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歲利：唐大明宮「三朝五門」布局的考古學觀察

「三朝五門」制度來自周禮，是中國古代都城宮室規劃的重要內容，歷朝對此都有不同程度的詮釋。大明宮「三朝五門」布局則是唐代對這一制度遵從並比附到宮城規劃空間上的一種體現，為我們理解唐代大明宮政治空間格局以及宮城形制布局提供了一種考察視角。

目前歷史學界對唐長安太極宮、大明宮三朝制度及其與周禮古制之間的關係，已經有較系統的論述。諸位學者的論述主要通過總結歷史文獻中唐太極宮、大明宮內不同空間位置所舉行的各種政治以及禮儀活動，來判別其在古禮三朝中的具體角色，還有學者通過唐代君臣直接將宮城的殿、門比附三朝五門的一些文獻記載來分析唐長安三朝五門的布局，使得我們對唐長安太極宮、大明宮三朝五門布局的認識日漸明晰。但需要指出的是，對於考古資料所反映出的三朝五門布局似乎並沒有引起學界充分的注意與重視。大明宮考古所獲得的一些宮城形制布局方面的資料，是唐代對於周禮三朝五門制度的最直接的認識與體現。既往的研究中，雖有學者注意到了相關考古資料的運用，但涉及不多，所關注的相關考古資料也過於陳舊。運用大量最新考古發現與研究成果分析、探討唐大明宮三朝五門空間布局顯得更為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自20世紀50年代末起，就對唐長安大明宮開始進行系統的考古勘探、發掘與研究。在半個多世紀以來的宮城考古中，大明宮遺址成果最為豐富，資料涉及大明宮宮牆、宮門、宮殿、池苑、道路、水系等。近些年，大明宮「南五門」中丹鳳門、建福門、望仙門、興安門遺址的考古發掘，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遺址的考古新成果，含元殿遺址以南唐代水渠的考古新發現等，所獲新資料均與大明宮南部朝政區形制布局密切相關，也是大明宮三朝五門空間布局考古研究的重要資料。

一、大明宮的三朝五門制度

唐代三朝制度與周禮三朝的對應關係，最初集中體現在太極宮的形制布局上。《唐六典》李林甫註解中就明確記述了太極宮承天門、太極殿、兩儀殿分別比附外朝、中朝、內朝。對於大明宮的三朝制度，《唐六典》僅以注文的形式，揭示了含元殿作為外朝以及紫宸殿作為內朝的情況。

「（太極宮）宮城在皇城之北，南面三門：中曰承天，……若元正、冬至大陳設，燕會，赦過宥罪，除舊布新，受萬國之朝貢，四夷之賓客，則御承天門以聽政（原註：蓋古之外朝也）。其北曰太極門，其內曰太極殿，朔、望則坐而視朝焉（原註：蓋古之中朝也……）。……又北曰兩儀門，其內曰兩儀殿，常日聽朝而視事焉（原註：蓋古之內朝也……）」。

「（大明宮）丹鳳門內正殿曰含元殿（原註：……今元正、冬至於此聽朝也〔外朝〕），……宣政北曰紫宸門，其內曰紫宸殿（原註：即內朝正殿也）」。

《唐六典》對於唐代三朝制度註解的理論依據，應是來自漢代鄭玄關於三朝五門的註解。

《周禮·秋官·朝士職》鄭玄註：「天子諸侯皆有三朝：外朝一、內朝二。其天子外朝一者，在皋門之內、庫門之外，大詢眾庶之朝也，朝士掌之。內朝二者，正朝在路門外，司士掌之。燕朝在路門內，大仆掌之。諸侯之外朝一者，在皋門內、應門外。內朝二者，亦在路寢門之外內，以正朝在應門內，故謂應門為朝也」。

鄭玄所云三朝位置，由外向內依次為外朝、正朝、燕朝。天子五門由外向內依次為皋門、庫門、雉門、應門、路門。此觀點可與唐代具有典制準則性質的《通典》相類比。

《通典》卷七五《禮三十五· 沿革三十五·賓禮二·天子朝位》載：「周制，天子有四朝（原註：恆言三朝者，以詢事之朝非常朝，故不言之）。一曰外朝（原註：在皋門內，決罪聽訟之朝也），……左嘉石，平罷人焉。右肺石，達窮人焉（原註：……王之五門，雉門為中門，雉門設兩觀，與宮門同……）。二曰中朝（原註：在路門外）。……公卿大夫辨色而入應門，北面而立……。三曰內朝，亦謂路寢之朝。人君既從正朝視事畢，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燕寢釋服。四曰詢事之朝（原註：在雉門外），小司寇掌其政，以致萬人而詢焉」。杜佑雖然提出周制天子四朝之說，但是其實質仍然是鄭玄的三朝劃分法。

關於天子五門，《通典》亦載：「天子路寢門有五焉：其最外曰皋門，二曰庫門，三曰雉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皋門之內曰外朝，……雉門之外，有兩觀連門；觀外有詢事之朝，在宗廟、社稷之間。……應門內曰中朝，……燕朝者，路寢之朝。群公以下，常日於此朝見君。……唯詢事之朝，非常朝之限，故不與三朝同」。

不難看出，唐代對於三朝範圍的認識通過五門的界定，更加明確，即皋門與應門之間為外朝，應門與路門之間為中朝，路門之內為內朝。

值得一提的是，宋人葉夢得在《石林燕語》中對大明宮三大殿分別對應周禮三朝有較為詳細的記述。其文載，「唐以宣政殿為前殿，謂之正衙，即古之內朝也；以紫宸為便殿，謂之上，即古之燕朝也，而外別有含元殿。古者，天子三朝：外朝、內朝、燕朝。外朝在王宮庫門外，有非常之事，以詢萬民於宮中。內朝在路門外，燕朝在路門內。蓋內朝以見群臣，或謂之路朝；燕朝以聽政，猶今之奏事，或謂之燕寢。鄭氏小宗伯注，以漢司徒府，有天子以下大會殿，設於司徒府則為殿，則宜有後殿。大會殿設於司徒府，則為外朝；而宮中有前後，則為內朝、燕朝，蓋去周猶未遠也。唐含元殿，宜如漢之大會殿，宣政、紫宸乃前後殿，其沿習有自來矣。方其盛時，宣政蓋常朝，日見群臣，遇朔望陵寢薦食，然後御紫宸；旋傳宣喚仗入，宰相押之，由門進，百官隨之入，謂之喚仗入。紫宸殿言，猶古之言寢，此御朝之常制也」。

葉夢得對大明宮三朝的空間劃分，依次為含元殿外朝、宣政殿內朝、紫宸殿燕朝，其所云內朝又稱中朝，燕朝又稱內朝或者路寢。如此，葉夢得的觀點，就與《唐六典》紫宸殿「內朝正殿」的禮制地位解讀是相符的。

同時，宋代禮學權威對於大明宮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座宮殿直接對應周禮三朝也有所贊襄。據《續資治通鑒長編》載，宋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91年）右諫議大夫張洎在參與制定入禮儀時，曾云：「竊以今之乾元殿，即唐之含元殿也，在周為外朝，在唐為大朝，冬至、元日，立全仗，朝萬國，在此殿也。今之文德殿，即唐之宣政殿也，在周為中朝，在漢為前殿，在唐為正衙，凡朔望起居及冊拜妃後、皇子、王公、大臣，對四夷君長，試製策舉人，在此殿也。今之崇德殿，即唐之紫宸殿也，在周為內朝，在漢為宣室，在唐為上，即只日常朝之殿也」。

大明宮的建築布局基本沿襲了太極殿前朝後寢的形制並形成三大殿制度，已得到學界多數學者的認可，並且指出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分別對應外朝、中朝、內朝。此外，也有學者注意到大明宮將太極宮承天門外朝的傳統，如外朝活動、門（殿）前置登聞鼓、肺石等，轉移至含元殿，並通過大赦、改元等禮儀程式，將丹鳳門、含元殿在空間上結合，共同作為外朝。

大明宮三大殿對應外朝、中朝、內朝，學界的認識已較為明晰。但針對大明宮哪些門址位置比附天子五門，此方面的研究相對較少，文獻中亦無明確記載。僅有學者提出丹鳳門的位置應該比附五門中的應門，但對於天子五門中其他幾座門址（皋門、庫門、雉門、路門）的位置在大明宮中比附所對應的門址至今鮮有論述。

我們通過《通典》中對於三朝五門的記述基本可以梳理出大明宮中天子五門的比附對應位置。據《通典》所述，皋門與應門之間為外朝，應門與路門之間為中朝，路門之內為內朝。也就是說，應門應該是外朝與中朝的分界線，路門是中朝與內朝的分界線。大明宮南部朝政區建築布局目前通過多年的考古研究已較為清楚，是由丹鳳門-含元殿-宣政門-宣政殿-紫宸門-紫宸殿作為中軸線，形成東西對稱「建中立極」的建築格局，這種宮城布局最早可溯源至曹魏洛陽城。不僅如此，大明宮同時也形成了一種正門對正殿（丹鳳門正對含元殿、宣政門正對宣政殿、紫宸門正對紫宸殿）的三大殿朝政格局。依此，可以基本認為大明宮中天子五門的比附對應關係為：丹鳳門比附皋門（「皋門之內曰外朝」），宣政門比附應門（「應門內曰中朝」），紫宸門比附路門（「路門之內則路寢也」）。同時這也與鄭玄所注《周禮·秋官·朝士》中天子五門位置基本相符。

另外，對於有學者提出丹鳳門比附應門的問題，筆者認為應結合唐代後期的政治歷史情況區別看待。

不可否認，丹鳳門在唐代後期亦為舉行改元、大赦場所，具備外朝性質，這一點也為宋代呂大防所持說。大明宮在唐代後期類似因政治需要改變宮門性質或變更朝政與政治禮儀場所的事例很多，歷史學界已有較多研究。丹鳳門之所以具備外朝功能，應是唐代後期為了適應政治需要而在宮門禮儀制度上的一種變化。也就是說，丹鳳門最初不具備外朝功能，至唐代後期為了適應政治需要，在宮門制度上增加了改元、大赦等外朝性質的禮儀功能。因此，丹鳳門宮門禮儀制度的變遷，應該與大明宮最初建築三朝五門布局規劃區別看待。

唐代後期為適應政治需要而改變宮門制度，這種現象在大明宮考古發掘中也找到了證據。2009年，考古工作者對大明宮西南隅的興安門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獲得翔實的考古資料。興安門作為大明宮南牆最西端的門址，最初為隋大興城唐長安城北城牆上一座城門，為了適應大明宮的修建，被歸入到大明宮門址之列，是為大明宮宮門中「南五門」之一。發掘表明，興安門為了適應從城門到宮門的轉化，將一門三道易製為一門二道，同時將門址的朝向也進行了改變。不僅如此，在門址禮儀制度上，興安門從長安城城門歸入大明宮宮門後，最初也並無政治禮儀活動，可能只用作通行而已。文獻記載興安門舉行「受俘」儀式最早是在唐代後期憲宗元和元年（公元806年），唐初高祖、太宗、高宗時期，長安城「受俘」儀式多在太廟舉行。也就是說，興安門具備「受俘」儀式的政治禮儀功能是在高宗龍朔二載（公元662年）建成大明宮之後145年才具備。大明宮雖然於高宗時建成並開始聽政，但其實直到安史之亂後，才成為唐朝政治的核心。因此，大明宮最初的建築布局，與唐代後期大明宮成為政治核心後緣於統治階級政治需要對一些建築所附新的政治禮儀功能，二者之間應有區別。

同時，丹鳳門在唐代後期為了適應政治需要而具備外朝功能，可能也與唐代後期對於特殊建築空間恢復古代禮制有關。

研究表明，大明宮的三殿建築布局所比附的三朝制度，與唐代以前禮制略有不同，主要表現在大明宮把含元殿作為舉行外朝的場所，這一點與周代在庫門之外舉行外朝頗不一致，與漢代在司徒府大會殿舉行外朝也不相同，與隋唐太極宮在承天門舉行外朝也有區別。因此，唐大明宮的三朝制度雖然是沿襲古代禮制而來的，但在建築格局方面卻與周漢隋之制並不完全相同，反倒是在太極宮舉行的三朝活動在建築格局方面（一門二殿對應三朝）更接近於周漢之制。或許正因為如此，為了使在大明宮舉行的三朝活動更加符合古代禮制，唐朝晚期才把含元殿與丹鳳門共同作為舉行外朝活動的場所。

三朝五門制度所包含的禮儀制度深邃繁複，後世對其所涉及禮儀的實際應用在認識上也存在較多差異。鑒於學界對此已有較深入的研究，拙文不再對此制度本身作細緻考論，僅以考古資料為視角，對唐大明宮三朝五門比附所形成的空間布局進行觀察與分析。

二、大明宮內部三道宮牆及「含耀門」遺址

（一）大明宮南部朝政區考古發現與三朝空間格局

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大明宮的考古勘探、發掘與研究已釐清了大明宮的建築布局基本是延續了周禮「前朝後寢」格局，南部為朝政區，北部為生活區（圖一）。大明宮最初的考古工作，基本都是圍繞宮城形制布局展開，而南部朝政區的一些主要考古工作和發現均與三朝空間格局密切相關。

1957～1959年，通過大規模考古勘探基本查清了大明宮宮城範圍與形制，同時，含元殿、宣政殿和紫宸殿三大殿的位置範圍也基本確定，丹鳳門、宣政門、紫宸門的位置也首次探查到。在這一時期，更重要的收穫就是在三大殿範圍勘探發現了三道東西向宮牆。首次宏觀認知了大明宮南部朝政區以丹鳳門-含元殿（外朝）-宣政殿（中朝）-紫宸殿（內朝）為中軸線，以三道宮牆將三大殿前後相隔為三個獨立空間區域，形成前朝、中朝、內朝的三朝格局雛形。

1959～1960年，含元殿遺址第一次發掘，揭露了殿址和兩閣，基本搞清其形制。1982年，含元殿東朝堂考古發掘，揭露出早晚兩期遺址。1995～1996年，含元殿遺址第二次發掘，大面積揭露出含元殿的柱網布置、大台形制、龍尾道位置、建殿時的磚瓦窯址、殿前廣場、「第二道宮牆」等遺迹。

1987年，含元殿東側的「含耀門」遺址考古發掘，發掘出門址墩台、門道、「第二道宮牆」等。

2005年，丹鳳門遺址考古發掘，確認丹鳳門形製為一門五道且門址位於大明宮南北中軸線南端中央，同時也解決了爭論多年的學術難題。

2006年，含元殿遺址南部新發現唐代水渠道、橋樑、道路等重要遺迹。因新發現的唐代水渠道遺迹位置恰是20世紀50年代勘探出的「第一道宮牆」所在位置，由此引發對大明宮南部三道宮牆具體位置、宮牆上含耀門遺址的再認識。

（二）大明宮內部三道宮牆及「含耀門」遺址

1.大明宮內部三道宮牆 1957～1959年，在三大殿範圍勘探發現三道東西向宮牆，由南向北分別位於含元殿以南、含元殿兩側以及宣政殿兩側。

「第一道宮牆」位於含元殿南邊120米（至含元殿前沿）處，南距丹鳳門490米。牆東西殘存長近1000米 。

「第二道宮牆」是位於含元殿遺址東西兩側的一道牆，與第一道宮牆相距145米。此牆保存較好，僅在含元殿兩端相接處各殘缺了70～80米。含元殿以西的一段長480餘米，西端與西城相接。含元殿以東的一段長870米，東端與東面的城牆相接。

「第三道宮牆」位於含元殿以北300米處宣政殿兩側。宮牆東部多破壞，僅在宣政殿以東300餘米處和接近東城處，還殘存有60餘米和117米的兩段。宣政殿以西的一段保存較好，向西與西城相接，長620米；在此進行了三處小規模考古發掘。

對於上述三道宮牆，呂大防在《長安圖碑》大明宮部分也有清晰描繪，即第一道宮牆位於含元殿兩側，第二道宮牆位於宣政門兩側，第三道宮牆位於宣政殿兩側（圖二）。不難看出，考古發現的三道宮牆與《長安圖碑》中所描繪三道宮牆具體位置差別較大。需要注意的是，當時考古發現的三道宮牆除「第三道宮牆」進行了發掘確認外，其餘兩道宮牆只進行了考古勘探。

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含元殿遺址一層大台以南130米處（即含元殿前沿以南120米處，原含元殿遺址保護範圍南圍牆南側）新發現一條東西向唐代水渠道，勘探發掘長度400餘米，走向與含元殿南沿基本平行。新發現的唐代水渠道遺迹位置恰是20世紀50年代勘探出的「第一道宮牆」所在位置。筆者有幸全程參與了此次考古工作，當時經過反覆勘探和多部位、多階段的考古發掘，確認20世紀50年代勘探認為的「第一道宮牆」實為唐代水渠道疏浚時將河道內淤土堆積在地勢相對較低的河道南岸，長時期反覆堆積而形成類似於夯土的層狀淤泥堆積，因考古勘探工作的局限性，當時可能將此層狀堆積誤認為是夯土宮牆殘跡。

由於20世紀50年代考古勘探出的含元殿南部「第一道宮牆」不存在，因此，宋敏求《長安志》所載「含元殿南去丹鳳門四百（長安志作十，誤）餘步，中無間隔」，所謂「中無間隔」之說應是可靠的。

目前已知大明宮三大殿範圍考古發現的宮牆只有兩道，即含元殿和宣政殿東西兩側的宮牆，且這兩道宮牆均已得到考古發掘的確認。

但筆者認為，大明宮三大殿範圍內依然應有三道宮牆。三道宮牆的具體位置很可能正如《長安圖碑》中所描繪，第一道宮牆位於含元殿兩側，第二道宮牆位於宣政門兩側，第三道宮牆位於宣政殿兩側。這一推斷基於三點，一是含元殿和宣政殿東西兩側兩道宮牆已得到考古發掘確認；二是大明宮多年的考古工作在紫宸殿以北區域再未發現相類似的宮牆遺址；三是北宋呂大防《長安圖碑》和《三宮圖碑》（太極宮、大明宮和興慶宮）長安城史料記錄的可靠性。

《長安圖碑》、《三宮圖碑》是呂大防在唐代韋述《兩京新記》和當時尚存的「長安故圖」的基礎上，實地勘察長安舊地所完成，故《長安圖碑》保存了關於唐代長安的重要資料，歷代關注唐長安者多引述圖碑內容；而《三宮圖碑》中所描繪的一些內容如大明宮丹鳳門形制、含元殿兩側宮牆、宣政殿兩側宮牆等，均已為考古發掘所證實。

第一、三道宮牆已被考古發掘證實。第二道宮牆之所以至今未被發現和證實是因為宣政門所在區域及周邊在1949年前後因生產建設大量取土，此範圍內的遺存已被破壞殆盡。另外，目前宣政門東西兩側分別為現代村莊和城區道路，考古工作幾乎無法涉及。第二道宮牆的發現與證實還有待以後的考古工作去完成。

2.含元殿東側「含耀門」遺址 1987年，考古工作者對含元殿東側的「含耀門」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該門址的發掘對於認識三大殿東西兩側南北街上的其他宮門遺址的形制與位置提供了重要參考資料。三大殿東西兩側南北街上的宮門按照設置，形制應該一致。東側南北街門址由南至北依次為昭訓門、含耀門、崇明門，西側南北街門址由南至北依次為光范門、昭慶門、光順門。不僅如此，因該門址位於含元殿東側的宮牆與含元殿東側南北街交叉位置，該門址的考古資料對於了解和認識大明宮三道宮牆的形制、南北街範圍和形制提供了重要依據，也為三大殿三朝空間格局的東、西範圍界定等提供了考古學資料。另外，含元殿至宣政殿區域因故破壞嚴重，區域內諸多遺址已無從考證，「含耀門」遺址作為目前此區域唯一發掘的遺址，其考古資料對研究復原大明宮三大殿區域格局和大明宮三朝布局就顯得格外重要。

含元殿東側「含耀門」遺址最初的定名源於20世紀50年代對大明宮三道宮牆位置的認識基礎之上。即「含耀門」遺址當時認定是在大明宮含元殿兩側「第二道宮牆」之上。隨著2006年含元殿遺址南部唐代水渠道等考古新發現的公布，大明宮三道宮牆位置可能需要重新考慮，含元殿東西兩側的宮牆實為大明宮三道宮牆中的第一道宮牆。由此引發了對含元殿東側「含耀門遺址」的重新審視。

唐代文獻對於含耀門的記載不是很多，在《唐六典》中的記載也很簡略：「丹鳳門內正殿曰含元殿，……其北曰宣政門；門外東廊曰齊德門，西廊曰興禮門；內曰宣政殿。殿前東廊曰日華門，門東門下省，省東南北街，南直含耀門，出昭訓門。宣政殿前西廊曰月華門，門西中書省，省西南北街，南直昭慶門，出光范門。……宣政北曰紫宸門，……（紫宸門）左曰崇明門，右曰光順門」。

可以看出，含耀門作為含元殿東側南北街的中間門址，向北直對有崇明門，向南直對有昭訓門，《唐六典》對於含耀門的記述也是建立在描述宣政門的參照之上。另外，在《唐六典》所附《閣本大明宮圖》中就明確將含耀門並列繪於宣政門東側。不僅如此，呂大防《長安圖碑》中亦將含耀門清晰地繪於宣政門東側（第二道宮牆上），後世程大昌《雍錄》、李好文《長安志》、徐松《唐兩京城坊考》、董佑誠《咸寧縣誌》、沈青厓《陝西通志》等中大明宮圖部分皆沿襲這一記述，將含耀門並列繪於宣政門東側。

隨著含元殿東西兩側宮牆確認為大明宮三大殿範圍內第一道宮牆，依照文獻記載並結合《唐六典·閣本大明宮圖》、呂大防《長安圖碑》中所描繪含耀門的位置信息，含耀門遺址實應位於宣政門東側的第二道宮牆之上。含元殿東側第一道宮牆上的門址應為昭訓門遺址。也就是說，1987年在含元殿東側考古發掘出的門址並非是含耀門遺址，而可能是昭訓門遺址。

三、大明宮三朝五門布局的考古學觀察

1.大明宮三朝形制的空間格局 大明宮南部朝政區的格局依照最新考古資料，呈現出以丹鳳門-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為中軸線，以三道宮牆為隔界，嚴格劃分成了前、中、後三個獨立空間，即第一道宮牆以南區域（丹鳳門至含元殿）、第二道宮牆北至第三道宮牆南區域（宣政門至宣政殿）、第三道宮牆以北區域（紫宸門至紫宸殿）。

可以看出，這三個獨立空間又以門、廊、殿、院、牆等相間隔構造出正門對正殿的三大空間格局，即第一道宮牆以南的丹鳳門至含元殿區域、第二道宮牆以北的宣政門至宣政殿區域、第三道宮牆以北的紫宸門至紫宸殿區域這三大空間格局。

另外，據1987年「含耀門」遺址考古發掘資料可知，含元殿東西兩側南北街為寬39.9米的封閉式街道。這樣一來，就形成了南起含元殿，北至紫宸殿，東至東側南北街，西至西側南北街，以三大殿為中心，以南北三道宮牆和東西兩側南北街所封閉的獨立三大空間格局。這三大空間格局也就是大明宮外朝、中朝、內朝空間格局所在。當然，我們也注意到，大明宮的其他場所如延英殿等在不同時期也有朝政活動，但這與傳統的三朝建築有所區別，應當別論。

2.大明宮南部區域空間的考古實測 大明宮三朝形制格局的空間與大明宮南部區域空間密切關聯，依照現有的考古實測數據與資料，基本可以復原大明宮南部區域空間：南起大明宮丹鳳門所在的南宮牆沿線，北至紫宸殿北沿，東至含元殿東側南北街、西至含元殿西側南北街（圖三）。為了便於整體觀察，此處考述兼顧大明宮朝政區東西邊緣空間，即東至東內苑西牆，西至大明宮西側宮城牆。現將南部區域空間一些考古實測數據梳理如下。

南部區域空間東西範圍（東內苑西牆至大明宮西側宮牆）考古實測距離為1355米。南北範圍雖沒有直接的實測數據，但可以推算得出。丹鳳門至含元殿實測距離為610米，含元殿至宣政殿距離為300米，宣政殿至紫宸殿距離為95米，故南北範圍（丹鳳門至紫宸殿）考古實測距離為1005米。如果算上紫宸殿殿院北部以及紫宸殿北的第二橫街南北寬度，則南部朝政區域空間南北範圍還要略廣些。

2008～2009年，在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考古工作中，考古工作者相繼對建福門、望仙門、興安門遺址進行了勘探與發掘，加上2005年丹鳳門遺址的發掘，大明宮「南五門」已有4座門址進行了發掘。依據考古發掘資料，建福門和望仙門距丹鳳門距離皆為430米（門址中心點間距，以下同），興安門西距建福門220米，因東內苑西牆至大明宮西宮牆東西距離為1355米，故可以推算出望仙門至東內苑西牆的距離為275米。另外，大明宮西宮牆以西的西夾城空間距離（大明宮西宮牆至西內苑東牆），依照2009年興安門發掘出的門址所處空間即可得知為73米（考古報告中為73.3米，為便於計算，此處取整數73米）。

20世紀50年代考古工作就已經明確了丹鳳門、含元殿、宣政門、宣政殿、紫宸門、紫宸殿等門殿之間的距離，最新的考古資料也證實基本無誤。丹鳳門至含元殿南北距離為610米，宣政門至宣政殿南北距離為130米，宣政殿至紫宸門南北距離為35米，紫宸門至紫宸殿南北距離為60米。含元殿至宣政門南北距離，考古報告雖然沒有明確指出，但依照以上考古數據，可推算出南北相距170米。

依照上述含元殿、宣政門、宣政殿之間的距離，即可推知三道宮牆的間距。第一道宮牆與第二道宮牆的南北距離170米（亦即含元殿至宣政門的距離），第二道宮牆與第三道宮牆的南北距離應為130米（亦即宣政門至宣政殿的距離）。

《唐六典》中所載含元殿東西兩側的南北街，在1987年「含耀門」遺址發掘時就得到了證實。發掘資料顯示，「含耀門」南面，由門墩兩端向外各6.7米，東、西各有一道向南去的版築牆址，牆的北端與門址兩端的宮牆銜接。牆厚4.5米，兩牆東西相距39.9米。這兩牆之間，形成一條南北衚衕式的街道，嚴密而封閉，將左右的建築予以隔絕，從而更突出了大明宮中軸線的形制。「含耀門」南側的封閉式南北街應該是含元殿東側的南北街向南延伸的潛行通道。「含耀門」北側的南北街道形制應該與此類似。含元殿西側的南北街道雖沒有考古資料，但形制應與東側南北街相同。

3.外朝區域空間（丹鳳門至含元殿） 南起丹鳳門，北至含元殿，東至望仙門內大街，西至建福門內大街。該範圍實測距離南北（丹鳳門至含元殿）為610米、東西（望仙門至建福門）為860米左右。

丹鳳門至含元殿區域寬闊無間隔，基本已被考古發現所證實。此區域考古發現的建築遺址主要有丹鳳門、建福門、望仙門、含元殿（含翔鸞閣、棲鳳閣、通乾門、殿前廣場等）、含元殿東側昭訓門（1987年發掘的所謂「含耀門」）、含元殿南東西朝堂與步行磚道、龍首渠、龍首渠上三座橋樑、含元殿前御道、望仙門內大街、建福門內大街、龍首渠南側道路等。

（ 1 ） 丹鳳門 考古發掘的丹鳳門由東、西墩台和5個門道、4道隔牆，以及東、西兩側的城牆和馬道組成。整個門址基座東西長74.5、南北寬33米，門內東西兩側的馬道均長54米，門址規模東西近200米，在中國古代城址城門考古中史無前例。發掘還表明，丹鳳門門址中心恰與含元殿中軸線的方向一致。2008～2009年，考古工作者還對丹鳳門遺址兩側「闕台」遺址進行了探查，在丹鳳門西馬道以西的30～60米處，發現城牆有加寬3～4米的現象，對於探究丹鳳門門闕提供了參考。

（2）含元殿 發掘表明含元殿作為一組建築群, 包括殿堂、兩閣、飛廊、大台、殿前廣場和龍尾道。整個建築群主次分明，層次豐富。最主要的建築是殿堂，位於中心最高處的三層大台之上，高出殿前廣場10餘米。主殿台基東西長76.8、南北寬43米。殿堂柱網清楚，面闊11間，四周有圍廊。次建築是兩閣，分別建在殿堂的東南和西南，並有飛廊將主次建築相連。大台之南的平地是殿前廣場。自廣場平地逐層登殿的階道位於東西兩閣的內側，即文獻所記的從兩閣下盤上的龍尾道。

含元殿東側昭訓門（1987年發掘的所謂「含耀門」）詳見上述。

（3）朝堂 大明宮東、西朝堂分別位於含元殿南翔鸞閣、棲鳳閣下南側30餘米，且東、西相對。發掘顯示東朝堂遺址有早、晚兩期遺迹疊壓在一起。早期朝堂只是一座大型廡殿，基址東西長73、南北寬12.5 米，面闊15間，進深約2間，南側有踏步三個。晚期的朝堂是在早期的基址上重建的，東西長68、南北寬16米，面闊約為13間，進深約3間。南側沿用了早期的兩個踏步，為左、右二階。東端向東去的版築土牆改建為一長廊道，基礎寬7.5、東西長73米。百官入朝時可由長廊直達朝堂。

（4）步行磚道 2006年在含元殿西朝堂南發現了南北向的步行磚道，可分為早、晚兩期。早期磚道在含元殿前唐代水渠道西側橋址的南北兩側均有分布，在南側的發掘長度南北為5.6米，路寬1.1米。路面鋪設打磨光滑的青掍方磚，中間雜以蓮花紋方磚，路兩側有側立磚。晚期磚道僅在渠道以北有殘留，殘長28.5、寬1.2米。路面鋪磚大部分無存，僅遺留少量路基墊底磚。路兩側亦有側立磚和頂縫磚。該步行磚道北端不遠處就是西朝堂所在，應與朝堂南北相通。朝堂有步行磚道，唐代文獻也有記載，考古發現與之相符。

（5）含元殿殿前御道 殿前御道為唐代皇帝專用，南起丹鳳門、北至含元殿。2005～2006年考古發掘出路土厚度為15～31厘米。御道南北範圍為610米（丹鳳門至含元殿）。東西範圍依照《長安志》所載「左右寬平，東西廣五百步（約合735米）」。具體數據可做如下推算：如果東西寬度以望仙門中心至建福門中心（即望仙門大街中心至建福門內大街中心）計算則為860米；如果東西寬度以望仙門內大街西側邊沿至建福門內大街東側邊沿計算則約760米，對照文獻所載，顯然東西寬度760米比較符合。

（6）望仙門內大街 199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隊在配合大明宮東南部生產村基本建設時，在望仙門內100米處發現並發掘了部分望仙門大街遺址。道路上車轍密集，應使用頻繁，發掘寬度15米，應是道路中心。另外，在車轍以東35米處，又發現了東西寬3.5、深1.3米的道路東側路溝，當系望仙門內大街東邊沿所在。依據考古發掘的情況推算，望仙門內大街的東西寬度當在100米左右。2006年含元殿御道考古、2009年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考古時也曾在此區域北部發現過類似路土，當是望仙門內大街無疑。

（7）建福門內大街 2008年大明宮國家遺址公園考古中，曾在建福門內拆遷後的建築區勘探出多處唐代路土，保存較差，但未尋得道路邊沿，但可推斷當系建福門大街。參照望仙門內大街的考古數據，建福門內大街東西復原寬度亦應為100米左右。

（8）龍首渠、渠上橋樑與南岸東西向道路 2006年，考古工作者在含元殿南部新發現了一條東西向唐代水渠道，其規劃整齊、布局清楚，可能就是文獻中所載的龍首渠。水渠道上還發現了三座橋樑（即中央橋樑、西側橋樑、東側橋樑），中央橋樑（橋樑基礎東西長約17、南北寬約4.3米）正對含元殿，初步推測可能是「御橋」。在中央橋樑西128米處發現的西側橋樑遺迹（基礎南北長4.65、東西寬6.85米）、中央橋樑東129米處發現的東側橋樑遺迹可能是文武百官們上朝之「下馬橋」。此外，在上述新發現的龍首渠南側岸，還發現了一條沿渠道分布的東西向道路，已發現的道路東西長約400、南北寬約15米。道路上唐代車轍痕迹明顯。相關跡象表明，含元殿前的龍首渠上，在中央橋樑以東300米左右，向北正對含元殿東側昭訓門處的水渠道上，應該還設有橋樑。過橋北上，就是含元殿東側南北街，入昭訓門、含耀門，前往門下省、史館、弘文館、待制院等區域。同樣，在中央橋樑以西300米左右，向北正對含元殿西側光范門處的水渠道上應該亦設有橋樑。過橋北上，就是含元殿西側南北街，入光范門、昭慶門，前往中書省、御史台、命婦院、親王待制院等區域，或再向北過光順門進入第一橫街、延英殿、第二橫街等後宮區域。也就是說，含元殿南龍首渠上至少有五座橋樑。

4.中朝區域空間（宣政門至宣政殿） 此區域空間南起宣政門，北至宣政殿，東至宣政門東側南北街，西至宣政門西側南北街。其範圍南北為130、東西為600米（含元殿至東側「含耀門」距離為300米（自含元殿中心算起），可推知含元殿東西兩側南北街相距為600米）。

此區域內遺址破壞嚴重，考古發現僅明確了宣政門、宣政殿遺址。

宣政殿位於含元殿正北300米處。殿址東西長近70、南北寬40餘米，殿址兩側有東西向的宮牆（第三道宮牆）。在宣政殿南130餘米處，有些小片的夯土基址，但多已斷續不接，疑宣政門址或在此處。20世紀50年代，在三道宮牆之間，還發現一些寬2～3米的牆基，都是門、道與各殿之間的隔牆和圍牆。如在宣政殿南邊西側，有房屋或廊的基址以及南北向的牆與含元殿和宣政殿的宮牆相接，此與《唐六典》中記載宣政殿前東廊有日華門，西廊有月華門等情形相合。在西側探得的房址和南北向的小牆，可能就是所謂的廊與月華門以及宣政門西側的「興禮門」（或作齊禮門）殘址。但文獻所載日華門以東的門下省、史館、弘文館、少陽院和昭德寺以及月華門以西的中書省、命婦院和親王待制院等遺址均未發現。近幾年，考古工作者正在對大明宮內官署區進行有計劃的發掘，相信不久就會有此區域的考古新資料。

5.內朝區域空間（紫宸門至紫宸殿） 此區域空間南起宣政殿，北至紫宸殿，東至宣政殿東側南北街，西至宣政殿西側南北街。其範圍南北為95、東西為600米。

此區域內遺址破壞嚴重，考古工作僅明確了紫宸門、紫宸殿遺址。另外，紫宸殿廊院也有些許線索，但《唐六典》中所載「東西上門」卻沒有發現。

紫宸門南距宣政殿僅35米許，紫宸殿在紫宸門以北60米處，南至宣政殿95米，紫宸殿址破壞嚴重，殿基南北寬近50米。另外，2004年在太液池遺址南岸發現的一組大型廊廡建築遺迹，這組建築遺迹位於大明宮的南北中軸線上，與南面的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三大殿以及北面的蓬萊島基本上成一直線，究其具體位置，此大型廊廡遺迹實際上毗鄰紫宸殿北部，或為紫宸殿廊院的一部分。

四、結語

大明宮三朝五門格局，作為唐代統治階級政治中樞空間，實質是展示唐王朝禮儀的舞台，這種帶有強烈意識形態的空間從宮城建設規劃之始就和國家的統治密切結合在一起。考古工作所揭示的大明宮內部以三道宮牆為框架，並以含元殿、宣政殿、紫宸殿為中心形成外朝、中朝和內朝三朝區域格局，是唐代對於傳統三朝五門禮制的新詮釋。三殿輔以三道宮牆加上含元殿東、西兩側的南北街相隔形成的獨立三朝空間，也體現出唐代對於傳統三朝五門制度在宮室規划上的遵從與創新。尤其是含元殿外朝空間的創立，突破了周、漢、魏、晉、北周以及隋代以來外朝在門址等非宮殿場所舉行的傳統，開創了三殿對應三朝的新體制，並為後世歷朝所效仿。大明宮宮城建築布局同時呈現出重三朝輕五門的禮制現象，天子五門比附對應關係在唐代文獻和文學作品中幾無提及，而提及大明宮五門之說皆指宮城南牆上的「南五門」或單指丹鳳門（一門五道）。唐後期丹鳳門外朝功能的增設，或是從建築格局體現出對於古禮的恢復與折中，以此形成和實現統治階級對國家統治的實質空間與載體。古代國家主要強調的是作為統治者和天的關係，極力維護的就是統治者作為「天子」的正統性和合法性。因此，宮城的空間建構以及在宮城空間上的國家禮儀和朝政制度就發揮了重要作用。宿白先生曾指出大明宮的建造以及朝會移至大明宮，最值得重視的是出於當時政治鬥爭的需求，故大明宮三朝建築布局的出現與統治階級的政治需求密不可分，而這也是大明宮三朝五門空間結構和布局的意義所在。

大明宮的考古工作至今已持續了六十餘年，通過幾代人的努力，取得了豐碩成果，為我們認識唐代宮城三朝五門布局提供了重要資料，也為大明宮和唐長安城以及中國古代都城研究提供了豐富的考古資料。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大明宮的考古工作與研究，對於系統認識大明宮歷史面貌來說，還較為有限，也尚存在著諸多未解的學術問題，如大明宮的官署區的布局、後宮區域空間結構、內部道路與水系、歷史時期植物環境問題等。因此，大明宮的考古工作與研究，任重而道遠。

原文刊於《考古》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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