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

撰文：彼得·麥克菲

翻譯：楊磊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法國大革命從未遠去。

人類世界在「世界近代」的幾個世紀經歷了猛烈而持續的變遷，如果把這段歷史視作一次火山爆發，那麼法國大革命就是那火山口，是波及全世界的種種解放與毀滅之力的原爆點。

《自由與毀滅：法國大革命，1789—1799》（中信出版集團，2019年5月）用生動的歷史細節，再現了法國大革命全歷程的動蕩起落。1789年，法國大革命在多重政治-社會危機中爆發，也釋放了積蓄多年的底層力量與不滿。舊制度、舊文化，在一陣如同旋風閃電一般的改革中土崩瓦解。法國大革命沒有一貫的領導者，三級會議、國民議會、國民公會、處決路易十六、雅各賓專政、督政府……每個新階段都是一次攸關生死的權力洗牌，是在歷史中有無窮迴響的政治原則之爭。

《自由與毀滅》也用新的歷史角度和清晰度呈現這場革命，從浩如煙海的塵封檔案中打撈出鮮活的歷史記憶，把個人故事與政治大勢編織在一起。所謂「革命」，法國的城市、農村、戰場、殖民地都在發生什麼？不同階層的法國人又如何適應變革，順應變革？10年間，革命畫家雅克-路易·大衛為許許多多革命者畫了肖像。政局變換，這些革命者有的成了「烈士」，有的成為「叛徒」被推上斷頭台，也有的發動政變，成了新貴。住在巴黎的巧克力女匠人波利娜·萊昂，參加過喜氣洋洋的革命慶典，領導過反對國王和支持女權的示威，而在平常日子裡她天天排隊領取少得可憐的配給麵包。黑白混血兒亞歷山大·仲馬原本註定一生為奴，大革命敞開的機會之門讓他能夠成為軍官，在革命軍隊里建功立業。……變革降臨在所有人身上。

以下文字受權摘自該書。

基督之家的解體：

宗教分裂與國王出逃，1790—1791年

無法忍受革命的貴族和他們的扈從滿腹怨恨地踏上了逃亡之路，但是沒有威脅到革命的勝利。布瓦涅公爵夫人阿黛爾·德奧斯芒是凡爾賽宮廷的局內人，在1791年只有10歲，她後來回憶道，逃亡的貴族婦女為了謀生不得不工作，她們中間充滿了怨恨：「過往的虛榮做作和現在的蕭條冷落都令人厭惡。」當露西·迪永和她的姑姑在1791年經過兩周的行程到達瑞士時，她對逃亡貴族群體的放縱和自負十分震驚：「他們把巴黎社會的架子和傲慢都帶來了……他們蔑視一切。」他們寫信鄙視國內還沒有辭去軍隊職務的貴族同伴，給那些躲到鄉下莊園內的貴族親戚寄白色羽毛*，這就是他們的勇氣的全部表現了。

國民議會對於教會的改革改變了反革命行為的規模和強度。分裂令國民議會始料未及，其本意也並非如此。在1789年的陳情書中，有很多要求徹底改革教會的聲音，國民議會迅速著手行動。人們在核心議題上達成了廣泛的共識，比如提高教區教士的收入、削減高級教士的津貼。政教分離原則得到了一致認可：教會的公共職能是日常生活必需的，國民議會同意在1789年8月廢除什一稅後由公共財政補貼教會。

舊制度時期的國王是高盧教會的首腦，直接介入教會管理，比如國王可以關閉運營不善的修道院。路易十五曾經關閉了數百座修道院。因此，新掌權的國民議會有權改革教會當前的組織。在將教會財產國有化三個月後，國民議會決定從1790年2月13日開始關閉所有修道院，那些具有教育和慈善功能的修道院除外，只靠清修已經不能再獲得公共補貼。修士不管留在修道院還是離開都是痛苦的選擇，年齡和地位都有可能影響抉擇。例如，在洛林的斯特拉斯堡教區的六所修道院中，儘管61名修士中的大部分人希望留在修道院，而貝班的所有15名多明我會修女非常願意離開，她們普遍比較年輕，年齡在26歲到46歲之間。與此相比，韋茲利斯的聖伊麗莎白修道院中的所有24名修女表達了留下的願望，她們當中有一半年齡超過54歲。同樣，南錫的14所修道院中的200名修士，只有少數暗示他們願意離開。在加爾默羅會的一座大修道院，31名僧侶中只有一個人想要還俗。南錫整個地區在1791年11月還有620名教士需要領取薪俸。毫無疑問，很多宗教人士樂意結束隱居生活，但是其他人對一份1790年10月來自奧爾良教區的聲明表示贊同：「這是服從，不是選擇，這是形勢所迫，我們不得不同意。」

同樣令教會困擾的是國民議會的宗派平等原則，其代表性事件是1790年3月15日新教徒牧師拉博·聖埃蒂安成為議長。同一個月，阿維尼翁的「愛國者」控制了城市，試圖將教皇領地併入法國，教皇譴責了《人權和公民權宣言》，他堅稱，人民主權是危險的，因為它意味著人民只會遵從他們同意的法律。由於擔心激進的改革會影響到天主教會的地位，加爾都西會修士、代表多姆·熱爾勒在3月14日請求國民議會頒布法令宣布天主教不是國家唯一的宗教，而是「唯一公開、權威的宗教」。儘管反對他的提議的票數是壓倒性的—903票對297票—但是有三分之一的貴族代表支持他，300名教士代表中有144人支持天主教的壟斷性權威。他們與以前第三等級的資產階級代表分道揚鑣並不是一件好事，超過90%的資產階級代表反對奉天主教為唯一權威的宗教。

陳情書中對於改革的普遍共識保障了國民議會能夠推動教會土地國有化，關閉修道院，並在1789年12月給予新教徒、西班牙裔與葡萄牙裔猶太人宗教自由。教士們對於這些變革抗議不斷，矛盾最終集中在了《教士公民組織法》上，國民議會在1790年7月12日通過了這部法律，開始對教會進行徹底改革。

《教士公民組織法》中的很多條款都反映了公眾在1789年陳情書中的願望，最常見的要求是廢除「額外收入」（特定宗教服務收取的費用），廢除什一稅，根據才能選拔主教並且要求主教居住在自己的轄區。大部分教士從新的工資標準中受益，只有少數上層教士對主教薪俸大幅削減表示遺憾。此外，國民議會重新劃分了主教轄區和教區邊界，依據公社邊界大規模減少了教區數量。這讓那些規模不足以構成公社的村莊和小村落產生了諸多不滿，因為這樣會使他們失去自己的教區教堂。在布列塔尼的維特雷附近，有很多像博賽林這樣的村莊，居民向國民議會請願要求「一個能夠讓他們傾訴苦楚、憂慮和要求的地方」，因為離現在最近的教堂路程太遠，在天氣糟糕的時候很不方便，對於小孩子來說也成問題。

在市鎮和城市，為提高效率而關閉教堂也讓虔誠的信徒感到難過。按照一個城市中每6000人中有一個教區教堂的標準，巴黎將關閉52座教堂中的19座，魯昂將關閉32座教堂中的21座，布爾日關閉15座中的11座，昂熱關閉17座中的9座。在皮卡第的高原城鎮拉昂的12座教堂關到只剩2座，教會在這個地區擁有28%的土地，關閉教堂和出售教會財產使大量購買教會財產的鄉村有產者受益卻同時摧毀了這個城鎮。在圖盧茲，教士占人口比例的十五分之一，他們除了擁有大教堂和教會大廳，還有55座修道院，教會財產占城市財富的三分之一。現在這些財產已經售出，「多餘」的教堂被關閉，宗教團體將會慢慢消亡，接下來城市將會面臨失業問題。

但是，最富有爭議性的問題是將來如何任命教士。國民議會中的教士代表尖銳地抗議道，教士階層遵循神聖權威的原則，由上級教士任命。對此，讓—巴普蒂斯特·特雷亞爾作為著名律師也是國民議會主席拉博的繼任者之一，反駁說這樣會導致裙帶關係。只有人民才能選擇他們的教士和主教：「這不是損害宗教，這樣確保信徒有了最忠實、最富有美德的代理人，你們將會得到最崇高的敬意。那些認為這樣做會有損於宗教的人是對宗教精神最大的誤解。」然而，用人民主權中的「積極」公民標準選擇教士和主教時，國民議會越過了分隔政治與宗教的窄線。人民選擇他們的教士的時候，國民議會將婦女和虔誠社區中的窮人排除在外，而在理論上那些富有的新教徒、猶太人和不信教者卻有權投票。

為什麼國民議會不願意協商或妥協？教會不僅與日常生活息息相關，而且還充滿了舊制度的流弊，所以它作為一個機構需要改革—以符合革命的原則。國民議會必須推行統一的稅收制度，改革教會促使它廢除變化無常、不公平的什一稅。國家的破產導致了教會財產的國有化，結果是教士換了種方式依然依附於國家，因此應該由教會管理自己事務的建議無人理睬。1789年的《八月法令》廢除了特權團體：當國民議會認為自己推行的改革本質上是行政的，從而是國民議會自身的職權時，那麼國民議會與教會有什麼好商量的呢？宗教會議（synod）無權表達它是否同意由人民代表投票做出的改革決定。不過在任何情況下，教皇也與國民議會一樣拒不妥協。

最後證明，一場基於人民主權、包容所有信仰、通過世俗理性達成世俗成就的大革命無法與基於上級任命、神聖教條、唯一信仰的教會相調和。儘管大多數教士表示反對，國民議會中絕大多數不耐煩的代表要求強制執行《教士公民組織法》中的條款，要求教士選舉最早要在1791年開始，選出的教士要宣誓效忠於法律、國家和國王。這是大革命分裂的開始。

在各地，教士宣誓時都面臨著痛苦的抉擇。國王已經批准了改革，但宣誓與忠於教皇和長久以來的習俗相悖，這樣能夠消除他們的疑慮嗎？105名來自布列塔尼的教士請願說：「我們的權力的活力在於繼承了使徒傳統；如果規則被打破，我們的使命就不再神聖。」很多教士試圖用折中的方式進行宣誓來解決這一困境，例如北方的凱斯克教區和布洛涅東部的洛廷根教區：

我宣誓，我的信仰不允許我按照國民議會要求的那樣宣誓；我樂於見到那些信任我們的人們，我發誓會看護他們，我們會儘可能地忠實於國家和國王，遵守由國民議會頒布的憲法和一切在國王許可權之內批准的法律，包括所有僅限於民事和政治的法令，但是當政府涉及教會法時，除了教皇和主教，我不承認任何主宰者和立法者……

這些折中的宣誓對於當權者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教士是接受《教士公民組織法》（從而是整個革命理念），還是服從教皇以及他們的高貴主教的權威，兩者之間只能選擇其一。

《教士公民組織法》紀念碟，一個教區牧師正對組織法案起誓

在南錫地區，只有28名教士宣誓（他們當中有9人是在中學做老師的法政牧師），40人拒絕宣誓，45人試圖有條件宣誓。13與此相對，由主教帶頭，教會改革在奧爾良被普遍接受，即使這個城市的教堂從25座減少到6座。在1789年各地區的陳情書中，要求對教會進行徹底改革的請求經常以「世俗化」的語氣表述出來，不僅要改革教會的等級制度和稅收特權，還要改革教區教士的法律地位。奧爾良西部的聖希萊爾教區的教士要求所在轄區的民眾「忠誠於國家、法律和國王：你是國家的主人；法律是你的意願；國王是法律忠誠的衛士，你們子女的心中將會播下自由和愛國的種子，法國將會繁榮昌盛」。

與此相對，奧爾良北部皮蒂維耶的教士宣稱，當他在教士大會上解釋說他只會接受有條件宣誓時，「每個人都在哭泣，淚灑路旁、淚濕衣襟」。15弗朗索瓦—皮埃爾·朱利奧是特魯瓦地區拒絕宣誓的教士和修士中的一員，他對報道中「積極」公民聚集在一起選拔主教的行為十分憤怒：

當選舉者不想因為就餐而中斷議程時，他們就將祭壇當作餐桌；他們在唱詩班和聖殿內盡情釋放著他們的天性，毫無節制、褻瀆神明。神聖的場所內充斥著最下流的言語。

在全國範圍內，只有少數主教和大約一半的教區教士進行了不合格的宣誓。當教皇在1791年4月13日發布《博愛》（『Caritas』）通諭譴責《教士公民組織法》和《人權宣言》對基督徒生活有害時，他們當中的很多人隨即退縮。教皇之前已經因為失去阿維尼翁周邊的領地而暴怒，現在他命令法國教士將那些宣誓教士視作異教徒：

不要聽從這些奸詐的世俗言論，這些言論文飾死亡，同樣要留心所有的篡位者，無論他們自稱是大主教、主教還是教區教士，你們和他們之間沒有任何相同點，尤其是在神聖事務上……沒有人能夠進入天堂，除非他和教會顯而易見的領導者站在一起……

一些「愛國者」教士被激怒了：J.F.努斯是拉昂南部沙維尼翁的一名鄉村教士，他問道：「我們怎麼能夠相信教皇有權迫使我們否認一部與福音書如此接近、對於國家繁榮如此重要的憲法呢？」最後，他所在的地區有78%的牧師堅守了他們的誓言，在其他地方這個比例恰好顛倒。教皇的干預導致很多教士收回了他們的誓言，比如奧爾良神學院的一名院長告訴市長，說他「再也沒法拒絕良知的呼喚……如果我不幸與教皇和教士們分離，我寧願選擇貧窮和死亡」。

在被要求接受並堅守誓言時，教士的反應具有明顯的地區差異性，這不僅反映了教士的個人選擇或者高級教士的影響，還有地區宗教文化的影響。這些結果決定了日後的政治選擇，在革命及其後的時代里社會的各個層面都出現了分化。到了1791年中期，出現了兩個法國，一個是支持改革的東南部地區、巴黎盆地和香檳地區，一個是「頑固的」西部和西南部地區、東部地區和中央高原南部地區。邊境地區的頑固派教士讓巴黎人懷疑，那些不懂法語的農民成了這些「狂熱」教士的「迷信」的受害者。

頑固派或未宣誓的教士將自己視為上帝的僕人，而宣誓教士將自己視為人民的僕人，或稱「公民教士」。前者將《教士公民組織法》視作對教會團體、教會等級制度和教皇領導權的詛咒；對後者而言，他們在所處的地區本就習慣了不讓宗教過多干預日常生活，《教士公民組織法》表達了人民的意願，削弱了羅馬教會的地位，加強了高盧主義。

宗教信仰的力量早在大革命之前就在各個地區、城市和鄉村之間發生了變化。這些變化讓教士群體要麼拒絕改革，要麼在更加世俗化的地區宣誓成為一名服務於社區的「公民教士」。從大革命之前的三十年起，城鎮里新的教士佔總教士人數的比例從45%下降到了27%，各地區差異很大。在一些省份，這種下降是斷崖式的，例如在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主教轄區、奧爾良主教轄區教區和歐坦主教轄區。無論是在城市還是鄉村，新入職教士數量都全面減少，在1791年宣誓的地區中，減少比例最高超過了40%：巴黎、普羅旺斯、巴黎南部地區（尼維內、貝里、波旁內、勃艮第），以及波爾多附近地區和里昂。相較而言，在西部地區（曼恩、安茹、下普瓦圖）整體入職人數實際上增長了50%，來自農村地區的入職者尤其多。

宣誓使教會和革命都出現了分化。來自弗朗什孔泰的宣誓教士魯斯洛堅稱，他將他的職位視作「是與自己宗教的真正原則相符合的，是對國家最有用的。我對與我政見不同的教士同伴沒有任何怨恨，我真心希望他們不會遭到厄運」。但是他認為這種不同的政見是錯誤的，擔心這會對他所期待的經改良的立憲君主制下的「良好的秩序與和平」造成影響。201791年2月4日，克勞德·富歇神父在巴黎聖母院的講壇上宣稱：

世界籠罩在黑暗的陰影之下，只有在自由、平等和博愛的時代才能照亮……因此，忠於法國國民議會和法國國王是不朽的榮光，他們帶來了一個人人友愛、人人平等、普遍自由的統治。5月，富歇成為宣誓效忠憲法的卡爾瓦多斯主教，隨後開始了政治生涯。

「愛國者」代表堅持對教會機構的徹底改革是必要的，就像提高大多數教區教士的薪俸一樣重要。但是教皇的譴責使那些反對革命性變革的人確信他們有正當的理由，而不僅僅是出於私利。

國民議會中的理性人士認為必須推行一種替代天主教在公共生活中的核心地位的制度，它將從公共財政獲得資助，並有效地進行管理，使公共生活擺脫冗餘的宗教儀式。托馬·蘭代是諾曼底地區貝爾奈市的一名教區教士，也是厄爾省的代表，他在1790年12月針對心懷不滿的教士同僚發表了一份小冊子，他認為新政權有權說「你們人數太多了，你們的昌盛有損於公共利益」。他提醒他們，正如舊的教區劃分是舊制度的產物那樣，新的劃分也應該反映革命做出的變革。

1791年1月至2月推行的教士宣誓在某些地方引發的不僅僅是道德上的憤怒。尤其是在布列塔尼，宣誓將醞釀了兩年的分裂引爆為公開衝突。1790年1月和2月，數百名來自布列塔尼和安茹的「愛國者」聚集在蓬蒂維表達他們與「所有法國人」團結的意願，但是其人對於取消布列塔尼獨有的「憲法」和特權表示非常憤怒。地方望族的教士在他們的小轄區內往往享有高水平的薪俸和名望，而教會改革對衝突的激化作用無法估量。他們的地位如此之高，以至於莫爾比昂省選舉的232名市長中有42人是教士。2月13日，超過1000名來自瓦訥附近的農民在未宣誓主教阿梅洛的支持下，手持鐵鎬、鐮刀和一些槍支朝著瓦訥進發。一名參與者說，不行動就意味著「新教徒會被派到這裡講授新的法律，孩子在七歲以前都不會有洗禮」。薩爾佐村的牧師對村民進行了鼓動，有人懷疑他這麼做的原因是他在大革命前2600里弗的年薪高得非同尋常，現在已經減半。瓦訥的軍士以幾條生命為代價擊退了農民。驚魂未定的瓦訥公訴人確信，「我們的農民兄弟們受到以前狂熱自大的貴族的蠱惑，而貴族是和主教們勾結在一起的」。

城市、資產階級、啟蒙文化和由宗教、語言聯繫起來的眾多村莊之間的鴻溝在布列塔尼和安茹南部體現得最為明顯。瓦訥的地方行政官員深感震驚，村民們竟然不理解教士和貴族這樣做明顯是因為自尊心受損和自私自利：這些「自大的狂熱分子」現在要像其他人一樣納稅了。在瓦訥東北部的聖諾爾福鎮，新的行政長官和公訴人是教士與他的助理，鎮上的5名教士中的這兩人兼任行政職務，管理著1200人。1790年初，他們曾經起草過一份所有繳納過「愛國捐獻」的人員名單，但是到了年末，他們的村鎮委員會為教會改革感到惋惜，「我們不想背叛我們的教士」，並且控訴政府「曾經答應過給我們幸福」。這5名教士逃到西班牙後，這個鎮從此拒絕納稅。

城市文化和鄉村文化之間通常存在著鴻溝。與南特市隔盧瓦爾河相望的庫埃特的修女們拒絕宣誓過的米內主教進入她們的修道院，一群來自南特的婦女衝進村莊並鞭打了這些修女。在維埃爾維涅市西南部的林地牧區（bocage），教士拒絕宣讀國民議會的法令。市長進入教堂時被周圍的婦女包圍，她們撕碎法令並且喊「殺！殺！打他！打他！」市長最後勉強逃脫。在南特所在的大西洋岸盧瓦爾省，455名教區教士中只有97人宣誓。26在蓋梅內，教區居民通常的反應是拒絕「外來」教士。1791年4月26日，就在復活節過後，一名剛剛當選市長的宣誓教士被憤怒的人群從小禮拜堂里拖出來，武力威脅他辭職，其他議員不得不逃跑。市長被辱罵為無賴，甚至更難聽的詞。六個月之後，教堂聖器室被洗劫一空，似乎是在進一步威脅「外來」教士。

起初對教會「改造」抱有很大希望的革命現在演化成了相互對立的衝突。「愛國者們」和那些反對革命的人，無論是在教會內部還是外部，都不能相互理解。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利益糾葛或誰勝誰負的問題。分歧的雙方一方是信徒，一方是公民。公民在新政權參與和世俗意義上的個人成就裡獲得了自我認知，很難容忍那些選擇舊有崇拜、禮制和權威的人。反對革命的人則認為「愛國者」是習俗、秩序和服從的破壞者。宣誓的結果註定使「愛國者們」憤怒，他們對狂熱和迷信的東西表示不屑，反而使維護信仰的人變成了潛在的反革命者。

教士的反應是廣大人民態度的縮影，因為只有少部分教士能從他們的團體中脫離出來，對公共輿論不加理會。在像巴黎這樣的大城市中，反對派教士用諷刺和拒絕的手段反對《教士公民組織法》時冒著很大的風險。巴黎人生活的記錄者、支持革命的路易—塞巴斯蒂昂·梅錫耶描述了聖緒爾比斯教堂的神父如何試圖通過佈道反對國民議會改革，以及他的下場：

憤怒的呼喊聲回蕩在教堂的走廊之間……突然，教堂之中響起了和諧、宏偉的音樂，那首著名的歌曲回蕩在每個人的耳邊：「啊！一切都會好！一切都會好！」……反革命的煽動者被要求唱《一切都會好》。他從椅子上狼狽起身，帶著嘲笑、羞辱和冷汗。

在法國鄉村，宣誓成為公眾是否全面接受革命的測試。在東北部地區和巴黎盆地，公共生活長期以來相對「世俗化」，教士只是提供精神上的服務，總體上對於《教士公民組織法》和革命的認可程度很高。然而在塞文山區和阿爾薩斯—洛林這樣的新教徒佔少數的地區，宣誓教士和未宣誓教士相繼逃離，天主教儀式和慈善佔主導地位的生活受到威脅，引發了普遍的恐慌。有很多之前支持革命的教區居民對受人尊敬的教士和修女的離開表示惋惜，對於關閉多餘的教堂的規定感到憤怒。很多人認為對於傳統的顛覆證明了這場革命是城市資產階級

的革命。

很多婦女對待教會改革時的反應尤其激烈和暴力，對她們習以為常的儀式和資助發生的改變表達了不滿、憤怒和焦慮。在南部小城米約和索米埃爾，成群的貧窮婦女和兒童將他們憤怒的矛頭指向了當地新教徒和支持革命的天主教行政長官，認為二者在破壞宗教和社會秩序上串通一氣，米約的婦女喊道：「我們要保留我們的宗教，耶穌基督的信仰，我們要我們的教士！」而其他支持革命的婦女同樣憤怒。1791年2月22日，一群巴黎市民懇求科德利埃俱樂部吸收他們為活躍分子：

我們安慰自己，因為我們無力為公共利益做出貢獻，只有將自己投身於喚起我們下一代成為自由人的行動中去。如果你不相信我們的誠意……那麼憤怒、悲傷、絕望會驅使著我們走上大街小巷。

兩周以後，在3月6日，22歲的巧克力工匠、活躍分子波利娜·萊昂向國民議會遞交了一份有300人簽名的請願書：「所有人都說一次暴烈的動亂即將來臨。」她對此感到恐懼，要求婦女可以持有「長矛、手槍、軍刀、步槍」，讓她們於假日和周日在聯盟廣場上進行操練。

宗教分裂在「愛國者」和他們的敵人之間引發了進一步的分化。因言論和出版自由而生的反革命媒體卻將自由視為敵人。1791年3月，極端保王派的《國王之友報》用感性的語言總結了教士宣誓問題的分歧：

國民議會中的右派，是維護信仰和王權的精英。他們所有人都是傑出的、富有美德的公民。左派，如獸群般聚集的是教會和王權的主要敵人，包括猶太人、新教徒、自然神論者。他們所有人都是放蕩者、騙子。

這份報紙提出了大革命政治話語中最持久的發明：用「左派」和「右派」來劃分國民議會中觀點相同的代表群體。

反對革命最為激烈的人是那些失去地位、權勢和財富的人，他們將財富的喪失歸咎於傳統的宗派衝突。在1790年6月尼姆衝突造成數百名天主教徒死亡後，弗朗索瓦·弗羅芒和貝利亞村的村長路易—巴斯蒂德·馬爾博斯克在雅勒高原上組織了天主教保王黨的集會，由源自十字軍時代的「騎士團」領導，在阿爾代什省和加爾省的南部邊境上，有超過3萬名來自180個村莊的人8月18日在那裡集會。解散之後，弗羅芒回到了都靈，他在那裡收到了一封來自路易十六的信件，許諾他在恢復絕對王權後加封他為貴族。1791年2月20日雅勒營地舉行第二次集會，事後，天主教徒和新教徒在於澤爆發了衝突。這次集會規模小得多，大約只有1萬人，遭到「愛國者」的強烈反對。當地國民衛隊奉命驅散他們。兩周以後，狂熱的保王黨馬爾博斯克的屍體在羅訥河邊被發現。

那些反對革命的人恐懼的來由就在眼前。1790年12月，激進的記者讓—保爾·馬拉用他的報紙《人民之友報》來建議愛國者：

一年前，砍下500或600人的頭顱後，你們就認為你們已經永遠自由幸福了。現在則需要1000個人的頭顱；在幾個月後，也許要砍下1萬人的頭顱，你們會完成好這項工作的；除非你們已經消滅了最後一個頑固的國家公敵，否則你們將永無寧日。

整個國家正在分化。到了1791年，「愛國者」和保王黨都用上了赤裸裸的暴力辭彙相互指責。代表科貝爾·德·斯基里奧怒斥「頑固派教士打著宗教和平、仁愛的旗號進行殘忍犯罪、謀殺和投毒」；保王黨巴納貝·杜羅索瓦在《巴黎日報》上叫囂「歐洲各國君主要儘快來處決」這些散播革命「病毒」的人。既是作家，現在又是革命派行政官員的弗朗索瓦·德·納夫夏托在1791年5月寫給朋友約瑟夫·普蘭·德·格朗普雷的信中說，巴黎「表面上風平浪靜，內部暗流涌動。火山正在休眠，但肯定會劇烈地噴發」。

納夫夏托希望正在起草的最後階段的國家憲法能夠使火山平靜下來。憲法有意平衡國王（有權任命部長和外交官，臨時中斷立法，宣戰與議和）和立法機構（只有單獨一個議院，有權管理財政和立法）。路易十六的困境在於如何解讀這些享有主權的人民相互衝突的意見，這些人不久之前還是他的臣民，他們在革命現有的變化以及未來的方向上分歧越來越大。他曾經同意《教士公民組織法》，但是當他想去自己在巴黎西部的聖克洛德宮與未宣誓教士進行復活節彌撒時，被一群疑心重重的民眾攔了下來，他對此非常憤怒。

路易十六

有很多人將路易十六視作穩定的象徵和憲法所承諾的和平改革的保障者，而和平不僅反對憤怒的反革命者，還反對那些要求更加徹底第七章基督之家的解體：宗教分裂與國王出逃，1790—1791年161革命的人。在地中海港口土倫，1797年中期在憲法之友會之外成立了一個更偏保守的政治俱樂部。這個新的俱樂部不無道理地名為「憲法之友和捍衛者」，它聲稱「一小撮煽動分子表現出的虛偽愛國主義讓會員們忍無可忍，他們的暴力行徑迫使很多誠實的公民退出了之前的俱樂部」。在普羅旺斯地區艾克斯的北部地區，說普羅旺斯語的埃居耶小鎮（人口2000人），104名憲法之友俱樂部成員退會，在6月22日成立了一個同名的保守俱樂部。在一些當地有名望者的領導下，他們在第一次會議上宣稱：「它是為了智慧、開明的公民和真正的愛國者成立的，為了向朋友們樹立一個遵守法律的模範，如果沒有秩序，我們剛剛獲得的自由毫無疑問會離我們而去，並且將我們埋葬於一個比我們剛剛擺脫的奴隸制還深的深淵裡。」他們可能不知道，就在他們表達熱切期望的那天，革命到此為止還是安全和平靜的，而當路易十六開始那一趟令人不齒的行程時，這些期望註定要破滅。

自從1789年7月開始，國民議會就面臨著雙重挑戰：如何保護革命免遭反對者的破壞？革命又應當進行到何種程度？這些問題在1791年年中釀成一個驚天危局。路易十六對於自己權力受限和批准教會改革而遭到批評非常不滿，他在6月20日夜裡和他的家庭從巴黎出逃。他留下了一份聲明，否定了革命的方向：「這麼多的犧牲唯一的結果就是看著王國被毀滅，所有權力被廢止，個人財產遭到侵犯，所有人民的安全都處於危險當中。」他呼籲他的臣民回到他們熟悉的統治下：

法國人民，尤其是巴黎的人民，列位先王曾經樂於將你們稱作「善良的巴黎」，要小心你們的虛偽朋友們的建議和謊言；回到你們國王身邊吧，他將永遠是你們的慈父，你們最好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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