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垃圾之都涅槃記

東方網·縱相新聞記者 林怡齡 丁一涵

「電子垃圾之都」汕頭市貴嶼鎮的巔峰時期，提煉出了中國黃金產量的八分之一。然而電子垃圾巨大的經濟價值背後，亦是嚴重的污染和正規企業收不到貨。

當前，上海推行的生活垃圾分類，或將逐步強化垃圾分類回收的意識，從而改善電子垃圾回收環節的粗放狀態。

而依靠著「百貨商場」模式，實行「圈區治理」和集中治污的貴嶼，如今早已重生，其模式或將給其他國家提供新的解決思路。

當上海打響中國生活垃圾分類「第一槍」時，遠在1300多公里外的一個南方小鎮，早已與另一種人類不堪重負的垃圾鬥爭了數十年。

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區航拍圖。（圖/丁一涵）

貴嶼鎮，位於中國第一批經濟特區之一——汕頭市潮陽區的西部。在上世紀90年代，這個靠收破爛為生的偏遠小鎮在世界經濟和科技快速發展的影響下，逐漸成為了當時中國乃至世界電子垃圾的吞吐地。

當「電子垃圾之都」的帽子扣到貴嶼頭上時，粗放式發展帶來的污染也緊隨其後，讓貴嶼一度飽受詬病，甚至被貼上「全球最毒之地」的標籤。自「圈區治理」和集中治污後，原先「烏煙瘴氣」的貴嶼迎來了新生。

同濟大學循環經濟研究所所長杜歡政曾於2006年左右臨危受命，在貴嶼調研將近十年，為其提供整治方案。他告訴東方網·縱相新聞：「上海率先進行生活垃圾分類，算是提供了一個契機。電子垃圾回收問題需依託城市生活垃圾回收體系的整體變革，如此電子垃圾的處置體系才能夠完善。」

而以貴嶼為縮影的中國電子垃圾「解毒」之路，或將給其他國家提供可借鑒的模式。

貴嶼「解毒」

盛夏時節的貴嶼，被南方的濕熱緊緊包圍。寬敞乾淨的街道兩旁，有剛建成不久的高樓，也有稍顯破敗老舊的潮汕傳統民居「四點金」和「下山虎」。流經小鎮的河流經過整治，原先黑色的河水已經變為現在的淡綠色，只是仍有些許臭味。

儘管地處一隅，小鎮上隨處可見兜售100噸地磅的廣告牌和小店，貨車滿載著各式垃圾來來往往——這是貴嶼鎮日常的場景。

去往產業園的路上，經常可以看到運送電子垃圾的車子。（圖/丁一涵）

十年前，杜歡政所見的場景與今日相比，可謂是天差地別。2008年，杜歡政帶著團隊在貴嶼待了20多天。在他印象中，那是貴嶼污染最嚴重的時候。「一進貴嶼，到處都是垃圾，空氣是臭的，黑臭的河裡漂著各種各樣的垃圾，魚都沒有。土壤也被污染了。」

深圳淘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淘綠網CEO盧海濱是貴嶼人，子承父業在深圳搭建了電子廢料交易平台。據他回憶，2004年至2006年是貴嶼電子垃圾分解的鼎盛時期。當時，全鎮80%的家庭都參與到該行業當中，並通過這個行業迅速積累財富。

已經定居深圳的盧海濱，見證了貴嶼這些年的發展。（圖/丁一涵）

據杜歡政介紹，當地居民樓甚至出現了明顯分工：一樓是商鋪，專門做拆解，二樓做倉庫；三四樓住人。而一些中藥鋪子的落地抽屜都分門別類，放的全是拆解後的零器件。

這種小作坊式的運作，造就了貴嶼在電子垃圾處理行業的地位。巔峰時期，全世界超過70%和國內95%以上的電子垃圾都被運送到了貴嶼，這個僅有20萬左右人口的小鎮，每年處理著超過150萬噸的電子垃圾。

由於電子垃圾里貴金屬的含量往往比礦石高出40至800倍。一噸廢舊線路板，便可提取400克黃金、200千克銅及500克其他貴金屬。巨大的價值讓貴嶼的家庭作坊開始自行提煉。

因為沒有相應的技術和設備，這些作坊主要採用火燒、強酸溶解等方式從電子零部件中提煉工業金屬。僅貴嶼一個鎮，電子垃圾產業的年產值就可達千億元。

盧海濱透露，當時貴嶼鎮是中國存款最多的鎮，每天到銀行存款的人都要排起長隊。並且，沒有金礦的貴嶼鎮，在巔峰時期貢獻了中國黃金總產量的八分之一。

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裡，六名工人正在分揀電子垃圾。他們將眼前堆放的電子廢物按類別丟到背後。（圖/丁一涵）

但也正是這把雙刃劍，劃開了污染的口子，讓貴嶼走向自我毀滅式的生存。

這種最原始粗放的操作，使得貴嶼的空氣、水及土壤均遭到嚴重污染。

2006年7月至9月，汕頭大學醫學院分析細胞學實驗室的一項實驗——檢測貴嶼電子垃圾污染區新生兒胎盤鎘含量及胎盤金屬硫蛋白，就得出了貴嶼新生兒體內重金屬超標的結果。

2012年前，貴嶼的污染問題曾經歷過數輪整治，也曾多次採取行動搗毀酸洗加工廠、拆除焚燒電路板高爐等，但這種「運動式治理」在打擊力度鬆懈後，很快就會迎來粗放式拆解的「反彈」，難以根治。

當時的貴嶼鎮，乃至潮陽區都沒有足夠的資金來處理污染。根據中山大學方面的測算，整治方案總投資將超過18億元，其中政府財政投入達到6.3億元。

杜歡政坦言，他剛到貴嶼那一年，當地民眾有錢，但是政府財政並不足以支撐。「那會鎮長書記的月薪只有2000元。」

為了解決貴嶼問題，杜歡政在經過多年調研後，決定採用「百貨商場」的模式，即2016年投入使用的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下文簡稱產業園）。記者走訪發現，目前產業園所在的華美村，大部分拆解經營戶已經搬進園區，僅有少數幾家仍沒進駐。街道兩旁，已經難以看到此前遍地的小作坊式拆解。

2016年，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投入使用，首期建設的華美片區佔地500畝。（圖/丁一涵）

近期，由於潮陽區派駐貴嶼鎮多部門聯合執法隊伍聯合貴嶼鎮，在轄區內加強了巡查打擊力度，嚴肅查處環境違法犯罪行為，整個貴嶼顯得有點風聲鶴唳。從四川到貴嶼打工的王梅也很警惕，她所在的工廠並沒有進駐園區。她小聲說道：「我們白天都會把大門關上。」

事實上，較高的運營成本是阻攔經營戶進駐園區的最大攔路虎。這讓園區內一位老闆頗為惆悵。「每個月租金一萬多，一年差不多十幾萬。」他說道。

儘管如此，園區門口的谷貴公路上，運送電子垃圾的貨車比比皆是。在園區附近住了將近五年的李軍告訴東方網·縱向新聞：「現在環境好多了。每天差不多有七八十輛出入園區，很熱鬧。集中拆解樓一區也還在建設中。」

產業園的一位相關負責人向東方網·縱相新聞透露：「原先的小作坊搬進了園區，掛牌成立公司。物理環節——拆解分揀，跟之前家庭作坊的操作方法並無太多差別。但化學處理的環節則統一交給了中節能（汕頭）再生資源技術有限公司等企業。」

他表示，在洋垃圾被禁之後，貴嶼處理的電子垃圾幾乎都來自國內。

產業園中的廢棄處理裝置。（圖/丁一涵）

尋得歸宿

事實上，早在2000年，中國就開始禁止電子垃圾進口貿易。彼時，由於政策執行並不嚴格，基礎產業先天不足的貴嶼，在電子垃圾產業找到了「歸宿」。盧海濱指出，貴嶼問題實際上是整個社會的發展問題，只是集中在貴嶼身上體現了出來。它的產生與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和科技發展息息相關。

貴嶼鎮地處粵東練江西岸，低洼地中央地帶的地形，使其常成為嚴重的內澇區，加之潮汕地區人多地少，貴嶼的農業生產基本得不到保障。在饑荒時期，當地人不得不通過收鴨毛、鵝毛、牙膏皮等維持營生。

盧海濱告訴東方網·縱相新聞，當時他的父親就是其中一位，並且這幫人最後走出了一條生存之道，很快便抱團發展。

1978年改革開放之後，隨著外商進入珠三角，大量的五金塑膠廠、電子工廠等如雨後春筍般冒出，貴嶼在回收垃圾上也由此打開了新世界的大門。彼時，不少貴嶼人跟隨著前往深圳做「拓荒牛」的潮汕人，開始回收五金廢塑料。

2001年中國加入WTO後，巨大的貿易逆差導致中國運往國外的貨船經常空船而歸。此時，先前下南洋或移民國外的潮汕人，開始為老鄉打開國際網路，一箱箱的「洋垃圾」利用返回的空船，途經香港、台灣，亦或是汕頭的港口，最後進入貴嶼。

而在這些「洋垃圾」中，電子垃圾具有的高價值很快吸引了貴嶼人，並在當地落地生根。這些電子垃圾經過拆解，有價值的元器件將會銷往深圳華強北和北京中關村等大型電子市場，一年利潤可達三四十萬元。杜歡政坦言，貴嶼的形成跟珠三角的電子產業發展是相結合的。

而在盧海濱看來，國內的剛需、貴嶼的回收產業基礎，加上潮汕的經商文化，造就了貴嶼獨一無二的地位。

「潮汕人已經將海外買貨，國內加工，賣貨整個產業鏈吃透了。」他說，「這也是別的地方無法出現第二個貴嶼的原因。」

一名工人正在狹小的空間里分揀線路板，身後的風扇在帶來涼爽的同時，也會吹走一些線路板堆積所產生的氣味。（圖/丁一涵）

就在貴嶼電子拆解產業蓬勃發展的時候，外國媒體針對其污染的大量報道，一下子將貴嶼置於不利的境地。當地民眾對媒體極高的戒備心理，至今仍然存在。此時的貴嶼，在國家的倡導下，不得不進行轉型升級。

2010年，總佔地2500畝的貴嶼循環經濟產業園落地建設，污染開始整治。貴嶼在經過十多年的「迷失」後，終於走上了拆解行業的正軌。

在盧海濱看來，貴嶼發展的本質問題在於二次污染沒有解決。不只是貴嶼，中國在處理電子垃圾時都應該將補貼落到深加工環節，而不是拆解環節。「如果可以在深加工環節進行設備補貼亦或是貼息貸款，這一產業完全是可以放開，自由化市場化去運營的。」

2012年，《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徵收使用管理辦法》（下文簡稱《辦法》）的正式實施，直接改變了貴嶼拆解行業的產業鏈。

由於《辦法》對廢棄電視機、微型計算機、洗衣機、電冰箱、空氣調節器（簡稱「四機一腦」）產品的基金補貼標準做出了規定，導致了四機一腦賣到貴嶼後的價值，並沒有比賣給正規拆解企業的價值高。

商人逐利的本性使得貴嶼不再做四機一腦的拆解。而物流成本和人力成本的提高，也導致其他地方開始衍生出諸如貴嶼的拆解地，如浙江台州、河北等。

「它們主要還是負責拆解外殼，大部分線路板仍舊是到貴嶼去，因為那裡有更好的拆解技術，並且市場集中，貨物周轉速度更快。」盧海濱說道。

當垃圾導致中國變得不堪重負之時，2018年，中國下令全面禁止了「洋垃圾」進口，原先處理著中國乃至全世界大部分電子垃圾的貴嶼拆解行業，其發展也因此受到一定影響。產業園拆解樓二期的多位老闆向記者坦言，今年行情並不景氣，貨量少了。

目前，由於產能過剩，補貼拆解企業的基金又入不敷出，也使得不少企業開工率不足。

中國家用電器研究院的研究顯示，2015 年，進入廢棄電器電子產品處理基金補貼名單的 109 家處理企業年處理能力超過 1.5 億台，但實際拆解處理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約 7500萬台，僅為規劃產能的一半。

產業園裡，大包小包的電子垃圾堆放在牆邊等待被拆解。（圖/丁一涵）

貴嶼突圍

除了開工率不足，這些企業還陷入了另一個尷尬境地。

據《中外對話》報道，2006年，高中畢業後的李某跟著老鄉來到北京，在遠離市中心的一個廢品中轉市場以每月2000元租下了一個鋪面。以李某為代表的回收人員，他們沒有註冊，不被法律承認，但形成的產業鏈卻完整高效。他們可以熟練地從北京每天產生的超過2萬噸生活垃圾中，回收能夠再利用的那一部分。

而這些長期主導著中國廢塑料、電子垃圾等的回收「游擊隊」也為政府減輕了負擔。《中外對話》披露，2010年，民間廢品回收網路就為北京市節約財政支出約四億元人民幣，到了2014年，這個數字就翻了一倍。

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和日益城市化，不僅是生活垃圾，電子垃圾也在逐漸增多。而早在2015年，中國就已成為世界第一大廢棄電器電子產品產生國，每年主要電器電子產品報廢量已超過兩億台，重量超過500萬噸。

但正規電子垃圾處理企業卻面臨著「無米下鍋」的局面。目前，電子垃圾80%的回收渠道都依賴於小商販，納入監管的正規企業的回收渠道卻不足20%。

多位業內人士認為，回收階段是當前電子垃圾處理最艱難的環節。「其實真正困難的是在最後一公里的收集上，我覺得這是要持續經營的事情。」盧海濱說。

「我們只是做了末端，沒有重構回收體系。所以現在很多都是正規的企業收不到貨，這是一個問題。」杜歡政說。但盧海濱有著不同的看法，他認為企業收不到貨並不能完全怪罪於這些「回收游擊隊」。「商人是逐利的，企業應該反省自身，價格是否給低了？」

產業園裡的廢棄機電產品集中交易裝卸場，運來了回收的電子垃圾，一名工人正在卸貨。（圖/丁一涵）

目前，盧海濱所搭建的電子廢料交易平台，連接著這些走街串巷的回收人員和負責處理的企業。在他看來，這些人不可或缺，也不能完全取締。

「這些人好比是海洋生態系統里的微生物，他們與被比作大魚的拆解企業，是一種相互依賴的關係。」盧海濱說道。

這些散落在各地的小商販，猶如毛細血管一樣滲透在城市的各個角落。「收廢品，收舊家電……」他們衣著樸素，有的蹬著小三輪車走街串巷收購，有的則在小區附近安下據點，與小區里的大爺大媽混熟了臉。

而當垃圾分類處理逐漸正規化時，曾撐起廢品回收業半邊天的這些人，在大城市中卻愈發舉步維艱。7月1日，上海推出生活垃圾分類後，松江區一個小區里的陳阿姨就跟東方網·縱相新聞表示，現在她們收到的廢紙箱數量少了，大家都扔可回收垃圾桶里，由另外的人收了去賣。

當前，認為應該將這些回收人員「收編」的聲音不絕於耳。但對於「收編」的定義，盧海濱認為，收編是讓這些人不會在回收環節再造成污染，指導他們更規範高效地運作，而非要求他們穿西裝打領帶，亦或是被一些企業納入麾下，甚至全部取締。

「從事垃圾分類需要具備很多知識，這些回收人員靠的是多年攢下的經驗。」盧海濱說道。李某就曾因為不清楚塑料產品細化的分類，在收廢品的第一年虧損了大約1.2萬元人民幣。

而具備回收產業基礎的貴嶼，在這一點上早已發展得更為迅速。「貴嶼整個供應鏈的暢通，包括回收網路和後端資源再利用環節，恰恰是貴嶼的競爭力。」盧海濱說。

如今，從上海開始推廣的生活垃圾分類，正在為電子垃圾處理行業提供一個發展的環境。「這是一個契機，為大家提供垃圾分類的環境，引起民眾的重視。」杜歡政說。在他看來，唯有回收問題解決了，整個城市的逆向物流體系才能完善。

廢舊的光碟驅動器等待著被分揀和拆解。（圖/丁一涵）

事實上，因為經濟和科技發展帶來的貴嶼問題乃至中國電子垃圾處理問題在全球都普遍存在。

據BBC報道，每年地球人扔掉的電子垃圾足夠堆起9座埃及大金字塔。而按照現在這種速度，到2050年，全球每年的電子垃圾總量將達到1.2億噸，這些80%未進入循環利用的電子垃圾，受利益驅動，都流向了發展中國家。

電子垃圾好比是雙刃劍，逐漸成為各國政府頭疼的難題。

與貴嶼敞開胸懷，轉型升級不同的是，一些國家更傾向於「嚴防死守」，將電子垃圾阻擋在海港之外。

比如，西非國家奈及利亞在海、陸、空加強了預警系統，一旦港口預警系統發現並確認運送電子垃圾的船隻出現，這些船隻將被阻止進港並原路返回。

但堵，只能解決短期的問題。

而發達國家方面，2012年左右，電子垃圾泛濫成災的加拿大才開始提倡回收，並逐步完善機制。而早就走在垃圾回收前頭的日本，也並非十全十美。據媒體報道，日本大量的電子垃圾曾假借二手的名義，非法流入發展中國家。

在盧海濱看來，電子垃圾成災實際上是整個人類的生活和生產體系的問題沒有處理好。而早已試錯，走在行業前沿的貴嶼，其治理模式或將可以給這些當前陷入電子垃圾之愁的國家提供發展思路。

如今，「電子垃圾之都」貴嶼憑藉固有的基礎，已經迎來重生。他表示：「貴嶼的這套經驗和體系如果輸出到國外，便可幫國外解決這個問題，一邊治理一邊發展。」

在他看來，未來貴嶼模式的全球化和中國循環經濟產業的發展，或許是中國在國際舞台上「彎道超車」的好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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