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者||白立平：《翻譯家梁實秋》
本文來源：翻譯學研究
編輯推薦
由白立平著的《翻譯家梁實秋》從「梁實秋的翻譯思想綜述」開始，對「梁實秋新人文主義思想對其翻譯的影響」、「翻譯的選材問題」、「『贊助』與翻譯——胡適對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的影響」、以及「梁實秋與魯迅論戰期間有關譯作的分析」等多個角度對梁實秋的翻譯思想和理論進行了探討，並系統梳理了梁實秋對翻譯態度、翻譯功用、翻譯目的以及翻譯標準等方面的翻譯觀。
作者簡介
白立平，南京大學翻譯學碩士，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學博士，現為香港嶺南大學翻譯系助理教授。曾擔任香港理工大學翻譯學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2005-2007)、香港浸會大學翻譯中心博士後研究員(2008-2009)。有二十多篇學術論文發表於Across Languages and Cultures、 Perspectives：Studies in Translatology、The Translator、Humanitas、《清華學報》、《中外文學》、《翻譯季刊》等重要國際學術刊物。其中有八篇發表於A&HCI及SSCI刊物。同時也發表了二十餘篇/部英漢或漢英翻譯。
目錄
第一章 引言
第二章 詩學與翻譯(一)：翻譯思想
第三章 詩學與翻譯(二)：文藝思想
第四章 政治意識形態與翻譯
第五章 「贊助人」及「專業人士」與翻譯
第六章 總結
附錄 梁實秋翻譯年表
引用文獻
索引
後記
序言
十年磨一劍
——序言
金聖華
2000年，香港中文大學翻譯系招收了第一位博士生。這位畢業於南京大學碩士班的年輕人，是經過競爭劇烈的入學評核給選拔出來的，為人謙遜訥言，卻又認真執著。他提出要以梁實秋的翻譯成就作為研究題目，這在當時國內有關梁公的研究資料相對匱乏的年代，的確相當獨特，但是年輕人專心致志，鍥而不捨，經過了四年的不斷努力，終於在2004年完成了論文《詩學、意識形態及贊助人與翻譯——梁實秋翻譯研究》，是為坊間最早研究梁實秋翻譯活動的專著；而白立平也成為中文大學翻譯系第一位取得博士學位的畢業生。
畢業後，白立平博士先後在香港各大專院校任教，於2011年返回母校中大翻譯系，隨後出任助理教授一職迄今。十年在職期間，白博士不但悉心執教，且勤於鑽研，對梁實秋的翻譯活動與翻譯成就，進一步鉤稽史料，探索源頭，經過持續開拓，常年積累，終於「新知培養轉深沉」，成就了《翻譯家梁實秋》一書，並由北京商務印書館出版，為梁實秋研究的範疇，填補空白，增添新頁。
梁實秋為我國近代傑出學者，以散文創作、文學評論、詞典編纂及文學翻譯等多方面貢獻聞名於世，其中尤以《莎土比亞全集》的翻譯，成就了如余光中教授所述的「赫九力士大業」（Herculean task）。要評述梁實秋畢生的翻譯碩果，譯論建樹，談何容易，文本研究當然是其中一法，然而白立平所採取的策略卻是「以查考文本以外因素為重點」，借鑒「操控學派」代表人物列夫維爾（Lefevere）有關意識形態，詩學，贊助人及專業人士的論述，以抽絲剝繭，探本溯源的方式，剖析梁實秋的翻譯思想與文藝思想的緣起，意識形態對翻譯實踐的影響，翻譯標準對翻譯態度的作用等方方面面千絲萬縷的關係，以便理出一個清晰可循的頭緒。
作者採取的是理性的觀點，持平的態度，一切以事實為根據，並運用大量一手資料，以為佐證。因此，書中無論引述梁實秋與魯迅之間有關翻譯的劇烈論戰，探討梁實秋文藝思想的演變與發展，受白璧德影響而轉化為新人文主義信徒的過程，分析梁實秋涉及人性的文學觀等，皆不偏不倚，不褒不貶，使人讀來深覺信實可靠。
論者向來認為梁實秋的翻譯作品，以「信」為重要特徵，至於是否「雅」，則見仁見智。甚至有人詬病梁實秋翻譯的莎士比亞過於忠實，以至於文采不足，與其創作的散文集《雅舍小品》不可同曰而語。白立平在書中對於這個令人費解的現象，引用大量資料，並不厭其詳來分析，立論精確恰當，使人信服。
《翻譯家梁實秋》一書，涉及梁實秋所有翻譯作品產生的前因後果，以及所有翻譯活動促成的來龍去脈。此外，作者並參閱多種重要文獻，在書後附上「梁實秋翻譯年表」，是為迄今最詳盡可靠的參考資料。《翻譯家梁實秋》一書是作者孜孜矻矻，窮十年功力的心血結晶，所謂學問尚精專，「十年磨一劍」，信然！
後記
本書由我2004年遞交給香港中文大學研究院的博士論文《詩學、意識形態及贊助人與翻譯——梁實秋翻譯研究》改編而成。論文未正式遞交之前，廣東外語外貿大學的王友貴教授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蔣月梅編輯曾與我聯繫，希望能將論文以《翻譯家梁實秋》為書名出版。當時也徵得了中大研究院的同意，但我最終沒有在合同上簽字，主要是擔心論文有不夠成熟之處，希望繼續認真修改，不敢草率出版。在此，我謹向王友貴教授和蔣月梅編輯表達誠摯的謝意和深深的歉意。
本書的部分章節，先後以獨立文章的形式在一些學術刊物上發表，這些刊物有嚴格的匿名評審制度，不管採納與否，一般都提供比較詳盡的審查報告，使我受益匪淺。文章能夠在這些重要刊物上發表，也是對我莫大的鼓勵。這幾篇文章分別為：(1)《「贊助」與翻譯：胡適對梁實秋翻譯莎士比亞的影響》(台灣《中外文學》2001年第30卷第7期)；(2)《文藝思想與翻譯：梁實秋新人文主義思想對其翻譯的影響》(台灣《中外文學》2003年第31卷第9期)；(3)《翻譯與政治：剪不斷，理還亂——談「李啟純」翻譯的<百獸圖>(Animal Farm)》(香港《翻譯季刊》2007年第43期)；(4)《粱實秋翻譯思想研究》(台灣《淡江人文社會學刊》2007年第32期)；(5)《翻譯「可以省說許多話」——粱實秋與魯迅論戰期間有關譯作的分析》(台灣《清華學報》2009年第3期)；(6)《翻譯的選材問題——以<結婚集>譯本為例》(台灣《廣譯：語言、文學與文化研究》，2012年第7期)。這幾篇文章再次收入本書時又做了一些修改。
在此，我要感謝導師金聖華教授和王宏志教授的耐心指導。非常感謝金教授在百忙中抽出寶貴的時間帶病為本書寫序言。她曾冒著酷暑，犧牲了休假，用了幾個月時間幫我逐字逐句修改。在我每次遇到困難和挫折的時候，她總是給我熱情的鼓勵，給予無私的幫助。她德高望重，在為人為學方面都為我樹立了楷模。王教授有非常嚴格的要求。從他那裡，我更體會到了做學問一定要一絲不苟，如履薄冰，不可以有半點馬虎。
本書能夠得以出版，要感謝商務印書館英語室的領導和編輯，特別要感謝魏令查先生的熱心推薦、劉軍懷先生的支持以及顧曉軍編輯的細心審閱。我的學生助理潘量海和鄭映雪也幫我校對書稿。在此我還要感謝妻子慶萍的支持，她甘心做「全職」的家庭主婦，承擔起照看家霖的責任．還抽出不少時間幫我校對書稿。
粱實秋在《文學的嚴重性》一文指出，文學創作及閱讀都應該有一種「嚴重」的態度。對他翻譯活動以及其他任何翻譯活動的研究也都需要以這種「嚴重」的態度來對待。萬萬不可急功近利，這是我在研究梁實秋翻譯的過程中學到的。儘管筆者儘力以「嚴重」的態度來寫這本書，但不足之處仍在所難免(責任也在筆者)，懇切希望能夠得到各位專家學者的批評指正。
文摘
詩學，可以是一個時期主流的詩學，也可以是某一團體或個人的詩學。由於本書是翻譯家的研究，將主要涉及譯者梁實秋本人的詩學觀念。將列夫維爾有關詩學的論述應用到翻譯家研究，可以作這樣的劃分：譯者的詩學包括其翻譯思想、文藝思想以及翻譯策略。翻譯思想是譯者對翻譯態度、翻譯標準、翻譯功用、翻譯目的等問題的看法；文藝思想是譯者翻譯文學作品時所持的文學觀念，包括對文學的本質、文學應該扮演的角色等問題的看法。這兩方面是譯者對於翻譯功能及文學功能的認識，是列夫維爾所說的詩學的功能成分（functional component）的引申，譯者的翻譯策略是譯者在具體翻譯中針對如何用詞、如何在譯文中再現原文的文體及修辭等問題所採用的處理方法。譯者的翻譯思想會影響其翻譯策略，翻譯策略也是翻譯思想的體現。文藝思想的影響則主要體現在翻譯選材方面。譯者在選擇文藝作品進行翻譯的時候，他對某部作品的認識決定了他是否會選擇這部作品進行翻譯。某部作品不一定完全與譯者的文藝思想相吻合，但至少這部作品不會與他的文藝思想相衝突。但這裡所說的是在一種理想的環境下進行的，即譯者有完全的自主權選擇作品來翻譯，並且有完全的自主權來決定翻譯的方法。但實際情況往往不是如此，譯者的翻譯活動會受到贊助者或某些專業人士的干涉或影響。同時，譯者的詩學在不同時期也可能發生變化，從而影響翻譯的策略；在譯者的翻譯主張不發生變化的時候，也可能出現翻澤主張與翻譯策略不一致的情況。
關於詩學與翻譯的問題，本書將分兩章進行討論。首先談論梁實秋的翻譯思想，包括他對翻譯態度、翻譯功用、翻譯目的、翻譯標準等問題的看法，並以他翻譯的《莎士比亞全集》為例來討論他的具體的翻譯策略。有關文藝思想與翻譯的問題，將在第三章探討。
一、翻譯態度
梁實秋認為，譯者應該持有一種嚴謹負責的態度來從事翻譯。他曾多次著文，對一些不負責任的翻譯活動進行抨擊。新文化運動以來，翻譯活動非常活躍，各種書籍被譯成中文，但也出現了一些魚目混珠以及粗製濫造的問題。梁實秋1927年6月23曰在《時事新報·青光》上發表短文《翻譯家》（署名秋郎），無情地諷刺了這些現象：「自從鬧了新文化，憑空添了無數的翻譯家。翻譯家的資格，是很嚴的，第一，要膽大，第二，洋文至少要有大學一年級的程度，第三，中文至少要能寫一段短短的清通的語體文。最要緊的是第一項資格。所以能做翻譯家的人就多了。」（秋郎，1927）很明顯，梁實秋在這裡是以嘲諷的口吻來談論「很嚴的」「翻譯家的資格」。從他所講到的三個所謂的成為翻譯家的條件可以看出，梁實秋對於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翻譯活動非常不滿，很多所謂的翻譯家中英文功底不夠，外語初通，中文勉強，但卻膽子很大。這一現象是新文化運動以來的翻譯大潮夾裹而來的。梁實秋將這樣的翻澤家分為「四個等級」：第一等的「不備字典」，即使備了也不常用；第二等的「備有一部小字典」，只是偶爾使用；第三等的「備有大字典」，時常使用；第四等「不備字典」，即使準備了也不常用。第四等與第一等的區別在於，第四等「不必翻字典」，第一等「不肯翻字典」。劃分這四個等級的標準，「是按其作品銷路之多寡而定」。（秋郎，1927）譯者只圖銷路好而粗製濫造，是一種不嚴謹的翻譯態度。在翻譯中遇到疑難問題，能否認真查閱字典，是翻譯態度是否認真的一個重要方面。顯然，梁實秋對這所謂的「第一流的翻譯家」非常不滿，因為這樣的「翻譯家」根本不準備或使用字典，對於翻譯中出現的疑難問題敷衍塞責，梁實秋這樣對其大加揶揄：
如今第一流的翻譯家，真是膽大如天，完全可以脫離字典而獨立，並且常常翻出許多新的意思，補字典之所不足。瞎貓撞死鼠，撞到了譯本洋書，書名若是新鮮好聽，馬上就可動工。先抽出幾章，改頭換面的編成一本書，然後再一頁一頁的譯出來。所以一本洋書至少可以化出兩本中文書來。假如中文方面照例的不很通順，你說這是「直譯」。假如洋文方面又照例的誤譯了許多，你可以說：「譯時倉卒，疏忽之處在所不免。」最不得了，你還可說那是「手民之誤」呢！（秋郎，1927）
看來這「第一流的翻譯家」的問題是對原作及讀者不負責任，斷章取義，又懶於查考參考書，翻譯時不加選擇，正如梁實秋在《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中所說的，凡投其所好的便加以迻譯。（梁實秋，1997c：11）在梁實秋看來，翻譯活動也要受理性的制約，是要對作者、讀者負責的，而不應隨心所欲毫無顧忌地進行翻譯。P16－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