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羊與灰鷹：巴爾幹六百年

撰文：麗貝卡·韋斯特

翻譯：向洪全、夏娟、陳丹傑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第二次世界大戰是新舊歐洲的轉折點，作為歐洲火藥桶的巴爾幹，在 20 世紀40年代前後的命運截然不同。《黑羊與灰鷹》（三輝圖書/中信出版社）觀照了自14世紀中葉至「二戰」爆發這漫長歲月中的巴爾幹歷史。這片土地經歷過什麼？為什麼會蛻變為浸透鮮血和仇恨的信仰之地？一連串難解的謎團和苦難又是否有跡可循？

本書以作者巴爾幹之行的沿途見聞為線索，追溯了巴爾幹歷史上緣於民族、宗教、地緣等因素的內外政治糾葛與軍事衝突；也在對當地居民生存現狀的見證中，力圖揭示當地各民族命運的悲劇之謎——巴爾幹苦難之人的內心始終涌動著一股為神聖犧牲的、如鷹般洶湧的渴望，他們祈盼著，猶如被獻祭的羔羊以毀滅的姿態達至永恆。這種獨特的精神稟賦，指引巴爾幹人超越苦難，也滑向了悲劇的深淵。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一個難以記起自己歷史的民族，

也許註定了在任何情境下都缺乏讓自己重新振作的手段

不過，第二天早上展現在眼前的薩格勒布市一點也不怪異。它陽光充足，溫暖而舒適。一千年來，居住在這裡的人生活安逸，雖然政治上不見得滿意。此外，這裡到處是巨大的吐司黃的建築，兵營、法院和市政辦公廳，這些建築無一例外地是奧匈帝國留下的標記。這也意味著在舒適的環境里，人們吃得開心，卻鍛煉不足。栗樹下的小桌子上滿是咖啡、鮮奶油、甜餅，坐著歡樂的人群。但這城市也有它的特別之處。它沒有大的河流，也沒有一個至高點，舊城區所在的那座小山，在18世紀曾被稱作「一片台地」。那裡很少有非常精美的建築，除了那座哥特教堂。而就是這座教堂，也被強迫穿上了一件醜陋的19世紀外套。不過，薩格勒布正因為它缺乏個性特徵的俊美，而被賦予了一種猶如舒伯特的樂曲一般的怡人情調。那種令人愉悅的曲調開始時輕舒低吟，卻似永遠不會終了。第一天上午抵達時下著雨，我們以為會因此感到心煩，結果卻是非常開心，彷彿徜徉在一座陽光中的美麗城市。此外，它還有著一種討人喜歡的特別之處，就像許多法國城鎮那樣—儘管是一座不小的城市，卻依然保留著一種小鎮風情。薩格勒布居住著十五萬人，然而聽街頭巷尾的閑談，似乎誰都知道誰家什麼時候要生孩子了。這對於城市化，真是一種可愛的精神勝利。

市裡有一處開闊的市場。紅白相間的傘下，站立著壯實的農民。他們的臉讓我們感到非常驚訝，因為那臉上的表情是那麼豐富而細微，似乎他們都是些有著極好修養的城裡人。那些女人的穿著是我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不曾見過的，既不是裙子，也不是褲子，而是兩大面圍裙，一面罩著身體前面，一面罩著後面，兩側搭接，下面露出大膽的紅色羊毛長襪。她們的形象，與我們通常概念里的「農民」一詞恰恰相反。我們用這個詞時往往帶著貶義，認為那些婦女會因為反覆懷孕生孩子而變得笨頭笨腦的；又好像她們一輩子都在村子裡，圍著那些每個冬季都在門檻前的泥濘里打滾的幼稚兒打轉。改造出這種服裝的婦女，即使懷有八個月的身孕，也能邁著大步走動，只要她們樂意，也可以在泥濘中跳舞，無須理會其他蠢兒們的評論。

然而，他們的生活並不優裕。他們都會說一些德語，因此我們可以詢問他們東西的價格。我們只要花兩個先令就可以買一大麻袋最好的水果蔬菜—同樣的錢，在西歐城市裡只買得到五分之一的東西。這意味著令人絕望和揪心的貧困，因為商店裡的製成品標價跟西歐城市裡的幾乎一樣。但他們非常沉著，沒有人談論貧窮，沒有人乞討。這表明我們已經出了中歐，因為在德國和奧地利城鎮，儘管那裡的人們比這裡的富裕兩倍，他們卻會沒完沒了地抱怨。不過，有跡象表明，我們所處之地仍舊臨近中歐。一些貨攤上堆滿綉工精緻的手帕和餐桌檯布，都是一流的做工，因為斯拉夫婦女手指間有一個被俘獲的精靈，只有她們會創造出如此的傑作來。但那些圖案的設計卻非常糟糕，不像我在南斯拉夫其他地區，在塞爾維亞和馬其頓見過的圖案那樣漂亮，甚至不及站在貨攤邊上的那些農家婦女衣裙上的花式好看，儘管那些衣裙質地較次。手帕和桌布上的圖案過於自然風，試圖再現水果和花卉的真實形象，遵照的是維多利亞時期的柏林絨線刺繡的傳統。換言之，其間顯露出德國的影響。

我感到很不耐煩。身在這裡，我心中沒有如期望中的、來到南斯拉夫應有的愉快。我走到廣場中央那尊雕塑的台階上，稍加休息。看上面的題詞，我明白這是克羅埃西亞愛國詩人葉拉契奇（Yellatchitch）的雕像。我由此想到，儘管克羅埃西亞人沒能令我振奮，他們卻有著其他的成就值得人們肯定。因為這尊塑像當屬世界上最為奇怪的雕塑之一了。它展現了葉拉契奇騎在馬背上，指引著他的部隊前進的畫面。他揮舞著手中的劍，直指布達佩斯方向。事實上，1848年，他的確領著戰士們奔往這一方向，並戰勝了匈牙利人。這尊雕塑並不是克羅埃西亞人從匈牙利解放出來之後，才新豎立起來的。作為打敗匈牙利人的一份紀念，在匈牙利還是克羅埃西亞主人的時候，它就矗立在了這市場上。這並非由於匈牙利人的寬宏大量。要解開這一謎案，必須從克羅埃西亞的整個歷史說起。

克羅埃西亞人原是一個斯拉夫部落，應希拉克略皇帝的邀請，前來趕走阿瓦爾人，解放達爾馬提亞海岸和克羅埃西亞腹地。阿瓦爾人燒殺搶掠，是最為臭名昭著的游牧部落，他們以多瑙河為中心，四面侵擾，年復一年地向周邊所有民族索要巨額貢賦，曾引發一次早期貨幣危機。這種情形持續到公元7世紀，也就是西羅馬帝國衰落之時。然後，克羅埃西亞人作為帝國臣僕滯留下來。當帝國政權瓦解，他們宣布獨立，擁有了自己的國王，承認教皇的宗主權。有關他們在那個時代的資料極少，我們唯一知道的是，他們並非野蠻民族，而是傳承了拜占庭大量複雜的典儀。他們最後一位國王的加冕，大約是在諾曼征服時期。他沒留下什麼後代。然後克羅埃西亞貴族間發生內亂。為了和平，他們承認提出佔領權、選舉權與繼承權三項要求的匈牙利國王科洛曼為他們的國君。其中的最後一項權利值得懷疑，另兩項則可算是公平。這是一件值得記上一筆的大事—在這些地區，在那古老的時代，便已有了法制思想。我們的偏見在於，我們以為邊遠的民族，只有當他們出現在我們眼皮下，他們才開始開化，以為他們的昨天都非常野蠻。

科洛曼的加冕名號為「匈牙利-克羅埃西亞-達爾馬提亞國王」。兩個世紀里，這兩個王國各自獨立，平等共存，又共侍一君。但兩個民族不太可能融合。他們種族各異：匈牙利人或馬扎爾人源自亞細亞，與芬蘭人、保加利亞人和土耳其人有著血緣關係；克羅埃西亞人屬於斯拉夫人種，與塞爾維亞人、俄羅斯人、波蘭人和捷克人有著血緣關係。兩個種族均非溫順之輩，他們強烈地固守著各自的語言。匈牙利人兇悍好戰，具有浪漫氣質；克羅埃西亞人同樣兇悍好戰，卻長於理性思考。沒什麼能讓他們惺惺相惜，但考慮到他們在中歐的地位，基於雙重君主制的緊密聯合卻很管用。不過，這並非鐵鑄般的堅固。14世紀時，科洛曼家族成員死盡，克羅埃西亞人不願接受由匈牙利人選舉出來的國王。他們在薩格勒布大教堂加冕自己選舉的國王。直至六年之後，匈牙利人接受了克羅埃西亞國王，聯盟關係才得以恢復。但到了國王的兒子路易大帝，因為他主要繼承了匈牙利血統，而且在感情上也更傾向於匈牙利人，克羅埃西亞人不得不屈居其次。

很多人都以為君主制比共和制更穩固，認為現代民主制在骨子裡就具有反覆無常性。我們忘了，穩固的君主制國家只是秩序的最完美的展現，或穩定的歷史時期的產物。這種最完美的展現在政權中之罕見程度，一如在文學或音樂中。缺了這些條件，君主制之反覆無常，則幾如癲狂。皇家血統不如平民家族那麼枝繁葉茂，也許是因為，那些公主在不到青春期時，就會被搶去當新娘—以免被別的人搶了先手，從而建立起有益的姻親關係。在任何階層，不可能有純種繁殖的昌盛，也不可能一代強代代強。如果國王死了，還不得不將王位傳給一位白痴，或者後繼無人，那些王公貴族就可能從很遠的地方請一位以暴力著稱的人來，以避免內部戰亂。這人會因自己只是一個外來之人，施政冷漠無情。也有可能在他骨子裡，就涌動著這樣一股背信棄義的基因，使得在他死後，便扔下這些人群氓無首。任其如何，他必然會遭受所有國王都會面臨的特有痛苦—貧窮。我們之不樂意繳納的所得稅，無非是一個時新的辭彙，說的還是人類之短見，看不到提供團體開支的合理性。這一毛病，自有人類以來就有了。請來的國君因為意識到自己只是一名外族人，害怕在他鄉異國地位不穩固，很少敢伸手向那些王公貴族要錢，只好狠命地向農民下手，且往往搶掠過度，毫無仁慈。也就是說，他要求王公貴族交納一定量的稅款，卻沒有相關法規制度來保護社會公正，阻止王公貴族為確保他們私囊毫髮無損而盤剝壓榨農民。此外，還有一個更為嚴重的危險。因為國王是外族，他往往會跟外國簽署一些不利於該國的合約。事實上，這一危險的確相當嚴峻。因為，雖然一般都認為談判取代戰爭是現代人的一項發明創造，但事實上也僅此而已。中世紀時候，人們總是樂意放下刀劍，簽訂協議，寧願支付賠款。而一位外來的國君，則往往尤其樂意割讓土地和人民，以省下錢來支撐其政權。

身為這星球上的一位居民真不讓人舒心。過去就不曾有誰舒心過，除了在一些短暫的時期。尤其不舒心的要數克羅埃西亞人。路易大帝是法國人，安茹家族的一員。他娶了伊麗莎白，一位斯拉夫人，波斯尼亞國王的女兒。路易死後留下兩個女兒。幾乎所有匈牙利人和達爾馬提亞人都推舉大女兒瑪麗為他們的女王，並由她母親攝政。但某些克羅埃西亞人和匈牙利貴族反對她，要求將王位授予她父親的堂弟，那不勒斯的查理國王。很顯然，這些克羅埃西亞貴族怪異又邪惡，對自己的人民幾乎沒什麼體恤之情，而且跟人民簡直不是一條心，讓人覺得他們或許是異邦外族。這整個的一片河山，一次又一次地被來自亞洲的侵略者踐踏蹂躪。有人認為，這許多的王公貴族都是各種各樣的游牧強盜以及強權者的後裔。這些人在入侵者撤退後，從精疲力竭的人民手中奪去土地；他們有的是義大利、德國和哥特血統，有的本身就是亞細亞血統。查理國王被加冕為匈牙利和克羅埃西亞國王，四年之後，被路易的遺孀伊麗莎白刺殺。繼任者是他的兒子拉迪斯拉斯，一位滿腦子幻想的冒險家。他面對著伊麗莎白和她女兒瑪麗，以及瑪麗的未婚夫—另一個外族人，盧森堡公國的西吉斯蒙德，德國查理皇帝的一個兒子。伊麗莎白和她女兒希望西吉斯蒙德做國王。從那之後的五十年里，這個國家深受這些外族人之苦。不過，在這一歷史時期，這些外族人帶來的苦難又是不可避免的。人民痛苦地哀號。他們罹受折磨，或者被投進監獄，或者忍飢挨餓；他們的民族精神遭到褻瀆。拉迪斯拉斯儘管從沒加冕，卻以十萬達克特的價格，將達爾馬提亞賣給了威尼斯共和國；雖然西吉斯蒙德最終加冕為王，卻始終未能有力量維護其法定權利，也沒能收復達爾馬提亞。這也就是說，極其好戰尚武、揮霍無度的高智商游牧民族，匍匐在了一群商人的腳下；因此，克羅埃西亞境內的克羅埃西亞人，因為與他們的達爾馬提亞兄弟分裂，之後更加無力與匈牙利對抗。

……

整個18世紀，克羅埃西亞人都在給匈牙利人做奴隸，然而他們對於奧地利的熱愛，卻牢固得幾近痴傻。哈布斯堡王朝日漸無能，引發了1848年的危機。除了其他蠢行，弗朗西斯一世和梅特涅還想出個餿主意，將匈牙利議會關停了十四年之久。這一高壓行為使匈牙利的民族情感沸騰到極點。讓人不解的是，匈牙利民族主義的內在精神是在任何環境下對任何民族的任何民族感情的鄙視和憎恨。這一點，從他們對待語言問題與眾不同的態度中可得到證實。他們因為被強迫講德語，不被准許使用自己的語言（馬扎爾語）而暴跳如雷；但他們也極其厭惡他們的鄰居—克羅埃西亞人、塞爾維亞人、斯洛伐克人—提出關於自己語言的主張，或者說，任何在馬扎爾語之外的語言的主張。著名的匈牙利愛國主義者拉約什·科蘇特，在此問題上所表現出來的強烈憤怒，簡直超出了理智，尤其是考慮到他身上根本就沒有一絲匈牙利血統，而純粹是斯洛伐克血統。他在接任民族黨領袖時宣布，他的施政計劃的一部分就是要摧毀克羅埃西亞的民族身份。他宣稱自己將用利劍鎮壓克羅埃西亞語言，並在提出的選舉法案中略去了「克羅埃西亞」這一稱謂，稱其各部分為匈牙利縣郡。

克羅埃西亞人再一次表現出他們對於奧地利的熱愛與信任。他們委派代表團前去維也納，向斐迪南皇帝請求與匈牙利「離婚」，以直接附屬於哈布斯堡王朝，並建議任命一位名叫葉拉契奇的年輕軍官，擔任克羅埃西亞的班。斐迪南皇帝東一榔頭西一棒子，跟火車上的那幾位德國人一樣，做事沒個條理。他在歐洲歷史上，正處於大難臨頭的境地。他被革命的維也納人、心懷不滿的捷克人，以及不忠的匈牙利人圍困。眼前唯一忠誠的臣民，就只剩克羅埃西亞人了。但他躊躇再三，不欲准許代表團的要求。實際上，若不是宮廷的一些圈子裡某些人青睞葉拉契奇，他可能就拒絕了他們的請求。葉拉契奇受命上任後，用了六個月時間在全克羅埃西亞掀起了一股仇視匈牙利的情緒，然後於1848年9月，帶領一支五萬名克羅埃西亞士兵的隊伍跨越邊境，擊敗了一支正匆忙趕往奧地利，去協助維也納革命者抗擊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部隊。沒有人說匈牙利人不是驍勇善戰的勇士，不過這一次他們遇上的克羅埃西亞人至少也不差，而且克羅埃西亞人的優勢還在於所遇對手的頭領精神不正常。他們甚至無須與匈牙利軍隊對壘，因為科蘇特志比天高到近乎白痴，正式宣布廢除哈布斯堡皇室統治，宣布自己為匈牙利統治者。直至那時，革命者的訴求都限於奧地利帝國內部的自治問題。這一走向，意味著俄國可能出手干涉。一些人很害怕布爾什維克統治下的蘇俄干涉別國內政—雖然這些干涉真可謂微不足道，也從沒有成功過，他們忘記了，那一次，沙皇俄國攜兵侵入他國國境，干涉力度之大，歷史上未有與之比肩者，除了現代的法西斯國家的入侵之外。沙俄自認責無旁貸，有權清除任何地方對於王朝統治原則的威脅。科蘇特剛一宣布，沙皇便立即派遣十萬八千人的俄國軍隊，洪水一樣地湧入匈牙利。到1849年之夏，科蘇特已亡命土耳其。

葉拉契奇與克羅埃西亞人挽救了奧地利帝國，然而與之形成對比的是，他們從這效忠中一無所獲，除了矗立於薩格勒布集市廣場上的這尊塑像。哈布斯堡皇室家族仍在不斷走向自我毀滅。他們致力於瓦解帝國，致力於強暴時間，以加速薩拉熱窩暗殺事件的發生。他們非但沒有給予克羅埃西亞人所要求的自治權，如今還徹徹底底使之附屬於中央政府。他們將克羅埃西亞人從馬扎爾人的手上解放出來，然後置於同等殘暴的日耳曼人的鐵蹄之下，並最終在克羅埃西亞人身上，施展出他們至高的背叛行徑。為安撫匈牙利，奧匈帝國建立起來二元君主制，克羅埃西亞人被當作其奴隸，歸屬於匈牙利人。我從沒見過歷史上還有比這更骯髒的行徑了。這樣的卑鄙下作，唯見於一些極其粗鄙、極其無恥之輩的婚外性事之中：一個男人，拋棄他的妻子，去勾引一位女孩做他的情婦，然後又與他妻子和好，而且為討好妻子，他還爆出這女孩，使之遭受公眾的鄙視。然而，儘管如此，奧地利並未忘記1848年和拉約什·科蘇特。它留下這尊塑像在廣場上，以作為一個警示。由是，克羅埃西亞農奴站立在曾領導他們打敗一支匈牙利軍隊的本族將軍的身影下，向他們的匈牙利主子觸帽行禮。這是有關主權問題的一個最最奇怪的插曲，我在任何其他國土上都不曾見過。

不過，對於克羅埃西亞的人民，對於我眼前的這些人，對於正賣給我東西的這些人，這一切到底意味著什麼呢？我之所以來到南斯拉夫，是因為我知道過去造就了現在，我想弄明白這過程是怎樣來的。現在就聽我慢慢道來吧。很明顯，這將意味著一定程度的人類苦痛，其持續的時間之長及其連續性，將使任何生活於英國或美國那樣的安樂窩的人震驚不已。要是我身上擁有魔法，走進市場，抓住一位農民的雙肩，悄聲問他：「在你的人生中，你見識過和平嗎？」等一等，不見他回答，搖晃他的肩膀，將他變形為他的父親，又問他同樣的問題，再將他變形為他父親的父親，我也永遠得不著那兩個字：「見過」。如果我再就這一問題去問千年前的逝者，我也永遠只會聽到，「沒見過，有的只是恐懼，有的只是境外敵人入侵，境內統治者的壓迫，有的只是監獄，有的只是折磨，有的只是暴虐，有的只是死亡」。

在他們的歷史上，他們不曾得到過補償，因為他們不曾造就過一種輝煌壯麗的、具有歷史意義的傳奇。就個體英雄主義而言，他們的紀錄沒任何國家能夠超越，但這種英雄行為從未將自己塑造成一個堅不可摧的勝利形象，以供人緬懷，以暫時忘卻眼前的失敗。克羅埃西亞人從來就是驍勇善戰的戰士，但他們最了不起的戰績都被湮沒在哈布斯堡王朝軍隊普遍的各次勝利之中。而哈布斯堡皇室更是費盡心機，不讓克羅埃西亞人掙脫困境。他們的勇敢與忍耐精神最能展現於與土耳其人的戰鬥中，其次數無法統計，其名稱無以一一確記，不僅歷史沒有善加記載，甚至在當地傳說中也沒有留存任何明晰的記憶。唯一的一次讓他們引以為豪的傑出的軍事勝利，便是以葉拉契奇塑像作為紀念的擊潰匈牙利人的這一次。而這也可能成了一樁敗績。再一次，我必須拿個人的婚外性事來做比較。隨著我們越來越年長，我們既看明白了故事的結局，亦看明白了其開端，我們意識到，對於那些獻身於故事中的人，幸福或者悲劇已不是那麼重要，真正重要的是這些故事務必成為故事，故事結構要能夠讓人明白。那些男男女女，在命運下枯萎，心不甘情不願地走向死亡，卻對其一生並無有跡可循的遺憾。他們並非因為過早喪偶或背信棄義而失去了伴侶，或者戰場失利，或不堪眾人鄙視的目光而被擊倒，而是因為被愛人拋棄，或是因為情人無能，而無辜地成為受害者，不曾掌控，不曾得到無論成功或失敗的機會。藝術並非消遣的玩物，而是一種必需。其內核，其形式，並非一種裝飾性的擺弄，而是一隻杯子，令人們可以將生活傾注其間，可以舉杯唇前，進行品嘗。如果一個人自身的存在不具有形式，如果其所經歷的事件不能在大腦中輕易地被喚起，不能夠揭示出這些事件的意義，便會覺得，自己似乎在閱讀一部非常糟糕的書。我們所有人，都能夠判別其中的道理，因為幾乎沒有誰不曾有過這樣的一些階段，在這樣的階段里，我們人生的根本主旨為細節所模糊，我們與之交往的那些人物的個性是那麼不鮮明。這樣的可能，不僅見於個體的人，亦見於國家。比如英國，要不是瓦爾哈拉英烈殿里那無以計數的國王與英雄，要不是漫長的伊麗莎白時代與維多利亞時代用這些作為典範，表明英國曾經創造的奇蹟、現在和永遠所可能創造的奇蹟，以及隨時可以湧入記憶中的成千上萬的大小事件，這個國家會是什麼樣子呢？比如美國，如果它記憶的寶庫里沒有戰無不勝的堅強意志，沒有獨立戰爭的眾多歷史事迹，沒有那些巨人般的政治家，沒有西進運動，一言以蔽之，沒有這些每一位美國人都銘刻在心、隨時隨地都可以一個猛子扎進去讓自己重新恢復生命活力的這一切，這個國家又會是什麼樣子呢？一個難以記起自己歷史的民族，也許註定了在任何情境下都將面臨艱難阻礙，缺乏讓自己重新振作的手段。「但也許，」丈夫說，「也沒這麼嚴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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