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詩閑讀：「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今天接著讀李商隱的詩。

李商隱是晚唐重要的大詩人，叫我看，他能稱得上大詩人，這很不容易，因為如果他僅停留在寫寫跟女道士、小姑娘的戀情，跟妻子的伉儷之情，跟朋友們的來往交際，他是得不到這樣的詩壇地位的，幸好，他不僅因連續幾次應試未中而飽受心理挫傷，還遇上了晚唐最重要的一次國家級的事變——甘露之變。

（甘露之變）

兩位野心家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這一年春天，李商隱二十五歲，他再一次入京參加進士試，再一次落榜，第四次了……

這一年的唐帝國朝廷亂象紛呈，動蕩不安，「牛李黨爭」如火如荼，不管是「牛黨」還是「李黨」人物，一旦獲得權柄，緊接著就是毫不猶猶豫地黨同伐異，朝中用人，不看才幹，只看黨派站隊，朝廷大員走馬燈似的變換……

在無數次的朝局變換之中，出了兩位大投機分子（當然，也是大野心家）：一位是李訓，一位是鄭注。

據《舊唐書.李訓傳》：李訓是唐敬宗朝宰相李逢吉的侄子，原名李仲言，「形貌魁梧，神情灑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曾因謀害前相裴度而獲罪被判流放象州（今廣西），後遇大赦歸京，歸京後改名李訓，後攀附大宦官王守澄，被舉薦給唐文宗；

據《舊唐書.鄭注傳》：鄭注本姓魚，冒姓鄭氏，出身低微，傳說他的父親是個牛醫，鄭注個子矮相貌丑，但卻頗通醫道，「以葯術游長安權豪之門」，後結交大宦官王守澄，也被舉薦給唐文宗。

注意兩個人的共同點：1、兩人能出現在朝局中心，走的都是大宦官王守澄的路子；2、兩位都都不是什麼正經人，都有改名換姓的經歷。

據《鄭注傳》記載，鄭注進入朝廷中心，「時李訓已在禁庭，二人相洽，日侍君側，講貫太平之術，以為朝夕可致昇平。兩奸合從，天子益感其說。是時，訓、注之權，赫於天下。既得行其志，生平恩仇，絲毫必報。因楊虞卿之獄，挾忌李宗閔李德裕，心所惡者，目為二人之黨。朝土相繼斥逐，班列為之一空，人人惴慄，若崩厥角。」

你看，李、鄭兩位是真正的野心家，唐文宗不是反感黨爭嗎，他們索性給朝中的官員都標了牛、李黨的標籤，稍一礙眼就驅逐出朝，甚至到了「班列為之一空」。

（唐文宗勤政樓上看蹴鞠）

當然，唐文宗也不是傻子，他有自己的打算。唐王朝自憲宗朝起，大唐權柄幾乎就完全掌控在宦官手裡，甚至皇位轉換，也盡出宦官心意，唐文宗自己就是由宦官擁立才登上了皇位，但他實在受不了宦官對他的長期挾制操控。一個皇帝，卻不能政由己出，這實在讓他感到屈辱，自覺窩囊不堪之際，他決定要改變這種狀況。於是，他選定了李、鄭這兩位由宦官提拔起來人物，大概選擇的理由也很簡單：宦官們不易覺察，意想不到便不會設防。

這很有效，因為很快，李訓和鄭注就替唐文宗除掉了他們共同的恩人大宦官王守澄，他們把王守澄先調離中尉崗位，名義上是升職，給了個虛銜：「左右神策觀軍容使兼十二衛統軍」，這名頭足夠大，但卻沒有實權，實際上是架空，然後就是「賜鴆殺之」，一壺毒酒了事。

甘露之變

說說甘露之變的經過。

在事變之前，我們可以想見，唐文宗與李訓、鄭注（此時李訓是宰相之一）等一定是謀劃已久，此中細節，不再一一細說。

大和九年十一月壬戌（二十一日）早朝（據推算，這一日正是當年的冬至），金吾衛大將韓約上奏稱金吾衛大廳後面的石榴樹夜降甘露，於是百官稱頌祝賀，李訓假意建議文宗親往察看，文宗同意，百官退班，文宗乘軟輿由太監們抬著來到靠近金吾衛的含元殿，然後命宰相率中書、尚書兩省官員先去查驗，查驗結果自然是無法判定是否甘露，於是文宗又令宦官仇士良、魚弘志等帶領眾內官前去查驗（這一次，去的都是宦官的各級頭目，也是文宗要殺的目標），同行引路的就是金吾衛大將韓約。

（夜降甘露的石榴樹銅塑）

一眾人到了金吾衛大廳院內，韓約心中有事，不免神色慌張，額頭冒汗，仇士良何等警覺，疑心大起，恰在此時，一陣風過，吹起簾幕，他隱約看到幕後埋伏著的士兵，細聽還有兵器相撞之聲，兩個宦官頭子立即回過神來，轉身就跑。他們動作太快，伏兵們無法關門打狗，仇士良已經直奔含元殿，接著就要挾持文宗進入內宮，李訓當然不願，抓住軟輿不放，並拿出事先準備好的匕首要刺殺仇士良，但宦官人多，李訓只堅持到宣政門就被身形龐大的宦官郗志榮擊倒，隨即唐文宗被挾持進東上閣，然後關上了閣門。

有諷刺意義的是：東上閣大門一關，眾宦官竟然齊聲高呼「萬歲」，顯然，這一聲「萬歲」不是喊給文宗的，而是慶幸他們自己逃過了殺戮，並且掌握了皇帝，他們勝定了。

之後的事情就簡單了，宦官們派出禁軍，大開殺戒，血洗長安……被殺的人中，有現任宰相四位，即王涯、賈觫、舍元輿、李訓。其他官員則有鄭注、王璠、羅立言、郭行餘、韓約、李孝本等與事變有關的，不但本人被殺，而且株連九族：「親屬無問親疏皆死，孩稚無遺，妻女不死者，沒為官婢。」其他無辜死於亂軍的官員和平民百姓更是數不勝數。最可怖的，宰相王涯被執行死刑時，仇士良勒令百官必須臨視，以達殺雞嚇猴的目的。

（甘露之變時的長安）

「甘露之變」初衷是誅殺宦官，卻遭宦官反撲，最終宦官仇士良、魚弘志反成了平叛功臣，唐文宗雖未被廢，但卻進一步被宦官控制，據《資治通鑒》載：「自是天下事皆決於北司（宦官），宰相行文書而已。宦官氣益盛，迫脅天子，下視宰相，陵暴朝士如草芥。每延英議事，士良等動引訓、注折宰相。」有什麼大事都是宦官們說了算，宰相只不過是行行文書罷了，仇士良等更是動不動就威脅官員說：你難道要做第二個李訓、鄭注？想一想，這哪裡還是李唐的天下。

直到第二年（開成元年，836年），澤潞節度使劉從諫（重兵在手，是真正的強藩）上表詢問王涯等究竟有何罪名，措辭嚴厲，鋒芒直指宦官，唐文宗的腰桿才算稍稍硬起來，朝政才略略回到宰相們手中。

甘露之變中的大詩人們

其實前面寫白居易，寫杜牧，我們都曾經提到過這次朝堂驚變，但那兩位在這次事變中的表現實在配不上他們大詩人名頭：

（杜牧畫像）

杜牧在「甘露之變」之前為了防止自己捲入這場風波，稱病跑到了洛陽，他實質是上是躲過去了。事變之後，杜牧也寫了跟事變相關的詩，就是《李甘詩》《李給事二首》，其實是批判李訓、鄭注，對宦官專權的朝局一聲也不敢吭，他志不在黨爭，又害怕惹禍上身，這是他的個性使然，他胸懷大志，志在家國，心想軍旅，但真放在生死關頭，他是要縮一下腦袋的，當然，這很正常，大詩人也是人，雖然這時杜牧33歲，正是謀國謀局之時。

白居易在「甘露之變」時，正在洛陽做太子賓客分司（這也是他辭了同州刺史，自己請求得來的職務），閑得不能再閑，對於國事，他的態度乾脆是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甚至事後還寫了一首詩《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感事而作》稱：「禍福茫茫不可期，大都早退似先知。」似乎十分慶幸自己早早從京城跑到洛陽，躲過了大難一場。如此一看，白居易寫那些關乎民生疾苦的詩，真有理由讓我們覺得不徹底、不真誠，當然，白居易是經歷了打擊之後的人生觀轉變，也無可厚非，何況這一年，老白已經年過花甲（63歲），你還能希望他做點啥！

（白居易塑像）

李商隱也不在長安，因為他參加了當年春天舉行的進士試，第四次落榜之後，正在家鄉傷心不振，當然，李商隱估計很快也聽到了消息，畢竟「甘露之變」事情太重大了，殺人太多了。

李商隱的反映要沉重得多，他深思熟慮地寫了《有感二首》，因為在詩題之下，他還額外做了小註：「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詩成，二詩紀甘露之變。」（事變當年是舊曆乙卯年）。兩首詩如下：

其一：九服歸元化，三靈葉睿圖。如何本初輩，自取屈氂誅。有甚當車泣，因勞下殿趨。何成奏雲物，直是滅萑苻。證逮符書密，辭連性命俱。竟緣尊漢相，不早辨胡雛。鬼籙分朝部，軍烽照上都。敢雲堪慟哭，未免怨洪爐。

其二：丹陛猶敷奏，彤庭欻戰爭。臨危對盧植，始悔用龐萌。御仗收前殿，兇徒劇背城。蒼黃五色棒，掩遏一陽生。古有清君側，今非乏老成。素心雖未易，此舉太無名。誰瞑銜冤目，寧吞欲絕聲。近聞開壽宴，不廢用《咸》《英》。

（李商隱像）

這兩首五言排律，借漢代舊事寫「甘露之變」，其實質是描摹宦官專權的現實，蘊含了李商隱對時局的憂慮之情，藝術價值與史料價值並存。其中第一首敘述甘露之變的情況，以敘為主，敘中夾議；第二首寫甘露之變之後的朝局，議論與憤慨居多。

通詩讀完，你會發現，這顯然是兩篇反覆推敲的作品。它控訴宦官的殺人如麻，他責備成事不足的李訓，甚至還毫不留情地批評了皇帝，站得夠高，看得夠清，要知道，李商隱這個時候還是屢試不中的白衣士子，但他卻已經具備點評時事、指點江山的眼光和胸襟。

為什麼李商隱會考慮這麼多，我們來想，最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年輕，他心裡還想著，未來是他這一代的！相比杜牧，他更大膽；相比白居易，他更有擔當！在「甘露之變」來臨時，李商隱誰更像是個大詩人

與老杜詩風相近的一首詩

我們一定還記得老杜的《哀江頭》「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為誰綠？……」老杜那個時候，在局勢之下，甚至哭自己的家國都不敢哭出聲來，因為叛軍就在附近。詩中的曲江即曲江池 ，在長安東南，秦為宜春苑，漢為樂游原，有河水水流曲折，故稱曲江。隋文帝以曲名不正，更名芙蓉園，唐之後複名曲江，到開元中更加疏鑿，為長安人游賞勝地，每逢佳節，長安皇族更是經常光臨此處。

（杜甫塑像）

李商隱在「甘露之變」之後也寫了一首《曲江》詩，這是他在開成元年重返長安參加當年舉行的進士試之前寫的一首詩。全詩如下：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顯然，李商隱在考前是有意要去曲江看一看的，因為自老杜而後，曲江似乎成了見證唐王朝興衰的標誌性景觀。他對長安很熟悉，因為他已經來長安參加了四次考試，「甘露之變」之後，長安的巨大變化迫使他必須要到曲江看一看，看看這個有代表意義的地方有什麼變化。

（現在的曲江池）

望斷平時翠輦過，空聞子夜鬼悲歌。 望斷指向遠處望直至看不見。翠輦指飾有翠羽的帝王車駕，李賀有詩《追賦畫江潭苑》稱：「行雲沾翠輦，今日似襄王。」李商隱熟稔李賀之詩，用典也用李賀的。子夜字面指夜半子時，即半夜，同時又指樂府《吳聲歌曲》名。《 宋書.樂志一》：「晉孝武太元中， 琅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時，豫章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此處當是合用兩意。曲江已經望不見帝王的翠輦經過，只能在夜半聆聽冤鬼們的《子夜》悲歌，「甘露之變」殺人太多，蒙冤的顯然是大多數。

（長安城市規劃圖）

金輿不返傾城色，玉殿猶分下苑波。金輿，自然是指帝王乘坐的車轎。傾城色本是形容女子極其美麗。在此指皇帝的嬪妃們。玉殿是宮殿的美稱。下苑本指漢代的宜春下苑，到唐時也稱曲江池為下苑。宮妃們的金輿再也不從這裡返回，因此再也見不到傾城國色，只有曲江的流水在玉殿宮牆的撞擊之下水波蕩漾。

死憶華亭聞唳鶴，老憂王室泣銅駝。 華亭聞唳鶴有典：西晉名士陸機因被宦官孟玖所讒而被殺，臨死前大聲悲嘆：「華亭（陸機舊宅旁山谷之名）鶴唳，豈可復聞乎？」後來就以「華亭鶴唳」作為感慨生平，悔入仕途的典故，你看，詩人用典很講究，陸機死於宦官之手，所以用他的典故。銅駝：銅鑄的駱駝，一般置於宮門寢殿之前。西晉滅亡前，索靖預見到天下將亂，指著洛陽宮門前的銅駝嘆息道：「會見汝在荊棘中耳！」這是哀嘆晉室滅亡之聲。 臨死之際還在想念華亭的鶴唳，忠心的老臣憂念王室的命運而悲泣銅駝。

（洛陽八景之一：銅駝暮雨）

天荒地變心雖折，若比傷春意未多。 天荒地變：影響巨大而深遠的巨變。這裡應當指 「流血千門，殭屍萬計」的「甘露之變」。傷春：為春天的逝去而悲傷。詩寫於春天，所以傷春，這是字面意思，但傷春的悲傷顯然比不過甘露之變的悲傷，何以稱「意未多」呢？顯然，這裡的傷春，是傷國家之春，與上面的泣銅駝是一意相承。「甘露之變」儘管令人心摧腸斷，但更令人傷痛的卻是國家已經面臨衰頹沒落的命運，讓人悲意頓生。

李商隱寫這首詩時，距離907年唐亡還有七十年，但詩人已經敏感地預見到國運的衰頹。在這樣的時局之下，唐文宗卻還有心情「開壽宴」（唐文宗生日是十月初十，上面《有感》詩里的「開壽宴」當指所有的宴飲，並不單指賀壽之宴），沉醉在燈紅酒綠之中。

如果說老杜的曲江《哀江頭》是在感嘆盛唐的一去不返，那麼李商隱的《曲江》則是大唐行將滅國的一曲悲歌。「甘露之變」的巨大變換，使他真正站到了相對的高度，開始思考國家的命運，這對於李商隱來說，是幸事，否則，他很可能會一直停留在「言情」題材里跳不出來，他的詩就會局限在寫寫痴男怨女的悲歡離合，不涉及相對宏大的時代現實題材，他無論如何也不會成為一個偉大的詩人。

（滎陽的李商隱墓）

但或許正因為李商隱寫了這樣的詩，他成了一個「一生襟抱未曾開」的失意詩人，那個時代，不需要他這樣敢說話的詩人。儘管李商隱後來已經不敢說了，至少不敢直說了，於是，他的詩變得晦澀難猜，但他的詩對於他的仕途，仍然不再有更大的積極作用。

是晚唐的大時代鑄就了李商隱的詩風，想及此節，不禁是一聲長嘆！

（【唐詩閑讀】之209，圖片引自網路，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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