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旗生計是清代的一大難題，康、雍、乾三代皇帝是如何應對的？

自康熙晚年以後，「八旗生計」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歷代統治者，也出台了不少措施予以補救，但從實際情況來看，效果卻不明顯。八旗奢侈腐化，揮霍銀米，入不敷出，家業衰落成為常態。乾隆帝在位期間，經過了一系列的改革，曾在短時間取得過不錯的成績。

乾隆元年五月二十八日，八月二十四日，剛繼位不久的乾隆帝下了兩道專講八旗生計的諭旨，部分摘錄如下：

「八旗生齒，日漸繁庶，而生計漸不及前。朕日為旗人詳細籌劃，於喜喪之事，照常給予恩賞銀兩外，屢次賞賜兵丁錢糧，又降旨免欠項，仍恐於旗人生計，不能永遠有益，今又飭查官房官地，賞給以為產業。但旗人甚眾，雖行賞賚，未能周遍。」

在這兩道諭旨中，乾隆帝講了五個問題，一是旗人增多，二系旗人浪費，三是八旗兵丁多數「寒苦」，四為皇恩屢施，五是無濟於事。集中起來也就一個問題，即旗人生計困難，時人稱之為「八旗生計」問題。

八旗生計問題源於康熙朝，其後更甚

從順治朝至康熙二十年期間，清軍攻南明、剿農軍，討伐三藩，兵火連年。八旗兵丁「爭先用命，效死疆場」，傷亡慘重，以至於丁口稀少，兼之軍裝戰馬，用費浩繁，廣大兵丁生計艱難。

康熙四十年以後，基本處於和平時期，生產發展，人口迅速增長。順治五年，八旗滿洲男丁數量為五萬五千三百三十丁，蒙古二萬八千七百八十五丁。到了康熙六十年，滿洲男丁為十五萬四千一百一十七丁，比順治五年增加了近三倍，蒙古為六萬一千五百六十丁，也增長了兩倍多。

雍正初年，人口增長更快，各地駐防八旗人口迅速增加。雍正九年，陝西西安將軍泰布奏：西安額設駐防八旗兵丁八千名，「今戶口繁滋，現在入冊閑散幼丁，共計二千六百餘名，請添養育兵八百名。」荊州將軍所轄旗兵為四千人，而入冊之閑散便有二千四百餘名，為正額的百分之六十。

北京人丁之增長，更超過了駐防旗人。乾隆十年，御史柴潮生上疏理財三策，第一策講的就是北京八旗人口的大幅增長，滿洲、蒙古、漢軍八旗「丁口蕃昌，視順治時蓋一衍為十」。進士魏源也指出，「計八旗丁冊，乾隆初年已數十萬」。

人丁增長了數倍，而兵額卻始終不變，順治到康熙中期，北京滿洲、蒙古、漢軍共一千一百佐領，約十萬人。廣大八旗滿洲兵丁本已處境艱難，現在繁衍不斷而錢糧不增，這就出現了以一丁養十餘丁，甚至幾十丁，其處境可想可知。

因此，從康熙中期以後，八旗兵丁和部分官員、領催，紛紛典賣旗地，甚至違法賣予民人。史載：「民典旗地之事，自康熙二三十年之間，即有此風」。乾隆二十二年戶部奏稱：「近年以來案牘日多，詞訟不息。臣等伏思，康熙年間典賣旗地，至今多則八九十年，少亦三十四年。」

錢糧份額不增，人口大量滋生，旗地又典賣，坐困於北京及畿輔五百里內的數百万旗人，生計艱難，而且每況愈下。這直接影響到清王朝的支柱八旗軍隊的素質，昔日百戰百勝的八旗勁旅，戰鬥力已大為削弱。清帝視八旗甲兵為國家根本，沒有強大的八旗軍隊，愛新覺羅的江山是很難保住的。因此，從康熙帝起，便極力設法解決八旗生計問題。

康熙、雍正做了哪些努力？

康熙帝主要採取了賞賜銀兩的辦法。早在征討三藩的過程中，康熙帝就諭告八旗兵丁要奮勇殺敵，允諾平亂之後要對他們從厚獎賜。康熙三十年二月十七日，康熙帝諭戶部：

「八旗甲兵，國之根本，當使生計充裕，匱乏無虞。向因剿除三逆，久歷行間，制辦軍器，購送馬匹，兼之戶口日增，費用日廣，以致物力漸絀，稱貸滋多，朕每念及，深為軫惻，若不大沛恩施，將愈至困迫，難以資生。」

這道諭旨下發以後，康熙帝馬上又給出了具體意見：「今八旗滿洲、蒙古護軍校、驍騎尉，及另戶護軍、拔什庫、馬甲，並子幼或無嗣、寡婦、老病傷殘告退人等家人下馬甲，所有積債，爾部動支庫銀給還。漢軍每佐領，各給銀五千兩，令其償完債負外，余者各該都統收貯，以備公用。」

康熙帝這次共賜銀五百四十餘萬兩，平均滿洲每丁可得銀七八十兩至一百多兩。隨即又設立官庫，貸銀於貧困需錢的八旗官兵。

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諭免三次出征準噶爾部的八旗兵丁所有借官庫銀兩。四十二年又貸給八旗兵丁銀六百五十餘萬兩，至四十四年，尚欠三百九十五萬餘兩，康熙帝亦命免除。五十六年，再免兵丁欠官庫銀一百九十六萬餘兩。僅三十年、四十五年、五十六年這三次，共賜銀、免欠銀一千一百餘萬兩，平均下來，北京八旗每丁可得一百餘兩，數量確實不小。

雍正帝即位後，幾次賞給八旗兵丁一月錢糧，每次三十五六萬兩，又創行井田，約派二百戶京旗人員往霸州等處種地，並立「養育兵」新制，增添了五千一百二十名養育兵，從八旗余丁中挑選。可是，這些措施，收效甚微。

乾隆即位後又採取了哪些措施補救呢？

乾隆帝繼承了皇祖、皇父以八旗甲兵為國家根本的國策，花了很大力氣，試圖解決八旗生計問題。他一方面「頻頻賞賚，優恤備至」，寬免旗人虧空的錢糧，查還其入官的墳塋地畝，賜還部分官員獲罪革退的世職，希望令旗人「家給自足」。另一方面他又著重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是增加養育併名額

乾隆三年規定，滿洲、蒙古八旗原設的四千一百六十名養育兵，由每人月銀三兩減為二兩，餘下的銀兩另增二千零八十名養育兵，並將滿洲、蒙古八旗每佐領下增加養育兵十名，漢軍旗每佐領下增加六名，合計增加一萬五千一百二十四名，比雍正時期增加了兩倍名額。

乾隆十八年又規定，原設之養育兵，月銀減少為一兩五錢，餘下之銀，另增新養育兵五千零四十四名，再「恩賞」五千零四十四名，每月皆為月銀一兩五錢，合共設養育兵二萬五千二百一十二名。

第二件事是贖回民典旗地

乾隆五年，撥發帑銀，贖回民典旗地數千萬畝，二十二年至二十七年，又贖回一萬四千五百三十四頃，每年收租銀三十一萬餘兩，以備「賞給貧乏旗人，以資養贍之用」。

第三件事是遷移部分京旗人員到東北耕種田地

雖然雍正帝的「井田制」沒有成功，花了數萬兩白銀，移去了不到二百戶，十年之內，咨請回京的就有九十多戶。乾隆即位後，將它改為屯庄，但不少有識之士，如舒赫德、柴潮生、孫嘉淦等，皆先後奏請，「移八旗散丁數萬屯東三省，以實舊都而還淳樸，分京師生齒之繁」。

乾隆帝經過反覆思考，終於在二十年決定，遣派京旗人員，前往吉林拉林墾地。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日，他就此事下諭說：

「數年以來，朕念八旗生計維艱，曲為籌劃，除八旗額設前鋒、護軍、馬甲外，復特降諭旨，添設領催、養育兵額，伊等生計，較前已有起色。但念京中滿洲，生齒日繁，額缺有定，恃一人錢糧，供贍多口，終恐拮据，是以於拉林開墾地畝，建造房屋，挑取八旗滿洲，前往屯種，此欲我滿洲世仆，仍歸故土，生計充裕至意。」

雖然乾隆帝親自主持拉林墾地之事，花了大量銀兩和精力，督促官員經管，但也未取得多大的成效，原定派三千戶，實際只去了兩千戶，而且到達之後，並不認真耕地，四年之內，逃回者甚眾。

此外，為了減輕八旗人口壓力，乾隆七年四月十三日，乾隆帝又下諭宣布允許漢軍人員出旗為民，可是出旗者畢竟不多，過了一年，才有一千三百九十六名漢軍人員願離旗入民籍。

儘管乾隆動用巨量銀米，力圖減少八旗人員的困難，但八旗生計問題一直延續到清末仍是困擾歷朝統治者的一大難題。但凡事總有對比，乾隆帝的一系列政策，整體來看，不管是力度還是效果都遠遠要強於康熙、雍正。

當然還有一個現實問題也不得不考慮，那就是乾隆時期國力鼎盛，國庫存銀長期保持在八千餘萬兩、七千餘萬兩、六千餘萬兩之間，這個數字不僅在清朝，就是在以往的漢唐盛世，也是絕無僅有的。

因此，乾隆帝於十五年便大講「國家全盛之時」，到了三十二年更明確宣布「我國家正當全盛之時」，「大清國全盛之勢」，「堂堂大清勢當全盛」。的確，以當時的國力而言，「盛世」二字從乾隆帝口中說出還是有底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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