也只是為了給所有反對他變法的人一點顏色。但現在事已至此，他苦於沒有一個好的台階下。最後，是已經二度罷相、且為蘇軾「政敵」的王安石出面破局，他不喜歡蘇軾，卻惜才，於是上書問皇帝：「安有盛世而殺才士乎？」一向喜歡誦讀蘇軾詩句的太后也向皇帝求情，說自己的誕辰將至，往年慣例都會大赦天下，但她這次只求皇帝赦免蘇軾一人足矣。案子，這才終了。

蘇軾死裡逃生，貶黜生活卻由此拉開了帷幕。他被貶至黃州，任團練副使，但「不得簽書公事」。手頭沒有任何實權。

黃州，這是個不尋常的地方，我們實在應該記住它。正是在這裡，蘇軾開始轉向，成為了蘇東坡。

蘇軾身後，跟著老老小小一大群，急待解決生存問題。太守徐君猷，破例把城東一塊五十畝的廢棄營地給了蘇軾，是為「東坡」。「東坡」一名，記載著歷史上一段真實的暖意。

一直好奇猜想，假使沒有這樣一塊坡地，當年名動朝野的才士就不會成為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夫，歷史上或許便少了「東坡」此人，而那將少了多少詩意，多了多少缺憾？

無論如何，貶黜黃州，是蘇軾生命中的第一次大的波折。他第一次跌到了人生的谷底。一切似乎也都變了樣，「平生親友無一字見及，有書與之亦不答」。原先的好友，在路上碰到了，竟以紙扇遮住半邊臉，唯恐避之不及……好友親人的冷漠疏離，對於重情重義好熱鬧的蘇軾，恐怕最是難熬。他過去可是一直受著朝廷的恩寵和眾人的追捧，目光也從來都是昂揚朝上的。而在這塊貧瘠的坡地上揮鋤耕作，卻得目光朝下，凝神聚氣……這倒有助於一個人向內省察，看到自己的內心。他不埋怨，不忌恨，從昔日詩仙安安穩穩著了陸，一變而成了「坡翁」。他安心做起了凡人。

因不能參與公事，他把自己放浪于山水之間，「扁舟草履」，「與樵漁雜處，往往為醉人所推罵」。漁樵言行鄙俗，卻無惡意。所以他倒不覺得難堪，反而非常喜歡這種不被人識的鄉野凡俗生活。

他有了大把的時間，開始撿瓦礫，蓋雪堂，研究養生之道，研究美食，研究釀酒……忙得不亦樂乎。北宋貴族喜食羊肉，尤喜做「羊羹」，認為豬肉粗鄙，是下里巴人的食物。於是，「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真是可惜了！耕作之餘，東坡便坐在灶前，潛心嘗試，小火慢燉，終於煨出了鮮亮香糯的「東坡肉」，香飄四鄰。他尤其善於拾掇窮人的各種地頭菜，一經他手，都成了美食，成了名揚千古的文化奇觀。

在田間地頭，在灶火屋裡，「坡翁」煉成了「坡仙」。

米蘭·昆德拉說：「生活在別處。」這也是很多身處困境之人的解脫之道。「別處」，是一個能寄寓理想的遙遠所在，能使人忘卻營營。對「別處」而言，「此處」的現實生活是平庸瑣碎的，也是憂患艱辛的。但「別處」實在是個壞東西，它類似精神嗎啡，雖能暫時止痛，卻讓人意亂神迷，看不到眼前，忘記了當下。蘇東坡不藏匿，也不「生活在別處」，他崇尚「此心安處是吾鄉」，所以，他從不愁眉苦臉過日子，似乎什麼時候都能自在自足地活在當下，從容吸吮品咂每一樣不同的人生滋味。在他，這樣的生活里有真意，亦有詩意。

遭人白眼冷落了，他卻笑笑，寫信告訴蘇轍：「吾眼見得天下無一個不是好人。」

權貴為求避禍，不理他，他卻意外收穫了一大幫泥腿子的擁戴。他心滿意足，誇獎自己：「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兒。」

這話，唯東坡能說得如此坦蕩自然！

「東坡」二字里，蘊含著怎樣的飽滿偉力？

仕途滑坡，精神開始爬坡。物質的窘困，倒催生了豐富異常的東坡精神。「坡仙」的豐富文化內涵之一，便是這種逆境滋養磨礪出來的神性光輝。苦難能造成精神的萎縮，亦能造就精神的聖徒。五十畝的坡地足夠開闊了，東坡目光也變得豁然開朗，他因寬容而從容，因從容而雍容。黃州，成了東坡最初的精神涵養地。

黃州五年，東坡不僅老農做得成功，廚師當得漂亮，詩書畫也日臻精湛，作家劉小川解讀東坡這一時期，說是他藝術創作的「井噴」期。此說一點不為過。他揮毫潑墨，留下的皆是驚世傑作：《念奴嬌·赤壁懷古》，前、後《赤壁賦》，《浣溪沙》、《江城子》、《定風波》、《記承天寺夜遊》……

他的書法日臻成熟，最終位列「蘇黃米蔡」，成了北宋四大家之一。金人後來滅北宋，四處擄掠珠寶巧匠的同時，還千方百計搜求蘇軾的書法文集。

不單這些，東坡還在黃州收穫了愛情。朝雲之於東坡，不僅僅是寒苦相依的親人，她更是一位難得的知音。東坡注重養生，每日摩腹，下人笑其一肚子文章，唯朝雲透徹，她說：先生是一肚子的不合時宜……

惠州：從「帝師」再次黜落

「蘇東坡」是個動詞。

蘇軾並非一下子成為了蘇東坡。得意時，他是在朝的蘇軾。失意時，他便成了在野的蘇東坡。蘇軾註定要用一生的跌宕，不斷豐富「東坡」二字的內蘊。

黃州之後，在太后庇護下，蘇子復出，一步步進階，成了「帝師」，給小皇帝講經。重現在世人眼中的，依舊是那個愛開玩笑愛諷刺才氣橫溢有擔當的官場上的蘇軾，他在朝堂上毫不讓步，處處為民。他文名日隆，成了公認的文壇領袖，跟在他身邊的「蘇門四學士」——秦觀、黃庭堅、晁補之和張耒，個個文采斐然。後來，又有了「蘇門後四學士」，蘇家庭院整天雅集宴飲不斷，蘇軾又重新過起了門庭若市詩酒酬和的官樣生活。這樣的日子卻並不長久，老天似乎要有意淬鍊他。被視為「女中堯舜」的高太后猝然離世，蘇軾的好日子也隨之戛然而止。

他被再次貶出了京城。

這次更糟，從政治前景看，幾乎是一步步滑向了萬劫不復的泥淖深淵。

貶謫的路上，朝廷又連追幾道聖旨，將他一貶再貶。幕後操縱者，是蘇軾的昔日好友章惇。蘇、章二人為同科進士，曾經相交極深，很多筆記史料都記載了兩人交遊期間的故事，筆墨都指向章惇驚人的膽量。後來因為對新法的政治歧見，兩人漸行漸遠。章惇也因為支持變法、殘酷打擊舊黨人士而被《宋史》歸為奸臣之列。但在烏台詩案中，他終究還是顧念到了一點舊情，聽右相王珪等人在神宗面前編排的欲加之罪實在不像話，就當場予以駁斥，暗中救了蘇軾一命。但章惇覬覦宰相位已久，他忌憚蘇軾，深知蘇軾在朝野內外的威望和魅力，怕他成為日後的威脅。

這次是更偏遠的惠州。

蘇軾脫去一身官袍，翻山越嶺，艱難地走向民間深處。他又一次成為了蘇東坡。

東坡精神的標誌性內涵，是樂天。他剛剛落腳，便重拾自己的好心情。他給友人寫信，以難以想像的樂觀與幽默，戲謔道：「兄弟俱竄……」驕矜的文人，誰會用「竄」字來形容自己的狼狽情形呢？何況，弟弟子由一家受他牽累，一夜失富貴，此刻也和他一樣，淪入了苦難之境！東坡樂天，真真不可救藥。

一有時間，他又開始琢磨起舌尖上的味道。他這回「發明」了「東坡烤羊脊」——

「惠州市肆寥落」，全城一天只殺一頭羊，好肉全都供給官宦人家了，根本輪不到老百姓的份兒。這卻難不倒蘇東坡。他給弟弟寫信，沾沾自喜地介紹經驗：「不敢與官者爭買，時囑屠者，買其脊骨，骨間亦有微肉，煮熟熱酒漉，隨意用酒薄點鹽炙。微焦食之，終日摘剔牙綮……此雖戲語，極可施用。但為眾狗待哺者不悅耳。」舌尖上的微肉，自然滿足不了口腹之慾，卻足以滋養達觀闊朗的性情。

惠州有兩件大事。一喜一悲。

和黃州時一樣，東坡在這裡依舊「不得簽書公事」，但這不妨礙他為百姓做事情。惠州有河，當地人來往兩岸，多少年來，就憑著一座破爛浮橋，每年都有溺水悲劇。東坡急了，要造橋，「助以犀帶」。做官沒了前途，要這官帶何用？錢卻遠遠不夠，就寫信動員子由一家。蘇轍向來對兄長沒二話，他回家就翻箱倒櫃，把皇帝昔日「所賜金錢數千」悉數捐出。新橋落成之日，當地人喜極而泣，簇擁著東坡，「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可見其轟動。

悲的是，一路陪著蘇子吃苦受累的朝雲，病逝於惠州。

東坡為之大慟，寫下一副六如偈，其上聯為「不生不滅、不垢不凈、不增不減」，下聯則為「如夢如幻、如露如電、如泡如影」。又在為朝雲寫的《墓志銘》中，贊她「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三年，忠敬若一……」朝雲小蘇軾26歲。才子佳偶，伉儷情深，留給後世文人無盡佳思。蘇門四學士之一的秦觀，曾這樣寫詩讚美過她：「美如春園，目似晨曦」。東坡更是難忘朝雲的「素麵常嫌粉涴，洗妝不褪唇紅」。朝雲其時僅僅34歲，他卻失去了生命里這道重要的景緻。

死者已矣，活著的，還得努力活下去。

一樁又一樁的苦痛，從每一個細節處都匯成了東坡力量。

儋州：從底層向上，逍遙放曠

蘇東坡老是管不住自己的一張嘴，一桿筆。

可真要管住了，蘇東坡也就不是蘇東坡了。

到了惠州的第三年，「雞犬識東坡」，他與當地百姓已是水乳交融，深得民眾愛戴。東坡魅力之大，有詩為證：

「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

小詩白描功底了得，一個輕手躡腳的更夫形象躍然紙上。

世上還是好人多。

東坡萬沒料到，自己的這首《縱筆》為他帶來更深的災難。

小詩很快風靡，傳入了京城。章惇輕哼一聲：「子瞻還是這麼快樂嗎？」

新的貶謫隨之而來……更遠，更重。

趙宋開國之初，重文抑武。趙匡胤又在太廟勒石，給後代子孫留下「不得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人」的祖訓，也就是說，文人獲罪，不致被殺掉，最嚴重的，就是發配偏遠險惡之地。宋人把海南稱作「海外」，那幾乎是超乎一般人想像的極其偏遠之地了。對於內陸人而言，這等活罪幾乎無異於死刑。

宋神宗曾因為用兵失利，準備斬殺一個官員，被宰相蔡確以「不得殺士大夫」的祖宗規矩給擋了回去，宋神宗退而求其次，說那就把他刺配到遠方險惡的地方，時為門下侍郎的章惇卻上前反對，說「士可殺不可辱」宋神宗兩次都被大臣硬生生阻止，極為不快，生氣道：「難道朕連一件讓自己痛快的事都做不得嗎？「章惇卻說：「如此快意，不做得也好。」而由此也可見出，東坡所遭受的，正是大宋開國以來文人所受的最重處罰。章惇不忍發配他人，卻在昔日好友身上開了一個嚴酷的先例。

在親人的號哭聲中，東坡再次啟程了。

「垂老投荒，無復生還之望。」這回他帶上了一副空棺，向死而生。

到了海南的儋州，「食無肉，病無葯，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碳，夏無寒泉……」舉無所有，要啥沒啥，令人讀來心酸。一切夠糟的了吧。東坡卻沒有絲毫的沉淪，他盡情釋放天性里的詼諧輕鬆，像握著一柄超級盾牌，抵禦著世間的一切不如意。

他一絲不苟，活得鮮亮。「旦起理髮」，「午窗坐睡」，「夜卧濯足」……簡直比現代人還懂得身心的保養。儋州本地人頓頓食薯，偶食葷菜，竟是燒蝙蝠……為能活著得返中州大地，他千方百計營養自己的身體。他找到了牡蠣，大呼味美，立即給三子蘇過寫信，口吻極為神秘，囑其「無令中朝大夫知，恐爭謀南徙，以分此味」。牡蠣味道的確不賴，但不至如此誇張珍惜。他故意這樣大驚小怪，是為了讓遠處凄惶的家人略略安心罷了。

這些年，一家人跟著他，東奔西顛不說，精神上也受了很多驚嚇。東坡一直頗為內疚。但他自己也沒辦法，只好以戲謔化解，逗他們一樂。這在東坡，倒不是難事。就像當年他在湖州因詩獲罪，老婆孩子看著蘇軾要被皇甫一行押送進京了，個個大放悲聲。蘇軾其實也害怕，也難過，但他還是硬撐著，用玩笑的口氣問夫人：「予獨不能如楊朴之妻做一詩送乎?」那種生離死別的氛圍里，他竟逗得王閏之掩口失笑！

原來，這裡面藏著一個典故——宋真宗求才若渴，曾經下令遍訪天下隱者。所謂隱士，很多為沽名釣譽之輩，把自己藏之名山，和皇帝躲貓貓，真正意圖卻是為了討價還價做大官。但也不乏真隱者，有一個叫楊朴的，就不想出來做官。但他偏偏好酒好詩，才名遠播，被地方官強行推薦給了真宗。

真宗上朝，親自問他：「有人作詩送卿不?」

朴答：「臣妻有一首云：更休落魄耽杯酒，再莫狂妄愛作詩。今日捉將官里去，這回斷送老頭皮。」史書不忘記載這場對話的結局：「上大笑，即放回。」楊朴如願，被放回了民間。

蘇軾用這個典故，一是想讓家人止悲；二也暗暗期望自己能像楊朴一樣，儘早從這場文禍中脫身，得歸自由。

蘇軾除了耍貧嘴，給遠方的家人逗悶子，自己也努力適應儋州的一切，他很快又開始了喝酒、作詩、交朋友的神仙日子。他學習當地方言，也教黎人學習中原文化，他甚至教出了海南歷史上的第一個進士……

東坡拄著藤杖，人老詩熟，漸入化境：

半醒半醉問諸黎，竹刺藤梢步步迷；

但尋牛矢覓歸路，家在牛欄西復西。

東坡酒量不大，幾乎每喝必醉。這一次，又喝多了，一個人跌跌撞撞回家去。可是，熱帶的竹林粗藤實在繁茂無比，密密層層，仿若一個迷陣，他轉了一圈又一圈，就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幸好，前頭跑來一群嬉鬧的黎族小子——

小，小朋友，你們可知道……我的家……在哪裡？

哈哈，這個蘇翰林八成是又喝多了！一群小孩豁著牙巴，七嘴八舌嘲笑他。其中一個最調皮，擠擠眼睛走上前：蘇翰林啊蘇翰林，你家和咱村的牛欄離得不遠，喏，看到這路上的一堆堆牛矢了吧，順著牛矢，你只管往前走。千萬記住哦，看到了牛欄莫進去，你家還要再往西……

牛矢，牛屎之謂也。鄉間的小路上，隨處可見，是肥莊稼的好東西。如今竟有了新用場，成了東坡回家的指向標。此詩大俗，大雅。

儋州太遠太遠，此前汴梁、杭州之地的富麗繁華，像是一場遙遠得不著邊際的夢。命運到底是何物，驅趕著人們南北東西？儋州一田間老嫗，七十歲了，已經掉光了一嘴的牙，卻對世間事看得醒透，看到「被酒獨行」的蘇東坡，扭頭笑話他：「內翰昔日富貴，一場春夢！」老人說的，卻是大實話。東坡醺醺然一笑，寫詩稱她「春夢婆」。

中國古代文學史上絕不乏真性情者，唯有東坡，任性得一塌糊塗。他在《論修養帖寄子由》中說自己的修身養性之道，是要「任性逍遙，隨緣放曠」。這裡的「任性」，並非無賴小兒的耍性子，而是隨性隨緣，無所約束。「放曠」，不是放浪，是放下。因為放下，天地因之曠遠遼闊。

《東坡志林》是一本有意思的書，不僅語涉葯、酒、茶，更有東坡對人、事、物的態度與看法。蘇東坡善養生，一生搜求了不少藥方，朋友間書信往來，他經常給別人開方子下藥。但他深懂葯補不如食補的道理，因此，這位對美食一生狂熱執著、甚至也曾拚死吃河豚的老人，終於決定在晚年從日常飲食入手，調養生息，剋制貪慾。在這本《東坡志林》中，就記載了他對吃和請吃定下的一則家規，讀來頗令人深思——

「東坡居士自今日以往，不過一爵一肉。有尊客，盛饌則三之，可損不可增。有召我者，預以此告之，主人不從而過是者，乃止。一曰安分以養福；二曰寬胃以養氣；三曰省費以養財。元符三年八月。」

所謂「一爵一肉」，也即平常吃飯只喝一杯酒，只吃一道葷菜。如遇貴客造訪，酒菜數量加三倍，但原則是能簡則簡，可減不可增。而凡來請他赴宴的，也預先告知這一原則。倘若主人盛情，超過了這個標準，那麼對不起了，請原諒他的不至。

值得玩味的是，這段文字的落款是「元符三年」。也即1100年。

這是歷史上一個值得重視的年份。

這一年正月，年輕的哲宗皇帝，因為縱慾早亡，年僅24歲。徽宗即位之初，大赦天下，此時被遠貶至儋州的蘇軾蒙恩遇赦，量移廉州。一路上，新的任命又不斷傳來。朝中紛紛傳言，蘇軾將位極人臣，成為下一任宰相。因此，在漫長的北歸途中，他所受到的待遇可謂隆重，各種各樣的宴請自不必多說，許多老朋友甚至成群結夥地「自番禺追餞」。「追餞」二字，足以呈現當時東坡北歸的轟動情形。

而東坡在民間也極受愛戴，沿途的百姓但凡聽說東坡路過，立即傾巢而出，爭相睹其風采。面對兩岸歡呼的人群，東坡忍不住向家人調侃：「莫看殺軾否!」他在儋州早已習慣了食芋飲水、著書為樂的清凈日子，昔日富貴已恍如隔世，眼前的熱鬧和應酬，真是讓他有些吃不消了。

這一年，蘇東坡還和弟子秦觀見了最後一面。此前，東坡一黨皆遭貶黜，四散各地，此次相逢，已是時隔七年之後。可以想見這對師友的悲欣交集。秦觀《江城子》記錄了這次相見的真實情形：「南來飛燕北歸鴻，偶相逢，慘愁容。綠鬢朱顏，重見兩衰翁。別後悠悠君莫問，無限事，不言中。」師徒二人最後「嘯詠而別」。

嘯，是一種魏晉風尚。為了表達蔑禮法、崇放達的態度，魏晉名士見面，是不屑於言語交談的，所謂「言不盡意」。他們更喜歡相互間報以兩聲長嘯。所以秦觀詞中有「不言中」。這是他們師徒間一次超乎語言的心靈交集。只是沒想到，此一別竟成永訣！八月份，蘇軾在繼續北歸的途中接到消息：秦觀卒於藤州光華亭。時年53。

這給東坡的打擊太大。

他非常器重秦觀，稱讚他「有屈、宋之才」。而在聽聞噩耗後，幾乎不能自持：「少游已矣，雖萬人何贖！」因此，讀東坡寫於此際的所謂「三養」——養福、養氣、養財，是他對於許多現實問題的思考與回答，其意義已遠遠超乎普通的養生內涵。

「安分以養福」：「你幸福嗎？」這是央視記者曾經發動的一次街頭海采主題。事實上，幸福感既是一個時代命題，也從來都是一個永恆的話題。而這個話題對於一位曾經帶著一口空棺向死而生的老人而言，一定有著別樣的答案。能夠活著回到中州故土，東坡或許在北歸初期有過某種權力的想像，但少游之死，一定讓他明白了現實的殘酷。他已是一個身心都飽經風霜的老人，與其執著於莫測的未來，不如好好活在當下。東坡所謂「安分」，意味著他此時已經選擇了簡淡知足的晚年人生。事實上，「不安分」從來都是一種心魔。此山望著彼山高，對權錢慾望的無止境追求，是很多人不幸福的根源。

「寬胃以養氣」：口腹之慾是人類欲壑的外在表現。大吃大喝，腦滿腸肥，不僅傷體內正氣，更傷風氣。所以，東坡晚年一直力倡減節嗜欲，一物不芥蒂於心。

「省費以養財」：性情豪放不拘小節如蘇東坡者，其過日子的要訣卻是一個字：「慳」。也就是：小氣、吝嗇。他被貶黃州之時，就開始「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為三十塊，掛屋樑上，平旦，用畫叉挑取一塊，即藏去叉，仍以大竹筒別貯用不盡者……」可謂摳門之至。

東坡的朋友李公擇即將赴京上任，但他為手頭拮据苦惱不已，東坡便用自己的經驗勸慰他：「仆行年五十，始知作活，大要是慳爾，而文以美名，謂之儉素。然吾儕為之，則不類俗人，真可謂淡而有味者。口體之欲，何窮之有，每加節儉，亦是惜福延壽之道。」他還在信末不忘幽默一筆：「住京師，尤宜用此策也。一笑！一笑！」有意思的是，蘇東坡的很多大氣滂沱之作，皆出於他在經濟上最為慳吝小氣之際。可見，省費不僅能夠「養財」，更能夠「養才」。「小氣」，亦能滋養一個人的「大氣」。

近人林語堂曾這樣評價蘇東坡：

「他是秉性難改的樂天派，是悲天憫人的道德家，是新派畫家，是偉大的書法家，是釀酒的實驗者，是工程師，是假道學的反對派，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書，是月下的漫步者……」

最後，他才提及，蘇東坡是詩人。

的確，東坡魅力，絕不僅僅在其詩作，而在於他歷經磨礪卻日與純凈、天真爛漫的大情懷。黃州惠州儋州，是從蘇軾到蘇東坡的精神轉向，記載著他從得意到失意的仕途跌落，記載著他從失意而至詩意的精神躍升，記載著他從朝堂走向民間的踽踽背影。

蘇軾長已矣，東坡正向現代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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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趙允芳，豐縣人，文學博士，散文作家。現居南京。為江蘇省廣電總台、南京電影製片廠攝製的20集大型紀錄片《江南文脈》總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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