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ephanie Shirley：上世紀 60 年代技術界唯一的女性 | 人物誌

她逃脫了納粹的迫害，成為了一名技術行業大亨，與20世紀60年代的性別歧視作鬥爭，向慈善機構捐贈了7000萬英鎊並資助了對自閉症的新研究。本文的主角Stephanie Shirley夫人，她的人生聽起來像是一部電影一樣......不過現在確實有一部她的自傳電影的籌劃中了。

下面，就是她自己講述的親身經歷......

作者 | Zoe Beaty

譯者 | 王艷妮，責編 | 郭芮

出品 | CSDN（ID：CSDNnews）

以下為譯文：

在男人們會輕浮地捏你的屁股，當你走進會議室，而與會的男人們理所應當地以為你只是去給他們端茶倒水的情況下，銷售軟體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當我成立公司時，人們都笑了——他們在背後笑，自言自語，很少當著我的面說。或許，回頭看，正是這給了我動力——我是一名29歲的女性，沒有上過大學，作為納粹德國的難民來到英國，是一位自閉症兒童的母親，在20世紀60年代從事技術工作，是技術界是唯一的女性。我不太喜歡被別人以屈尊的態度對待，作為一個猶太人，這種氣我已經受的夠多了。

我不是有意成為一名女權主義者的——「女權主義者」這個詞曾經被認為非常「反男性」，我無法忍受這種立場。在現在的2019年，這種說法奇怪嗎？我想有些人可能是這樣認為的。但是，我剛開始創業的1962年跟現在的世界完全不同。自由職業程序員們，後來組織成了FI，然後是Xansa（一個英國外包公司）。

當我被送到一所男校時，我作為一個青少年第一次感受到了男性的主導領域（當時這是唯一可以滿足我對數學的興趣的地方，女孩們一般並不被期望對這些學科懷有激情）。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Dollis Hill的郵局研究站從事計算工作，那裡有兩個薪級表 ——一個適用於男性，一個適用於女性。這在當時是很正常的情況，但事情的本質仍然是很惡劣的。

我在客廳里創建了我的軟體公司，起始資金只有6英鎊。我決定主要聘用女性——前300名員工中只有三名是男性——而且我們完全實行彈性工作時間，以確保她們可以兼顧家庭。但我這麼做並非出於女權主義者的角度，我只是想儘力讓我們能工作得更輕鬆一些。

即使是現在，關於女性對僱主期望的調查中總是有兩件事會凸現出來：工作/生活平衡和彈性工作制。當時在我們公司，你可以兼職，可以自由職業，可以共享工作。你可以採取年度小時制，最小——最長時間制，零小時合同（我知道這些合同現在非常不受歡迎，但它們在早期確實對我們很有效）。

如果有人問他們是否可以帶狗上班，我們會說可以。（但並沒有人問過這個問題。）

在當時這是一種很不尋常的工作方法——會引起別人的關注，以及一些嘲笑。例如，泰晤士報開始稱我們為「計算機小妞們」（computer birds）。我寫給重要的行業領導者們的信件同樣遭到嘲笑——一次又一次地被忽視，直到在我丈夫Derek的建議下，我才停止用我的真實姓名簽名（Stephanie Shirley——雙重的迎面而來的女性氣質）並化名成為「Steve」，一個家庭內部的綽號。

很快，回信紛至沓來。我今天仍然使用和喜歡這個名字——比我的本名Stephanie還要多，甚至比我的出生名字，Vera還要多。在某些方面，我認為我當時想要重塑自己——也許我現在仍然想這樣做。這將我帶回到了最純粹的最有創造力的年代。隨著公司的發展，我們迅速學會了如何在以男性為中心的世界中縱橫捭闔。我們公司在會議上穿衣的「特有風格」是裙子（雖然我現在幾乎只穿褲子），以在與會男性的周圍表現的不那麼男性化。

當潛在的客戶在家裡打電話給我的「辦公室」（其實就在我家裡）時，聽到我的小兒子在背景音中的哭聲，他們會很反感，所以我制定了一個策略：我錄了我的一名員工芭芭拉打字的聲音，然後在打電話時播放錄音以創造繁忙辦公室的假象。

儘管如此，我們仍然非常小心，不要與已經處於有利地位的男性發生衝突。因為衝突也沒有用。我很久以前就會關注平等的問題，也許是因為我自己的經歷吧。

我在1939年才五歲，當時我的母親把我和我最愛的娃娃還有和我的大姐姐，9歲的Renate，一起打包送去了從維也納到倫敦兒童運輸組織。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10個月，我們成為了10,000名猶太兒童中的兩個，這些兒童的父母將他們送走以避免被納粹迫害。我只記得一些幼稚的事情：一個小男孩在嘔吐，可怕的穿制服的守衛，我們脖子上掛著印有數字的小票。

兩天半後，我們進入了利物浦大街站。我不知怎麼的把我的娃娃弄丟了，後來人們告訴我，我當時是跟著養父母Guy和Ruby Smith一路嚎叫著到達新家的——一對沒有孩子的夫婦在當地報紙上對一個詢問是否有人可以給我們一個家的小廣告給出了應答——新家在斯塔福德郡的小阿斯頓。我們叫他們阿姨和叔叔。

我對整件事感到的是不安而不是害怕。他們是好人，即使他們不會說德語，而我們不會說英語。我的新生活與我在德國的富裕童年非常不同，我的父親在德國曾經是個法官。

我們很缺錢，而且是難民，我甚至不記得曾經看過報紙。有一天，我在電台聽到黑人要求他們與生俱來有權享有的權利，突然間，我開始意識到世界上的不平等現象。在公共汽車上，我看到阿姨公開訓斥一名辱罵黑人婦女的白人男子，我開始了解了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

我覺得有趣的是，今天的難民和移民——在遭受如此恐怖之後如此眾多的人——似乎並沒有像我當時那樣得到同樣的歡迎。作為兒童難民，我們到了這裡並在這裡被同化。現在將其與今天接收兒童的方式比比看吧。

我從閱讀中了解到，這個國家非常反對移民和難民的那些地區真的對這方面沒有多少經驗。當然，有許多有愛心的人，但還有一種對未知的恐懼——另一種語言，不同的種族，膚色或文化。

所有這些對我來說也都是不同的。更重要的是，就在我抵達英國之後，也許我大概六歲左右，不斷地有非常善良的人們告訴我，「難道你能來到這裡不是很幸運嗎？」對於一個小孩來說，意識到他們曾經與灰飛煙滅有多接近並不是很利於他們的心理健康。

我一直和史密斯一家一起生活，直到我18歲。我是為數不多的兒童轉移組織中父母倖存下來並成功到達英格蘭的孩子之一。幾年後，我見到了他們——分居兩地，因為他們已經離婚——可我們的關係再也不可能像從前一樣了。也許是因為蒙上曾經苦難的陰影了吧。

最後，我的父親搬回德國再婚。我母親和我之間的關係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時期，但隨著她年齡的增長而變得柔和起來。但記住，還沒有柔和到足以阻止她將我從她的遺囑中剔除出去的地步。儘管如此，我認為她現在會為我感到驕傲的。

我早就決定我想做的就是有所作為，做出些改變。我學習了六年，上夜校，來獲得數學學位，從我在郵局的第一個職位，到一家技術公司——CDL有限公司，再到1959年ICT 1301計算機的設計者之一。

到了1962年，我通過工作的關係與我的丈夫，一位物理學家相識並結婚。我們在生活上比較簡樸——我們的蜜月在薩里的埃格姆的一家酒店度過——當時手頭確實緊。（粗略估計，我的第一份工作每年大概給我215英鎊，那時的時間好像過得很慢。）我們結婚後不久，我離開了全職工作——我有了新的想法。

同年，我創立了Freelance Programmers，慢慢地，我的生意開始轉向，即使它是逆潮流而行的——在那時，在20世紀60年代，未經丈夫允許，女性無法合法駕駛公共汽車甚至開通銀行賬戶。

此外，由於軟體之前是與計算機硬體一起打包出售的，所以以固定價格出售軟體最初被認為是荒謬的想法——直到大型合同（例如給貨運列車的時間安排編程）開始來了。給協和飛機的黑匣子飛行記錄儀編程的就是我們團隊。

1963年，我的兒子Giles出生了。他是一個快樂的小寶貝，是一系列意外流產之後終於到來的小心肝。作為一位新媽媽，我很開心，前幾年很幸福。然後，兩歲的時候，Giles不再說話了。我們被告知他患有嚴重的自閉症——特別是在早年，整個世界以及我們的圈子內對此病都知之甚少。

照顧Giles成為一件越來越吃力的事情——當他10歲時，暴力，不可預測的憤怒都是家常便飯。自閉症的特點是社交互動和溝通等方面的困難，即使每個患有自閉症的人都是不同的，受到的影響也不同。Giles需要越來越多的呵護，特別是在進入青春期他患上了癲癇時。

他的情緒變得更糟，他需要比以前更多的照顧。做家長有時是非常嚴峻的，並且還要與一份全職工作相平衡，有時候，這一切都變得太過分了。我開始驚慌失措並最終因壓力太大而住院。醫生告訴我們，在家裡照顧Giles的情況已經難以維持，當他13歲時，我們不得不把他送去療養院。

我感到內疚。我知道像Giles這樣的孩子需要的不僅僅是周圍有人就夠了。他們太脆弱了。護理還不夠好——我記得被告知Giles喝了馬桶里的水，不知何故，這被接受了，而竟然沒有人阻止他這樣做。當他20歲出頭的時候，我把他帶回了家，並決定把事情都掌握在自己手裡。1986年，我成立了Shirley基金會，以進行自閉症領域的探索性項目。

我是一個自尊心很強的人，所以，儘管生活一團糟，我也沒有告訴任何人發生了什麼。相反，我把我的公共生活重心放在在實現我的下一個夢想上——為了當時的FI能使員工們有歸屬感而奮鬥，這是受到了John Lewis等人的啟發。這一過程花了11年的時間。

當我在1993年退休時，我60歲了，我已經把我的大部分股份——差不多價值3000萬英鎊——給了我們的員工，我已經達到了自己的目標。這是我最大的一次慈善行為，我在這個過程中讓70名員工成為百萬富翁，這給了我一種驚人的幸福感。到那時，該公司的專業重心已轉向業務和技術諮詢，業務流程和IT外包。我對它運營的參與越來越少，當我離開董事會時，我感覺公司已經不怎麼需要我了。我不想說這種感覺很好，但也許這是對的。

FI集團賺了很多錢。在巔峰時期，我身價1.5億英鎊——是這個國家第11富有的女性。數十年的擴張意味著，即使到1996年互聯網泡沫仍在繼續，而我即使什麼也不做，我的財富依舊每年增加數百萬英鎊。我不介意將賺錢作為工作的獎勵。但是我前半輩子過的都是一周工作80小時那樣的日子，現在讓我什麼也不做，這樣的生活讓我覺得多多少少有點無恥。

我當然也是看重金錢和我的地位的。我再也不想感受到貧困帶來的不安全感了，而且有錢意味著我知道在丈夫和我去世後，我的兒子Giles可以得到長期照顧。但是有些東西消失了，尤其是在退休後，所以我們決定投入更多的時間和金錢為像Giles這樣的人提供適當的護理，Giles當時是20多歲的年輕人。通過Shirley基金會，我們購買了房產，並致力於為自閉症年輕人開發和管理教育住房。一開始並不簡單。我們為一所學校購買的Prior"s Court大樓花費了1500萬英鎊——加上裝修費用和啟動損失，已超過3000萬英鎊。

但我們開始看到學生們身上發生的變化。我記得一個小女孩，她的體型好像每周都在長大。我問工作人員我們到底在給她吃些什麼。他們解釋說，在短短几周內，她的儀態——以前總是駝背——已完全轉變了。她挺直了腰板，站得很高。而Giles也很幸福生活在他的療養院里，叫做The Cuddy，這個療養院也是我們慈善機構的一部分。可是1998年10月的某一天，我們的生活瞬間改變了。當他們打電話告訴我說Giles已經死了的時候，我正在家裡。他經歷了一次嚴重的癲癇發作。

失去過孩子的父母會理解我當時以及現在的感受。我羨慕你們沒有過這種經歷的人對這種傷痛的無知。即使是現在，二十多年過去了，我仍然感覺很難開口談論Giles的事情，儘管我幾乎無時無刻不在思念著他。他的生日快到了。我帶著愛意思念他，是現實的愛——而不是熱愛或多愁善感的愛。具有實用意義的，持久的愛。我現在把這份愛都傾倒進我們的遺產中。

我們的遺產仍在發展著。我們的第一個慈善機構，Autism at Kingwood，是一項支持服務，幫助著150多名患有自閉症的成年人。我們還為位於伯克郡Thatcham的70名自閉症學生開設了Prior"s Court住宿學校，以及一個培訓20名年齡在19至25歲的年輕人的青少年中心。我總共開設了三個慈善機構，都在自閉症領域做著重要的工作。這樣一來我就有事情做了，能為之每天起床工作的事情。

我還將自己的財富捐贈給了我所信任的項目，例如牛津互聯網研究所，一個分析在線信息準確性的研究項目，以及Worshipful Compan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ists公司。到目前為止，我認為我已經捐贈了大約7000萬英鎊。我的努力也得到了回報：我獲得了多所大學的榮譽，一個女爵士爵位，最近，在2017年，我成為了IT和慈善事業服務榮譽勳章的成員。我承認，當我獲得該獎項時，我哭了。我很少哭的。

我為自己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但是，當人們看著我，讀到關於我生活的文章時，我認為他們在某些方面被誤導了——與任何企業家傳記一樣，我們總是專註於成功，而很少談論失敗，但我失敗過很多次。我在美國失敗了，我在歐洲的部分地區失敗了，我的事業並不像看起來那麼地順風順水。我也有很多遺憾——也許是只有過一個孩子。這是我們有意做出的一個決定，為的是Derek（我丈夫）和我可以專心照顧Giles，因為他需要比正常孩子更多的呵護。

我85歲了，我現在的生活與我認識的大多數人的生活大不相同，但我從慈善事業中獲得了很多快樂。我也曾經非常沮喪，而唯一已知的對抑鬱症的解藥就是同情心——人類的天性中就有這種幫助他人的本能——這對我幫助很大。而且，正因為如此，一部關於我生活的電影正在製作中，拍攝將於今年年底開始。

我已經看過一些劇本，這部電影，關於我，一個永恆的局外人——不管怎麼說，這就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這一切都像做夢一般。他們正在打賭誰會扮演我的角色——Kate Winslet顯然正在籌備中，或者是Emily Blunt。誰知道呢？反正，我認為這對我來說都將是一部很特別的電影吧。

原文：https://www.msn.com/en-gb/money/business/the-85-year-old-tech-entrepreneur-who-made-her-staff-millionaires/ar-AACSD1h?li=BBoPWjQ

本文為 CSDN 翻譯，轉載請註明來源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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