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灤州兵諫中淺析清末政府未能抓住的最後一根稻草
相比於武昌起義來說，灤州兵諫無疑在知名度上小的多，因為這次兵諫並非是地方上的武裝反叛，而是中央體制內的一種抗爭，其要求清政府能夠加快立憲進程的目的也和武昌起義的暴力革命有所區別。所以大多數的學者認為，灤州兵諫是一次「瓦解革命」、「擁護清室」的內部活動。
武昌首義，清廷陷入統治危局
隨著「皇族內閣」的成立與鐵路國有化的錯誤決策，越來越多的民眾對清廷立憲改革感到失望，一時之間，以四川鐵路時間為契機，在少數革命志士的領導下，掀起了一股前所未有的保路浪潮，宣洩著底層百姓多年來對滿清政府的憤懣。
恰逢其會，保路運動遭到清政府的強烈鎮壓，可惜這時候民眾的怒火已經掩蓋不住，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眼看著湖北新軍被調入四川鎮壓保路運動，身處武昌的革命黨人敏銳的意識到這是一次難得的機遇，於是，辛亥革命的第一聲槍響，在武昌悄然而至。
起義軍在武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勝利，隨著湖北軍政府的成立，越來越多的省份加入了革命的陣營，整個中國的力量對比，在南方與北方逐漸形成互為犄角之勢，令年輕化的北方中樞忌憚不已。
對付暴力唯有暴力，為應對南方之局，清廷毫不猶豫的派兵向各地新軍施壓，欲求依靠軍力上的優勢打破地方上的威脅，甚至並沒有去思慮地方上為什麼會出現革命這個問題，更不會正面的對皇族內閣和保路運動給出積極的回應，將原本還抱有一絲希望的湖北軍政府逼上最終的繼續革命路途。
可是，經過一段時間的對抗，清廷政府發現南方的革命黨已然成勢，遠非一朝一夕所能夠解決的。這時候他們決定稍稍做出妥協，找出幾個替罪羊以平民憤，也向南方革命黨表示些許善意，可是他們仍然沒有談及最為核心與本質的問題，這時候的南北雙方，猶如討價還價一般，只不過北方始終沒有拿出令南方正眼相對的價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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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此時的清廷政府還是比較樂觀的，他們認為革命黨雖然在南方已成大勢，但是戰火一時之間還燒不到北方。而且清廷中央還握有著北洋六鎮這支精銳之師，有能力保障北方中樞的安全，故而不必低姿態的向南方革命黨過分妥協。
只不過，清廷中央還不明白，他們對於北洋六鎮的控制力仍然有所欠缺，所以這支軍隊究竟是不是王牌，尚還不夠明朗。
永平秋操，一場未得圓滿的軍事演習
早在武昌首義還未爆發之前，清廷中央為了應對內外交困之局，決定通過軍事演練的方式向外界釋放出威懾信號，並且以求自振。於是，永平秋操的舉措提上了議程，並且很快形成具體方略付諸實施。
按照所制定的籌備方案，由軍咨大臣載濤為「恭代大皇帝親臨閱操大臣」，總攬軍事演練的具體事宜，然後將參加秋操的部隊分作東、西兩軍。西軍以滿人為主，而東軍則以漢人為主。按照原定計劃，西、東兩軍交戰，需要以西軍反敗為勝為最終結局。然而天意弄人，當東、西兩軍交戰正酣之際，武昌起義已然爆發，於是清廷只能決定「秋操中止，率部速歸」。
當時擔任東軍總指揮的是馮國璋，而副總指揮則是張紹曾與吳祿貞。按照朝廷的指示，中止秋操之後，各部需要返回各自的駐守地，以應對南方之局。可是這個時候張紹曾所率的第二十鎮卻停留在原地灤州按兵不動，令得清廷大為費解。
這期間清廷也派了好幾撥人去了解情況並且勸告張紹曾動身離開灤州，但是張紹曾並沒有離開灤州的打算。其中，第六鎮的統領吳祿貞也被清廷派過去和張紹曾協商，然而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原來這吳祿貞是和張紹曾站在一起的，也就給了兩人進行計劃謀事的機會。
灤州兵諫，以武力請求清廷立憲
十月二十七日，距離武昌首義過去已經十七天，這時候張紹曾緊急聯絡了一批軍官向朝廷放出一個重磅信息，要朝廷儘快推動立憲進程，以推動中國政治的進步，緩和南方動蕩的局勢。並且直接向全體官兵稱：「武昌革命，名正而言順，專尚征討，不合人情……所有軍隊，均不前進。」進一步的對清廷施壓。
灤州是京師的門戶，有這樣一股不安分的力量存在，清廷怎能安心，一時也陷入難解的困境，因為他們實在是很難去對此做出回應。若是答應了推動立憲的要求，將會嚴重打擊皇族的控制能力，可要是不答應，又擔心灤州駐紮的軍隊會生變故。
看著清廷仍然無動於衷，張紹曾也不知該如何，恰逢其會，當時有一批軍火要運往武昌前線，以補給前線部隊的戰鬥力，可是這個消息傳到了張紹曾的耳中，於是便將這批軍火扣留了下來，以此來威脅清廷儘快改革。但是朝廷還是在盡量的拖延，沒有給出明確的交代。
至當月的二十九日，張紹曾聯絡一批軍官共同署名上奏，要清廷加緊推動政治改革，儘快實行君主立憲，如此才能「以定國威而彌亂」。不僅如此，他們還給出了具體的十二條政綱，想要清廷儘快的答應並且付諸實施。這十二條大致為：
一、大清皇帝萬世一系；
二、立開國會，於本年內召集；
三、改定憲法，由國會起草議決，以君主名義宣布，但君主不得否決之；
四、憲法改正提案權專屬國會；
五、陸軍直接歸大皇帝統帥，但對內使用應由國會議決特別條件遵守，此外不得調遣軍隊；
六、格殺勿論、就地正法等律，不得以命令行使，又對於一般人民不得違法隨意逮捕、監禁；
七、關於國事犯之黨人一律特赦擢用；
八、組織責任內閣，內閣總理大臣由國會公舉，由皇帝敕任；國務大臣由內閣總理大臣推任；但皇族永遠不得充任內閣總理及國務大臣；
九、關於增加人民負擔及媾和等國際條約，由國會議決，以君主名義締結；
十、凡本年度預算未經國會議決者，不得照前年度預算開支；
十一、選任上議院議員時，概由國民對於有法定特別資格者公選職；
十二、關於現實規定憲法、國會選舉法及解決國家一切重要問題，軍人有參議之權。
從張紹曾等人所提出的這十二條政綱而言，儘管其中有幾條的正確性還有待商榷，但是絕大部分都是站在全新的高度而提出的，可以說，這是一個能夠推動國家政體現代化的「建議」。如果清政府能夠在商討的前提下答應接受這些「建議」，那麼南方的危局自然能夠得到緩解。
可惜的是，清廷並沒有答應，因為他們本來設想的立憲是走德國日本式的，而張紹曾等人提出的則是英國式的，這樣一種「虛君」的政治格局一時之間令這些皇族們接受不了，也就此擱置下來。
可是，這種這種令皇族難以接受的「建議」在很大程度看來委實是一種極為恰當的過渡模式，因為相比於被革命而言，這種主動改革的成本以及成效都是處於積極地位的。既可以保存皇族又可以推動民主政治，還能夠讓整個國家免受戰火的荼毒，委實不是一個更好的選擇。
可是有時候機會稍縱即逝，因為清廷的猶豫，他們不得不面對更為猛烈的抨擊，最後仍然要以更大的代價換取些許的生存空間。也許在清廷徹底滅亡之後，皇族才能夠幡然醒悟當初未能接受灤州兵諫這結局相對更好的一根救命稻草，可是此時此景，卻只能是悔之晚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