諸玄識：現代西方是華夏派生的「子文明」

近現代歐洲是「中學西被」的結果。近現代西方以扭曲了的中國文明成果為基礎，打造出冠冕堂皇的「西方中心論」歷史觀，反過來憑藉這種變異了的「文明怪胎」，打壓正版的文明中國及亞非拉各民族。還是那句話，只有全面認清「西方中心論」的真面目，同時徹底解構「西方中心論」的理論基礎，才能彰顯「中華文明」的光輝。諸玄識老師的研究，徹底揭露了西方偽史的真面目。

【原編者按：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2019年3月5日，諸玄識先生、董並生先生、孟曉路教授應邀蒞臨北京外國語大學東西方關係中心和中國政法大學。英籍學者諸玄識先生做題為《大英博物館館藏的西方史——綜合國外研究，現代西方是華夏派生的「子文明」》的主題講座。

1890年，英國的宗教學者和歷史學家愛德華·約翰遜第一個談到，偽造歷史是西方的一個大型工程（a large-scale project to fabricate history）。

荷蘭耶穌會士帕佩布羅施（Daniel Papebroch）堅持，（西方）沒有一份歷史文獻是真實的。

16世紀西班牙薩拉曼卡大學教授安西拉（D. Arcilla）聲稱：所有的古代歷史都是中世紀編造的。

法國牧師和圖書館館長讓·哈爾端（Jean Hardouin, 1646—1729年）否定所有西方「古籍」的真實性，包括《聖經》和希臘—羅馬「古典」；他還宣布，全部的近代以前的官方文件、教會記錄和古代錢幣等都是後來被偽造的。

17世紀中葉之後，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的《中國上古史》、柏應理(Philippe Couplet,1622-1693年)的《中國哲學家孔子》在歐洲出版後引起了劇烈的思想震動，中國的上古史知識和紀年徹底動搖了中世紀的基督教紀年。

「據中國編年史書記載計算出的中國歷史的起源時間比《舊約》為人類歷史規定的起源時間大大提前」，「導致了激烈辯論，因為它對《聖經》中的紀年和猶太人基督教傳統的普遍價值提出了質疑」，「攪亂了當時在歐洲人心目中早已形成了的歷史時間觀」。

這使整個歐洲陷入窘迫，直接導致了大批西方傳教士前赴後繼地前往遠東挖掘西方上古時代的東方副本，啟蒙思想家們則藉助中國，藉助孔子，吹響了摧毀中世紀思想的號角。因此，孔孟思想是歐洲啟蒙思想的核心，正是中國文化激發了歐洲啟蒙運動。】

一、機遇：天時地利地緣優勢

（一）

我們想說的是，現代西方興起的前提是「天時地利」，是千載難逢的機遇；而這個機遇的產生和西方文明的內涵都是「中國賜予」。

大體而言，近現代民族國家的興衰存亡、實力消長或命運沉浮，在客觀上決定於地理環境的優劣，是否具有「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

地緣好的國家能夠綻放人的潛能，正能量最大化，負能量向外紓解；因而大發展，創造奇蹟。相反，地緣差的國家不得不承受內部和外部的雙重負能量，內憂外患極大，正能量被抵消，發展受阻，充滿人禍。從軍事上來看，地緣優劣好比山上與山下，高下立判：處于山上一方所能發揮的戰爭效力要大得多。

全球凈初級生產力（NPP）是指植物固定太陽能的能力，直接影響著先古時代的地域性物產及人口的上限。

上圖所示NPP最高的土地，分別分布在南美洲、非洲、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局部熱帶區域，以及中國長江以南。而只有中國地處溫帶地區，非常適宜人類生存和生產。

（二）

現在要問：從1500年到2000年這五百年里，世界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主要表現在什麼方面？海洋——機動便捷的海洋！

舉例來說：鴉片戰爭，英國艦隊打不了廣州，打廈門；打不了廈門，繼續北上，進入長江（第二次鴉片戰爭再往北，進入渤海灣）；集中優勢兵力，突破薄弱環節，這是一個戰爭制勝的原則。而對大陸的國防來說，它的部隊結集、後勤運輸和緊急馳援都是山重水複、艱難險阻，非常緩慢。

再問：在海洋時代之前，即在歷史上，地緣優勢主要體現在哪裡？

答：草原。荒漠草原，游牧騎射，馳騁穿插。

古代文明的發展和技術的傳播，難免會裝備好戰部落，而且更重要的是把它的地理優勢提升起來——從高原地勢到河谷平原，從生態差的地方到富裕城池，游牧部落越打越順利，越戰越勇。而農耕民族的防禦和進攻則都是難上加難。

宋朝的技術進步卻也導致和招致「天敵」：契丹、西夏、女真、蒙古，接踵而至，乘著地緣優勢如虎添翼，農耕民族猶如羊入虎口。

還問：在21世紀的今天，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仍然是海洋嗎？答：變了！我們提出「陸海有機」的概念，即最大的洲陸與最大的海洋的「有機結合」，這是新興的全球樞紐地帶；在哪裡？那就是我們中國。

這就是說，進入21世紀，全球性的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開始從西方（單純海洋），轉移到了中國（陸海有機——世界輻射、輻輳的中心）。

早在1904年，英國地理學家麥金德指出，「舊大陸」（歐亞非）是「世界島」，便於列強或霸權從它的邊緣，憑藉「炮艦政策」進行侵略、掠奪和扼制。而麥金德進而預言：一旦大陸內部形成鐵路聯通的時候，海洋的戰略意義就會下降、乃至喪失，海洋霸權最終將被自然淘汰。

舉中國與日本的例子：在一百年之前，日本具有海洋地緣的絕對優勢；你打不到他，他很容易打你；同等的軍事力量，日本的效力要高於中國若干倍。而今天則相反，同等的軍備競賽，中國的效力則高於日本十倍、百倍，不是嗎？一旦開戰，日本尚未摧毀或佔領一個中國城市，整個島國就會被打爛打沉。

科技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這個彈丸之地的地緣優勢和戰爭潛力都被廢了。雖然眼下和平時期，日本是美國的鐵杆盟友；假如不久將來，台海或南海真打起來，日本必會宣布「中立」，以免陷於毀滅。但從長遠來看，日本的出路是「脫美入中」。

（三）

現在回頭來看，西方為什麼會崛起？近代以前的西方和以後完全兩樣。

近代以前的西方，應該是世界上最貧窮、最落後的地區之一。說是「中世紀封建社會」，但實際上是原始部落社會，千百年零發展；舉例來說，17世紀以前的歐洲人——從上到下的所有人——從來不洗澡。

這是由其地理環境決定的。歐洲是高緯度，陽光稀少，地表貧瘠（在近代以前，不適合發展農業），加上「非時雨」（降雨與植物生長期相反），其土地所能提供的生活資料是中國的五分之一至十分之一；人很難生存下來，衝突壓倒一切（人與人、人與自然的衝突），如果不是宗教禁錮，難以形成定居人群。另一方面，也禁錮了人的潛能、人的有為；所以，近代以前的西方是原始停滯。

西方是如何時來運轉、否極泰來的？

近代以後的特點是：世界聯通、全球開放，而西方則是近水樓台、捷足先登。

蒙古征服、鄭和遠航、陸海絲路和技術傳播等，開始聯通世界，進入海洋時代。然而，首先把亞歐大陸兩端的某些島嶼和半島的地理優勢提升起來，使「西洋」、「東洋」開始具有海洋性的地緣政治的戰略優勢；而世界的大陸及大陸海疆則反受其害：暴露在「海洋暴力」之下。

歐洲成為連接東、西半球的捷徑，稱為「世界的通衢」；從那裡到美洲，是中國跨越太平洋的一半距離。這就意味著發展中心會向這邊轉移。

與此同時，由古代中國啟動和推動的技術—物質文明在新形勢下「從量變到質變」，因為現代人利用「全球性生態」作為其平衡條件與犧牲代價。古代中國的發展是在她自己的國土環境中進行的，不能發展太快太大，否則的話，山河破碎，江湖廢流，天災人禍。

傳統中國的「發展機制」（技術—物質文明）從量變到質變，是要在更適合、更通達的地理環境中發生井噴——爆炸式發展。這就成全了西方。

而西方則不失時機、不擇手段地憑藉其地緣優勢，匯聚古今西方的成果與財富，站在「歷史巨人」的肩上攀登高峰，充當中華文明的接力者和衝刺者。

另一方面，作為世界的征服者，西方也從反面取代了歷史上的「草原暴力」（征服世界的戰爭源），而升級為「海洋暴力」，說得嚴重些，則是「文明的天敵」。

日不落英帝國的海洋霸權前無古人，英國通過海洋進行全球掠奪的章魚觸手達多24條。

二、引爆：中國歷史啟蒙運動

（一）

在17世紀中葉，大約是1650年，一位從中國返回歐洲的傳教士出版了一本書，引起了震撼。這位傳教士是義大利人，他的中國名字叫衛匡國（Martino Martini, 1614—1661年）；不久，他又來中國，直到去世，他的墓在杭州。

這本書的名字很普通，叫《中國上古史》，其內容包括了一段不尋常的歷史，即伏羲、黃帝、堯、舜、禹等（三皇五帝）；這段歷史不被當今中外學術界所承認，我認為，西方中心論不僅刻意縮短中國歷史，而且更重要的是，為了隱瞞現代西方的真實來源，它與這段歷史有關。

正是這段歷史（伏羲、黃帝、堯、舜、禹）在西方掀起了一場最重大、最深遠的革命。原本歐洲人相信《聖經》從創世紀到大洪水所描寫的人類故事，是真實的、唯一的和無所不包的。現在竟然有書籍和文獻證明，在《聖經》敘事之外、甚至之前還存在一個古老民族和高尚文明！這樣一來，基督教神話就被拆穿了，基督教的神聖性也被顛覆了。

其結果是，歐洲人按照「中國模式」重新塑造西方；包括兩個方面：重塑現在，通過啟蒙運動來完成；重塑過去，通過編寫歷史來完成。

在第一卷「SINICE HISTORIE LIBER PRIMUS」(第11-31頁)中關於《易經》的描述，書中詳細介紹了太極八卦演化過程。

（二）

當然，衛匡國之前的西方也有歷史和歷史書；但都沒有說服力，不具有權威性，尤其是缺乏時間概念，或是時間混亂。例如，說巴比倫持續了幾十萬年，古埃及是幾萬年，說《聖經》「創世紀」（開天闢地）發生在什麼時候？只在六千年前。這不是很矛盾、荒謬嗎？

一個按照「中國模式」寫歷史的西方人叫斯卡利傑（Joseph Scaliger, 1540—1609年），其時間是在1600年左右，也就是在衛匡國著作問世之前的半個世紀。斯卡利傑是法國人，去了荷蘭——當時是歐洲的文化中心，也就是中國文化中心，「中國風、中國熱」從那裡開始。

斯卡利傑偶然間獲得「三件寶」，因而興奮地寫下兩部書。「三件寶」是：

斯卡利傑自己兩部著作是《年代學寶典》（1583）和《時間校正篇》（1606）。顧名思義，是解決時間問題。斯卡利傑參照中華文明的時間序列，創立西方歷史的編年體系，其總綱是「聖經編年」，由它衍生子系統，即泛西方的「古典文明」（希臘、羅馬）和「古老文明」（埃及、巴比倫）。

幼發拉底河、底格里斯河，當時只講巴比倫，後來冒出來很多，像赫梯、亞述和蘇美爾。蘇美爾是在20世紀初橫空出世，成為「第一文明」，應該被質疑。

斯卡利傑被成為「編年史之父」，他的成果被稱為「斯卡利傑編年史」。然而在17世紀上半期，它是荒誕不經、備受批評、無人接受。直到衛匡國著作問世，「斯卡利傑編年史」才受重視；學者們按照衛匡國的書和其他中國資料對「斯卡利傑編年史」進行修正，精確化，終於使它成為「標準歷史」。

但批評者還是大有人在：例如科學家牛頓撰寫專著《古代王國編年修正》指出，「斯卡利傑編年史」不真實、不正確，所謂的「古希臘、古埃及」都是被虛構或誇大的。

伏爾泰揭示，所有的泛西方的古代王國或歷史都是「複製中國」。他稱，中華民族是舉世僅見的終古長存的文明民族；亦即，中國歷史與文明是唯一性的（其他都是不可信的神話故事）。

（三）

衛匡國的「中國歷史」揭開了歐洲啟蒙運動的序幕。什麼叫「啟蒙運動」？就是從「神的社會」轉型變為「人的社會」。哪一種「人的社會」？只有一家，就是儒家的「人的社會」。在世界歷史上，只有中國及其影響範圍是「人的社會」，而其餘世界——特別是西方——則是「神的社會」。

所以，在整個啟蒙運動的過程中，從17世紀中到18世紀末這一百多年裡，都是中國文化引導的。也可以說是，西方人在精神上的「中國化」（後來背叛初衷和掩蓋真相，是另一回事）。儒家被稱為「自然神」取代基督教的神，孔子被奉為「啟蒙運動的守護神」。

歐洲啟蒙運動分為三段：前期在荷蘭，中期和後期都在法國；就主題而言，前期是歷史，中期是哲學，後期是政治。都是「以人為本」——人的歷史、人的哲學、人的政治，而與「神」一刀兩斷。

歷史部分已經講了。歐洲啟蒙運動的中期是哲學，一分為二：主體，人不能不自我拯救、自我管理、形成社會？客體：撇開聖經創世紀，人並不能了解自然、掌握規律、有所作為？基督教宣傳：人一旦離開神，就是洪水猛獸、無惡不作、人間地獄。儒家認為，人通過教化和倫理能夠建成良好的社會，而且可以大有作為。

為何從19、20世紀的實踐看，西方不需要儒家，反而在這方面做得更好？讓我們對其實質進行說明：一個社會把主要矛盾向外疏解，把其生存競爭的重心轉到外部世界，它的內部就成了「團隊」——有秩序、有理性；對外殺人放火，對內「自由民主」！但這是有條件、有代價的，將來一旦喪失「海洋地緣的戰略優勢」，西方內部就會原形畢露——陷入人間地獄；屆時，要麼回到以前的「神權禁錮」，要麼接受儒家的「克己復禮」。

歐洲啟蒙運動的後期是政治，否定教會、貴族和王室對國家政權的壟斷；要求人民參政權利，公平選拔人才。這都是受到儒家影響的。大道之行，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

其中的「選賢與能」就是選出有道德、有能力的人來治理國家，也就是「有教無類」、「學而優則仕」。還有《周禮》中的更明確的民主思想，即「使民興賢，出而長之；使民興能，入而治之。」說的是：使人民有道德，選出優秀者治理國家；使民有能力，選出優秀者，管理地方。18世紀的歐洲與北美精英對於儒家經典，都是耳熟能詳的。

啟蒙運動進入高潮，也就是最後，就是孟子的思想——民貴君輕、誅伐無道，殺暴君。啟蒙運動走了極端——1789年的法國大革命。而極為諷刺的有兩點：

一是被推翻的路易十六王朝此前進行了重農學派的經濟改革，這是受儒家思想影響的；

一是路易十六本人正在與貴族鬥爭，減輕「第三等級」的負擔，也算是「為民請命、匍匐救喪」。

作為啟蒙運動的一個重要成果，西方民主是在百年後實現的；當中有一個必不可少的環節，就是引進古代中國的文官制度及考試製度。在兩次鴉片戰爭期間，英國開始在東印度公司試行這項制度，1870年後推行到英國本土及大英帝國全境。其他歐洲國家也都這樣做了。

在1883年，美國國會批准有關引進中國文官制度及考試製度的提案；之前雖是傑斐遜首倡，但長期爭吵：反對的人攻擊贊成者都是「中國佬」，而不是美國人；這件事的轉機是，1881年，一名抱怨「求職不公」的美國人刺殺了美國總統加菲爾德，國會加緊討論、加快程序，最終決定步英國之後塵，期間有一句打動人心的話，即「在世界上，我們這個最年輕的國家，採取最古老國家的久經考驗的先進位度」。

三、成型：漢字密碼天下文明

（一）

經過17—18世紀的啟蒙運動，西方完成了『轉型』——從「神的社會」變為「人的社會」，由此進入「天下文明」。《易經》曰：「有龍在田，天下文明。」在西方文字中，法文最早出現「文明」（Civilisation）一詞，他是杜爾哥（Jacques Turgot）於1772年擷取的漢語概念。

西方是雙面性——「文明的接力者」和「文明的新天敵」。

以上所說只是「華夏派生現代西方」的外延。還有內涵，那就是「漢字密碼」。美國密歇根大學英語系主任大衛·波特教授發表專著《表意文字：現代早期歐洲的漢字密碼》，揭示「現代早期的西方是『漢字密碼』的展開」。國外的同類研究還有很多。

（二）

我們從文字談起。按照常識，文字分為：象形文字、表音文字和表意文字。有人說，漢字是象形文字，也有人說是表意文字。我們認為，漢字是「象形、表音、表意」三位一體，其重心在表意。佛教有「六識」：眼、耳、鼻、舌、身、意。「意」（即表意）是最高的。象形文字是「眼識」，表音文字是「耳識」，都是生理文字。

象形文字只能表達具體和零星的對象，而不能表達複雜、多維、變化和系統的思想；它是文字的雛形，是原始部落或宗教的符號，而不勝任於文明。用象形文字匹配「古代埃及文明」等於是否定的（這需要另外專論）。

表音文字不能自我生成，因為每一個人的口音都不一樣——口音在空間上是千差萬別，在時間上是千變萬化，怎麼能達成一致或共通呢？後者是文字誕生的前提。表音文字本身說明該社會或民族沒有發展文字的能力。

那麼，西方的表音文字是怎樣形成的？

在15世紀左右，在四大發明傳到歐洲之後，西方人依靠印刷和紙張鎖定、規定表音符號，也就是字母，這樣就產生了「表音文字」。西方最早的表音文字是宗教性的——拉丁文和希臘文。希臘文原本與古代希臘和今天希臘都沒有關係，它屬於斯拉夫-東正教的，被猶太教所分享，後來成為西方中心論的偽造工具。隨著印刷術的普及，世俗文字（法文、英文、德文……）群起如雨後春筍。

但是，表音文字的產生反而造成嚴重危機。原先沒有文字，很少溝通，也就不存在普遍的誤解。現在「各表其音」成了文字，也沒有合理語義，講不清道理；爭吵不休，惡語相加，給正在進行的宗教戰爭火上澆油，不可和解。這就是17世紀上半期歐洲的狀況。

在人的溝通和理解上，漢字是「正能量」最大化，表音文字是「負能量」最大化。「表音文字」與文字的進化是背道而馳、倒行逆施的。那麼，西方的表音文字是如何轉危為安、盛行於世的呢？

（三）

我們從西方文字形成的全過程來看。分為三階段：正反合。

「正」是印刷術催生文字，

「反」是陷於宗教戰爭而幾乎夭折，

「合」是吸收「漢字表意」而重生。

前兩個階段已經說了，現在講第三階段——「合」：

在17世紀初，培根指出：西方文字只是發音符號，沒有意義；而漢字則是「真正的字」，表達事物、概念和思想；漢字是各種語言的「通貨」——就像錢幣一樣是「通用媒介」，不受各地方言影響。從那以後，連續150年，歐洲進行了語言文字的改革，都是以漢語漢字為典範或榜樣的。

漢語具有合理合法的內涵，那就是：表意與寫意、含義與定義、概念與理念、思維與思辨、普遍性與抽象性、形而上與形而下、邏輯與邏各斯……。

歐洲語言文字改革的目標就是把漢語內涵移植到他們的表意文字之中。如果不這樣做，西方文字則不能書寫文學、科學和哲學，也就不可能有現代文明。

可以說，現代西方的表音文字是寄生於「漢字表意」的；表音形式是它自己的，而表意內涵（定義、概念等）則是漢語的。

我們這裡不研究中西發音的元一，例如：旦day（一天），醬jam（果醬），士大夫staff（文官或參謀），老子logi（logic，邏輯）……。我們所要揭示的，是西方諸文字寄生於「漢字表意」（定義、概念）。

舉一個例子：「封建」（Feudal）這個詞是18世紀出現的，而它的詞根「Feud」的意思是「氏族或血親仇殺」，與封建毫無關係（「封建」具有制度與文明的成分）。18世紀的歐洲學者根據衛匡國等人的著作所介紹的「周朝封建制度」，而把這一概念植入舊詞之中，這就有了現在的「封建」（Feudal）。

而且，西方一不做二不休，順便也把歷史篡改了：

近代以前的西方實際上是哥特-日耳曼原始部落社會。1755年問世的《約翰遜博士英語詞典》正是這樣定義的，稱其為「原始、野蠻」。但不久之後就變成了「中世紀的封建社會」，而且還全面套用周朝，還包括貴族等級——公、侯、伯、子、男爵位，上為國王，下為紳士；這些都是17世紀剛從中國學到的新制度、新時髦，卻用它們來改寫過去。

《約翰遜英語詞典》是漢語改造英語的重大成果。約翰遜從漢語那兒，「借取含義、借鑒定義」；他「解碼漢字，按照漢語思維」。

（四）

最後略談漢字密碼與「西學」的產生。

我們提一個奇特而諷刺的命題，那就是：古今西方源於一個中國人，他就是伏羲；這件事不是發生在古代，而是17世紀。也就是說，西方現代的真文明與過去的假歷史，都是在17世紀發端於「伏羲」。

所謂的「聖經編年」以及泛西方的「世界歷史」（古老文明、古典文明），都是以伏羲為「時間基點」而設定的。

從某種意義上講，萊布尼茨證實了這個命題。萊布尼茨與耶穌會士（白晉——法國數學家）達成共識：「中西一元」，源於伏羲和他開創的《易經》；全人類所有的知識——包括哲學、科學和數學——的源頭，都是《易經》。

此外，《易經》還使漢字從象形文字升華為表意文字，從而成為蘊藏和傳達知識的工具。這就有了現代早期的「漢字密碼」。所以白晉說：「漢字是打開一切知識的密碼」。

下面分別來講「漢字密碼」與西方文學、科學、哲學和經濟學的產生。

（甲）文字：18世紀的「中國風」和它所推動的浪漫主義運動，其特點是製造「經典名著」，像《荷馬史詩》、莎士比亞劇作、哥特文學、中古詩篇和但丁《神曲》。它們即使以前就有，也都是粗俗粗糙、下里巴人，沒有文學性和藝術性；只是到了18世紀，在「中國風、中國啟蒙」的環境下，被徹底重寫，經典化，變成了「陽春白雪」，被注入了中國文化與文字的元素。德國的歌德利用翻譯的漢語文獻，建立了「世界文學」的資料庫，用於寫西方文學與希臘文學。

（乙）科學：現在常識稱「17世紀發生了科學革命」，但實際上則是當時所有的參與者——包括笛卡爾、牛頓和萊布尼茨——都是全力以赴地突破「語言瓶頸」；其高峰是1668年英國皇家學會討論威爾金斯一篇論文《真正的字與哲學語言》，這個「真正的字」就是培根說的漢字。會上提到能不能直接使用漢字作為西方的科學文字與哲學文字，但顧慮漢字太多太複雜而作罷；然後講到如何使西方表音文字變得具有像漢字那樣富有哲理。後者逐漸被落實。

英國皇家學會討論威爾金斯（John Wilkins,1614—1672年）的論文《真正的字和哲學語言》（a Real Character and a Philosophical Language）（1668年）

西方科學分為兩個方面：實用技術和科學理論（純科學、科學哲學、科學主義）。按照現在常識，西方科學來自古希臘；但在17世紀，「古希臘」與基督教都是進步的絆腳石，若不加以清除，則不可能有科學與哲學。「古希臘」是被一群號稱「人文主義」的神職學者偽造的，反映基督教的正面與反面，而與實際科技以及「人」的思想，皆無關係；今天我們所讀到的「古希臘」主要是在19世紀的德國被重寫的。

西方的實用技術有三個中國來源：

1.中國發明的傳入歐洲，遠不止四大發明，而是100多項。

2.中國文獻里的科技知識，它是英國皇家學會和法蘭西學院賴以建立的基礎【當時與牛頓齊名的羅伯特·胡克呼籲打開中國知識王國，牛頓諸定律在墨子的書中就有；直到1767年，英國皇家學會感激能夠分享法國傳教士宋君榮(Gaubil，Antoine，1689-1759)的中國資料，授予他榮譽會員】。

3.「中國風」的工藝，也就是仿製（山寨）中國產品，掌握生產流程和工藝美術。「中國風」包括文藝、園藝、茶藝和工藝等。

18世紀下半期發生的工業革命，在技術上正是上述的三個中國來源。

（丙）哲學：啟蒙運動使「人的思想」代替「神的思想」，這是西方哲學產生的前提。「人的思想」一分為二：主體，首先是「天賦人權」——人的權利從何而來？不是「神」，而是「天」（自然：儒家天道觀）；客體，人對自然，不是「神造萬物」，而是「人代天工」（《尚書·堯典》），即人可以代替「天」、而像它一樣的創造。

西方哲學主要是德國哲學，其開創者萊布尼茨和他的弟子沃爾夫都是基於儒家經典的（孟曉路教授說：「全部哲學都是近代事物，是從六經流出的歐產之子學」）。當代法國哲學家德里達確認，萊布尼茨使用「漢字表意」作為他建立歐洲哲學的基石。

再看西方哲學的集大成者黑格爾。作為馬克思主義的三個來源之一的德國古典哲學即黑格爾，他卻是三個中國來源：

一是從萊布尼茨、沃爾夫、康德到黑格爾；

二是共濟會思想家斯威登堡從瑞典東印度公司獲得中國智慧，讓成千上萬的西方學者——包括康德、黑格爾——分享；

三是黑格爾去巴黎向漢學家雷慕莎學習老子《道德經》，黑格爾做了一本中國哲學筆記。黑格爾曾指控他的一個朋友所發表的文章，是抄襲了這本中國哲學筆記；但黑格爾自己的哲學著作連體系、概念和名詞都是全盤套用老子《道德經》（例如「有」和「無」），反過來「盜憎主人」——說老子是巫術，中國沒有思辨哲學。

（丁）經濟學：人類社會最早的有系統的經濟學應該是管子。作為世界歷史上的經濟學主軸，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是服從於和諧、有序的「道」，因而是：自然秩序（自然哲學） 社會主義 自由經濟（詳見孟曉路論《周禮》和李學俊著《中國古代的社會主義》）。司馬遷偏重於自由經濟，他的《平準書》和《貨殖列傳》涵蓋了大部分的亞當斯密的範疇，如價值規律和自由放任等。關於亞當斯密的學說是否來自司馬遷，國外長期爭論；但幾乎一致認同的是，亞當斯密繼承和發揚了重農學派，而重農學派則是擷取中國傳統的經濟思想（重農學派的領袖魁奈被稱為「歐洲孔夫子」）。

結束語

以上，所講為綜合西方最新研究成果，以及我們近年的獨立研究探索所得，請大家多多批評指正。

感謝北外東西方關係中心主任田辰山先生提供這次學術交流的機會，也感謝在座大家百忙中前來交流切磋。謝謝大家！

來自：察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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