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獲得在中國傳教特權的部分傳教士曾犯下那些惡行？

鴉片戰爭後，外國傳教士憑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獲得了在中國傳教的特權。

中英《南京條約》規定：「耶穌、天主教原係為善之道，自後有傳教者來到中國，一體保護。」

中美《望廈條約》第十七款也寫明教士除了能在五口傳教外，還可以建立教堂。」

中法《黃埔條約》第二十三款除規定法國傳教士可在五口傳教外，還規定「倘有中國將佛蘭西(即法國）禮拜堂、墳地觸犯毀壞，地方官照例嚴拘重罰。」

在這些條約的保護下，基督教各派在口岸城市迅速傳布，並以各種形式向內地迅速滲透。

第二次鴉片戰爭後，通過《天津條約》和《北京條約》，外國傳教士進一步獲得了在華傳教的自由，並可在華購置田產，由此教會勢力在中國各地迅速蔓延。

眾多傳教土在傳教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傳播了西方先進的科學文化知識，為中華文化輸入了新鮮的血液，對中華文明的促進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但是，各種教派在華傳教過程中，一些不法傳教士及惡教徒同時也犯下了累累罪行，引發了一系列教案，最終激起了中國人民廣泛地反抗。

不法傳教士及惡教徒所犯下了累累罪行，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外國傳教土在華肆意霸佔田產，掠奪財富

鴉片戰爭後，道光帝諭令將清前期禁教時期沒收的教產統統發還。外國傳教士藉此颳起「給還舊址」的風潮。當時許多房產已在當年由教士作價賣給了中國平民，100多年間多次易手，而且房主已經多次花錢修葺。但是外國傳教士全然不顧民情，強行索要。

各國傳教士又根據中法《北京條約》中「任法國傳教士在各省租買田地，建造自便」的條款，掀起了一股強買房地產的惡潮。他們依仗特權，壓價強買，甚至強要惡索，盜買盜賣，強迫捐獻。還有一些傳教士，利用手中特權，大量攫取黃金、白銀、古玩、文物。這一時期，中國大量文物典籍流落海外，許多傳教士靠倒賣文物發了橫財。

二、傳教士庇護劣跡斑斑的教民

基督教為擴大在華勢力，極力擴大教徒隊伍。應該承認當時入教的人不乏虔誠信仰者，但「吃教」、「恃教」者也大有人在，尤其是地方上些惡紳、富賈、地痞、流氓多為逃賦漏稅，尋求庇護入教。他們依仗教會勢力，搶田霸產，姦淫婦女，走私販毒，欺壓平民，橫行鄉里，為非作歹。

外國傳教士對此等教民的種種劣行不僅視而不見，反而出面予以庇護，甚至鼓勵他們衝撞官府，尋釁滋事，又藉此打擊地方官府的權威，樹立教會威信。凡此種種，無不增加一些地方官員和廣大人民群眾對教會的敵視。如法國傳教士馬賴在廣西西林傳教期間，吸收了一些地痞無賴、賭棍等入教，甚至勾結當地「綠林劫匪」,以取得其保護。這些不法之徒「竄街妖言惑眾，糾伙拜會，姦淫婦女，搶劫村寨」,引起當地人民的痛恨。馬賴因此於咸豐六年(1856)一月二十四日被新任知縣張鳴風就地正法，釀成「西林教案」,亦稱「馬神甫事件」。法國以此為借口，夥同英國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

法國傳教士馬賴

三、外國傳教士依仗特權干涉中國司法

一些外國傳教士依仗不平等條約所賦予的特權和列強在華勢力，干涉中國司法。光緒二十二年(1896)清政府總理衙門頒發《地方官接待教士事宜》的文件規定：「總主教，主教品位與督撫同級。攝位司鐸、大司鐸與司道同級。司鐸與府、廳、州，具同級，教務判紛發生時，應由教中品秩相當的教士與同級的中國官員，轉請外國公使或領事會同解決。」

這無疑是把中國的司法大權拱手讓給了傳教士，所以，近代以來傳教士包攬訟詞、包庇教徒的事件頻頻發生，不論是非曲直，只要教士「具片送州，包定輸贏」。於是一些心術不正的人，為打官司而入教，使地方上一些人戲稱天主教為「打官司教」。許多教案皆因教士包庇惡棍而發生。

曾國藩在同治九年(1870)的一道奏摺中講：「凡教中犯案，教士不問是非，曲庇教民，領事不問是非，曲庇教士，遇有民教爭鬥，平民恆曲，教民恆勝。教民勢焰愈橫，平民慣郁愈甚。郁極必發，則聚眾而群思一逞，」曾國藩對教案起因的分析，基本符合實際，切中肯綮。教士干涉中國司法權，不僅引起平民百姓的怨憤，許多清王朝各級官吏也極為不滿。

「巨野教案」發生地巨野縣磨盤張庄村

四、教會醫院、教會學校、育嬰堂存在虐待學童、虐待嬰兒的事實

外國基督教各團體在中國開醫院，辦育嬰堂，辦學校本為擴大教會影響的善舉，但有的教會醫院把中國貧民當試驗品致傷致線，有的教會學校虐待學童，有的育嬰堂內虐待嬰兒致死的事件屢屢發生。

如同治七年(1868)揚州育嬰堂發現被虐待致死的嬰兒40案多個，引發當地群眾的強烈憤特慨，最終釀成「揚州教案」,約有1萬多群眾衝擊了教堂，並毆傷教士及其女眷數人。

再如光緒十七年(1891)無錫天主堂發現嬰兒屍體200餘具；丹陽天主堂發現腐爛嬰兒屍體70餘具，皆引起當地民眾的憤慨，最終導致民教衝突。

其實這些幼孩未必全是教會加害的，但這些事例卻在社會上迅速流傳，就變成如育嬰堂拐騙童男童女，「剖心剜眼用來配藥」等聳人聽聞的消息或謠言，結果只能在中國人民反教情緒上火上澆油。

五、一些外國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強行干預地方民俗

外國傳教士在傳教過程中，還強行干預地方民俗，強制推行不同於中國傳統的西式風俗習慣，引發中國民眾的不解和嚴重不滿。如咸豐十一年(1861)，山西傳教士不許教民出資參加演戲酬神的民間傳統活動，破壞了當地沿襲已久的群眾集資自娛的傳統習俗，遂導致嚴重的民教衝突。

再如有的外國傳教土不許教民遵從敬祀祖宗的習俗，最易引起中國廣大民眾的反感。因為在廣大中國民眾看來，這是有悖天理的禽獸之行，而由此引發的民教衝突也不在少數。

不法傳教士及其庇護下的惡教徒的累累惡行，引發了中國民眾廣泛的不滿和反抗，導致晚清教案頻頻發生。

綜觀這些教案，基本上都是由於傳教士的不法行為引起的，軟弱的地方官府不敢主持公道，判明是非，憤怒的群眾只有採取暴力手段進行仇殺，有時群眾運動甚至得到官吏的暗中縱容或支持，結果每每釀成流血事件，導致教案發生，而每次教案中外交涉的結果都是以清政府屈服於列強的壓力，懲辦有關官員和民眾、向洋人賠禮道，支付巨款告終，結果只能是加劇民教之間的矛盾衝突，教會勢力氣焰囂張，群眾反抗情緒日益激烈，最終導致了蔓延中國北方、震驚世界的義和團反帝愛國運動，給予在華教會勢力以沉重的打擊，不過經過義和團運動後，傳教士終於認識到，一種外來文化必須與本土文化相結合才能生根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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