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種娛樂圈,叫做我們大隊的「文藝宣傳隊」
四十年多前,有種娛樂圈,叫做我們大隊的「文藝宣傳隊」。歲月留痛:有種懷念叫我們村的文藝宣傳隊。
六、七十年代,有個很流行的說法,叫做「破四破、樹新風、移風易俗」。那時,在鄉下,即使到了新春佳節,走親串友也被視為封建陋習,更不用說舞獅子、玩旱船了。於是,有些耐不住寂寞的人便湊到一堆,玩起紙牌來消磨時光。
但是,被人檢舉揭發或是讓下村巡迴的村幹部(那時應該叫大隊幹部)發現了,那可就慘了——不論你有何說辭,統統以賭博論處。犯事者,站成排,拿繩子串了,每人都抗上桌子、板凳等賭具,在大隊幹部的押介下,游村示眾,不給你半點情面。
時間久了,公社和大隊又別出他策,大年初一就將男女老少弄出去挖山、修路,讓你那閒情逸緻在繁重的體力勞動中化為烏有。其實,公社也好,大隊也好,他們都明白,壓抑只能是暫時的,在無垠的荒漠里不播灑一點新綠,人們的眼睛總有疲憊不堪的時候。於是,就誕生了後來的文藝宣傳隊,並且,公社每年都要開展文藝調演。
我們蔡灣大隊比較窮,演員們的服裝都是自己準備的,雖然穿著俗氣、土氣,但是大姑娘小夥子們本身就是鮮亮無比的風景,走村串寨的,也挺受社員們歡迎的。因為有了宣傳隊,枯坐的鄉村又有了生氣,代表時代進步的先進思想終於佔領了農村文化陣地。
那時,我最羨慕的是趙畈大隊的演員,他們的服裝都是大隊統一配發的,節目不同,服裝也隨之更換,藝術得很。令我至今難忘的是他們排演的一幕古裝戲,叫《西門豹治鄴》——故事情節並不誘人(因為我們初中語文里就有那一課),讓人眼饞的是那妝扮。西門豹一身長袍,頭戴烏紗,腰懸長劍,那步態身形,都是我此前無法想像的新奇。從此,見了越畈籍的同學總覺得低人一等,對自個兒大隊的宣傳隊也輕看了幾分。
但是,無論什麼年代,人都是有自尊心好勝心的。我們蔡灣人並不是自甘落後的一群,我們也要求新、求變、求發展。揚眉吐氣的日子終於到了。第二年,我們大隊在排演《沙家浜》選段《智斗》一場時,胡傳魁、刁德一、刁小三們不知從哪裡搞來了幾套偽軍裝,穿戴整齊,配上寬皮帶,斜掛短槍(儘管那是木頭的),往那兒一站,就是不開口說話,也比藍底白花短褂外扎一條粉紅肚兜的阿慶嫂耐看。
從此,便覺得做一個蔡灣人並不比做一個越畈人差,到校後,再與趙畈籍的同學們扯淡時,也敢挺胸收腹吹鬍子瞪眼了。心說,你們西門豹腰懸長劍有什麼了不起,俺們胡司令還斜掛短槍呢!
正當我對宣傳隊崇拜得五體投地夜不能寐之際,突然接到大隊通知,讓我參加1976年度的宣傳隊。作為一個年僅13歲的在校生,能與崇拜多年的演員同台演出,我還真有些不知所措。到宣傳隊里好玩不說,還可以掙一份工分,節假日排練時,還管飯,那種一舉多得的美差,現在也難尋呀!
蘇東坡有兩句詩是「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放到詩里有道理,放到宣傳隊里可就沒有什麼道理了。如果你不進宣傳隊,你是絕對想像不出它的好處來的。小說家劉玉堂在《最後一個生產隊》里借用生產隊長出身的農民詩人劉玉才之口,唱出了一首頗有哲理的愛情詩:
集體勞動就是好,能把愛情來產生;
個體勞動則不行,不論你多麼有水平。
宣傳隊就是這樣一個生產愛情的溫暖集體。其實,那時的愛情並沒有現在的深奧神秘,男女之間不外乎逗逗嘴、摸摸手,膽子大一點的男演員,還可以趁人不備捏一把人家女演員的屁股。僅此而已,因此,雖然打情罵俏之事頻傳,但鮮有開花結果的。但是,僅此一點,就足以讓局外人羨慕得直掉淚。
那時的演員都是業餘的,有人白天要上學,有人白天要種地,排練大多是在夜晚。我們自然村離大隊部有好幾里的路程,我每晚都是與鄰村的兩位女演員(也是女同學)結伴而行。有一天傍晚,天黑得特快,走到半道,我們手電筒的燈頭、燈泡不知怎麼的給晃掉了,於是,我們三個人都蹲下來在黑地里亂摸亂抓,都想儘快找回失去的光明。一個不小心,我抓住了其中一位女孩的手,那麼涼,那麼軟,讓人捨不得放下。年僅13歲的小男孩兒,在學校里連跟女同學說話都不敢,要不是因為宣傳隊,他能摸到女孩子的手么?
比較起來,我們只能算小兒科了。宣傳隊里有許多老資格,也可以說是「老油條」,都是20歲左右的俏姑娘棒小伙,自從有了宣傳隊,他們就開始在一起廝混,男女之間的開放程度,就連我這個摸過小女生手的人都有些臆想不到。
有一天,飾演刁小三的那位在咱們男人堆里揚言:「誰要是能給我搞來套套,不出一個星期,我就能將小白菜(小白菜是我們給一位白凈俏麗的女演員起的雅號)撂翻(其實,他當時說的比這要粗俗易懂,這裡不便引述)。」聽罷這話,那些大男孩們只是笑,我卻羞紅了臉,因為那是我第一次聽到他人毫不隱諱地談論男女之事。
當時的套套,歸大隊的赤腳醫生掌管,按時免費配發給那些已婚男女的,我們這撥未婚男女不在供應之列。即使如此,弄一兩個那玩藝也並非難事,因為,那玩藝雖然發下去了,但並沒派上什麼用場,只是給無聊的兒童提供了一次次鍛煉肺闊量的機會——他們可著吃奶的勁將那玩藝吹成奶白色的汽球,在鄉村招搖,毫無隱秘可言。
此後,我便留了小心,觀察刁小三與小白菜兩人的動靜,結果什麼也沒讓我撞上。對此耿耿於懷的我,終於有一天小心翼翼地去請教胡司令,他詭秘地一笑,說:「真是個小笨蛋,你見到有誰將那事兒搬到舞台上來演練的(那時的胡司令也許沒想到,他的判斷也會有出差錯的時候。前些年到泰國的芭堤雅,發現還真有人在舞台上面對數百觀眾認認真真地操練那事了)?」後來,聽說小白菜結婚後,還真得弄出了幾件紅杏出牆的風流韻事。看來,刁小三當初的眼光賊准——是蒼蠅,就能找到有縫的蛋。
全公社會演的日子終於到了。看到兄弟大隊的精彩表演,可比自己上舞台還過癮。就在那次演出,我發現了一位二胡天才,聽說他是一位音樂教師,有好幾個大隊都特邀他為節目伴奏,算是出足了風頭。會演結束後,便開始下鄉慰問演出。只需一塊不大的平地,立起的竿子上掛盞汽燈,鑼鼓一響,我們這群折騰了一冬的「角兒」,便在父老鄉親們的熱切關注下粉墨登場了。
說宣傳隊是一個藏龍卧虎之地一點也不誇張,它聚集了全大隊的精英,是個造就人才的地方。當年的胡司令早已是權傾一方的稅務局長了;阿慶嫂則關了茶館進城,到縣政府做了一名人民的勤務員。其他人呢?有的留在大隊(現在改叫村了)作了幹部,有的成為民辦教師(托黨的福,現在已全部轉正,成為國家人了),就連最沒才華的刁小三也是「咱們村的退伍兵」,還討上了一位賢惠漂亮的好媳婦。
要說人從都有個好歸宿,這話也不太準確。在離開宣傳隊的日子裡,當年的那位音樂天才還沒來得及調整好心態,便因酒後失手調戲女學生,被學生家長告進了大牢,由此而斷送了一生的大好前程。
俗話說,「人無千日好,花無百日紅」,人在得意時,切莫迷失了方向。人生無常,毀譽難料,因此,做人要時刻堅守底線,唯如此,任它歲月變幻,我自寵辱不驚。
(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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