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飛爸爸又出新神劇,還原德國一段鮮為人知的洗腦史
二戰題材的影視,德國最愛拍。遠有《從海底出擊》、《帝國的毀滅》,近有《我們的父輩》、《無主之作》,都是質量上乘的佳作。
最近,Netflix也上線了一部原創德劇:《戰火中的夏利特》(Charité at War)。
夏利特是德國乃至歐洲最著名的醫院,已有300餘年歷史,德國的諾貝爾醫學和生理學獎一半的獲獎者都來自這家醫院。
▲現在的夏利特醫院
夏利特醫院在德國歷史上的地位也相當特殊:
二戰期間,夏利特醫院由於靠近希特勒所在的元首地堡,成為納粹德國的最後一道防線;東西德時期,邊界線正好從醫院的院子中穿過。
醫學史學家Sabine Thor-Wiedemann說,夏利特醫院是德國歷史的焦點。
▲19世紀的夏利特醫院
而這位醫學史學家正是《戰火中的夏利特》的編劇之一。
編劇們花費了大量時間查閱歷史資料與人物傳記,故事情節都是在翔實的歷史考證基礎上改編而來的,該劇的每個角色也都有其歷史原型。
這是一部熒幕上的歷史小說,刨掉煽情與賣弄,忠實地展現了二戰政治陰影下的小人物的掙扎。
夏利特醫院的院長紹爾布魯教授,無疑是這部劇的核心人物。
他德高望重,曾經給希特勒治過病,給列寧看過牙。
他首創關節旋轉術,讓股骨壞死的病人免於截肢;還設計出可以執行細膩動作的假肢,多次獲得諾貝爾獎提名。
紹爾布魯一時無二的威望,讓蓋世太保們都不敢在夏利特醫院惹是生非。
▲歷史上紹爾布魯醫生演示外科手術的場景
▲劇集的還原度非常高
這位院長還有著極其複雜的兩面性。
他是手術台上的暴君,助手稍有不慎便會被解僱;他又惜才,百般維護反對納粹的榮格醫生,以及軍官多赫南伊,將他們保護在自己的羽翼下。
他是虔誠的愛國主義者,曾核准了多份對囚犯進行醫學實驗研究的文件;但又公開反對納粹對猶太人及病殘兒童實行的安樂死計劃。
紹爾布魯代表的是戰時依然抱有理想主義的一類人,他們保持中立,兩手不碰政治漩渦,一心只想懸壺濟世。
▲背景播放的是巴赫的《G弦上的詠嘆調》
然而政治陰影的籠罩下,沒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蓋世太保們想方設法對夏利特醫院的病人們進行迫害。
戰場上光榮負傷的士兵,卻被扣上「自殘」和「厭戰症」的帽子,被送上軍事法庭;救助猶太人的軍官多赫南伊被人告發,最終還是死於薩克森豪森集中營。
▲薩克森豪森集中營,主要用來關押政治犯,多赫南伊在這裡被琴絲弔死
在納粹的壓迫下,紹爾布魯逐漸無法保護夏利特的醫生和病人。他本想和妻子遠走高飛瑞士,卻始終放不下醫院,還是回到柏林。
克勞斯·馮·施陶芬堡中校在找他看病的時候,向他透露了刺殺希特勒的計劃,克勞斯中校希望能夠在他家客廳進行秘密會議。
起初紹爾布魯不為所動。他說:「你要親自動手嗎?你的健康狀況不允許,這樣下去你撐不過六個月。」
中校回答:「你對每個德國士兵都能做出這樣的診斷。」這句話,成為了壓倒紹爾布魯中立態度的最後一根稻草。
覆巢之下無完卵。戰爭年代,沒有人可以抽身政治鬥爭。
《戰火中的夏利特》另一條劇情主線,是納粹的種族鬥爭和「優生學」政策。
夏利特醫院的小兒科醫生阿圖爾·瓦德豪森是虔誠的納粹信徒,他在一場講座上公開宣揚,決定一個人的基因價值的,是種族。
而生下病殘兒童的父母,應該由法院判定是否該被絕育,殘疾兒童也應該被送到特殊的照護機構。
他的妻子安妮·瓦德豪森也是納粹信徒,她響應納粹對婦女工作的動員,到夏利特醫院學醫,是精神科主任格里尼斯的愛徒。
正是她聯手格里尼斯,把那名從前線歸來的傷殘士兵保羅·洛曼送上了軍事法庭。
在劇集的開頭,安妮通過紹爾布魯的考試,即將拿到學位,還為身為下一任兒童病房主任的丈夫產下一名女兒——卡琳。可以說是戰爭年代幸福家庭的典範了。
但女兒卡琳的殘疾揉碎了這個家庭的美好生活。
剛出生的卡琳患有水腦症,這是一種腦脊液在腦內積聚的病症。患有這樣疾病的兒童,在納粹黨的雅利安種族優化政策下,是不允許存在的。
在十九世紀末到二十世紀初,社會達爾文主義盛行,崇尚「優勝劣汰」的優生學得到重視。
正如阿圖爾的老師貝薩教授所言,物競天擇,適者生存,瞎子過不了充實的人生。
在是否需要將卡琳送往特殊醫院維森格朗德的問題上,阿圖爾和安妮產生了分歧。
阿圖爾擔心,擁有一個患有先天性疾病的「畸形兒」,會證明自己的基因不夠優秀。不夠優秀的基因會讓他受到指責,不僅會被絕育,做不了軍官,也沒辦法接過貝薩教授的班。
但是在維森格朗德,殘疾兒童要麼被「安樂死」(實際上是送到毒氣室),要麼被用作醫學研究的人體試驗。
▲孩子們正在接受人體試驗
▲1942年的維森格朗德兒童病院
阿圖爾正是在那裡進行肺結核疫苗的人體試驗,已經導致9名兒童死亡。
阿圖爾剛到維森格朗德時,曾問護士:有家長同意書嗎?
護士回答:不需要,他們是國家的棄兒。
因為擔心卡琳也會成為試驗對象之一,安妮對納粹的信念開始動搖。
根據統計,二戰期間,納粹德國和他們的同謀者殘害了多達 150 萬名兒童,其中包括 100 多萬猶太兒童、數以萬計的羅姆(吉卜賽)兒童、生活在收容所中身心殘疾的德國兒童、波蘭兒童以及在蘇聯德佔區生活的兒童。
納粹黨衛軍的醫生和醫療研究者用醫療機構和集中營中的一些孩子(包括雙胞胎在內)做醫學實驗,常常導致這些孩子在實驗中喪生。
▲被關押在兒童精神病院中的病殘孩子
本劇過場總會穿插對應的歷史影像資料,給觀者營造一種在看紀錄片的感覺。劇情設計上也是如此,不刻意追求反轉,不刻意製造矛盾。
又或者說,劇集並不需要這些手段來講故事。因為在這樣一個特殊的時代特殊的地點,每一件日常小事都顯得不平凡。
本劇時間線從1943年秋天開始。在那個秋天,庫爾斯克戰役結束,重慶大轟炸結束,盟軍登陸義大利,蘇軍解放斯摩棱斯克。
戰場上德國已經開始顯出頹勢。柏林開始被轟炸。
空襲在劇中像是一個個時間標籤,引出每一集的故事,又轉折每一個故事。隨著轟炸越來越頻繁,故事也越接近尾聲。
而戰場上的失利,帶來的是柏林更加緊張的氣氛和更尖銳的矛盾。
打勝仗時,儘管政治理念天差地別,但大家都能其樂融融。而隨著盟軍和蘇軍的邁進,告密和迫害也隨之而來。
當劇情走到最後一集時,1945年的柏林因為轟炸已是一片斷壁殘垣。夏利特醫院也被炸毀了三分之二,不得不把手術室搬到了防空洞。
柏林即將解放了。但無論是支持納粹的人還是反對納粹的人,都沒辦法高興起來。比起戰爭,他們更擔心戰爭結束。
安妮、阿圖爾和老護士凱特在防空洞中互相指責。安妮曾協助害死了洛曼;阿圖爾曾對維森格朗德的孩子做疫苗試驗;凱特向上級通報了卡琳的腦積水。
凱特說:我對殘疾兒童沒意見,我愛他們。但規矩不是我訂的。安妮反駁道:但是你做出了選擇。
他們都不是納粹政策的制定者,但他們都做出了選擇。
正如劇中所說,沒有一個人是無辜的。
回望歷史能讓我們更好地認識現在。
阿道夫·希特勒的興起不是偶然,這一歷史事件的直接原因,便是德國的戰敗和由此產生的必然結果。
製造一個納粹有多容易,德國電影《浪潮》(Die Welle)告訴過我們答案。
▲《浪潮》,2008
魏瑪共和國自1918年建立,至今已百年,這個德國人在一戰廢墟上建立的民主政權,最終為德國人帶來了納粹集權主義狂潮。
假如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社會可能能夠更為成功地適應現代工業文明的挑戰。戰敗加重了先前無法解決的社會矛盾,於是,集權主義成為了解決問題的出路。
而且在同一歷史時期,集權主義跨越了意識形態的界限。在斯大林和法西斯一左一右的兩個政權上殊途同歸併開花結果。
最終,整個歐洲成為了兩種集權主義之間的意識形態的、政治的、最終是軍事的戰場。
▲二戰前的柏林
《戰火中的夏利特》則為我們撥開戰爭的硝煙,看到戰爭期間,每一個小人物的掙扎與無奈。
劇中的很多人對納粹的種族凈化政策都做出了同樣的選擇性忽略。
他們明知各種特殊機構就是集中營和毒氣室。但他們不願意承認,或許他們潛意識中都說服了自己他們在做正確的事情。
納粹要求每家每戶都要有收音機,以便他們進行24小時不間斷的政治宣傳,以便他們把人民和元首聯繫在一起。
我們總說,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是無辜的。
這樣的集體問責標準開頭語固然有力,但理想化了沉默的大多數人的能力。大部分人沒有選擇,也無力反抗納粹的政治洗腦。
當雪崩時,沒有一片雪花能決定自己的安身之處。
作者 ? 藍貓
編輯 ? Gre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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