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和周作人、周建人的情感糾葛，為何鬧得滿城風雨？

文/傅華軒

在中國現當代史上，有這麼一母所生的弟兄三人，可謂是大名鼎鼎！尤其是大哥，曾經在全國上下盡人皆知！知名度比現在的大牌明星還要高出一籌，三弟是副國級高幹。

這弟兄三人就是：大哥魯迅(周樹人)，二哥周作人，三弟周建人。

魯迅，著名文學家、思想家、民主戰士，五四新文化運動的重要參與者，中國現代文學的奠基人。毛澤東曾評價："魯迅的方向，就是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

周作人，中國現代著名散文家、文學理論家、評論家、詩人、翻譯家、思想家，中國民俗學開拓人，新文化運動的傑出代表。歷任國立北京大學教授、東方文學系主任，燕京大學新文學系主任、客座教授。他還是著名的漢奸文人。

周建人，中國民主促進會創始人之一，現代著名社會活動家、生物學家、魯迅研究專家和婦女解放運動的先驅者之一。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

這弟兄三人太厲害了！也許因為都太優秀了，三個大師級的人物，互不相讓，互不相容，弟兄三人感情糾葛了一輩子。尤其是魯迅和周作人的矛盾起因，至今一直是一個謎？

其實，開始魯迅一家子很和睦，熱熱鬧鬧過日子，都住在北京八道灣一個大院子里，雇了七八個傭人，魯迅和周作人的工資稿費都交到家裡面，大家掙錢一齊花。不知為何後來兄弟反目了。

下面是一些他們兄弟失和的文字史料，及相關人員的評議。

1923年7月14日，魯迅日記記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飯，自具一餚，此可記也。"17日，周作人的日記曾記載有關他與魯迅矛盾的內容，但後來被他剪去了。19日，周作人將一封絕交信送給魯迅，信中寫道："魯迅先生：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我以前的薔薇的夢原來都是虛幻，現在所見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訂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後請不要再到後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願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這日，魯迅日記記載："上午啟孟(周作人的字)自持信來，後邀欲問之，不至。"8月2日，魯迅與朱安搬出八道灣。

次年6月11日，魯迅回八道灣取東西，與周作人夫婦發生衝突，魯迅日記記載："下午往八道灣宅取書及什器，比進西廂，啟孟及其妻突出罵詈毆打，又以電話招重久及張鳳舉、徐耀辰來，其妻向之述我罪狀，多穢語，凡捏造未圓處，則啟孟救正之。然後取書、器而出。"

當時住在八道灣的川島（章廷謙）回憶，當時周作人拿起一個尺把高的獅形銅香爐就要向魯迅砸去，被他勸下。而周建人聽母親說，魯迅則在西廂隨手拿起一個陶瓦枕，向周作人擲去，周才退下。

親兄弟鬧到這個份上，太讓人心痛了。

關於失和的原因，魯迅從未在文章中提及，周作人也一再表示"不辯解"，他在《知堂回想錄》中說："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先說對方的錯。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作材料，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麼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磣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後門進了狼嗎？"

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流傳有許多說法，既然是傳言，可信度太低了，有人說魯迅偷看羽太信子洗澡被發現。與魯迅、周作人都有密切交往的川島反駁說："魯迅後來和周作人吵架了。事情的起因可能是，周作人老婆造謠說魯迅調戲她。周作人老婆對我還說過：魯迅在他們的卧室窗下聽窗。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因為窗前種滿了鮮花。……主要是經濟問題。她（羽太信子）揮霍得不痛快。"

周海嬰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中說："我以為，父親與周作人在東京求學的那個年代，日本的習俗，一般家庭沐浴，男子女子進進出出，相互都不迴避。……直到臨近世紀末這風俗似乎還保持著……70年代，我去日本訪問，有一回上廁所，看見裡面有女工在打掃，她對男士進來小解並不迴避。我反倒不好意思，找到一間有門的馬桶去方便。據上所述，再聯繫當時周氏兄弟同住一院，相互出入對方的住處原是尋常事，在這種情況之下，偶有所見什麼還值得大驚小怪嗎？退一步說，若父親存心要窺視，也毋需踏在花草雜陳的"窗檯外"吧？"

千家駒認為，羽太信子原本就是魯迅的妻子，證據是魯迅在1912年7月10日的日記記載："午前赴東交民巷日本郵局寄東京羽太家信並日銀十元。"千認為，這裡的"羽太"即信子，魯迅將給信子的信稱為"家信"，可知他們是夫妻關係。還有人說，魯迅的"迅"字與"信"字在南方是諧音，系指羽太信子。但大多數學者認為此種說法太過牽強。1912年5月，信子生下兒子周豐一，其弟重久送妹妹芳子來紹興照顧信子。7月10日，魯迅寄"羽太家信"，並不是寄給信子的，而是寄給日本的羽太家的。魯迅日記中也有給信子寫信的記載，寫明是"與二弟婦信"，而非"羽太家信"。

也有人認為，魯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原因，一方面是長期一起生活造成的家庭矛盾；另一方面，大概與羽太信子的佔有慾太強有關。魯迅、周作人兄弟感情深厚，信子對此可能有所不滿，信子希望丈夫只圍繞自己打轉，不希望丈夫與其兄長關係太過密切。這也可以從信子之妹芳子與周建人最後仳離之事中得到印證。

1964年，周作人在寫給香港友人鮑耀明的信中說，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中"關於我與魯迅的問題，亦與事實不遠，因為我當初寫字條給他，原是只請他不再進我們的院子里就是了。"趙聰的《五四文壇點滴》談及周氏兄弟失和的文字，除了引證魯迅日記外，僅有如下幾句："許壽裳說過，他們兄弟不和，壞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據說她很討厭她這位大伯哥，不願同他一道住。如此推斷，周氏兄弟失和的原因是羽太信子不願同魯迅一道住。"

周建人認為兩位兄長失和的原因是當家的羽太信子揮金如土。周家雇有許多仆佣，管家、燒飯司務、東洋車夫、打雜採購的男僕人七八人，還有打掃、洗衣、看孩子的女僕二三人，比祖父在前清做京官時請的傭工還要多。信子經常心血來潮，花樣百出，有時飯做好了，卻說想吃餃子，將一桌飯菜退回廚房，廚師趕緊另包餃子；被褥才用一兩年，便不要了，賞給僕人，全部換新的。魯迅不僅每月薪金交公，多年積蓄賠進去，有時還要四處借貸，窮得連夜間寫文章吸香煙都沒錢買。魯迅到上海後，對周建人談及八道灣時的生活，說："我已經涓滴歸公了，可是他們還不滿足。"

周建人還提及，一次，周作人說要將岳父母接到中國來同住，魯迅很不贊成，認為多年來寄錢供養他們，已經情至義盡，今後可以繼續養老送終，他們還有別的子女在日本，就不必接到中國來了。

許廣平回憶，魯迅談及八道灣時的生活說，羽太信子花錢大手大腳，什麼都要買日本貨，一有錢就到日本商店買上一大堆；周作人一家無論大病小病，都要請日本醫生診治。錢花光了，便由魯迅去借，有時魯迅借了錢急忙回家，到門口看見日本醫生的汽車，便感慨："我用黃包車運來，怎敵得過用汽車帶走的呢？"

許廣平說，因為後來北洋政府欠薪，魯迅工資不能上交，於是就變得討厭起來了。魯迅對他說，管家徐坤很會討周作人夫婦的喜歡，連周買雙布鞋，做件大衣，都是徐從外面叫人回來試樣子。徐的家眷與八道灣比鄰而居，徐常將食品從牆頭送過去。魯迅看見後告訴信子，信子狠狠責罵了徐，但並不是罵他偷東西，而是責怪徐"為什麼給他（魯迅）看見了"。而周作人則說："辭退他對我日常生活的照料沒人能代替得了，還是留著吧。"

俞芳在《我記憶中的魯迅先生》一文中提到，魯老太太曾對人說："我只記得：你們大先生（魯迅）對二太太（信子）當家，是有意見的，因為她排場大，用錢沒有計劃，常常弄得家裡入不敷出，要向別人去借，是不好的。"

(俞芳，紹興人，北師大畢業，魯迅與周作人失和後，搬到另一個地方住時的鄰居)

1925年，周作人翻譯了羅馬詩人喀都路斯的第一百首詩《傷逝》，中有"兄弟，只囑咐你一聲珍重"之句。不久，魯迅發表同名小說《傷逝》，開篇便說："如果我能夠，我要寫下我的悔恨和悲哀，為子君，為自己。"晚年，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寫道："《傷逝》不是普通戀愛小說，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來哀悼兄弟恩情的斷絕的……我也痛惜這種斷絕，可是有什麼辦法呢，人總只有人的力量。"

發表小說《傷逝》後兩周，魯迅又發表小說《弟兄》，此文完全是描寫1917年周作人出疹子，自己驚慌失措、悉心照料之事。他在文中向弟弟表達了"鶺鴒在原"（鶺鴒亦作脊令，一種生活在水邊的小鳥，當它困處高原時，就悲鳴向同伴求救，《詩經》中有云："脊令在原，兄弟難急"）的意思。

魯迅收藏的現代作家的譯著中，以周作人的譯著種類最多。二人失和後，魯迅仍搜集弟弟的作品。

《語絲》被查封后，魯迅擔心周作人的安危，給川島寫信說："他之在北，自不如來南之安全，但我對於此事，殊不敢贊一辭，因我覺八道灣之天威莫測，正不下於張作霖，倘一搭嘴，也許罪戾反而極重，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當能相助耳。"

1936年10月，平津地區的104位教授聯名發表《平津文化界對時局的意見書》，周作人沒有參與此事。魯迅逝世後，周建人給周作人寫信說："（魯迅）又說到關於救國宣言這一類的事情，謂連錢玄同、顧頡剛一般人都具名，而看不到你的名字，他的意見，以為遇到此等重大問題時，亦不可過於退後云云。"

周作人對魯迅和許廣平的結合亦有微詞，他說魯迅好色、納妾，晚年，他的日記中仍有"兄弟皆多妻"之語。

雖然失和，但兄弟二人卻沒有斷了聯繫，他們都在《語絲》寫文章；有共同的朋友，這些朋友經常在同一天先後拜訪二人，周建人、川島不止一次充當了二人溝通的橋樑。二人還一致對外，在女師大風潮、"三一八慘案"中，周作人在魯迅起草的《關於女師大風潮的宣言》上籤了字；在魯迅與陳源的比戰中，周作人毫不猶豫站在了長兄一邊。

荊有麟回憶，二人失和後，還常在北大教員休息室見面，一接觸便起爭執。可一旦有人攻擊周作人，魯迅便用各種筆名代弟弟應戰。成仿吾和魯迅論戰時，周作人也在其文章中為魯迅幫腔。"三一八慘案"發生後，魯迅被列入北洋政府的緝捕名單，周作人知道後，馬上託人通知魯迅。

周作人的《五十自壽詩》發表後，友人們紛紛唱和，引發一場風波。魯迅卻能理解二弟，他在給楊霽雲的信中說："周作人之詩，其實是還藏些對於現狀的不平的，但太隱晦，已為一般讀者所不憭……"許多年後，周作人談及魯迅對他的上述評價時說："當時胡風輩鬧得滿城風雨，獨他一個人在答曹聚仁楊霽雲的書簡中，能夠主持公論，胸中沒有絲毫芥蒂，這不是尋常人所能做到的了。"

1936年10月19日清晨，魯迅逝世。第二日，周作人恰好有一堂《六朝散文》課，他沒有請假，而是挾著一本《顏氏家訓》緩緩走進教室。在長達一個小時的時間裡，周作人始終在講顏之推的《兄弟》篇，隻字未提其他事情。第一堂課下課前幾分鐘，周揮一揮袖子，撣了撣粉筆灰說："對不起，下一堂課我不講了，我要到魯迅的老太太那裡去。"這個時候，大家發現周的臉色非常難看。柳存仁回憶："他並沒有哭，也沒有流淚，可是眼圈有點紅熱，臉上青白的一層面色，好像化上了一塊硬鉛似的。這一點鐘的時間，真是一分鐘一秒鐘的慢慢的挨過，沒有一個上課的人不是望著他的臉，安靜地聽講的。這個時候容易叫你想起魏晉之間的阮籍喪母的故事。"

新中國成立後，周作人寫了《魯迅的故事》、《魯迅小說里的人物》等作品，在談及魯迅時，也會稱"家兄"。陳邇冬回憶，他在周作人屋中見到過魯迅拓的漢碑，一次，周送他出門時，指著外院的丁香樹說："這是家兄種的。"

1958年，周作人在給曹聚仁的信中，談及上海魯迅墓前的塑像說："死後隨人擺布，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我從照片看見上海墳頭所設塑像，那實在可以真是最大的侮弄，高坐在椅上的人豈非是頭戴紙冠之形象乎？假使陳西瀅輩畫這樣一張相，作為諷刺，也很適當了。"

徐淦回憶，他在與周作人日常閑談中常提到魯迅，"知堂很坦率，從他的口吻中，我聽出他對傑出的兄長之愛和敬，始終如一，像兩人兒時、少時、青壯年、中年時的莫逆有增無減"。羽太信子一次給徐送茶時，也提到魯迅，周作人當時翻譯信子的話說："內人告訴足下，自從足下來後，院子里的左鄰右舍，都對她說，她們覺得又像過去大先生住在這裡的時候，看到通宵在燈下干夜活的情形了，她們對大先生都是很敬愛、挺懷念的。"

對於長兄，周作人《在知堂回想錄》中說："我很自幸能夠不俗，對於魯迅研究供給了兩種資料，也可以說對得起他了。關於魯迅以外的人我只有對許季茀一個人，有要訂正的地方，如上邊所說的，至於其他無論什麼樣人要怎麼說，便全由他們說去好了。"言下之意，當年他有對不起魯迅之處。

周建人說，魯迅逝世前幾天，身邊還放著周作人的書，閑來時常翻閱。而1966年7月2日，周作人開始閱讀魯迅的雜文。這對兄弟在即將離世之際，都不約而同閱讀對方的文章，實在讓人感慨萬千。

血濃於水的親情，是人世間最美好最寶貴的感情啊！

周作人不僅與長兄魯迅失和，與三弟周建人的關係亦不睦。

據周海嬰記載，羽太信子懷孕後，其妹妹芳子從日本到紹興照顧信子。信子得到芳子無微不至的照顧後，漸漸離不開芳子了。為了把芳子長久留在身邊，她便準備撮合芳子和小叔周建人。周建人時正因青梅竹馬的表妹病逝而十分悲痛。信子便乘機灌醉了周建人，將芳子推進周建人的房間。魯迅談及三弟的婚姻時，說是"逼迫加詐騙成局"。

據俞芳記載，在紹興時，周建人與芳子關係尚好。周家遷到北京後，芳子看到姐姐大肆揮霍，十分羨慕，對信子言聽計從，效仿信子，貪圖享樂，常埋怨丈夫無能，不會賺錢。一次，周作人夫婦、芳子帶著孩子去遊玩，周建人準備同往，沒想到，他走到車子旁邊時，芳子一臉不屑地說："你也去嗎？"周建人看著妻子冰冷的表情，十分難受。

周建人到上海後，希望妻兒也一同到上海居住。但信子不讓妹妹離開，芳子也不願離開，反而經常寫信向周建人要錢。後來，周建人積勞成疾，患了肺結核，芳子仍拒絕到上海照顧丈夫。五年後，心灰意冷的周建人與王蘊如結合。

魯迅去世的1936年冬天，魯老太太八十壽辰，周建人、王蘊如到北京為母親祝壽。結果，信子、芳子大鬧壽宴，周建人與芳子的長子周豐二更是手持軍刀從屋內衝出，要砍周建人，被親友攔下。此後，周豐二打電話到日本領事館，要求他們扣留周建人，將其"法辦"。周、王二人無奈，只能提前回到上海。魯老太太傷心地對俞芳說："如果大先生還在，八道灣不敢如此囂張……"

好端端的一個家，亂到這種程度，竟然兵戎相見！可悲啊可悲。

抗戰爆發前，馮雪峰認為，要讓周作人接觸進步勢力，他隱約表示讓周建人去接近周作人。也有人對周建人說，生物學家秉志由上海一家書局供養著，周作人只要願意來上海，生活完全不成問題，商務印書館或其他書局可以供養。周建人想起魯迅生前說過的周作人不如南來安全的話，於是致信周作人，懇請其來上海，但周作人未作復。

壽宴之後，周建人不再給八道灣寄錢，唯獨通過母親給大女兒馬理（周鞠子）每月20元。抗戰時期，周作人通過日本使館，要求商務印書館直接將周建人的一半工資，匯給周作人。兄弟關係更加惡化。

新中國成立後，羽太芳子向法院起訴，狀告周建人"重婚"。一些老友發現芳子的訴狀出自周作人之手（周作人只承認他改了幾個字），嘆道："知堂老人坐不住，又出山了。"法院經過調查，判決周建人與芳子實際離婚成立，周豐二與周建人脫離父子關係。

劉哲民記載，新中國成立後，鄭振鐸、茅盾、葉聖陶（周海嬰記載為葉聖陶、胡愈之）三人試圖為周作人、周建人兄弟調解。他們拉著周建人到八道灣做客，周作人很客氣地招待了他們，但兄弟二人卻互相不搭理對方。面對此僵局，三人不知該如何勸說，只好無功而返。

周建人回憶，全國解放後不久，他在教科書編審委員會碰到周作人，二人都不由自主地停下了腳步。二人都老了，周作人頗為凄涼地說："你曾寫信勸我到上海。"周建人回答："是的。我曾經這樣希望過。"周作人頗為凄涼地說："我豢養了他們，他們卻這樣對待我。"聽了這話，周建人覺得他還不明白，還以為自己是八道灣的主人，而不明白其實他早已是一名奴隸。這次意外相遇，成為這對兄弟的永訣。

最後關於周作人再說幾句。

兄弟失和後，周作人竟然稱呼母親為"魯迅的母親"、"魯迅的老太太"或"魯老太太"，無論是公開場合或私下與友人談話。1936年10月，北大召開悼念魯迅大會，會上，周作人稱呼母親為"他（魯迅）的母親"，與會的老舍聽到後極為反感。後來老舍在一次紀念魯迅逝世的會議上提到周作人時說，這種人連自己的母親都不肯承認，何況國家。

但是，周作人也有多彩的一面，在任日偽督辦期間，周作人曾多方照顧李大釗的長女李星華，幫助李星華、李光華姐弟辦"良民證"，協助他們從北平轉移至延安，掩護李大釗次女李炎華及其夫侯輔庭。他還曾營救中共地下黨員高炎。

這就是魯迅弟兄三人感情糾葛的簡單經過，這裡面，有讓人嘆息的地方，有讓人痛心的地方，也有永遠是謎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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