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死不擇音：邵飄萍的卓絕一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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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其文，文如其人，邵飄萍秉筆直書，不受權貴左右。
1916 年6 月，段祺瑞上台不久，邵飄萍受上海《申報》社長史量才的聘請，進京任特派記者，這次說是偶然實則必然的機會開啟了邵飄萍最輝煌的一段人生。進駐北京，權力中心就在身邊，這對於邵飄萍來說是夢寐以求的安排。
段祺瑞沒有改變中國局面的決心和策略，照舊勾結日本，盤剝中國人民，以參戰為借口向日本借款，妄圖與日本在中國利益上實現共贏。人民所依靠的信息來源——新聞基本由國外通訊社掌控，國內報紙既看不到事實的真相，又報道不及時。
身處日本的邵飄萍
據曾任北京政府國務院總理的顏惠慶回憶，清末，有一次駐外大使館參贊周自齊調回外務部，他建議設立新聞處，並推薦顏惠慶來當主任。當時北京有影響的記者全是外國人，包括《泰晤士報》記者莫里森以及路透社、美聯社的幾位記者，大部分電訊稿由他們寫成，外界對中國的了解也來源於此。張功臣在《外國記者與近代中國》中寫道：「至1908 年，西方各國傳媒在中國派有常駐記者的還只有路透社以及《泰晤士報》《紐約先驅報》三家。」
顏惠慶
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世界各大通訊社才相繼在中國建立了穩定的辦事機構，如合眾社、美聯社、哈瓦斯通訊社（法新社前身）等都已進入中國。日本早在1 9 1 4 年便由宗方小太郎在上海成立了東方通訊社，1921 年前後，俄國通訊社（後為塔斯社）也向北京派駐了記者。他國記者掌握本國新聞，這對於一個主權國家來說是極其危險的。外國記者可以根據本國利益任意篡改新聞要旨，煽風點火擾亂政局，亦可歪曲事實，愚弄百姓。長此以往，政府不了解民意，百姓不了解政府，矛盾會越積越深，最終只能導致魚死網破，任他人坐收漁翁之利。
漢文版《泰晤士報》
邵飄萍眼明心細，很快就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他說：「北京之報紙，幾無重要有系統之新聞，愚以他國人在我國有通訊社，率任意左右我國之政聞，頗以為恥，乃首創華人自辦之通訊社。」說干就干，北京新聞編譯社（文中簡稱「編譯社」）就這樣成立了，初址在北京南城珠巢街。這裡雖然規模小，人手少，設備簡陋，卻是國人自己說話的地方。編譯社的主要任務是編譯外電，也自己采寫一些北京通訊。每日19 時左右，將編髮的消息油印或複寫，由派送員騎自行車分送北京各報館，並用快件郵寄京外。1917 年，編譯社突破了新聞禁區，使內閣會議內容成為每周二、周四、周六的重要消息。閣議大事得以公開，是邵飄萍從閣員那裡力爭而來的。著名報人張季鸞曾說：「飄萍每遇內政外交大事，感覺最早，而採訪必工。北京大官本惡見新聞記者，飄萍獨能使之不得不見，見且不得不談，旁敲側擊，數語已得要領。其有干時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訐，官僚無如之何也。自官僚漸識飄萍，遂亦漸重視報紙，飄萍聲譽，以是日隆。」1923 年，時任中華民國教育總長的湯爾和認為「中國有報紙52 年，足當新聞外交而無愧者……僅得二人，一為黃遠生，一即邵飄萍」。
張季鸞
伴隨著風生水起的事業、如日中天的名譽而來的是流言蜚語，有人說他為了金錢，上到政府要員，下到普通百姓，都是他敲詐的對象；也有人說他「交際」和「活動」能力異於常人，為此道中人之最；更有人說他不配談言論自由。如今邵飄萍已離我們遠去，留下的是他一篇篇針砭時弊的新聞稿與新聞著作，更有那北京天橋下抹不去的鮮血。如果說邵飄萍靠耍手段獲得新聞，筆者覺得無可厚非，新聞本在於探求現象背後的因果聯繫，如果不採取一些特別方式，如何突破銅牆鐵壁，釐清其中的盤根錯節？至於說邵飄萍不配談言論自由則是無稽之談，無非是眼紅之人的故意詆毀罷了，且不說邵飄萍並沒有做出通姦賣國的齷齪之事，即便有些許差池，也更應看到他疾惡如仇、高聲吶喊的正義之舉，不應拘於小節而耿耿於懷，抹臟一代新聞人的光輝偉業。
邵飄萍之所以能夠在新聞界獨當一面，是因為他有自己的一套見解與方法。對於採訪，邵飄萍認為：其一，「蓋政治上、社會上各種新聞現象，皆因人而發生，大半即為各有關係人物之言動。故外交記者必留意當代人物」。其二，「每因新聞記員之一電……使局勢根本變化，直接間接影響國勢之盛衰，人類之幸福」。其三，「報社之第一任務，在報告讀者以最新而又最有興味、最有關係之各種消息」。要使報紙轉變為新聞紙，其重要突破口就是讓記者重視採訪，親臨一線，據實報道。對於新聞，邵飄萍認為要麼不寫，寫就寫大事；開門見山，直抒己見；雖說是通訊，卻又夾敘夾議，充分表達自己的觀點。邵飄萍堅持自己的方法，一路走來，成就了自己，也扶持了近代中國的新聞業。到1924 年，北京的通訊社已達20 家以上，以致政府重要新聞無一可漏。
1916 年下半年，邵飄萍為《申報》寫了250 余篇、22 萬餘字的《北京特別通信》。1918 年，邵飄萍倡議並與蔡元培、徐寶璜一起創立了「北京大學新聞研究會」（後更名為「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開創了我國新聞教育和新聞學研究事業。1918 年10 月5 日，邵飄萍創辦《京報》，並在編輯部辦公室大書「鐵肩辣手」四個大字以明心志。至此，邵飄萍的新聞事業有了完整的運營結構，編譯社收集、整理新聞，《京報》直接刊印發行，減少了中間諸多環節，也保證了新聞的準確性、及時性。《京報》出版一個月，銷量自300 多份陡增至4000 多份。馮玉祥曾說邵飄萍「主持《京報》握一支毛錐，與擁有幾十萬槍支之軍閥搏鬥，卓絕奮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於最兇殘的軍閥之刀劍槍炮，其大無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會人士敬服」。
位於北京宣武門外的京報館舊址
如此曠世之才本應得到上天庇佑，大展宏圖，可是天不遂人願，邵飄萍終究沒能擺脫厄運，於1926 年4 月26 日凌晨被張作霖、吳佩孚等軍閥下令槍殺於北京天橋，年僅40 歲。關於邵飄萍被害的原因，九十多年來眾說紛紜，無一定論，可他用短暫的一生向我們詮釋了「鹿死不擇音」的含義。
本文摘自《中國國家歷史·拾壹》（東方出版社出版）
（本文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號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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