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留學生的悲哀："我們如此優秀，卻只能假裝融入"
中國留學生生活在一個「次群體里」
上周和一位美國朋友吃飯，他曾在《大西洋月刊》擔任中國頻道的編輯，也是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研究生時的同學。他正在籌劃一系列和中國在美留學生有關的報道。這個來自加利福利亞的男孩，曾在昆明和連雲港等地生活了數年，現在試圖從一種比較微妙的文化角度來描述留學生群體：
他們在美國是否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東西？
是否會感到難以突破文化瓶頸的沮喪？
畢業回國後，他們的海外經歷是優勢，還是重新融入本土文化的門檻？
作為一名曾經的留學生，我一直認為至少在研究生這一檔上，中國留學生是生活在一個「次群體」(subcommunity)里。這個次群體雖然在空間上從屬於美國在校學生這個主群體，但其營造出來的「次文化」(subculture)和總體上流行的文化、奉行的價值觀有諸多不同。我並不是指中國留學生喜歡抱團，因為其他的次群體譬如印度裔和哥倫比亞裔的學生也總是成群結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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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這個次群體最顯著的特徵是什麼？
我的答案是：「總體上非常有計劃、非常有目的性。」 我朋友的答案是：「太嚴肅。」
我們為什麼活得如此嚴肅
接著我們聊起了另一位在哥大的朋友，美國人，來念研究生時已經30歲出頭，曾經擔任美國軍方的合同僱員。他念了國際安全政策專業，畢業後跑到一家俄羅斯電台做記者，最近又辭了職，在琢磨非政府組織募資人的角色。顯然，他沒有固定的住所也沒有穩定的收入，相信在中國的語境下很難符合對「年輕有為的常春藤畢業生」的期望。我的編輯朋友說，你看，他30多了還在兜兜轉轉，還在找自己的興趣點。我說，是，這個情況對於中國學生來說很難想像。
我在美國接觸到的中國留學生，70%的簡歷高度相似：良好的本科教育，驚人的英語分數，大型機構的實習經驗（但不曾全職工作），以及一份進入大型國際機構或者知名企業的希冀。
應該說，在資源高度稀缺、競爭非常激烈的中國，能夠在20歲出頭交出這樣一份簡歷的，都是同輩中的佼佼者。稀缺而狹窄的向上流動通道，決定了挑戰者必須步步為營，小心翼翼地對待每一次選擇。剛出生就要挑好幼兒園；小升初、初升高、高考，無一不是戰役。挑選本科專業，則要找有大批人走過並且證明能穩健進入社會中層的路徑：經濟、金融、會計、國際貿易，炙手可熱。
因為優質教育和職業資源稀缺，走錯一步的成本太大，中國的年輕精英們已經習慣早做打算、標齊目標、直奔主題，剩下的從腳下到目標的路徑不再是生活，而是通道。
中西方文化背景下，主群體PK次群體
機械化地將生活分解成任務，在中國的主流文化中或許會被肯定，甚至鼓勵。但若被放到另一個主流格調很不同的文化中，這種機械與嚴肅則容易使人格格不入。高度計劃性帶來的嚴肅亦會瀰漫到一個人生活的其他方面，譬如日常事務的處理，人與人的溝通。當目的性很強的生活態度和機械化分解生活的方式成為一個群體的特徵，「次群體」與「主群體」之間的罅隙便會凸顯出來。
我觀察到的一個最簡單例子就是中西文化背景下的留學生對待研究生課業的態度。
從發達國家出來的學生，在進入研究生院前大多有過幾年的工作經驗，因此在挑選課程和參與討論、完成作業的時候，體現出來的更多是對知識、經驗的好奇，以及如何利用在研究生院進修的時間細化自己的專業方向，修正甚至顛覆自己職業的興趣點。但我在和中國留學生的交談過程中，發現許多人因為沒有經歷過職場的摔打，還在把研究生當作大學的延續、甚至高中的延續來對待：為了保證作業高分，不惜對答案；而對教授同一門課程不同導師的選擇，則要參照上一屆學生的得分情況。
在學業之外，大把的時間花在圖書館以確保考試可以得到高分——經過高考的我們都應該知道，那些曾經很熟悉的幾何公式、化學方程式、生物細胞結構圖，要花多少時間做熟，又多快就能忘掉。當然，我的樣本有限，觀察到的行為差異也並非以種族和文化背景為清晰的分割線。但這種總體性的狀況仍讓人感到憂慮：大陸教育系統訓練出來的尖子生，大多謹小慎微，短期的得失心重，目標性又強，生活節奏非常緊張，容易錯過設定路徑之外的選擇和風景。
生活寬度比較狹窄的人，容易變得自卑或者自負——這是我觀察到的另一個關於中國次文化的群體性特徵。一個很好的觀察場所便是公開演講。演講這個東西，高度根植於演講者的文化背景，而藉由外向性的語言表達出來。在我常去的一些和中美經濟、政治相關的活動上，主辦方經常同時從雙方邀請嘉賓，同場競說，而中國式演講和西方式演講很是不同。
舉例來說，在美國演講，以一個笑話開場緩和氣氛、拉近演講者和觀眾的距離，是非常普遍的。最簡單的，演講者為了自貶一下活躍氣氛，可以在台上站穩了的時候就說：「在你們和我之間有一個共同點：那就是誰也不知道我接下來會說什麼。」觀眾往往哄堂大笑，演講者順勢進入主題。複雜一點的，演講者可以「量身定做」一個開場笑話，譬如Facebook首席運營官雪莉·桑德伯格(Sheryl Sandberg)在2012年哈佛大學商學院畢業典禮上開的那個玩笑：
「當Nohria教務長邀請我來做今天這個演講的時候，我就想，來給一幫比我年輕太多又酷太多的人演講？我想我可以做到。我天天都在(Facebook)做這件事。我喜歡被年輕人包圍著，除了他們問我『你上大學沒有互聯網是什麼情況？』的時候；或者更糟，他們說『Sheryl，你能過來一下嗎，我們想看看老年人是怎麼想這款設計』的時候。」
Sandberg今年44歲，而Facebook僱員的平均年齡是30歲出頭，這個背景是大家都知道的，自然又是爆笑。我很難想像——也只在很少的場合遇到過——中國的演講者會在開場時講這樣的笑話。他們往往喜歡直切主題——就像留學生在學校里直衝考試那樣——略過輕鬆隨意、最能展示性格中活潑有趣一面的環節。這樣嚴肅的群體性格，在有意無意地塑造中國人在國際上的群體形象（看看好萊塢大片里中國人的形象就知道），並且反過來束縛華人跳出自己參與設定的這個刻板印象。所以當喜劇演員黃西的聲名傳回國內時，大家才覺得那麼新鮮。嘿，中國人也能在美國講笑話，老外們還那麼樂！
在我看來，中國次文化中的目的驅動和嚴肅性不失為一種寶貴的品質，但也是束縛許多人拓展職業和生活的可能性、擁抱其他樂趣的終極障礙。
今年3月份，我到北卡羅萊納大學和杜克大學聯合組織的中國論壇做了一個演講。由於是主旨演講者中年齡最小的，我引用同為演講嘉賓的「中國通」沈大偉教授在其新書《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中的一段描述開了一個自貶的玩笑。
沈大偉教授在書中寫：
中國在國際事物中扮演的角色和它的經濟實力不匹配。如果把經濟實力比作一個拳擊手的重量級，中國現在是在比它級別低的重量組裡(punch below its weight)。
輪到我上台演講時，沈大偉教授、一位美國資深的安全事務顧問和另一位多年研究中國少數民族政策的教授已經演講完畢。我的開場白是：
「顯然，我今天被分到了一個超過我重量級別的組裡(punch above my weight)。我為今天的演講準備了很多，但其實你們知道，隨便一個北京的計程車師傅都比我知道的多。」
場下笑聲一片。演講結束後，一位美國的觀眾在推特上@我。他說，「她其實是在一個正合適的重量組裡(punch at her weigh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