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代國醫楷模，一生致力中西醫結合，其子從事西醫事業

章次公，名成之，江蘇鎮江人。國醫大師，丁甘仁、章太炎之徒，朱良春、費開陽、王羲明等著名醫之師。

章次公之父為清末的秀才，同盟會會員，曾留學日本，歸國後參軍，成為革命烈士趙伯先先生部下。辛亥革命失敗後，章父鬱鬱寡歡，歸隱家鄉，因病早逝。章父去世前，曾囑咐章次公：萬不可從政，學好古文，將來從醫，練習武術，強健體魄。章父忠告影響章次公一生，章次公十二歲時便研習《內經》、《傷寒論》等醫術，發奮圖強，立志以醫救國。

（章次公）

1925年，章次公二十二歲，從上海中醫專門學校畢業後，他在廣益中醫院任職三年，並且開始收徒教學。章次公治病不問貴賤一視同仁，若是遇到貧困的病人，他必定傾囊以助藥費，所以章次公在民間，也有「貧民醫生」的美譽。

章次公師從孟河派大師丁甘仁，後又經過曹穎甫先生的指點，但章次公從未被兩家學說所禁錮，在大半生的從醫生涯之中，依舊不斷創新，自成一家。章次公也是著名國學大師章太炎的學生，章太炎先生不僅是文壇宗師，對國醫亦有深刻的研究。章太炎治學樸實無華，對章次公產生了深刻的影響。章次公脈案簡練清晰，也是因為其高超的文學素養。章太炎曾開玩笑說章次公「筆短如其人」，一是調侃章次公身材矮小，二也是在誇讚他的醫案精鍊簡明。

當時在上海，章次公和丁濟萬同為上海名醫，兩人同出孟河醫派，都是丁甘仁的傳人。但行醫風格大相徑庭，浙江中醫名家張明權先生曾作一篇文章《丁濟萬和章次公兩先生面面比較》，短短數語，便將兩者醫德、醫術論了個高低。

丁濟萬在上海名聲大噪，看病者只要對黃包車說個名字就能送到，都不用說地址。他一天看一百多號病人，開方子一帖又一帖，沒個三四帖好不完全。平日報紙之上，丁濟萬的大名常常可以見到，請客宴友也是常事。丁濟萬三代名醫，出門有車，家中有別墅，傭人不少，匾額滿牆，家門外掛著「孟河丁甘仁長孫」的牌子。丁濟萬出門身上定是高端成衣，身後還有兩個人跟著，平日交往的都是杜月笙、黃金榮、吳開先之類的上海名人……

而章次公呢？章次公的名聲沒有轟動全上海，不是上海人口中頂尖的醫生，但在中醫界，是名副其實的大師。章次公每天只看三四十號病人，病人藥到病除，基本上不會再來。他住在小屋子裡，出行就是一輛三輪車，每日停在診所外面。章次公出門衣料樸素，因為常常抽煙弄得煙跡滿身。章次公門外懸掛著「章次公寓」的小牌子，很少和有錢有勢的人打交道……

1937年，上海淪陷，章次公依舊留在上海，為百姓治病。當時章家一貧如洗，汪偽政府曾經說服章次公在軍中擔任重職，被章次公嚴詞拒絕：「寧可全家餓死，也不當漢奸」

（上海中醫專門學校）

1928年，章次公來到了上海，與王一任一同創辦了中國醫學院，次年，與王一任、陸淵雷、徐衡之共同創辦上海國醫學院。上海國醫學院的校訓為「發皇古義，融會新知」。筆者此前曾經寫過章次公之徒朱良春的文章，朱良春出師之日，章次公就給了他一幅字，上面寫著這八個大字。

短短八個字，章次公一生都在探索，實踐。

章次公所處的年代極為特殊，因為西方文化的傳入，人們普遍有了「崇洋」或者「恐洋」的心態。國民黨當局對西醫採取扶持態度，壓制中醫，甚至想要消滅中醫。章次公作為一個中醫工作者，對國民黨這種極端做法深惡痛絕，他曾憤怒道：「國民黨不亡是無天理，中醫如亡亦無天理。」

對於中西醫相互詆毀，各自固步自封的狀態，26歲的章次公提出了「發皇古義，融會新知」。這位大師早在90年前就提出了中醫和西醫應該互相借鑒，取長補短。同為醫者，當為病患，而非爭個顏面，辨個高低。

這是大師的格局，也是大師的態度。

（章次公醫案，提到X光檢查）

筆者寫中醫大師之文不過三兩篇，評論處痛罵「中醫騙人」、「中醫就該消失」的讀者數不勝數。我並非在鼓吹中醫萬能，無論中西醫，都是博大精深的科學，正如章次公先生所言：「如果中西醫依舊深劃鴻溝，相互攻短，那無異是開倒車，阻礙醫學的發展。」可惜90年過去了，章次公的理想還是沒有實現。

1951年，章次公參加上海中醫學會。會後，章次公一行人拜訪了當時著名的婦科專家蔡松春的診所。當時蔡松春正在為兩名婦科患者看病，其中一位是月經病合併心臟病。蔡松春查看患者的心電圖，章次公對同行的後生意味深長道：「我們中醫，在看病之時也要了解心電圖記錄，才能說出是什麼樣的心臟病，切記信口開河。」

章次公的兒子章鴻慈學的是西醫，章次公並未逼兒子走自己的路。在《我的父親章次公》中，章鴻慈回憶父親在上海紅十字會醫院擔任中醫部主任時，和當時的西醫部主任、留德醫學博士李邦政先生相交甚篤。章次公從李邦政處學習到了很多先進的西醫知識，並且細心整理，專門編寫了《中西醫學名詞對照》。章次公還邀請李邦政為自己的中醫學院的學生講解西醫的知識。章次公給病人看病之時，也是採用中西結合的方式，會詳盡地向病人介紹「化驗所」以及怡和醫院的X光透視。有的時候，章次公還會給病人介紹西藥，遇到天花和闌尾炎直接退號不治，讓病人趕緊去看西醫。

解放後，章次公來到了首都，在北京醫院中醫科擔任主任醫師，兼任中南海的保健醫生。他曾經多次為毛主席看病，還曾為周總理、朱德，鄧小平等國家領導人調理過身體。章次公大名在外，但對病人依舊一視同仁。一日章次公外出會診，發現專車司機換作別人，替班司機告訴章次公，原來的司機生病請假了。章次公處理完工作之後到了司機家中，親自為他診治。

曾經，在朱良春拜師學成之後，章次公曾給他一枚印章，上面寫著「兒女性情，英雄肝膽，神仙手眼，菩薩心腸」。

這也是章次公的人生信條。

從前筆者看一位學者寫過一句話：西醫是治人的病，而中醫是治病的人。

從戰爭年代走出來的這些國醫大師，治的不僅僅是人身體上的病，還有人心上的「病」。這份對國家的忠肝義膽和對人民疾苦的關懷，是他們在醫學成就之外，留給我們最大的精神財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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