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曾國藩居這樣的高官崇爵，能有對自家倡儉戒奢的真心難能可貴
唯有「書」字一項，說來未必與每家農戶都結緣。不過。這並不意味著農民輕視讀書，只是有些人家實在沒有條件罷了。事實上，目不識丁的農民對識字的神聖感往往要強於識字者，只要有可能，人們總是要讓自家子弟讀幾天書、識幾個字，去領受最基本的文化教育的。「三代不讀書，一屋都是豬」，這種俗諺對農民與其說具有刺激性，不如說更具有信條意義。前邊已經述及曾玉屏其人在讀書方面早荒晚悔、寄望兒孫，而靠讀書成名成功到了曾國藩身上如願以償的特定情形，這使得「書」字訣自然更包含進了特別意義。
立所謂「耕讀之家」，是曾氏給自家當初的恰當定位。到了曾國藩兄弟這輩，雖上升為顯宦人家，但是起碼在曾國藩的心目中，仍真誠地想要保持耕讀之家的本色和傳統，其中核心精神，可以說就是持動儉而戒豪奢，他屢屢以此來訓誠家人。他於同治二年(1863年)冬間寫給國潢弟的信中，責其兄弟在鄉各家規模總嫌過於奢華」，如四抬之轎，「家中坐者太多」，聞紀澤亦坐，「此斷不可＂，「即弟亦只可偶爾一坐，常坐則不可」。
告乃弟「於儉字下一番工夫，用一番苦心」，「愛惜物力，不失寒士之家風而已＂。及至貴為侯門，曾國藩的這種警策之心亦不稍息，在給國潢弟信中曾說，「吾家現雖鼎盛，不可忘寒土家風味，子弟力戒做惰」，「吾則不忘蔣市街賣菜籃情景，弟則不忘竹山坳拖碑車風景」。蔣市街在離曾國藩老家幾十里的地方，當年他曾去那裡的集市上賣自家編的菜籃，曾國潢則曾在竹山坳給人以車拖運墓碑，這種營生對於他們兄弟來說或許只是偶爾為之，但成為曾國藩記掛在心用以教諭家人克勤克儉的典型生活素材。
其人這樣努力教諭家人持勤儉而戒奢華，用意自然是為家族能安妥順遂、福柞綿長。曾國藩晚年的這一說教或許很能體現他上述教諭的思想基礎：若農夫織婦終歲勤動，以成數石之東數尺之布，而富貴之家終歲逸樂，不營一業，而食必珍羞(懂)，衣必錦繡，甜豢高眠，一呼百諾，此天下最不平之事，鬼神所不許也，能其久乎？當然，曾國藩縱有此心，侯門優越的地位條件之下，不要說對其整個家族，即使對自己的小家庭，也難以保證克勤克儉，一點不染奢之氣。
及至他去世的前一年，曾給國潢、國荃弟寫信這樣述說他署中家庭的用度情況：「所用弁仆嫗婢等太多，食口眾，則用度浩繁。又兼治病醫藥，百端奢廉，入少出多，江督歲中進款竟不敷一歲之用。曩者嘗怪澄弟日用太侈，不能節儉，以致欠債甚巨。今余亦因用度不儉，亦將欠債，深為可訝。」將他的這番話，與前邊引及的所謂「凡居官不可有清名」云云聯繫起來，豈不更有助於體察其「深意」所在？
而無論如何，當年像曾國藩居這樣的高官崇爵，尚能有幾分對自家倡儉戒奢的真心，也算難能可貴了吧？這在其後人身上發揮的影響效用也是明顯的，小女紀芬就不失為一個典型。她自幼恪遵父教，培養動儉，終生秉持此旨，這位壽過九十的「崇德老人」，留下《廉儉救國說》，其精神之源，便直接溯及乃父的言傳身教。同治四年(1865年)仲夏時節，金陵城裡當已頗為悶熱。而這時的曾國藩，也決無「清爽」的心情。
五月初三這天，他接到朝廷的寄詢，得知挂帥平的蒙古王爺僧格林沁「陣亡」，命他曾國藩「即前赴山東一帶督兵剿賊」，兩江總督由李鴻章暫行署理。隨後，又連續接到催促速行的朝命。「河防之策，自為目前第一要義」，直隸、山東、河南三省，「均需迅速造船，分列河干，以壯聲勢」，而「所有酌船式，採辦木料，招募水勇」，配備炮械，「非有四五月功夫難期就緒」。四是黃河之隔的限制。「直隸宜另等防禦之兵。但令分守河岸」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四省，「宜另籌追剿之師，不使馳援河北」，因為湘准軍向例「每日只行四十里」，不能迅速，「黃河船少，萬人渡河，動逾句日」，若時而北渡，時而南渡，疲於奔命，殊為失策，「遂不能兼顧直隸」，頗費籌度。
五是戰區地域上的搏酌。由其接辦「剿」捻軍事，不但不能像僧格林沁那樣兼顧五省(湖北加下述四省)，即使山東、河南、江蘇、安徽四省也不能處處兼顧，如果以徐州為老營，則山東只能辦充(州)、沂(州)、曹(州)、濟(寧)地方，河南只能辦歸(德)、陳(州)地方，江蘇只能辦准(安)、徐(州)、海(州)地方，安徽只能辦廬(州)、風(陽)、穎(州)、泗(州)地方。這「四省十ニ(三)府州者，縱橫千里，古四戰之場」，也是捻軍出入最熟之區，「若以此責成督辦之臣」，而他處力不能及的廣大地方，就需責成四省巡撫防禦配合，這也非迅能奏功之事。
最後曾國藩強調，「方今賢帥新隕，巨寇方張，山東之望授，急於星火，而臣策戰事乃在半年以後」，而直隸亦不能兼顧，「乃須另籌防兵」，似乎「此皆駭人聽聞之言，殆不免物議紛騰，交章責備」，但這是「籌思累日」的結果，不這樣「不足以弭流寇之禍」。的確，在曾國藩被命挂帥平捻伊始，就顯示出不惟朝命是從，而有自己的戰略主張，顯示出與僧格林沁者迥為不同。特別是他的「河防」和「四省十三府州」戰區之說，體現了他「以靜制動」(亦所謂「以有定製無定」)的基本平捻方略。
這顯然是接受了僧格林沁失敗的教訓，可以說他從一開始就堅定了這種戰略意圖：決不能像僧格林沁那樣盲目追擊拼消耗，要以有的放矢的固定設防來圈住以騎兵為擅長、流動無定的敵人，通過駐防之軍與「游擊之師」的相機配合來作戰。儘管在上述這個奏摺中，曾國藩還沒有關於「游擊之師」的明確說法，當是因為其著意點是在向朝廷申述不能遽赴山東的理由，尚不是側重在戰略方案的具體彙報，但可以想見，僅做絕對固定的防守，仗是無法打的，配以「游擊之師」勢在必然，隨後不管是在曾國藩的戰略論說，還是實際軍事布置上，對此都有明確體現。
曾國藩是五月二十八日從南京啟程北上的。次月(間五月)末抵皖北臨准扎駐。及至八月初，移至蘇北徐州。而捻軍此期的規模和行動，或說計「數十萬」，「馬數萬匹」，「分合不常，往來忽」。這中間對捻軍活動特點的揭示是準確的，但對其規模或較實際有所誇大，所言數目，屬通常所謂「號稱」者吧？有今人著述中述及，當時捻軍「有步兵六七萬人，騎兵近萬人」。
但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儘管其騎兵人數較步兵為少，但捻軍整體上所謂「以走制敵」的特點無疑非常明顯，這也是行軍求「穩妥」但也不免「遲鈍」的湘准軍所難以適應的。曾國藩挂帥平捻所統軍隊，北上受命之初有親兵六營約三千人，再加劉松山、易開俊營，湘軍總數八九千人，後雖還有營伍增加，但規模上遠不抵准軍。有研究者統計，其最初「統帶銘、盛、鼎、樹四軍共兩萬七千人＂」，「後復令李昭慶招練馬隊兩千，並增楊鼎勛所統勛、松、桂三軍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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