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魚袋、不良帥、大案牘術？一文讀懂《長安十二時辰》中的怪名詞

文|竹映月江

近日，電視劇《長安十二時辰》正在熱播。不少觀眾看過後紛紛表示這部劇史料嚴謹，造型考究，堪稱良心製作。

然而，由於《長安十二時辰》講述的是一個發生在唐代的故事，這也導致了觀眾對劇中的一些細節不熟悉，無法達到最佳的觀劇體驗。

那麼，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有哪些細節是製片方精心埋下的彩蛋呢？下面就讓我們一起看看觀看這部劇需要掌握的歷史知識吧。

01 金魚袋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有一段內容是狼衛首領曹破延落水後，被酷愛飲酒的焦遂救起，而後狼衛首領恩將仇報，殺害了焦遂並且拿走了他的金魚袋。

那麼，這個金魚袋究竟是什麼東西？為何焦遂會因為金魚袋丟掉性命呢？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讓我們一起看看焦遂的裝備。

焦遂出場時，他的身上除了金魚袋，還有一壺好酒。

這處細節其實是在向歷史上真實的焦遂致敬，據史料記載，焦遂平生嗜酒如命，與李白等人並稱「飲中八仙」，就連杜甫也不忘在《飲中八仙歌》里說「焦遂五斗方卓然，高談闊論驚四筵」。

不過，《長安十二時辰》中，為了劇情的衝突將焦遂的社會地位拔高了不少，於是劇中狼衛首領倒酒祭祀時，焦遂的酒便成了葡萄酒。

葡萄酒最初由張騫出使西域時引入，妥妥的絲綢之路舶來品，在唐代絕對是價比黃金的奢侈產品。

本來以歷史上焦遂的平民身份，是絕對喝不起葡萄酒的，但劇中的焦遂擁有金魚袋，這就讓焦遂喝葡萄酒有了幾分合理性。

因為，金魚袋只有官員才有，同時官員才有渠道和財力購得葡萄酒，這兩處細節很好的指明了劇中焦遂的官員身份，或者至少是與高官有交情，比如劇中的靖安司何監。

《新唐書》上記載「隨身魚符者，以明貴賤，應召命」，可見唐代的官員們人人都有個叫做魚符的身份證，劇中的焦遂也不例外。

唐代的魚符按照官職不同而採取不同的原料製作，按照唐代章服制度，「（魚符）親王以金，庶官以銅，皆題其位、姓名」。

有了魚符就需要有魚袋來放置，因此從唐高宗永徽二年開始，賜五品以上官員魚袋，魚袋上面用金銀裝飾，其中三品以上佩金魚袋，五品以上佩銀魚袋，這便是劇中金魚袋的由來。

劇中焦遂能夠入宮與太子老師何監喝酒的交情，並因此佩戴了金魚袋，這就是一張入宮的通行證，難怪狼衛首領為此不惜害死焦遂呢。

02 不良帥

在《長安十二時辰》中，還有一處令觀眾頗為迷惑的情節，那就是劇中一開始介紹張小敬時，說他做過不良帥。

那麼，什麼是不良帥呢？這個職務的作用又是什麼呢？

據《稱謂錄》引《說鈴續》記載：「緝事番役，在唐稱為不良人，有不良帥主之，即漢之大誰何。」

由此可知，在唐代時，有個主管逮捕緝拿盜賊的官職，稱作「不良人」，而這些不良人的最高統帥，就是不良帥。

雖然不良人的官職不高，但作用可不小。《太平廣記》里就曾記載了一個不良人的故事。

據《太平廣記》記載，貞觀年間有個叫李行詮的人，他迎娶了一個漂亮的老婆，可這個老婆卻與他前妻的兒子李忠相愛了。

熱戀中的兩人為了長相廝守，便在外面找了間房同居，可李行詮很快發現老婆不見了，於是李忠就騙他說他老婆是被皇上叫進宮去了。

李行詮一聽，立刻把這個情況告訴了他哥哥左丞相李行廉。

要說李行廉也是愛弟心切，馬上進宮去找皇上要人。皇上被李行廉弄得莫名其妙，好不容易才明白是李行詮的老婆失蹤了。

於是皇上立刻讓長安縣令徹查，這下李忠緊張了。為了脫罪李忠和他的繼母商量後決定，由她的繼母自行用領巾勒著脖子再躺到街上，等縣令問起就說奉旨進宮見皇上途中，被人勒住脖子綁架了，然後歹徒又把她扔了出來。

縣令聽後，雖然心存懷疑，但卻苦於沒有證據，此案一時僵在那裡。

這時候，不良人登場了。這些不良人接受案子以後立刻去四處走訪，然後很快便從交往的社會閑散人員那裡聽說李忠曾去算命的事情。

有了這一線索，不良人順藤摸瓜，初步掌握了李忠的犯罪事實，然後不良人設計將李忠和他繼母關在一起，暗中留下人偷聽他們的談話，終於掌握了他們的犯罪證據，這才告破這起失蹤案。

由此可見，不良人不僅廣泛接觸民間百姓，同時也為官員辦事，他們既是官府維護治安的重要助力，也是民間與官府溝通的橋樑。

劇中的張小敬能夠迅速發現狼衛行蹤，相信便是得益於他不良帥的職業生涯。

03 大案牘術

《長安十二時辰》中，還有一個令人驚喜的彩蛋，那就是劇中人物採用的「大案牘術」，也是徐主事的看家本領。

大案牘術聽起來很像現在的大數據分析，用統計學的方式迅速精準的定位目標。

那麼，這樣現代化的手段，在唐代究竟有沒有可能實現呢？

其實，早在春秋時代，古人就開始關注統計數據了。比如《地理志》、《河渠書》、《食貸志》等等古籍，都是涉及統計學的著作。

這些統計數據的確幫了決策者很大的忙，齊國國相管仲就通過這些數據制定了一些科學有效的農業政策。

等到了唐宋時期，當時的官員們開始通過統計數據分析經濟發展動向，還根據這些數據提出了「罷減冗費」的建議。

不過，需要指出的是，雖然唐代人已經意識到大數據的重要性，但限於當時的社會發展水平，很難如《長安十二時辰》中描述的那樣在極短的時間內快速獲取結果的，劇中神乎其神的大案牘術，或許只是編劇的美好願望吧。

參考文獻：《新唐書》、《稱謂錄》、《太平廣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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