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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明:党項羌人的崛起

簡明:党項羌人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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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拙作)

西羌(西戎)中一支叫党項羌,党項羌到隋唐時期已經形成部落聯盟,由八部組成,其中的拓跋部,據說來自鮮卑拓跋部,在唐初時與同樣出自鮮卑的吐谷渾人關係密切,其首領拓跋赤辭曾助吐谷渾人攻擊唐朝,失敗後與兒子拓跋思泰一道,率眾降唐。

唐高宗龍朔年間(661年—663年),因不堪忍受吐蕃人的不斷侵襲與橫徵暴斂,拓跋部及党項羌向唐廷請求內附,並被安排到今甘肅、陝西、寧夏、內蒙古交界處一帶。

唐中宗時,朝廷曾因忠誠敬業而授拓跋思泰為靜邊州都督,後來接替思泰的是其子拓跋守寂,在唐玄宗時被封為西平公。

「安史之亂」爆發後,大唐帝國的北部基本都燃起了戰火。

唐廷除了從西域等邊地要塞緊急向內地抽調軍隊外,也徵召各族群出兵勤王。

党項羌曾出騎兵一萬人助唐平叛,雖然從規模、戰鬥力等方面遠遠不能與回鶻人相比,但作為一個弱小的部落聯盟而言,顯然已是盡了最大能力。

党項騎兵人數雖然不多,但在作戰中奮勇殺敵、精神可嘉,獲得了唐廷的高度認可。

平叛結束後,拓跋守寂因戰功被唐廷擢升為容州刺史,領天柱軍使,後加授靈州都督。

拓跋守寂的兒子拓跋朝光襲任靜邊州都督、左羽林大將軍,奉唐廷之命將党項羌人遷至夏州,此為西夏濫觴之始。

786年(唐德宗貞元二年),吐蕃國勢正盛,兵鋒越過河湟,直指隴東、陝北。

時任唐夏州(治所在今陝西省榆林市靖邊縣)刺史的拓跋乾暉(拓跋朝光之子,拓跋守寂之孫)不敵,放棄夏州州城,使其沒入吐蕃人之手。

到晚唐時,大唐國威不復,中原各地是節度使割據稱雄,中央號令已難出京畿,邊地各少數民族紛紛趁機發展壯大自己的軍事實力,蠶食地盤,擴充人口。

儘管遭受了吐蕃的不斷襲擾,但不同於農耕民族的守成特點,党項羌人的游牧方式和高度機動性,使得吐蕃人難以傷其筋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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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3年(唐懿宗咸通十三年),拓跋乾暉的孫子拓跋思恭自領兵佔據宥州(治所在延恩縣,即今內蒙古鄂爾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東敖勒召其古城),將其領地向北拓展,並自稱刺史。878年(唐僖宗乾符五年),史上著名的黃巢(820年—884年,今山東省菏澤市人,唐末農民起義領袖。初始跟隨王仙芝起事,王敗死湖北後,黃巢成為領導人,成為唐朝滅亡的主要推手)農民大起義爆發,唐廷號召地方各路武裝會攻鎮壓起義,拓跋思恭亦率蕃、漢聯軍於881年參戰。

因態度積極、軍事行動迅速有力,拓跋思恭唐廷任命為為京城南面收復都統、檢校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思恭領兵進駐長安郊區渭橋,受宰相王鐸指揮,以八千精銳党項兵瘋狂屠殺農民起義軍,而得到唐廷嘉許,思恭進而被加授京城四面收復都統,暫代知京兆尹事。

883年(唐僖宗中和三年)四月,拓跋思恭配合雁門節度使、沙陀突厥籍將領李克用一起攻入長安。唐僖宗以思恭鎮壓黃巢農民起義有「戰功」,升思恭為夏州節度使(旋即頒授「定難軍節度使」),賜姓李,封夏國公。自此,拓跋氏被稱作李氏。

不過,在稍晚時間,拓跋氏才公開自稱李氏。

夏州節度使的稱謂,對於拓跋氏党項而言,是一個重大轉折點,「夏」者,古華夏之稱,具有無上光榮的榮譽,党項人後來建立的政權便以「夏」為國號;節度使,是唐朝中晚期設立的一種行政軍事管理體制,事實上後來發展為藩鎮(或稱「方鎮」),持有巨大的權力,多數藩鎮節度使名為中央政府任命,實際上只是「備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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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項人/來自網路)

那個時期,党項人由於所處地區自然條件的惡劣和生產方式的相對落後,物產比較貧瘠,生活狀態頗為困窘。積極響應唐廷號召,到中原參與鎮壓叛亂,既有政治上對中央政府履行效忠義務的原因,也有藉機到中原「撈一票」的企圖,當然後者是清晰可見的好處

夏州地區,既適合大規模量化的農業生產,也是飼養牛馬羊的好地方,因此通過與中原的物資交換,党項人將唐軍急需的戰馬送出去,換回寶貴的金屬,以製作武器;同樣,茶葉、絲綢、棉織物,是包括拓跋氏貴族在內的所有党項人共同需求和期盼。

由於長期內外戰爭,唐朝國庫空虛,包括鐵在內的戰略物資非常緊缺,同時,為了防備少數民族自行武裝,唐廷曾制定了嚴厲的政策,禁止地處交通要道的党項人從中原將武器和鐵器販運出境,但党項人的走私活動依然屢禁不止。唐廷曾為此派出大軍前往鎮壓,但也無果而返。

中原戰亂和回鶻、吐蕃兩大政權的滅亡,使得大量漢人、回鶻人、吐蕃人變成無家可歸的流浪者。面臨勞動力不足,而相對穩定安全的夏州地區,成為亂世中難得的一處「避難所」,因此,大量流民紛紛湧入夏州,党項族群因此得到了快速的擴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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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拙作)

党項人還在唐末表現除了很高的商業才能,他們充分利用了戰亂期間物資匱乏、交流不暢的特點,結合自己擁有較強大地方民族武裝的現實,派兵護送商隊出入其境,收入高額「護送費」;党項商人也紛紛湧現,充當中原與各族間貿易往來的「掮客」。

因此在唐朝末期,党項人狠狠地發了一筆「國難財」,為其日後壯大奠定了堅實的物質保障。更為重要的是,党項人通過與南來北往的各族特別是中原各地人民進行貿易交流,大大開闊了視野,充實了族群的自信心,文化和文明程度有了顯著提高,很快由奴隸社會過渡到了封建社會,為建立邊疆民族政權進行了全方位、多角度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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