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譯是可恥的嗎？

文史 07-14

轉自：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

哲學園鳴謝

《翻譯之恥：走向差異倫理》是勞倫斯·韋努蒂(Lawrence Venuti)教授繼1995年出版《譯者隱身：一部翻譯史》（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之後，於1998年出版的有關翻譯研究的第二部專著。在短短的三年之內，韋努蒂教授就推出兩部對後來全球翻譯理論界產生重大影響的作品。《譯者隱身》已由張景華、蔣驍華於2009年譯出中譯本，而眼前的這部譯著便是可視為其「姊妹篇」的《翻譯之恥》的中譯。

韋努蒂

《譯者隱身》運用歷史考古學的方法，梳理了從17世紀至20世紀末的英美翻譯史。在該著作中，韋努蒂發現「通順」(fluency)譯法超過了其他翻譯策略，塑型由其他語言譯入英語的外國文學經典。站在英美語言及文化的立場上，韋努蒂拷問在翻譯行為發生的過程中，諸種本土價值觀念被潛移默化地「銘刻」進了異域文本，進而將其遮蔽。他繼而拈出一種能對抗通順譯的翻譯理論與實踐，旨在倡導在異域文本中傳達出原作在語言與文化上的差異。韋努蒂選取歐美的各種翻譯文本作為實例，詳細闡述了翻譯可以被視為研究和實踐差異的場所，恢復並修正已被遺忘的翻譯，從而建立起另外一種「異化翻譯」的傳統。

《翻譯之恥》延續並深化了《譯者隱身》對翻譯的考察。韋努蒂開門見山直接提出問題：是什麼使得翻譯這個需要譯者付出巨大勞動並對社會進步起著重要作用的智力工作一直處於邊緣地位？他自問自答，翻譯作為一種書寫形式受盡了恥辱：翻譯遭到版權法的排擠，為學術界所輕視，並被出版商、政府、宗教組織所剝削利用。接下來他追問，究竟是什麼造成了這諸種恥辱？韋努蒂站在社會文化這個宏大的立場上來審視翻譯問題，分引言和八章就上述問題給出了回答。這八章分別是：「異質性」「著者身份」「版權」「文化身份的形成」「文學教學」「哲學」「暢銷書」以及「全球化」。這八章看似鬆散，實則緊密相連：在這些不同的社會以及文化領域中，翻譯受盡了多種恥辱。韋努蒂操用不同的後結構理論、文化研究理論以及全球化理論，分別給出了鞭辟入裡的分析。關於這些恥辱的成因，韋努蒂總結為兩點：第一，是翻譯界內部認識的不一致造成了被邊緣化；第二，是翻譯界以外各學科和社會力量的排斥與打壓，造成了譯者的無名地位。

《巴別塔》(勃魯蓋爾)

引言明示該書的目的，即要通過質詢翻譯與使其邊緣化的因素之間的關係來揭示諸種翻譯之恥。在這裡，韋努蒂闡明自己使用的是一系列的文化研究的手段，其目的就在於促進對當下翻譯行為、譯者地位的思考，用以更恰切地評價翻譯文本所起到的社會功用，拓展翻譯項目，並使翻譯研究成為一項更為穩固的學術研究，從而為翻譯贏得更大的文化權威與更為有利的法律地位。

第一章「異質性」從學理層面闡明翻譯是一門廣闊的學科領域，涉及語言學、多種外國語言、比較文學與人類學。在這些領域不可通約時，對翻譯的誤解便會產生。為了突破這些誤解，韋努蒂引入「少數文學」的概念，並認為語言是一種合力，標準方言佔據著主導，翻譯要釋放出「語言剩餘」，這樣就會顛覆標準方言。少數化翻譯所帶來的異質性話語，能彰顯原語與目的語之間的語言文化差異。韋努蒂站在這一立場上，極力地批判了語言學翻譯理論的諸種局限。

在第二章「著者身份」中，韋努蒂認為使得翻譯處於邊緣地位最重要的因素，可能是現行的著者身份觀念。因為，通常情況下，原作是原創的、獨立的文本，譯作則被看作是原作的模仿，因而是派生性質的、非獨立的文本。這一根深蒂固的觀念限制了翻譯的發展，阻礙其跨越不同的文化層級。韋努蒂使用路易的例子，說明翻譯理應被認為是一種學術研究的形式。韋努蒂將這一邊緣的因素追溯到這個層面，是極富洞見的。

第三章「版權」認為，版權法也是翻譯之恥的根源之一。現行的版權法注重原創，貶低譯作，無視譯者的創造性付出，因而直接造成出版商（社）對譯者的經濟剝削。原作者的創作行為受限於寫作目的、讀者群、文化、歷史等因素，譯者創作譯作，是截然不同於寫作過程的，因而可視為獨立的創作。如果原作者和出版社非要把持住作品不放，則這些作品就會毫無翻譯價值。秉持著這一認識，韋努蒂認為原著出版後的五年，譯者即可無償使用原作。

第四章「文化身份的形成」認為，翻譯總是歸化行為，將異域文本銘刻進本土易於理解的語言與文化價值觀，而且這一銘刻過程，則操控著翻譯的生產、流通以及接受的環節。這產生出不同的文化及政治影響。這些影響中最重要的，也帶來翻譯之恥最為深刻原因的，就是文化身份的形成。翻譯能釋放出巨大能量，用以建構並再現異域文化。選譯不同的異域文本，制定不同的翻譯策略，能為異域文學、文化建立起獨特的本土經典。因而，翻譯可以塑造身份的形成，推動它的革新與變動。韋努蒂本章列舉的例子，如古典學學者瓊斯、日本小說的美國譯者福勒、《聖經》的翻譯，都精準地例證了前述觀點。在本章的結尾，韋努蒂闡釋了兩種翻譯倫理：化同倫理以及差異倫理。他認為後者能將異質性引入。這一差異倫理的提法，是這部著作的核心概念。

第五章「文學教學」認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英語一直是譯出最多的語言，同時又是譯入最少的語言。這一格局的不對等維持了英美享有政治、經濟與文化等多方面的霸權。這種統治地位，與翻譯所處的邊緣地位碰巧同時存在。韋努蒂首先考察課堂教學中翻譯的狀況，認為在文學及理論課堂中，翻譯作品被大量使用，教師也通過大量譯作來講授外國文學、哲學的思想與觀念，但同時極力迴避所使用的材料是經過「翻譯」的。這顯然是對翻譯的漠視。韋努蒂號召要正視翻譯所起到的作用，因為譯作中必定包含大量的語言剩餘。講授譯作，就是要講授譯作中的語言剩餘。所以選擇譯本時，要選擇語言剩餘豐富的譯作來講授，這樣就可以使學生意識到翻譯在文化身份、文化認同層面所起到的重要作用。

古埃及文字

第六章「哲學」沿襲了第五章的思路，韋努蒂認為，哲學領域存在著與文學領域相似的無視、漠視翻譯的狀況。就此，韋努蒂仍然強調了剩餘的概念。哲學作品的特點是概念稠密，譯者不僅要尋求概念相應的對等詞，更要保持譯作對讀者具有吸引力。譯者的翻譯過程，是一定要將剩餘展現出來的。只有這樣，才能凸顯譯文的地位，從而顛覆原作在譯入語中的霸權，將哲學傳播中翻譯佔據的重要地位歸還給譯作及譯者。韋努蒂的結論自然就落在通過思考翻譯，哲學不會走到盡頭，不會淪為詩或者歷史，但是哲學要敞開胸懷，去擁抱其他形式的思考與書寫。

第七章「暢銷書」認為，譯作能在譯入文化中成為暢銷書，是由於譯者對譯作進行了「歸化」修改。韋努蒂動用大量篇幅考察了卡米羅書系在美國的接受、編輯與翻譯的過程，以此來詳述大眾的通俗審美觀和精英審美觀對翻譯的影響。

第八章「全球化」認為，翻譯正在獨家揭秘幾百年來構建國際事務的諸多不對稱。在很多發展中國家，翻譯是必須的、義務的，成為了殖民統治的必要手段。同理，跨國公司也通過翻譯進行新形式的殖民。在這些表面現象之後，韋努蒂反而看到了深受其害的並非是發展中國家，而是發達國家，因為這不利於文化發展的多樣化。因而，歸化策略就不應該繼續使用，應當採用抵抗的策略，以使在譯入文化中居邊緣地位的外來文化得以凸顯，這樣才能促進譯入語文化的發展。韋努蒂以嚴復、林紓、魯迅的翻譯實踐促進中國語言文化的現代性等多個例子來證明，帶有異質性的翻譯能有效促進譯入語語言與文化的發展，並提出因地制宜倫理的觀念。這為本書的結尾划上濃墨重彩的一筆。

綜觀《譯者隱身》與《翻譯之恥》這兩部著作，韋努蒂教授在「翻譯研究文化轉向」的大學術背景下對翻譯史採取多學科綜合的研究方法，不但建立起頗具建設性的翻譯思想和翻譯理論建構思想，而且為當代譯者的新形象及其生存狀態的構建奠定了基礎。這為歐美翻譯理論界，甚至整個國際翻譯理論界，發出了截然不同的聲音，為當代翻譯理論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並引發譯家、譯論家對翻譯問題更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從而加速翻譯研究從學術邊緣走向中心的步伐。這是韋努蒂教授「一以貫之」之道。

韋努蒂的翻譯研究，目的有二。一是有關翻譯學科的構建。為此，他引進了諸多理論家的術語，搭建了自己獨具特色的翻譯理論體系：在《譯者隱身》中有改變閱讀譯文方式的癥候式閱讀(symptomatic reading)、凸顯譯者主體性的「譯者的隱身」(translator』sinvisibility)、話語策略與翻譯倫理合一的異化歸化翻譯(foreignization and domestication)、作為異化翻譯策略的「反常式忠實」(abusive translation)與「對抗式翻譯」(resistancy)；在《翻譯之恥》中有讓翻譯蒙難的「翻譯之恥」(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抵抗譯入語文化的「少數化的翻譯」(minoritizing translation)與「語言剩餘」(remainder)、「文化身份的形成」(the formation of cultural identities)、考察翻譯產生社會影響力的「存異與化同倫理」(ethics ofdifference and sameness)、「因地制宜倫理」(ethics of location)以及之後的批判的闡釋型(hermeneutic model)與定於一尊的建構適合譯者以及翻譯研究的一種翻譯文化(a translation culture)等等。二是他把這些術語當作「標準」，並以此來衡量翻譯產生的影響。在韋努蒂看來，翻譯無論好壞，以能促進語言、文化的變革與更新為指歸。這兩條線索互相交織、互相影響，共同成就了韋努蒂的理論「大業」。

詳審韋努蒂從異化翻譯到因地制宜倫理的翻譯理論研究，不難發現，他思考的根本問題，是如何對待語言和文化之間的差異性問題以及如何衡量藉由這些差異性所帶來的社會、語言及文化變革的問題。他認為，翻譯首先是文化問題，然後是社會問題，最後是倫理問題。他以此告訴我們，翻譯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所取得的輝煌成就，是不能視而不見的。韋努蒂提倡的翻譯倫理，預設了當下世界的不平等，他要刻意去揭示語言、文化之間的不平等性，所以要通過張揚「差異」來伸張正義。他一直思考著譯者、譯作的地位及身份、翻譯在學術界的地位以及翻譯與社會、翻譯與文化、翻譯與倫理的關係等諸多問題。

韋努蒂以自己的翻譯研究和持續30多年的翻譯實踐告訴人們，翻譯帶來了巨大的語言、文化和社會變化。這就是翻譯所燭照出的神韻。韋努蒂以此彰顯自己對英美主流文化的抵抗。在韋努蒂為翻譯及翻譯學科鳴不平的聲音之外，我們也感受到了韋努蒂在誠懇地期許一個沒有翻譯之恥、沒有翻譯悲情的烏托邦，他渴望一種可以讓翻譯穩定棲身的價值，一種屬於翻譯與譯者自身的、健康的、良性發展的翻譯文化。從他的翻譯研究中，我們清晰地感受到，擺在翻譯理論工作者面前的任務，不是對「能不能翻譯」這一問題的反覆追問，也不是對「如何翻譯」進行應用型的研究，而是「應該」通過對已有的翻譯事實如何展開充分的研究，以考察翻譯所產生的社會、歷史以及文化變革。這樣，譯者與譯論者將不會感到恥辱，而會從容地從隱身的後台走向顯身的前台。我們從韋努蒂的翻譯研究來審視，翻譯確實發揮了積極作用，的確一再促進著人類社會的共同進步。

【本文作者蔣童，首都師範大學外語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