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輔客帶你看古迹——蒲津古渡與黃河鐵牛
蒲津渡位於山西省永濟市古蒲州城西門外黃河東岸，著名的蒲津橋和唐開元鐵牛也位於此處。開元鐵牛亦稱唐代鐵牛，位於永濟市城西十五公里，蒲州城西的黃河古道兩岸，各四尊。鑄於唐開元十三年（ 725），為穩固蒲津浮橋，維繫秦晉交通而鑄。元末橋毀，久置不用，故習稱「鎮河鐵牛」。因黃河變遷，逐漸為泥沙埋沒。
1989年 8月在蒲津渡遺址上經勘查發掘，出土鐵牛有四尊、鐵人四個、兩座鐵山、一組七星鐵柱和三個土石夯堆。
鐵牛每尊高約1.9米，長約3米，寬約1.3米，牛尾後有橫軸，直徑約0.4米，長約2.3米。軸頭有紋飾，各軸不同，分別有連珠飾、菱花、卷草、蓮花等。鐵牛頭西尾東，面河橫向兩排。伏卧，兩眼圓睜，呈負重狀，形象逼真。牛尾後均有橫鐵軸一根，長2.33米，用於拴連橋索。牛側均有一鐵鑄高鼻深目胡人作牽引狀，現已露出地面部分高1．5米，肩寬0．6米。四牛四人形態各異，大小基本相同，據測算，鐵牛各重約30噸左右，下有底盤和鐵柱，各重約40噸，兩排之間有鐵山。
牛造形呈前腿作蹬狀，後腿作蹲伏狀，矯角、昂首，牛體矯健強壯，尾施鐵軸，以系浮橋。腹下有山，其下有6根直徑0.4米，長約3.6米的鐵柱斜前連接，每根鐵柱分別有反向出伸鐵足各一，功能同地錨。在鐵牛的上下部位均有鑄范縫痕迹，可觀察澆鑄、范塊痕迹，分析出鑄造的工藝技術。
蒲津渡是古代黃河的一大渡口，自古以來就是秦晉之交通要衝，歷史上有很多朝代在這兒修造過浮橋。據《春秋左傳》記載，昭公元年，秦公子咸奔晉，造舟於河。《初學記》：「公子咸造舟處在蒲板夏陽津，今蒲津浮橋是也。」《史記·秦本紀》又載：「秦昭襄王五十年（前 257年），初作河橋。」張守節《史記正義》謂：「此橋在同州臨晉縣東，渡河至蒲州，今蒲津橋也。」以後東魏齊獻武王高歡、西魏丞相宇文泰、隋文帝都在這兒建造過浮橋。唐初，河東為京畿，蒲州是長安與河東聯繫的樞紐。開元六年（ 718），蒲州被置為中都，與西京長安、東都洛陽齊名。開元十三年（725），為了加強對唐王朝的大後方河東地區及整個北方地區的統治，唐玄宗任命兵部尚書張說主其事，改木樁為鐵牛，易笮索為鐵鏈，疏其船間，傾國力對蒲津橋進行了大規模的改建。《通典》、《唐會要》、《蒲州府志》均記載此事。宋代蒲律渡仍是黃河的重要渡口之一。金元之際，浮橋始毀於戰火，只剩下兩岸的鐵牛。後來因三門峽水庫蓄洪而使河床淤積，河水西移，鐵牛被埋入河灘。
發掘中還發現了唐開元通寶、宋天聖元寶、元豐元寶、金正隆元寶等十餘枚銅錢。
鐵牛之成也蒲津渡，敗也蒲津渡。唐開元年間，隨著蒲州一帶經濟的發展，蒲州城升為全國六大雄城之一，蒲津渡的交通地位顯得更加重要。竹索連舟橋已與雄城蒲州極不適應，當時的兵部尚書向唐明皇上疏，陳述蒲津橋破敗不堪、難承車馬重負的窘況。唐明皇聽後立即降旨，決定在蒲津渡重建新橋，並發動滿朝文武出主意、想辦法。經集思廣益，造橋方案拿出：一是將連舟竹索改為鐵索，二是加固石堤，三是鑄鐵牛為索樁。開元年間屬盛唐時期，冶鐵業發達，於是兩岸數萬民眾奉命煉鐵鑄造，歷經苦戰後鐵牛鑄成。鐵牛分別伏卧於黃河兩岸，將鐵索拴繫於其身，連接舟船，建起黃河上第一座固定鐵索橋。這裡，兩岸的鐵牛，其實就是對拽鐵索連接河橋的索樁。蒲津鐵索橋第一次將黃河天塹變成通衢大道，從唐開元十二年到元朝初年橋被燒毀的500年間，蒲津橋一直是鐵牛系鐵索、鐵索連舟船。橋被毀後蒲津渡一度荒廢，但鐵牛仍存。到了明朝，蒲津關發展成進出中原的重要關口，明代皇帝又先後四次利用鐵牛建橋，歷經百餘年，直至清代因黃河逐漸向西改道，蒲津渡徹底廢棄。鐵牛20世紀40年代湮沒。
蒲州古城南依中條山，西臨黃河，地處要衝，被視為兵家重地，歷代王朝均在此建造蒲津橋。公元前541年，春秋時期秦公子針攜帶資財、車輛，前往黃河西岸晉國，用舟船連接建造浮橋，開在蒲津渡建蒲津橋之先河。到了戰國時期，秦昭襄王為進攻韓、趙、魏，先後兩次在蒲津渡口造橋。以後漢高祖劉邦定關中、漢武帝劉徹東征、隋文帝楊堅過黃河東進，均在蒲津渡連舟造橋。不過，這些橋都是臨時性浮橋，沒有橋墩，用竹索連接，壽命短，不安全。
蒲津橋的興衰反映出我國古代政治、經濟、軍事的發展與變遷，也濃縮出我國古代橋樑的歷史。尤其是那四尊鐵牛，其內涵極為深刻，它所展示的炎黃子孫的功績光昭日月、彪炳千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