灤州兵諫：清政府喪失最後君主立憲的機會

清廷在政治變革方面的讓步當然有袁世凱的推動，不過也必須承認，清廷的這些宣示其實是當時相當一部分中國人的共同期待，甚至可以說是中國的必由之路和前進方向。就此而言，南方的兵變、嘩變，對於清廷打破守舊勢力的封鎖，為政治變革打開一條血路，還是起到了積極作用。由此還必須說，清廷這個重要宣示的推手，還不僅僅來自袁世凱一系，可能還有諸如灤州兵諫事件的影響。

所謂灤州兵諫，就是駐守在灤州的新軍第二十鎮官兵基於義憤和大義所發動的一場軍事嘩變，其政治訴求與湖北新軍的嘩變有所不同，而是要求清廷立即實行君主立憲，這一點與袁世凱當時的政治立場完全一致。但是不知為什麼，在過去許多年，史學界許多人都認為灤州兵諫的政治訴求是革命，是排滿，是共和，而灤州兵諫的主要領導人吳祿貞被殺害，也被說成是袁世凱的陰謀和指使。現在冷靜觀察重新閱讀相關史料，就會發現這一事件可能還不那麼簡單，可能還有重新思索的空間。

灤州兵諫的主要領導人還有張紹曾和藍天蔚。張紹曾生於1879年，時年三十二，河北大城人，原為天津武備學堂學生，後被保送至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一期炮科，畢業時名列第一，回國後任北洋第三鎮炮兵標統。1905年入直隸督練公所教練處任總監督。1910年隨貝勒載濤出洋考察歐美陸軍，歸國後轉任陸軍貴胄學堂監督。少年權貴載濤、載洵等算張紹曾的學生，這也是張紹曾在朝廷層面的重要人事資源。1911年，張紹曾調任新軍第二十鎮師統制，駐守瀋陽、新民一線。武昌起義發生後，奉命入關，駐紮灤州。

藍天蔚生於1878年，時年三十三，湖北黃陂人。初就學於湖北武備學堂，1899年以優異成績被張之洞選派送日本士官學校深造，並在那裡與張紹曾、吳祿貞結識。1903年，藍天蔚奉命回國，任將弁學堂教習，因與吳祿貞等人過從甚密，遂被軍方高層懷疑，藍天蔚憤而辭職。旋經吳祿貞推薦，再度赴日考察軍事，並從湖北新軍中挑選五十名優等生隨行。日俄戰爭爆發後，藍天蔚甚為憤慨，出面組織中國學生成立義勇隊，任隊長，幫助日本抵抗俄國。

與張紹曾、吳祿貞的情形一樣，由於中國處在政治發展的十字路口，好學深思的藍天蔚對於各種思想學說都有濃厚興趣，他與湖北籍的劉成禹、李書城等人組織同鄉會，並創辦留日學生第一個以省份命名的進步刊物《湖北學生界》，以輸入東西洋各國進步學說喚起國民精神為己任。回國後出任第二混成協統領，駐守奉天。

吳祿貞生於1880年，時年三十一，湖北雲夢人，經歷與藍天蔚相似，1896年從軍，1898年被張之洞選派送赴日本學習軍事。據說，吳祿貞也受孫中山思想的影響，秘密加入同盟會，以推翻清廷為己任。這個說法的可信性其實還值得討論。

從個人性格品行上說，吳祿貞又與蔡鍔有著相似之處，只是吳祿貞個頭瘦小，但其談吐不凡，做事專斷，性格豪邁，不願被別人領導，有著很強的領袖慾。廣結天下英雄豪傑，花錢如流水，風光無限，喜歡美女，納娼為妾。或許因為這個愛好，吳祿貞與蔡鍔被一些雅士文人譏為「南蔡北吳」。

吳祿貞留學歸國後，在軍界的發展一帆風順，先任中央練兵處訓練科監督，後隨東三省總督徐世昌赴奉天，任軍事參議，旋任延吉邊務幫辦，後升任延吉邊務督辦、陸軍協都統。1910年奉調回京，出任鑲紅旗蒙古副都統，前往德國、法國考察軍事。回國後調任陸軍第六鎮統制。

張紹曾、吳祿貞、藍天蔚三人在日本留學時深相結納，成績突出，志趣不凡，被譽為「士官三傑」。他們雖然在那裡受到孫中山思想的影響，與湖北籍的革命者像劉成禹等人來往，然而不管怎麼說，他們還不是嚴格意義上的革命者，更不是孫中山、黃興、宋教仁那樣的職業革命家。他們作為清政府官費選送的軍事留學人員，他們對朝廷依然有著無比期待和基本忠誠，他們後來之所以挺身而出進行兵諫，與其說是對武昌起義的響應，不如說是對武昌起義的回應，因為他們兵諫的政治訴求並不和湖北軍政府以及獨立各省的要求相一致，而是要求朝廷遵守君主立憲的政治承諾，加快立憲步伐，早日進入完全立憲的時代。

至於吳祿貞幾個人對孫中山革命思想的傾慕和探究，也不必過多闡釋，道理非常簡單，因為革命和改良在1906年之後的中國其實就是一個蹺蹺板。革命高漲了，肯定意味著改良出了狀況，而狀況一定是朝廷又遇到根本障礙改不動了。這時，許多稍懷激進情結的中國人都會傾向於革命。而一旦朝廷化解了改良的障礙，改良又進入常態了，革命也就沒戲了，革命也就低潮了。從這個意義上說，吳祿貞等士官三傑和那個時代許多關心政治的中國人一樣，你可以說他是革命者，也可以說他是朝廷的忠誠擁護者。他們對朝廷的批評、批判與憤怒，其實就是典型的「第二種忠誠」，是恨鐵不成鋼。

進入1911年之後，革命的形勢原本走向了低潮，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清政府主導的政治改革如火如荼，立憲黨人都在幻想著隨著政治改革的進程分享應該獲得的權利，不料清廷親貴內閣的出台惹惱了立憲黨人，使他們先前的政治期待歸於落空。緊接著，朝廷又接受盛宣懷鐵路國有化的建議，弄得南方各省群情激奮，反抗的聲音一浪高過一浪。清廷為了振奮人心，鼓舞士氣，決定在當年秋天調動大軍舉行永平秋操，以此去壓制各地風起雲湧的抗議浪潮。

永平秋操分為東西兩軍。西軍為禁衛軍，以滿洲人為主；東軍為新軍，以漢人為主。內定的演習方案是東軍敗西軍勝。清廷特別任命軍咨大臣載濤為永平秋操大元帥，任命舒清阿為西軍總統官，馮國璋為東軍總統官。被指定參加秋操的隊伍，禁衛軍為第一混成協、第二混成協和第三混成協；新軍參加秋操的為第一鎮、第四鎮、第二十鎮及第二混成協。東西兩軍先後從原駐地向灤州一帶集結。

張紹曾統領的第二十鎮參加秋操的隊伍從新民府陸續開到灤州的時候，武昌起義已經爆發，全國震動，軍心不穩。朝廷根據秋操大元帥軍咨大臣載濤的報告，下令停止當年秋操的一切準備活動，並考慮將新軍第二鎮、第四鎮及第六鎮的一協編為第一軍，將第二十鎮和第三鎮、第五鎮各一協及第二混成協編為第二軍，開赴湖北前線。因此，從各地向灤州集結的各路軍隊相繼離開返回原駐地，但不知為什麼只有張紹曾的第二十鎮卻在灤州按兵不動。

灤州為拱衛京師的戰略要地，張紹曾和他的第二十鎮在那裡按兵不動引起了朝廷的注意，朝廷當然擔心武昌的事情在灤州發生，所以相繼委派載洵、吳祿貞、蔣作賓、陳其采等將領前往灤州相機勸說，以解除朝廷的擔心。

載洵算是張紹曾的學生，但他的勸解並不被張紹曾接受。吳祿貞是張紹曾的哥們，他所統領的第六鎮已經從灤州返回原駐防地保定，他受命前往灤州勸說張紹曾，其實是給了他一個名正言順的機會進行溝通串聯，使吳祿貞將他們士官三傑先前的計劃有機會進行調整。作為湖北籍的新軍軍官，吳祿貞、藍天蔚等人對武昌事變理所當然更為關心，也理所當然想為自己的故鄉，還有那支自己先前服務過的部隊做點什麼。這是人之常情，不可過多指責。他們確實有遙相呼應的考慮，以配合武昌新軍的行動，只是很難說的一點是，他們的行動並不是像湖北新軍那樣一定就是推翻清廷，建立民國，實現共和。

基於這樣的立場，張紹曾於10月27日聯絡一批將領聯名向朝廷施壓，請求朝廷儘快立憲，以政治變革回應南方革命黨人的合理要求，推動中國政治進步。

對於張紹曾等人的建議，朝廷籌議未決，於是張紹曾等又向朝廷請求進兵南苑，以兵臨城下迫使朝廷屈服。

張紹曾等人做法當然不會使朝廷輕易答應，何況是軍方將領用武力迫使，朝廷如果就此答應，後果同樣不堪設想。而朝廷的不答應，又迫使因此發難的張紹曾等人騎虎難下，於是他們又找到了一個難得的機會，扣留了一列發往武昌前線的軍火，以此向朝廷繼續施壓。[1]

這趟軍火專列是東三省總督趙爾巽奉朝廷的命令發往武昌前線的，其物資是從歐洲採購的，當然都是武昌前線最急需的。趙爾巽將這趟專列交給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彭家珍負責押運，他萬萬想不到的是，彭家珍也是潛伏很深的革命黨人。

四川人彭家珍畢業於四川武備學堂，後赴日本考察軍事，後入四川高等軍事研究所，1911年秋任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當他接受這個特別急迫的押送任務後，不是想著怎樣去完成，而是立馬想到通過革命黨人特殊渠道通知了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希望張紹曾動用武力予以截留或扣留，以此實際行動幫助武昌起義前線的革命將士。

作為軍事將領，張紹曾當然知道這批軍火對武昌前線的意義，但他確實不是想將這批軍火據為己有，而是希望將這批前線最需要的軍火扣留下來，迫使前線將士和軍方其他將領能夠和他一起呼籲朝廷儘管開始政治改革，儘快實行君主立憲，以回應南方的要求。這是張紹曾扣留軍火的政治訴求，其目的顯然與彭家珍不同。

張紹曾的這個做法立即獲取了預想效果，當他將這列軍火扣押後，立即在北京，在武昌前線，在袁世凱那裡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朝廷通過各種方式勸說張紹曾有話好好說，不要扣留這批軍火；正在前線或者準備開往前線的馮國璋、段祺瑞也向張紹曾施壓，勸告他有話說話，不能拿前線兄弟的生命開玩笑。

截留軍火只是張紹曾等人的手段。10月29日[2]，第二十鎮統制官張紹曾、護理陸軍第三鎮統制官盧永祥、陸軍第二混成協統領官藍天蔚、陸軍第二鎮三十九協統領官伍祥楨、陸軍第二鎮四十協統領官潘榘楹等聯名向朝廷上了一個奏摺，請求朝廷立即實行君主立憲，以定國危而弭亂。

奏摺指出，連日來恭讀朝廷一系列詔書文件，獲知武昌不守，大軍南下，驚心動魄，以為世界革命之慘史行將復演於國中，似乎從來沒有現在這樣嚴重和危險。他們認為，此次變亂的起源當然不止一個，然而歸納起來說，其實就是政治之無條理及立憲之假籌備所產出的必然結果。國家當禍變之時，其治亂也猶醫生之治病，一面防其腐蔓，一面拔其癥結，標本兼治，方可奏效。否則一誤再誤，死亡隨之。現在湖北事變事機迫切，一般人民主要憑藉對朝廷舉動的觀察，戰局進展的觀察，以作出自己的判斷。而自事變發生至今已經半個多月了，中央政策，除了動用兵力，好像根本沒有從治亂本源上大加改造，以懈其已發而遏其將萌。由此繼續發展下去，人們對朝廷的信任勢必逐漸減弱，而禍亂的根本原因可能反而日趨嚴重。從世界各國革命的歷史看，但凡革命發生之後，經政府強力鎮壓的，基本上沒有從根本上根除的，反而使革命越演越烈，其國家危亡的係數必然加大，其君主悲慘結局的可能性也相應增加。即便從我大清最近的歷史說，張紹曾等人指出，最近幾年黨人被誅被抓的已經很多，但是給人的感覺是前赴後繼，抓不勝抓，殺不勝殺，革命的形勢沒有減弱，反而有越演越烈之勢。現在不問國力是否真的能夠戰勝革命黨，即便中央的兵力真的能夠僥倖取勝，但勢必要釀成流寇，東南半壁江山，依然會落入黨人手中，國力消竭，外人乘之，豆剖瓜分，不堪設想。這就是他們這些人之所以要想朝廷表達自己意見的初衷，就是要求朝廷不要一味憑藉武力去解決眼前的危機，要從政治上從根本上解決危機之所以產生的根源。這個思路無疑與袁世凱是一致的。

張紹曾等人在這份奏摺中具體意見是，皇位之統宜定，人民之權利宜尊，軍隊之作用宜明，國會之許可權宜大，內閣之責任宜專，殘暴之苛政宜除，種族之界限宜泯。這七個方面的具體要求歸結一點，就是請求朝廷改定憲法，以英國之君主憲章為準的。張紹曾等人強調，今日軍民所仰望要求的，只在於改革政體，只在於按照英國君主立憲的原則重構權力系統。為朝廷計，與其徘徊猶豫不決以啟天下之疑，何如明示政綱以箝黨人之口？何況要求改革的目的，於我皇上之地位尊榮無絲毫損害，而於我國家基礎之鞏固有邱山之益。所不便者，獨革命黨與那些朝貴而已。因為革命黨持極端主義，朝廷如果一新政體，這革命黨的勢力必然會削弱。至於那些懷壟斷之心的朝貴們，他們只是既成體制的既得利益者，一經立憲，他們的個人利益肯定受損。張紹曾等人進而強調，破壞我朝廷萬世之大業、人民永遠之幸福者，革命黨人的煽動破壞還不是最大問題，最大問題只是那個製造革命黨人的政體。所以他們的要求歸根結底一句話，就是進行政治體制的改革。為此，張紹曾等人在這個奏摺後富有政綱十二條，大要是：

一、大清皇帝萬世一系。二、立開國會，於本年內召集。三、改定憲法，由國會起草議決，以君主名義宣布，但君主不得否決之。四、憲法改正提案權專屬國會。五、陸軍直接歸大皇帝統帥，但對內使用應由國會議決特別條件遵守，此外不得調遣軍隊。六、格殺勿論、就地正法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又對於一般人民不得違法隨意逮捕、監禁。七、關於國事犯之黨人一律特赦擢用。八、組織責任內閣，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由皇帝敕任；國務大臣由內閣總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遠不得充任內閣總理及國務大臣。九、關於增加人民負擔及媾和等國際條約，由國會議決，以君主名義締結。十、凡本年度預算未經國會議決者，不得照前年度預算開支。十一、選任上議院議員時，概由國民對於有法定特別資格者公選職。十二、關於現實規定憲法、國會選舉法及解決國家一切重要問題，軍人有參議之權。[3]

張紹曾的奏摺特別是十二條政綱，除了個別條款還有商量餘地，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建立一個現代國家，其政體就是中國人多年來期待的虛君立憲，朝廷如果能夠對張紹曾等人的這些建議給予肯定的答覆，相信由湖北新軍引發的一場大革命完全可以至此結束，然而清廷並沒有珍惜張紹曾這些君憲主義者的建議，沒有顧及他們的政治忠誠，繼續以糊弄的姿態一步一步退卻，結果錯失良機，最終使君主立憲的機會完全喪失。

[1] 鹿鍾麟：《灤州起義的前前後後》，《辛亥革命回憶錄》（6），168頁，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63年。

[2] 《辛亥革命》資料叢刊編者根據檔案將此件係為11月3日清廷頒布《憲法十九信條》那一天，而事實上這個奏摺的要點早在10月29日就通過電報上達資政院和清廷了。參見《清史編年》（12），600頁，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

[3] 《辛亥革命》（4），96頁。

本文摘自《1911年：中國大革命》，馬勇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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