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徐三庚印款探究其印學交遊

乾嘉以來，金石學的發展與各種文字材料的出土，極大地豐富、健全了書法篆刻家的取法視野。浙派、徽派的興盛與徐三庚印學觀念的構建，充分展現了晚清印學對於新材料、新方法、新觀念的汲取與創作過程。

徐三庚（1826-1890），字辛榖，一曰辛谷，意取谷為贍養之本。他早年寓居道觀，一生輾轉多地，以漂泊鬻藝為生，留存印章、印論等文獻資料甚少。但其倖存百餘印章長款，或隸書，或行書，疏落有致，內容豐富，為我們保存了許多有價值的印學觀念。

徐三庚印學資料匱乏，且原石精拓傳世不多。時人「集印二十餘年，所得徐氏之印，只獲百餘方」，即便《金罍山民印存》二冊，也共印百餘方。而在當時，坊間已有「類鋅版模仿、有失原神」的現象發生，可見其影響之大。但與鄧石如、吳讓之、趙之謙等相較，後人也多批評徐三庚印文、篆法處理過於極端，所謂「蒼頭異卒，風斯下矣」。

徐三庚的篆刻創作，最大的特點是將內容與風格統一起來，根據內容選擇與之對應的創作形式。這一創作理念，在他所作印款中有較為詳細的闡述。他為劉鏞以「六朝法」刊刻「不系舟」的印款（朵雲軒藏），稱：「莊子有云：『巧者勞而知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仆窶人子耳，橐干東諸侯垂十五載，今年四十矣。客本無能，愧猶求食自識，三庚奏刀，嘉壽仁兄屬。上虞徐三庚用六朝法制『不系舟』印。雖勞而不巧，非知何憂，以遨以游，亦姑與世浮沉而已，因顏其室曰『不系舟』」。

印款內容出自《莊子·列禦寇》，意謂憂勞生自巧、智，倡導坐忘、心齋之法。而「泛若不系之舟」似正是他本人生活之寫照。結合其「無事小神仙」印款「人得一日閑，即是一日福」，及40歲為范守知刻「志不在溫飽」印款所云「身外之物，最足累人，節取其句，非自誇抱負也」。可想見不惑之年的徐三庚，生活上恬淡寡慾，泰然自若，儼然是一種知足常樂的心態。

或源於此，徐三庚印款中留存了不少有關其交遊、雅集等方面的資料。

童衍方先生所收徐三庚61歲時所刻「繩其祖武壽考維祺」白文印款署為：「是法吾友吳讓之每喜為之，茲擬其大意。」可知徐三庚與吳讓之之間或通過共同友人岑仲陶有過交往。可以推測，徐三庚35歲時訪岑氏埜竹盦盡觀其集拓之古今印譜，必然見到過吳讓之印作，因而與吳讓之並不「陌生」。另，徐三庚與趙之謙也有共同好友沈樹鏞、孫熹等。王光烈在討論清人篆刻章法時，認為趙之謙「所摹漢鑄，故能獨到。徐金罍神明乎此」。可見，他對趙之謙取法線路及創作風格十分熟悉。又，徐三庚臨《天發神讖碑》（四屏）卷末有識語，稱與吳昌碩同觀陳鴻壽原印「江郎山館」（上海博物館藏），可見他與吳昌碩也相熟。這大概就是款識資料所見其與重要篆刻名家的交往資料。

在徐三庚漂泊的鬻藝生涯中，他還曾與晚清政界官員多有交往。所謂「凡書畫家圖章多出其手，名動公卿。先後為徐學使樹銘、楊撫軍昌濬、連將軍成幕賓」。現有「程良驥印」（印款）、「楊昌濬」（朱文）、「石泉翰墨」（白文）、「徐樹銘印」（朱文）可資證明。1886年，徐三庚曾為浙江巡撫任道鎔刊刻「道鎔之印」（白文）、「寄翁」（朱文）大對印，印款仍署「仿漢」。這些都是徐三庚為晚清高級官員所刻之印。

值得一提的是，1872年，徐三庚應香港《循環日報》主筆王韜之邀南遊，歸途經粵居廣州及東莞可園多時，張嘉謨、張崇光、尹子新、葉汝才及東莞的一些印人拜其門下學藝，得吳帶當風之神髓，印風為之一變。此舉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嶺南印學的發展。

與以上相比，無錫書畫家、鑒定家秦祖永與徐三庚相交之深可能更勝一籌。徐為其刻印最多，《徐三庚印譜》及小林斗盦《中國篆刻叢刊——徐三庚卷》所錄近七十方，惜均無款。秦氏後人集拓的兩冊印譜中，錄徐三庚為秦氏所刻二十九方印，均有邊款，且不少為多面長款者。從款中可知，同治十二年，徐三庚與秦祖永萍聚穗城，論文談藝，過從甚歡，並為秦氏刻長款用印多枚。

不獨徐三庚，明清以來的浙派、揚州畫派、海上畫派中的藝人基本上都有屬於自己的朋友圈。徐三庚印款記錄了不少他與友朋雅集中有關篆刻的種種細節。如同治四年所鐫「胡钁印信長壽」印，乃徐三庚篆稿、胡钁自刻而成；同治五年刊刻「傅爾鍈印」時，徐三庚已「自滬購數石以貽李唐，並為制印」，現又為其「作數十印，頗不稱意。今春道出句餘，復出石屬刻，亦藉作數日盤桓也」，可知二人關係非同尋常，不然不會如此在意。同治十三年所刻「徐三庚印上於父」款中言印石乃「山中奇石」：「歸築室西庄，山下匠石麻列，雅道中輟，來甬上索書者坌至，檢匣中印不得，與褚叔寅過陳香畦懷米室，亂石碨礌，攜此石回，時冰日射窗，心手交適。蔡劍白、唐勛伯慫恿奏刀，石聲犖犖，晡時畢，視諸君，劍謂突入漢人堂室，此石得附不朽。山中奇石，不可勝記，吾與諸君獨賞是石，可笑也。」

以上材料，大致可見在蔡、唐二位好友的鼓動之下，徐三庚也能在「亂石」上篆刻。由此，原本十分普通的一塊石材，竟也在其精湛的刀法下升華了自身價值。而對於原本已是古印的印石來講，徐三庚依然不忘從印史的角度勾稽價值。如「石董狐」印款：「董狐，古之良史也。昔有花董狐、鬼董狐、文壽承亦自號『石董狐』。仲陶先生篤嗜金石，精於鑒辨，集古今名印，裒輯成譜。庚申春，余客吳趨，走訪於埜竹庵。出所集見示，搜羅之富，洵印史也，亦可曰「石董狐」。爰制是印以贈。」

將岑仲陶比之董狐，當然是直取董狐堅持自我，「不虛美、不隱惡」的美德。既然「篤嗜」且「精於鑒辨」集古今名印成譜，顯然其精神與董狐相近。徐三庚對岑的推重，與對馮兆年相似。光緒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徐三庚在為馮兆年所刻「千泉一尺室」中稱馮「輯古泉千計，其名不勝枚舉，復得西漢銅尺，以是名其室，屬刻此印以記之」。又在「震澤徐氏藜光閣所藏書畫」印款中稱：樂民主人儲藏捲軸富甚，自顏其經樓曰藜光閣。於此可以大致得知徐三庚與當時重要藏家的雅集活動。

從篆刻學術史的角度看，深入研究徐三庚的意義，不僅可以探討他在技法與印學思想的創見；還在於以此切入，廓清晚晴印人的創作境遇，以進一步推進當代印學的承傳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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