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美國社會隱秘複雜的 名校情結！

經理想國授權轉載

哲學園鳴謝

《出身》是一本學術書

但仔細閱讀

它還有更大的實用功能

一本如何加入

全球精英行列的指南

這是一本美高、大學留學黨

從學生到家長都必須看的書

對精英文化與社會流動的

細緻考察

揭開名企招聘的邏輯

洞悉不平等的運作

尋找打破階層再制的可能

對於正在規劃孩子美國留學的家長，或者正在美國就讀，或者畢業後想留美的學子，這都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書。它既有理論高度，又有深入現實的調查分析，是一本非常難得實用，具有深度的了解美國教育與就業關係的好書。

《出身：不平等的選拔與精英的自我複製》

【美】勞倫·A.里韋拉/著 江濤、李敏/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版

第四章 簡歷紙（選摘）

雖然公司已經將校園招聘限定在了名單校，但評審人仍然會根據對學校聲望更為精細的定義，進一步在這個挑選出來的群體中對簡歷進行分類。在簡歷篩選階段，相對地位的差別不再是名單校和非名單校的區別，而是名單內部各學校的相對聲望。

公司按照聲望給學校分層，不同層級的學校得到不同數量的面試名額，核心校的名額多於目標校，這種分配結構在一些公司已經制度化了。在另一些公司，最有名的幾所核心校的學生會得到「首輪通過」的特權，他們可以直接進入「必須要」那一類，接受下一步篩選。

從個人角度來說，評審人高度倚賴「學校」（他們稱之為教育聲望）作為評價標準，不是因為他們相信名校的精英課程教會了學生如何更好地應對公司生活—實際上，評審們大都認為精英教育，尤其是頂級精英教育，「太抽象」「過於理論」，甚至相比「次一點」的學校提供的更「實用」「針對性更強」的訓練，顯得「沒什麼用處」——而是因為評審人賦予了被名校錄取、在名校註冊入學強大的文化意義和品質判定。此外，這也與公司的面試配額政策有關。

受訪者普遍把申請人的智力水平與學校聲望畫等號。在他們的眼中，學校聲望反映了一個人的整體認知水平，而不是與特定工作相關的能力。最明顯的是，他們認為學校聲望高意味著一個人有能力快速學習。

律師賈絲明說：「我在找『海綿』，你知道，一個哈佛畢業的孩子學東西會學得很快。」招聘方看重的不是精英教育的內容，而是頂尖學校嚴苛的錄取程序。

根據這一邏輯，學校越是有名，錄取「門檻」就越高，招收的學生就越聰明。諮詢師喬丹解釋道：「頂尖學校的選拔性更強。它們之所以能成為頂級名校，是因為它們確實選拔出了一群更聰明、更有能力的學生。」律師托馬斯同意這一說法：「如果有人上了一流法學院，我會認為他比進入二三流法學院的人智商更高、更專心。」

除了認為什麼智力水平進入什麼樣的學校外，評審人還常常認為一個人可以自由選擇去哪所大學，相信學生一般會「選擇能去的最好的學校」。因此，在他們的心中，聲望排名提供了一種根據「智力水平」快速篩選候選人的方法。

凱莉在投資銀行負責初篩簡歷，在給模擬簡歷分類時，她揭示了以上假設如何在評審簡歷時發揮作用。她評價說：「她［薩拉］成績有點低，不過上的是哈佛，所以一定屬於頭腦好的那類……喬納森……去了普林斯頓，所以論聰明程度，他肯定不會處於劣勢。」

學校聲望的這種光環效應，再加上對EPS公司的日常工作不是「尖端科學」的普遍看法，讓評審人確信，擁有名校學歷是一個有力信號，足以反映候選人有能力展現工作所需的分析技能。即使在對量化分析能力要求很高的諮詢領域，情況也一樣，拉塞爾說：「我已經到了這樣的階段，我相信只要一個人上了沃頓，那麼他一定懂數學。」

相比之下，無論學生的成績如何，標準化測試的分數怎樣，只要沒進入頂級名校，就意味著智力不足。

許多評審人認為在排名稍遜的學校（甚至排名前十五的學校或名單校也不例外）表現優異的學生「沒能進好學校」，一定是「出了意外」，如若不然，他們的分析能力就要打個「問號」。

律師事務所的招聘經理瑪麗（在轉為公司的人力專員前曾是一名律師）闡明了這一點：「有時候你會看到本科很好的學生，成績也很好，但後來去了沒那麼好的法學院，我經常會說『哎喲！我猜他們一定是法學院入學考試考砸了！』」這種情緒在評審人評價我給他們的布萊克的模擬簡歷時尤其明顯。

布萊克本科以很高的學分績點畢業於羅格斯大學，在哥倫比亞大學拿到了碩士學位，之前還有金融從業經歷。投資銀行家達斯廷評價說：「碩士學校挺好，本科還可以，但不是常春藤學校……所以我一定會問他的一個問題就是，既然在埃克塞特（Exeter）上的高中，怎麼去了那樣一所本科學校？出了什麼事？」

類似的情形也發生在阿努卡的模擬簡歷上。她是法學院學生，少數族裔，雖然本科、研究生的學校差一些，但成績近乎完美，也有與工作直接相關的法律助理工作經驗。律師埃絲特有些疑惑：「我想知道她為什麼沒進更好一點的法學院。」

出人意料的是，不僅州立學校（評估者稱之為公立校）以及第二或第三梯隊私立學校學生的智力水平會被打上問號，連公司名單上選拔性目標校的學生也會被質疑。諮詢師納塔莉在評估虛擬候選人薩拉時即表露出這種看法：

「她是斯特恩（Stern，紐約大學的商學院，在商學院中排名前十，但不在前三）畢業的。她去那兒要麼是因為丈夫在紐約，要麼是申請了商學院，但沒能進哈佛或斯坦福。」

決定去排名稍遜的學校（評估者把這看作一種「選擇」）除了意味著可能智力不足外，也常常被解讀成學生德行有虧的證據，如判斷錯誤或目光短淺。

投資銀行家特里斯坦解釋了為什麼去了高選拔性但不是頂尖商學院的學生在應聘時會有劣勢，且為什麼理應如此。他聳了聳肩說：「如果你想進投行，就要做點功課，得去一所以把人送進華爾街聞名的學校。」

卡洛斯是一名律師，也是頂尖名校的畢業生，他認為即使候選人進名校會面臨巨大的經濟困難，正如他所經歷的那樣，也「應該聰明一點，投資自己的未來」。

我觀察了一場多樣性招聘會，作為研究中民族志環節的一部分。會上一位白人女性招聘者非常清晰地表達了缺少名校資歷傳遞出的負面信號。

在一個針對律師事務所的會場，相當一部分參會者來自第二或第三梯隊的法學院—大部分非白人的法學院學生去的都是這類學校，她讓大家在求職信和簡歷上列出去「次級」學校的原因。她解釋說：「如果你收到了更好學校的錄取通知，註明是哪一所……如果你是因為有全額獎學金才去了一所學校，那麼把『全額獎學金』放在最前面。如果你選擇離家近的學校是為了幫助家裡的生意，那麼把它寫上去……總之，你需要有個解釋。」因此，從很多方面可以看出，EPS公司重視的資質不是一流學校提供的教育，而是學生拿到了這些地方的錄取通知書。

儘管教育聲望在很多人看來很重要，但仍有約1/3的評審人在篩選簡歷時不使用這一指標。是否強調以教育聲望為評判標準，最大的差別之一在於評審人自身的學歷背景。名校畢業的人比其他學校的人更可能使用教育聲望。在這方面，評審人對教育聲望的定義和解讀與其自身的教育軌跡相呼應，並以之為標準。我與頂尖法學院畢業生羅傑的一次談話印證了這種模式，他非常喜歡名牌法學院的學生：

羅傑：我和一位一起招聘的人談過，他告訴我，他對學校的態度跟我完全相反。他說他不喜歡耶魯、哈佛或其他常春藤學校的候選人，因為上了那些學校的人……認為自己應當做大事，當律師是大材小用了。如果你找到誰畢業於福特漢姆（Fordham）或卡多佐（Cardozo）等不帶藤校光芒的地方，他們如果被聘用就會非常開心，只想干好自己的工作，根本不在意自己是不是屋子裡最聰明的人，只想好好工作。看看他們招來的人，顯然，他是委員會中唯一秉承那種理念的人。（笑）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標準，每種做法都有一定的風險。

勞倫：你知道他上的是哪所學校嗎？

羅傑：（笑了笑，頓了一下）他上的是福特漢姆大學。

以教育聲望為評估標準（或不以之為標準）不僅與評審人偏愛自己的學校和同類校有關，也與其在成長過程中形成的對成功的深層文化定義有關。

例如，投資銀行家奧利弗上的是一所「公立常春藤」，儘管那是一所他稱為「一般」的學校，但在評估候選人時仍然很看重教育聲望，他解釋說：

在東海岸長大，所有常春藤高校都在你附近，周邊還有很多很小但很好的文理學校……我有能力挑出哪些學校更難進……我可能不會認為從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souri）出來的人很厲害，因為我沒覺得那所學校那麼難進，這某種程度上來自我的背景經歷。

在篩選模擬簡歷時，他把朱莉婭、喬納森——兩人都是「雙藤校」出身——排在了最前面，因為他們出身優越，這與前文所說的挑選框架一致。

而諮詢師卡倫有著完全不同的看法。她出身工薪家庭，是家裡第一個上藤校的人，雖然有頂尖名校的資歷，但她闡述了自己的成長經歷如何讓她不以教育聲望為判斷智力水平的標準：

我不太在乎他們的學校……雖然我去了［一所藤校］，但我周圍的人不是都想著要上藤校。我來自威斯康星，在那裡，如果你想去［威斯康星大學的］麥迪遜分校，而且最後如願以償，也能證明你非常聰明。所以，從我的經歷來說，我會非常偏愛去了麥迪遜或其他州立大學的孩子。

在瀏覽模擬簡歷時，大多數評審人都質疑布萊克為什麼「選擇」羅格斯大學，但卡倫把他排在了最前面，認為能夠從羅格斯大學進入哥倫比亞大學證明了他工作十分努力。

因此，評審人是否以教育聲望為篩選指標，以及如何用教育聲望進行篩選，既受到他們自身學校聲望的影響，也受到深層文化定義的影響，即他們通過個人經歷了解到什麼樣的道路能產出「聰明」「上進」「有趣」的人。

無論是官方的招聘政策還是實際的招聘實踐，招聘者很大程度上都把篩選「硬」技能和「軟」技能的工作讓渡給了頂尖的學校的錄取委員會，因為人們普遍認為「一流的人進一流的學校」。簡歷篩選者普遍秉持的理念，即最優秀、最聰明的人集中在這個國家最頂尖的學校里，強化了公司只在特定學校招聘的政策，也為公司的校招名單落地提供了合法性。

這種過於強調教育聲望的篩選方式，放大了本書第二章探討的社會經濟壁壘，阻礙了一些學生進入競技場，也間接過濾掉一群來自普通家庭但表現優異的學生。

第一章 進入精英階層（選摘）

大多數美國人認為努力工作，而不是高貴的血統，是成功的關鍵。教科書、報紙、小說中充斥著霍雷肖·阿爾傑（Horatio Alger）筆下的故事，即個人憑藉強大的動力和堅韌最終躋身上流社會。這些故事，無論聚焦於沃倫·巴菲特（Warren Buffett）的傳奇經歷，還是《風雨哈佛路》（Homeless to Harvard）式的個人奮鬥，都表達了同一個意思：社會和經濟地位是努力爭取來的，不是從父母那兒繼承來的。上層人士之所以處於上層，是得益於他們的智慧、不懈的努力和強韌的性格。下層人士之所以處於下層，是因為他們有不足之處。

儘管很多人堅信努力工作會有經濟回報，也相信無階級社會的神話，但今天美國的經濟比許多西方工業國家更不平等，社會流動性更低。事實恰恰和我們的民族信條相反，在我們國家，從收入微薄到變身大亨，或者從富裕階層跌落至窮困潦倒的概率都很小。美國經濟階梯中的上層和底層黏性很強：收入位於全國前1/5或者後1/5的家庭，其子女往往和父輩處於同一個階層。位於經濟等級頂層的家庭，其子女基本上壟斷了通往好中學、名牌大學、高收入工作的途徑。

電影《風雨哈佛路》劇照

這產生了一個明顯又緊迫的問題：在這個入學依靠個人素養，招聘要求機會平等的時代，這種精英階層的再生產是如何發生的？很多學科中的社會科學研究者仔細考察了國內外的歷史經濟變化、社會政策以及技術因素，分析它們如何導致財富和收入集中到最富裕的人手中。這些研究向我們揭示了經濟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但未能解釋經濟特權（economic privilege）如何且為何能夠不斷地傳給下一代。

文化社會學家近期開始關注特權的承襲。他們聚焦於學校，闡釋了富裕、受過良好教育的家長如何將優勢傳遞給子女，從而讓他們的孩子在正規教育中處於上風。我們知道，即使是同一所大學的畢業生，精英家庭的學生也更容易找到高收入的工作。但這種情況是怎樣出現的，又為何會出現呢？

為了回答這一問題，我向掌管高收入工作的「守門人」——招聘者尋求答案。能否獲得一份工作、進入某個收入階層，最終取決於招聘者的決定。他們的聘用決定對應聘者個人的經濟發展路徑，以及更大層面上的社會不公平影響重大。

我認為，在招聘的每個環節，從決定在哪裡發布職位公告、舉辦招聘活動，到招聘小組最終做出選擇，招聘者遵循了一系列分類標準（「篩選」）和各種衡量候選人潛力的方法（「評估指標」），而這些標準和指標都與應聘者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高度相關。這些看似與經濟無關的指標，最終共同導致招聘過程根據父母的社會經濟地位篩選學生。

「出身」是精英公司的招聘者用來形容候選人成就紀錄的簡稱。

「出身名門」就算不是必須的，至少也是十分被看重的特點。

出色的個人成就（如進入一流大學，曾是常春藤高校校隊的運動員，或者早早地在高盛集團實習）被解讀為申請人智商高、渴望成功、有良好職業素養的證明。

招聘者把出身視作一項純粹依靠個人努力和能力獲得的特質。

然而，這個詞的本義直到今天仍然被廣泛使用，意思近似於不需要努力，依靠繼承而獲得特權，是名副其實的「家族譜系」（ancestral line）。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個詞已經表達了我的核心論點，即錄用決定表面上只取決於應聘者的個人素質，但實際上深受應聘者社會經濟背景的影響。在21世紀，一個人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決定了他是在華爾街上班，還是在布衣街工作，以及能否到達國家經濟階梯的頂層。

過去，美國精英再生產的形式是父母將公司的掌管權或是家庭財富移交給成年子女。今天，經濟特權從一代傳遞給下一代採用的是更間接的方式，很大程度上通過教育體系完成。

高等教育已經成為美國社會分層和經濟不平等最重要的工具。

高中畢業生和大學畢業生之間的收入差距在過去30年間擴大了將近一倍。現在，四年制高等院校畢業生的收入通常比高中畢業生的收入高80%。

儘管高等教育在過去50年內快速擴張，「每個人都能上大學」的國家話語開始流行起來，但富裕家庭的孩子仍然是高校生源的主體。

收入位列前1/4的家庭中，約80%的孩子能獲得學士學位，而後1/4的家庭中，僅有約10%的孩子能獲得同樣的學位。

在選拔性高校，家庭收入和入學率之間的關係更為明顯。

事實上，如果控制了種種與成就有關的上大學之前的特徵，父母收入是預測孩子能否進入全國頂尖院校的重要指標。這種影響持續到了研究生教育，頂級商學院和法學院的學生超過半數來自收入在全國位列前10%的家庭。

許多美國人喜歡僅用個人抱負和能力來解釋這種差異。

但研究表明，收入較高且受過教育的父母會將重要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優勢傳給下一代，使他們在獲得學業成功和高校入學競爭中領先一步。

學者常把這三種優勢看成「資本」（capital），因為每一種都可以兌現為獲得符號性或實質性回報的途徑，比如獲得有聲望或高收入的工作。

收入、財富和其他類型的經濟資本是富裕父母能支配的最明顯的資源，他們通過這些讓孩子獲得教育上的優勢。

簡單來說，富裕的家長能在孩子的教育上投入更多的錢，而他們也的確這樣做了。經濟資本為孩子提供教育優勢的一個重要途徑是擇校。美國是少數幾個公立中小學的教育資金主要取決於特定區域房產價格的西方工業國家之一。這樣一來，高質量的公立學校就過度集中到了房產價格最高、居民最富裕的地區，而高收入家庭更有能力住在有高質量學校的地區。

實際上，對於很多有孩子的富裕家庭來說，學校質量成為他們選擇居住地點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優越的經濟條件也讓父母能夠把孩子送到私立學校，而無關他們住在哪裡。在一些主要城區，私立學校從學前班開始，每年的學費可以達到將近4萬美元。

通過以上種種方式，富裕家庭的孩子比其他孩子更可能進入好的中小學，這些學校的學生人均花費更多，師資更雄厚，能提供更前沿、更豐富的學習資料和資源。

在高中階段，經濟條件好的孩子能進入好的學校，這些學校有大量的榮譽獎勵，豐富的先修課程，以及各種運動、藝術、音樂和戲劇項目，此外還有人員訓練有素的大學諮詢辦公室提供相關信息。

這類學校不僅能提高學生的認知水平和社交能力，也能幫助他們打造一份有競爭力的學業和課外活動簡歷，這在申請高校時非常有用。綜合這些優勢，選拔性高校的錄取委員會對以成績優異而聞名的學校的學生青眼有加。

簡而言之，孩子上的中小學很大程度影響了他們能否進入大學，以及進入什麼樣的大學。資源豐富、教學能力強的中學主要由富裕家庭的孩子佔主導，他們比住在低收入社區、在捐贈較少的學校就讀的學生更有可能進入四年制大學或選拔性院校。

由於大學學費昂貴，所以父母的經濟狀況影響了孩子申請哪所大學（或研究生院），以及最終進入哪所學校。

如社會學家亞歷山德里婭·沃頓·雷德福（Alexandria Walton Radford）最近對高中畢業生代表的研究所示，許多低收入家庭的尖子生不會申請知名的四年制私立大學，因為這些學校學費高昂。

通過闡明金錢和與文化有關的知識如何共同起作用，亞歷山德里婭指出，一些人本來有資格從學校獲得豐厚的獎助學金，卻沒有遞交申請，因為他們根本不知道有這樣的機會。另一些人則在準備經濟資助所需的大量文件時困難重重。相反，富裕家庭的孩子在選擇學校時考慮的是非經濟因素，如學習條件、課外活動資源，以及自我感覺是否與學校或與那裡的學生群體相契合。

進入校園後，父母的經濟支持幫助孩子彌補了學費和生活費的開銷。家庭富裕的孩子不需要為錢找工作，可以把精力集中在學業和社交上，也能接受無薪實習，這些有利於他們在大學獲得成功，建立有價值的社會關係，獲得好的就業機會。

而那些為了支付學費不得不兼職或者全職工作，或者還要給家裡寄錢的學生則享受不到這種奢侈。總而言之，有更多經濟資本的家長可以較容易地讓孩子接受高質量的教育，打造大學錄取委員會青睞的學業和課外活動簡歷，也能讓孩子全身心地享受大學生活。

不過，金錢只是一部分原因。社會資本——社會關係網路的規模、地位和範圍——也十分重要。父母的社會關係能為孩子提供獲得重要機會、信息和資源的途徑。

例如，處於同一社會網路的家長可以溝通學校里哪些老師最好，分享博得校長或教練青睞的訣竅。同樣，如果聯絡得當，他們還能促成私立中小學、大學或實習申請的成功。

此外，學生自己的社會網路也能起作用。擁有想要上大學的朋友和同伴能塑造學生對未來的期望，激發他們的鬥志，而且這些朋友也能對如何準備大學申請提供內行的指點。

最後，文化資源，即我們用來闖蕩社會的各種知識框架、觀念框架、解釋框架、行為框架，也是精英再生產的重要推動力。這類資源不可見，所以人們常常意識不到它們也是製造不平等的機制，而將其與個人能力混為一談。

然而，文化資源的確是社會分層的重要原因，尤其在一個人通往社會階梯頂層時發揮巨大作用。文化塑造著人們的抱負和世界觀，影響人們在日常互動中的評判以及如何被他人評判，也影響著人們能否成功應對社會的各個守門機構（gatekeeping institutions），由此使得優勢（和劣勢）不斷延續。

我們在社會中的經濟地位決定了我們對世界的看法以及在世界中的位置。法國社會學家皮埃爾·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思想深刻地影響了學術界對特權如何從一代傳遞給下一代的認識。

他認為，一個人從孩童時期就開始學習階層特有的品位、價值觀、互動方式（如禮儀和談話風格）、自我呈現的模式（如穿衣、說話、肢體語言）和行為方式。

孩子直接所處的環境中物質資源的數量，影響著他們參與以及期望參與什麼活動、獲得以及期望獲得哪些機會、做出以及期望做出怎樣的行為。

對於身處下層的人來說，他們直接所處的環境中有各種現實的物質局限，還要擔心如何滿足日常的生存需要，所以他們常常偏愛實用性的、能立即見效的物品、機會和經歷。

相反，特權階層的孩子不需要為生存發愁，因此更喜歡並非直接有用的物品和實踐活動，這些東西存在時間較短、抽象、複雜、不易獲得，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時間、金錢和精力。

這種基於階層的差異體現在很多方面，從喜歡的音樂類型到參與的體育活動都有所不同。

例如，在選擇體育活動時，家庭不太富裕的人喜歡選擇經濟門檻較低、規則簡單的遊戲，比如街頭籃球或街頭足球；而富裕家庭的人更喜歡需要大量訓練、昂貴器材或服裝的遊戲，這類運動只能在專門的場地進行，規則複雜，比如室內網球、壁球或馬球。

與經濟不平等最直接相關的是，這些模式塑造了一個人對於什麼樣的教育和職業機會值得擁有，或者可能擁有什麼樣的機會的看法。

例如，家裡不太富裕的人在職業選擇時更看重薪資和穩定性，而家境富裕的人則更看重工作過程中的滿足感、樂趣以及個人表達等抽象的價值。

這些由經濟導致的看待世界的分歧和處世立身的差別，引導個人走向與父輩相同的社會、教育和職業軌跡，由此造成了社會再生產。

階層也影響了人們如何在日常互動中評判他人，以及如何被他人評判，這是因為階層的一些重要維度是直觀可見的。

無論是勞動工人飽經風霜的手，還是富人們整齊亮白的牙齒，社會階層體現在人們的身體上。

穿衣風格、言談特點，以及可見的大件消費品（如擁有什麼樣的房子或車子）進一步顯現出個人的相對經濟地位。但這些階層相關的信號其實遠非中立，它們影響著我們對一個人價值的判斷。

美國人在評價他人時，傾向於認為高社會經濟階層的人比低階層的人更有能力、更值得信任，也更受人喜歡，連學齡前兒童都顯露出這種傾向。

社會學家米歇爾·拉蒙特（Michèle Lamont）將這種認為不同群體有相對價值的看法稱為符號邊界（symbolic boundaries），它影響著現實中區分不同社會經濟階層成員的社會邊界和不平等。它們影響我們在哪些人身上花費時間和精力，把哪些人納入或排除出我們的社交圈子。由此，階層影響著我們選誰做朋友、鄰居、配偶，以及本書所展現的，誰會成為新員工。

最後，文化塑造了守門人如何定義並評估優點（merit），他們控制著獲得有價值的機會或獎賞的渠道。

不同於美國人的一般看法，優點不是一個人身上固定的、能隨時在不同場合表現出來的內在屬性，而是一種社會建構，植根於社會在特定的時間和地點，對於什麼構成了價值的文化理念。

例如19世紀時，受盛行一時的進化論和種族生理差異觀念的影響，人們認為頭的大小可以有效衡量智商高低。而現在，大多數人對於根據捲尺測量的頭骨大小來分配大學入學名額或工作名額的想法可能會覺得可笑甚至感到害怕。但在每個時代，對什麼是優點，以及更重要的，哪些群體優點多、哪些群體優點少的看法，影響了誰能走上高聲望、高薪水、高影響力的位置。

優點的構成並非價值中立的，它們潛伏在社會廣泛的權力鬥爭中。例如上文提到的以頭骨大小衡量智商的做法源於歐洲白人試圖從科學的角度論證殖民主義的合理性，以及種族壓迫的合法性。

同樣，如社會學家傑羅姆·卡拉貝爾（Jerome Karabel）的研究表明的， 1920年代以前，一個人能否進入哈佛、普林斯頓和耶魯主要取決於學科測試以及所展現出的智商。

然而，隨著猶太人入學數量的增加，以及反猶情緒的高漲，優點的定義發生了改變。為了排除猶太學生並保障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優勢，選拔時對智力才能的重視變成了關注一個人的「個性」（character），這體現為申請人參加的體育運動、課外活動，以及可感知到的男性氣概。對個性和全面發展的重視延續至今天的大學錄取。

由此可見，優點的內涵不斷演變，既塑造著某一社會中的權力關係，又為這種關係所塑造。

但有一點亘古不變，即任何時期、任何地方對優點的定義都反映了精英們的價值觀和品質。

精英通常控制著社會中的守門機構，因此有權塑造優點的內涵，以及在某一特定領域如何衡量優點。精英們可能以對自己有利的方式操縱標準，從而維繫自己和後代的特權地位，也可能藉此排除他們認為對自己造成威脅的群體，如上面例子中的猶太學生。

當然，重要的潛意識過程也在起作用。在社會生活的幾乎所有領域，我們都傾向於根據自己的形象來定義優點。

你可以問任何人——無論他處於哪個社會階層——什麼是好學生、好父母，甚至什麼是好司機，答案通常是在描述他們自己那類學生、父母或司機。

由於精英常常是遊戲規則的制定者，因此毫不奇怪，無論社會的守門機構怎樣定義或衡量優點，精英總是看起來優點更多。從而文化對精英再生產的影響除了通過塑造抱負、價值觀、行為，以及個人在日常互動中如何被他人評判之外，也規定了掌管通往權力、聲望和財富渠道的守門人以何種方式定義優點、分配有價值的資源。

《出身：不平等的選拔與精英的自我複製》

【美】勞倫·A.里韋拉/著 江濤、李敏/譯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9年6月版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