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申遺成功，我們不該忘記這個沒上過大學的人
今天下午，良渚古城遺址申遺成功，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這標誌著中國人常說的「上下五千年」文明史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和國際主流學術界的認可。
良渚申遺，歷盡艱辛，而在申遺成功的背後，我們不該忘記發現良渚的功臣——施昕更。
1936年11月，西湖博物館的普通職員施昕更，在雜誌上發表了他對良渚黑陶的初步調查和發現，此舉立即引起了學術界的重視。
時任西湖博物館館長董聿茂，立即報請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批准，在良渚進行田野發掘。
施昕更聽到這一消息，高興得手舞足蹈，而妻子見施昕更這副樣子，還以為他是瘋了……
民國元年（1912年），施昕更出生在杭縣良渚鎮的家中，家中對他期望甚高，借錢讓他讀完中學。隨後施昕更考入省立高級工業學校藝徒班，主攻繪圖。
1929年6月，首屆西湖博覽會在杭州舉行，施昕更擔任了博覽會博物館的講解員。
第二年，浙江省政府決定利用西湖博覽會博物館原有的展品，建立一個永久性的文化教育機構——浙江省立西湖博物館。施昕更靠著舊關係，重返博物館，擔任地質礦產組繪圖員。
在西湖博物館的最初幾年裡，施昕更在浙北地區翻山越嶺，考察地質，備嘗艱辛。
由於工作認真、成績出色，施昕更不久被提升為地質礦產組助理員。
如果一直這樣下去，施昕更可能會一輩子和地質礦產打交道，成為一名地質學家。但事有湊巧，一次偶然的機會，讓他的名字與考古結下了不解之緣。
1936年，西湖博物館對杭州古盪的一處古文化遺址進行考古發掘。當時人手不足，施昕更也被派往參加。
在發掘過程中，出土了一件有孔石斧，本來只是件普通的石斧，卻引起了施昕更的密切注意。
施昕更是良渚人，他清楚地記得，自己在良渚也見過這種有孔石斧，而且為數不少。如果古盪這兒有古文化遺址，那良渚是不是也有呢？
想到這裡，施昕更立即決定，回良渚進行調查。
當時，良渚周邊還有安溪、長命等鄉鎮，這些地方的農民在翻耕土地時，不時會發現一些地下文物，最常見的有陶器、石器和玉器。
玉器是其中最珍貴的收藏品，常有一些古董商人前來高價收買。當地人見有利可圖，競相盜掘。
但他們只要珍貴的玉器，所以在一些盜掘現場，往往可以撿到丟棄的陶器和石器。
施昕更回到良渚，發現那些曾被盜掘過的遺坑，都已被土地的主人填平，種上農作物，不但找不到石器，連遺坑的位置也難以尋覓了。
無奈之下，施昕更只得走村串戶，一家家尋訪當地老人，希望可以找到線索，幫助判斷遺址的位置。
尋訪當地老人的時候，施昕更不忘向當地農民宣傳地下文物的價值，告訴大家，文物必須要加以保護！
有一次，他從一個農民那裡買來一面銅鏡，父母見此不住埋怨，他卻說：「我如果不買，他就會去賣給古董商人，說不定最後還會落到外國人手裡！」
就這樣，經過幾個月的艱難尋訪，在1936年7月，施昕更終於撿到了幾件粗糙的石器。
這個發現，極大地鼓舞了施昕更，他決定在良渚繼續做深入調查，希望獲得更有價值的發現。
1936年11月3日，一個值得被中國考古界銘記的日子。
這一天，施昕更一如既往地在良渚做古文物調查，忽然之間，他在良渚附近的棋盤墳的一個池塘里，發現了幾塊黑色陶器碎片。
這片池塘，因為當地農民戽水灌田，池水已經乾涸，因此，施昕更才得以見到池塘底部的黑色陶器碎片。
施昕更將這些碎片帶回博物館，將其同別的陶片進行比較，同時參照考古書籍加以研究，這才知道，原來他撿到的是一種黑陶碎片。
施昕更意識到，他發現黑陶碎片的地方，同時還有石器，而山東龍山城子崖遺址的文物出土狀況也是如此。據此，從未受過專業考古訓練的施昕更斷定：良渚很可能與城子崖一樣，是一個古文化遺址所在地！
1936年底，中央古物保管委員會批准了在良渚進行田野發掘的申請。從1936年12月1日至次年3月20日，西湖博物館分3次進行了考古發掘。
這三次發掘，都由施昕更主持，在四個月的時間裡，陸續出土了黑陶、石器、玉器等各類文物數百件。
而在最初進行發掘時，當地的一些地痞流氓，常常跑來搗亂，恣意破壞。同時，還有當地村民誤以為施昕更是藉此盜掘玉器，牟取暴利，故大家群起反對，考古發掘萬分艱難。
對於發掘過程中遇到的困難，施昕更曾在報告中說：
當地一般無知農民不明是非，橫加阻難，或以為我個人藉此自肥；又其中莠民三四人合股於夜中盜掘，被毀農田極多，而皆歸罪於我。幾成眾矢之的。
不過，雖然困難重重，但四個月的發掘工作，還是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績，並得到了前來考察的考古學權威——董作賓、梁思永的認可。
施昕更回到西湖博物館，將所有出土的文物進行整理，準備開始撰寫調查報告。
他將調查報告分為緒言、遺址、地層、遺物、結論等五部分，總計約5萬字，除正文外附圖100餘張。
全書定名《良渚——杭縣第二區黑陶文化遺址初步報告》，脫稿後即將在杭州付印。不想，此時抗日戰爭爆發，印刷中斷。
西湖博物館一路向南轉移，施昕更也帶著書的原稿隨行。到松陽縣的時候，舊幣貶值、物價猛漲，西湖博物館終於支持不了，就地解散。
而施昕更在離開博物館後，顛沛流離，在瑞安縣擔任秘書時，患上了猩紅熱，並發腹膜炎。
戰時缺醫少葯，施昕更在艱難的環境中，終於不治，於1939年5月29日病逝於瑞安縣立醫院，年僅28歲。
而傾注了施昕更全部心血的《良渚》一書，因西湖博物館館長向浙江省教育廳呼籲，獲准撥款付印。幾經輾轉，由館員鍾國儀攜稿赴「孤島」上海，交中國科學公司付印，《良渚》一書才得以問世。
和董作賓、梁思永、李濟這些人相比，施昕更在考古界只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輩，但是他所發現並主持發掘過的良渚遺址，卻和殷墟、仰韶這些古文化遺址一起，成為中國史前史的重要遺迹。
今天，良渚申遺成功，是最該慶祝的大事。
回想來路艱辛，在良渚80多年的發掘、研究歷程中，一大批頂尖的專家、學者傾注了一生的心血，而施昕更，是他們中的第一人。
良渚以玉器聞名於世，在建國初期，當地仍有投玉器以祭親人的習俗。
今日，且以良渚出土的一方玉琮祭奠施昕更先生，施先生在天之靈，可以安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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