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池文：黃道周的鄴侯李泌情結

黃道周（1585～1646），明朝漳浦縣銅山人，字幼平，號石齋，是我國歷史上一位傑出的愛國主義者，著名的政治家和教育家。他是天啟二年（1622年）進士，生活於明末社會動蕩、朝廷宦官專權、矛盾尖銳的時代。他學識淵博，才高五斗，又性格耿直。作為政治人物，他敢揭時弊，為官場所不容，致仕途坎坷，多次受貶，甚至慘受廷杖。作為教育家，他一生創辦多所學校，最著名的有浙江餘杭大滌書院、福建漳浦明誠書院、龍海江東鄴山講堂，培養出一批傑出人才。清兵入關在北京建立了清政權之後，黃道周堅持抗清，出任南明禮部尚書，積極反清復明。隆武元年（1645年），黃道周被封為武英殿大學士兼吏、兵兩部尚書。在清軍壓境、國難當頭之際，他以一介文官挺身而出，自請募兵抗禦清軍。因援軍、軍餉不濟，在江西婺源兵敗被虜，檻送南京，數次絕食，拒絕投降，於隆武二年三月五日在南京壯烈殉國。其臨刑遺言「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震耀千古，成就一代完人。

綜觀其一生，雖仕途坎坷，寵辱浮沉，不改其勤政清廉和耿耿赤子報國之心。探究其思想根源，是為儒家「修齊治平」入世勵志思想的濃重熏陶。另外，從黃道周對鄴侯書院的命名和多次專論該書院的情況，筆者意外地窺見其仰慕著名唐相李泌（鄴侯）濃厚情結，而從二者之生平軌跡之細細品嚼，竟然發現：其品格志趣、宦海浮沉與李鄴侯有驚人相似之處，可見其受李泌的影響至深。

黃道周書法

一、鄴侯李泌生平事迹

李泌（722～789），字長源，唐陝西京兆（今陝西西安市）人。歷仕玄宗、肅宗、代宗、德宗四朝，德宗時，官至宰相，封鄴縣侯，世人因稱李鄴侯。他是欽賜南嶽隱士。肅宗為他專門在南嶽煙霞峰下兜率寺側建房，名之為「端居室」，後人稱之為「鄴侯書院」，是中國教育史上最古老的書院之一。李泌在此過了12年（757～768年）修身養性、縱情山水、博覽群書的生活。端居室也是中國最早的私人藏書館之一。韓愈在《送諸葛覺往隨州讀書》詩中有句「鄴侯家多書，架插三萬軸」，可見其在南嶽藏書之多。李泌曾隨玄和先生張太虛學習道教秘笈，又與懶殘和尚（明瓚禪師）等高僧交往甚深，著有《養和篇》和《明心論》。千百年來，李泌一直是南嶽衡山的一位傳奇人物，為儒家、佛家、道家和政治家所共同讚頌。

李泌之所以能夠在史書上留下光彩的一筆，主要是由於他在政治上的建樹。

李泌是玄、肅、代、德四朝元老，可他一生崇尚出世無為的老莊之道，視功名富貴如敝屣，所以在肅、代兩朝數度堅辭宰相之位，並且最終遠離朝堂，長年隱居于衡山。一直到貞元三年（787年）六月他才應德宗的請求，出任宰相，當時已是六十七歲高齡。貞元四年（788年）三月，李泌便與世長辭。雖然執政的時間很短，可在任間卻做了許多意義重大的事，如調整官俸、裁減冗員、安置功臣等等，都能匡正時弊，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從而在相當程度上保證了貞元年間唐帝國總體形勢的和平與穩定。

李泌畫像

李泌善於協調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肅宗即位後，打算任英武多才的建寧王李談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極力反對，認為應該由其兄太子李豫（即後來的代宗）擔任此職。太子是虛名，元帥有實權，二者的分離勢必會造成政權的分裂。肅宗聽取了李泌的建議。李談遭讒被殺後，李泌又勸代宗追封他為帝[1]。這些做法，既協調了兄弟之間的關係，又保證了政權的統一。克複二京後，朝廷實際上出現玄宗、肅宗兩天子各居一方，李泌再一次協調了玄宗與肅宗的父子關係。當時，肅宗上奏避難蜀地的玄宗，表示自己願意再回東宮為太子，「泌乃為群臣通奏，具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玄宗接到奏章後回：「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2]直到接到第二本奏章，玄宗已知即便是兒子真心讓位，那些功臣也不願意，權力交接的結果很可能會引起另一場動亂，這才回去當了「太上皇」。李泌可以說是洞察了各種政治關係和政治人物的心理，是歷史上成功地協調了皇帝複雜而又危險的家務事的第一人。

朱泚叛亂時，德宗曾向吐蕃人求援，並答應事成後把安西、北庭兩塊地方割讓給吐蕃。後來的事實證明，吐蕃的用兵並不積極，甚至還趁機在武功地區搶劫一番，最後主要還是依靠唐軍自己的力量擊敗叛軍。平叛後，吐蕃派使者來要土地，德宗也已經同意，而李泌堅決反對，說：「安西、北庭，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分吐蕃勢，使不得並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也，奈何與之·」[3]李泌的意見合情合理，朝廷最終拒絕割讓土地。通過這兩件事情，我們看到了李泌果敢堅強的一面，他不僅捍衛了朝廷的尊嚴，而且還捍衛了民族的尊嚴，維護了國家的利益。

他還有著運籌帷幄的軍事才能。在安史之亂、肅宗靈武即位之時，李泌就清楚地洞察了亂軍的命運，他告訴肅宗，叛軍猖獗不會多久，其原因有二，一是參與叛亂的多是異族人，而華人寥寥，這說明安史叛亂沒有得到中原人的支持；二是叛軍把掠奪到的財物全部送回自己偏居一隅的老巢范陽，可見叛軍根本沒有一統天下的雄心。李泌為肅宗制定了平叛的方略，反覆告誡肅宗「無欲速」，要著眼於長久，目的是要把叛軍趕出老巢，一網打盡，不留後患。但後來肅宗急功近利，堅持先收復長安，結果把叛軍趕回河北，從而形成無可挽回的割據局面，令人扼腕。

總之，李泌在政治上是成功的，當時人柳砒就說：「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於魯連、范蠡。」[5]把李泌同歷代文人心目中的偶像魯連、范蠡相提並論，這一評價是相當高的。

二、黃道周創建鄴山講堂的李泌情結

黃道周紀念館

黃道周對李泌的仰慕由來已久，早在崇禎十二年（1639年），他就在漳浦縣邑北山父親安葬地的草廬旁「別構數椽，以列大雅。左曰十朋軒」，恭祀他所傾慕的諸葛亮、管仲、董仲舒等十個治國名賢，其中就有李泌牌位。[6]此外，在其人物「雜著」卷三十四還專列「李鄴侯」一篇，以欽佩的口氣詳細介紹其生平事迹。

作為思想家、教育家的黃道周，他一生創辦過多所學校，在明清之際的社會產生過重大影響的，當屬浙江餘杭大滌書院、福建漳浦明誠書院，以及龍溪江東的鄴山講堂三所學校。其中，鄴山講堂是黃道周傾注了大量心血創辦的，也是他一生中創辦的最後一所規模最大、人數最多、規格最高的書院。據《鄴山書院記》載，「……癸酉秋，榜與張勖之諸生卜築江峽，黃子有詩云：『有石真堪老，無家眾所知。』乙亥秋，榜與呂而遠諸生卜築江峽，黃子有詩云：『何當奇石出，頓使野夫知。』門人始知黃子之愛諸翁也。不至十年，竟兩卜築茲山而不果」。另據《漳浦黃先生年譜》（明·庄起儔撰，清·陳壽祺校）載，「起儔以告先生，先生慨然曰：『為我致意鄴山。吾亦欲歸，未知何日！』蓋先生倉卒不忘鄴山也。」

崇禎十六年（1643年），黃道周遭貶後在此謀劃十年，營建講堂。先築三近堂於峽中，次築與善堂於峽北，後築樂性堂於峽南，並親定《鄴山講義》七條作為治學為人的道德規範。竣工後，四方士子仰其德望，來鄴侯山求學者絡繹不絕。「當道紳耆、八方人士，環江拱聽者，日以千艘」。對此，《漳州府志·古迹》亦載：「鄴山講堂在柳營江溯流而北。明季黃石齋道周講學於此，四方從學者以千計。」

鄴山講堂的命名可以看出黃道周濃厚的鄴侯情結。

一是改講堂所在之山名為鄴侯山。黃道周在《鄴侯山記》小序中說：「鄴侯山，亦名焦桐山[7]，諸子謂其骨似鄴侯也，故復鄴侯之，並以名山」。這裡的「諸子」指他的學生，作為師長，當然起主導作用，山名當然是由黃道周改「焦桐山」而來。黃道周在《鄴侯山記》記述：「鄴侯山者，即漳艮岳之陰。北溪迸流，將匯於江東，長橋束之。步皋蜿蜒谽谺多奇，蓋蛟龍出沒，風濤崩激，沙土已汰，石骨總出，若或為之，莫知其然，舊稱蓬萊峽，里人名之曰石仙。石仙者，指其蛻峙林立，飄然若登者也。」所謂艮岳之陰，指的是宋徽宗於政和七年（1117年）在東京汴梁景龍山側築土山名曰艮岳，艮在後天八卦居東北位置，焦桐山居江東，在漳之東北，恰與「艮岳」地理位置相吻合。黃道周因「其骨似鄴侯」而改焦桐山為鄴侯山。

二是把建在鄴侯山下的講堂命名「鄴山講堂」。以新改之山名鄴侯山來命名新建的講堂，恰與唐肅宗為鄴侯在南嶽煙霞峰下兜率寺側所建的「鄴侯書院」（端居室）同出一轍，黃道周的鄴侯情結由此可見一斑。

鄴山講堂完工後，黃道周所寫的文章涉及此處的就有十多篇，其中還有專門敘述鄴山講堂的文章《鄴山箴》等9篇，足見以「鄴侯」為名的鄴山講堂在黃道周心中的地位。

三是鄴山講堂之三座主體建築的命名也蘊含著鄴侯的品格志趣。鄴侯講堂包括三近堂、與善堂和樂性堂三座主體建築。三近堂建於崇禎十六年（1643年），是鄴山講堂最早的建築，也是黃道周講學之處，「三近」即近山近水近月，以自然界中的山、水、月比喻修身應如孔子之「好學」、周公之「力行」、伊尹之「知恥」，體現了黃道周把「好學、力行、知恥」置於道德教育的首要地位。與善堂是鄴山講堂的謁聖之所，其所奉祀的有孔、顏、曾、孟等聖賢，凡賓客至者，必須先到與善堂拜謁先聖賢。樂性堂則是黃道周與門生討論知識道理之處所，使弟子感受學習中「明理知性」的樂趣，以調動他們學習的積極性。這三座建築的名稱完全體現了黃道周對鄴侯修身養性、縱情山水，居廟堂之高竭力忠君報國、退山林之遠不忘國是民憂之品格。黃道周和他的弟子常聚於鄴山講堂，「征功於三近，討德於與善，從容於樂性」。

鄴山講堂是一所建制完備的書院，在崇禎十六年、十七年間，共舉行4次講問大會，演習正規講儀，與會者最多一次達404人。正如清乾隆福建巡撫潘思榘在《重修鄴山講堂碑記》所述：「講儀具琴瑟鐘鼓，立監史，讀誓戒，獻酬歌詩，主賓百拜，四方問業之彥，溯江而會者數百人。蓋禮樂彬彬河汾矣，何其盛也。」[8]四方學子在黃道周人格魅力和道德情操感召下，前來求學，使得當時講堂前「八方人士，環江拱聽者，日以千艘，盛極一時」。[9]

三、黃道周知與行深刻的李泌印記

鄴山講堂碑刻

鄴侯對黃道周的影響還深深體現在黃道周的執政理念和實踐上。黃道周為了國家和百姓的利益，敢于堅持真理，敢於實事求是，敢於直言，甚至可以獻出身家性命的高貴品格，他退居山野猶關注國家大事、民族利益，進入廟堂便竭盡全力、鞠躬盡瘁的憂國憂民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執著精神，無不印記著深刻的鄴侯痕迹，當然，也使得他的仕途與鄴侯同樣充滿坎坷。

一是忠君報國，直諫不怕犯顏。黃、李二人都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濃烈熏陶，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抱負，有忠君報國、憂國憂民的政治責任感，政治態度鮮明，觀察問題敏銳，具有不畏權勢、不隨流俗，敢於犯顏直諫的超人膽識，有為了社稷安危可以捨身取義的君子之風。

政治責任感是錚臣的重要素質，特別是諫議的職責決定了他們直接所面對的就是最高統治者皇帝。俗話說，伴君如伴虎，作為皇帝身邊的大臣命運兇險，意見提得當否是一回事，皇上心情好壞更為重要，稍有不測，便會招來殺身之禍。李泌是唐代名相，他有膽有識，為了國家的利益，敢於犯顏直諫，即使皇上大怒，依然據理力爭，並以最終結果使得皇帝心服口服。唐肅宗當太子時，權相李林甫多次陷害太子，使太子位幾不保。肅宗即位後，便想復仇：「（肅宗）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於賊。帝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舊怨，將內慚不懌，萬一有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10]

對關係自身安危的一些意見，李泌的表現也令後來的仕宦者欽佩。《新唐書·李泌傳》記載了這樣一件事：德宗立李誦（即順宗）為太子，太子妃的母親是郜國公主，郜國公主犯蠱媚罪被幽禁，此事自然牽連到了太子，於是德宗便有意廢除對蠱媚事毫不知情的太子。對此，李泌反對的態度相當堅決，以至於德宗說：「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竟拿滅族來威脅李泌，而李泌執意更堅：「世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新唐書·李泌傳》接著記載說：李泌「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在大是大非面前，李泌毫不妥協，不顧全家性命，竟然與皇上爭執達數十次之多，這種堅持真理威武不屈的精神實為難得。

黃道周當然了解和仰慕李泌為社稷不避生死，敢於犯顏直諫的高風亮節，他認為作為臣子應對朝廷制訂的各項大政方針的正確與否表明態度，「大禮議起百僚，廷爭不避鼎鑊」[11]是臣下應有的品質，他與李泌一樣，雖然不是專職的諫官，卻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責任感，多次不避個人安危，犯顏直諫，並因諫被貶。即使仕途坎坷是因諫而起，但他仍不改初衷，照樣不平則鳴，積極言事。就在他遠謫辰陽10個月之後，崇禎皇帝因「念其清操力學，尚堪策勵，准赦罪還職」[12]。他剛回到京城，打聽到被他的事所連累的解學龍、葉廷秀等人還在謫戍之中，尚未解脫，又上疏為之申訴，向皇上「乞以特恩再沛臣澤，悉赦諸坐臣株連者」[13]。

二是仕途坎坷，數度宦海沉浮。李泌因直諫而受到皇帝重視，當然也不免遭來屢次的宦海浮沉，曾有過四次歸隱，五次離京的經歷。第一次在玄宗天寶年間，當時隱居嵩山的李泌上書玄宗，議論時政，受到玄宗的重視，「令待詔翰林，仍東宮供奉」。然而卻遭到楊國忠的嫉恨，說李泌曾寫《感遇詩》諷刺朝政，結果李泌被送往蘄春郡（今湖北省蘄春縣）安置，而李泌乾脆脫離了官府，「乃潛遁名山，以習隱自適」[14]。

第二次大約發生於肅宗至德末、乾元初。自從肅宗靈武即位時起，李泌就一直在肅宗身邊，為平叛出謀劃策，《舊唐書·李泌傳》說他當時雖然沒有身擔要職，卻「權逾宰相」。正是這種與皇上極為親密的關係，招來了權臣崔圓、李輔國的猜忌。收復京師後，為了躲避隨時都可能發生的災禍，也由於平叛大局已定，李泌便主動要求離開權力的中心，進衡山修道，「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為治室廬」[15]。

第三次發生在代宗大曆年間。代宗剛一即位，就馬上把李泌從衡山召進京師，任命他為翰林學士，並勉強他吃肉，還為他娶朔方的故留後李的甥女為妻。當時的權相元載認為李泌不肯依附自己，留在朝廷對自己是一個潛在的威脅，此時剛好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朝廷為他派去一些僚佐，於是元載就盛稱李泌有才，可擔任此任，於是就在重用人才的名義下把李泌趕出了朝廷。

李泌畫像

第四次則大約發生於代宗大曆末、建中初。大曆十二年（777年），元載被誅，李泌又被召回，卻再一次受到常袞的排斥，先讓李泌到澧朗峽（在今湖南省澧縣）當團練使，不久又調任杭州刺史。

四次被排擠出朝廷，又四次回到朝廷，但一次比一次更受重視，這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多見的。屢蹶屢起的原因，主要得力於他恰當的處世方法和豁達的心態，做到了儒家提倡的「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行」則建功立業，「藏」則修心養性，不管仕途如何沉浮，都能泰然處之，心情都很平靜。

黃道周所服務的崇禎皇帝朱由檢缺乏主見，疑心重重，忠奸不辨，甚至是非顛倒，導致奸佞弄權，忠臣受壓，言路堵塞，形成「獨立敢言人少，讒諂面諛人多」的局面。黃道周想奮力改變這種局面，甚至試圖以自己不怕降級不怕坐牢不怕死的錚諫挽救即將頹傾的明朝大廈，但是他的種種正確的意見非但被崇禎皇帝輕率地否定，反而被說成是「濫舉逞臆「、「偏私、支飾」、「平生學問，只一佞口」、「朋串擾亂」[16]，並受到一次比一次嚴厲的懲處，他從天啟二年（1622年，38歲）中進士入仕途起，到隆武元年（1645年）年底反清兵敗被俘，因上書言事，多次觸怒皇帝，屢次遭受謫貶：一次被削職為民，兩次被降級貶職（最重一次連降六秩，任江西布政使司都事，從七品），一次被遠戍遐方，最後還被投入牢獄。二十來年間，真正履職的時間並不長，連他自己也說：「臣通籍二十載，歷俸未三年」[17]。其宦海沉浮、仕途坎坷為歷代錚臣所少見。

雖然黃與李仕途同樣坎坷，同樣數度沉浮，但因黃、李兩人所處時代不同，所服務的皇帝不同，因此導致了他們兩人截然不同的命運結果。

三是國家面臨危難時，均以一介書生勇赴國難。兩個人雖然生活年代不同，但都處在社會矛盾尖銳、局勢動蕩的時代。在安史之亂、肅宗靈武即位之時，李泌就對波雲詭譎的亂象做出了清楚的預測，高瞻遠矚地向肅宗提出了前面已述的三點平叛方略，被後人認為堪與諸葛亮的「隆中對」相媲美；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涇原節度使姚令言反，緊接著，身為太尉、朔方節度使的李懷光亦反，再加上當時出現嚴重的旱災和蝗災，德宗可以說是內外交困，於是就有大臣提出與李懷光妥協。這時，「李泌破一桐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複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18]。李泌用帶有文學浪漫色彩的方法十分清楚地分析了李懷光與朝廷的關係，說服了皇上，李懷光叛亂最終被平息。

黃道周也有同樣遭遇，在北京被清軍攻破、清軍步步緊逼、南明政權已風雨飄搖的危難之際，黃道周先後被提為禮部、吏部、兵部尚書（正二品）。大敵當前，黃道周不僅像李泌一樣積極提出許多挽救時局的好建議，而且在滿朝文武大臣談「清」色變、推諉扯皮的情況下，黃道周以一介書生拍案而起，奮勇當先，親赴江西抗清前線，招募兵員，率軍抗清，終於兵敗被俘。他拒絕了清朝皇帝的高官厚祿，絕食十四天，血書「綱常萬古，節義千秋；天地知我，家人無憂」，慷慨就義，給自己講求忠義、追求操守、充滿悲劇色彩的一生畫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

注釋：

[1]引《新唐書·諸子列傳》。

[2][3][4][5][10][14][15][18]引《新唐書·李泌傳》。

[6]（明）庄起濤《漳浦黃先生年譜》，載《黃漳浦文集》，國際華文出版社，2006年8月，第73頁。

[7]焦桐,東漢蔡邕見人焚桐木炊飯,知其木有好音可作琴,遂乞為琴,號焦桐琴,其尾被火燒焦也，是歷史上的名琴。焦桐山,史書未載起於何時,想是該山曾遍是桐樹，後遭燒山成焦桐之故矣。

[8]光緒《漳州府志》卷四十五·藝文，漳州市地方志編委會1994年縮印本，第1085頁。

[9]單德謨：《重建鄴山講堂記》，載光緒《漳州府志》卷四十五·藝文，漳州市地方志編委會1994年縮印本，第1087頁。

[11]黃道周：《救錢龍錫疏》，載《黃漳浦文集》（上）卷一·疏，第1頁。

[12][13]載《黃漳浦文集》（上）卷首，第53頁。

[16]（明）洪思《黃子傳》，載《黃漳浦文集》（上）卷首，第49～50頁。

[17]載《黃漳浦文集》（上）卷首，第5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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