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中產階級都抱怨些什麼？
二戰後，中產階級的興起改變了西方社會貧富分化的兩極社會結構，一直被視為西方社會保持穩定秩序的主要社會因素。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經濟要素全球流動，西方中產階級的工作機會大量流失，社會地位面臨危機，刺激了他們日益增長的憤怒。2019年6月12日，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歷史學家維克多·戴維斯·漢森（Victor Davis Hanson）在《華盛頓時報》發文，對此原因與後果進行了剖析。
原文 ：《：憤怒的西方中產階級》
編譯 |吳學麗
圖片 |網路
中產階級都抱怨些什麼呢？
第一，非法移民、邊境開放導致了社會混亂。
第二，世界精英利用全球化為自己的各種業務找到了全球市場，獲得了大量的財富，但新的全球市場和跨國商業往來推動西方國家將自己的企業和製造業轉移到勞動力價格低廉的其他國家，造成本國製造業的衰落。
第三，未經選舉產生的官僚成倍增長。這些官僚由終身監管員、規劃員、審計員、檢查員和核算員組成，中產階級成為他們的工作目標，但他們的權力卻沒有得到制約。
第四，全球新媒體達到數十億家，但它們所做的不是報道事實，而是在強行灌輸思想觀念。
第五，學術界變得政治化，教育提供的學習內容越來越少，但收取的費用越來越高。
第六，社會規劃成了只是增加住房、能源和交通成本的烏托邦。
所有這些抱怨反映出了西方社會中產階級面臨的現實。在社會政策上，那就是富人有能力、有社會影響力不被更高的稅收和費用所困擾，或者能完全避免它們，而中產階級總是處於不利的地位。例如綠色發展政策提出要老百姓勒緊褲腰帶過日子，但沒有要求精英階層去削減第二和第三套住房以及海外度假、豪華汽車、私人飛機和高科技設備的使用。
在教育領域，西方公立中小學校、大學的管理者往往更喜歡私立學校對自己孩子進行嚴格的傳統培訓。精英們憑藉人脈把孩子送進大學，大學為迎合他們需要，增加多元化管理人員，導致大學各種費用成倍增加，而負債讀書的中產階級家庭的學生只能通過借貸來支付各種費用。
在移民問題上，擁護開放邊界的精英階層確信這些移民不會對他們自己的社區、學校和特權生活方式造成實質性影響，無法理解所謂的排外主義者、種族主義者或本土主義者的心理狀態。然而，只有非精英人群才直接體驗到了非法移民突然大量湧入其社區，對社會資源、學校和安全造成的直接影響。
中產階級對精英階層不斷貶低自己的文化、歷史和傳統感到憎惡。他們懷疑：如果西方國家在建國之初真如此糟糕，有這麼多缺陷，為什麼數百萬非西方人會冒著生命危險來到西方？為什麼精英們自己賺了這麼多錢，獲得了這麼大的影響力，卻認為西方傳統體系有毒呢？
在未來幾年內，預計中產階級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情感將會減少。非精英階層將對非法移民更加憤怒。由於精英階層對中產階級的憤怒沒有回應，他們的憤怒情緒只會越來越濃。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64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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