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據GDP又要超越GDP，這才是中國經濟的正確打開方式！

7月15日，國家統計局發布了2019年上半年中國的主要宏觀經濟數據。數據顯示：2019年前兩個季度GDP增長率分別為6.4%和6.2%，上半年GDP增長率為6.3%。數據發布之後，引起國內外廣泛關注，針對這些數據也形成了不同的解讀和判斷。作為一個正處在體制轉型和結構調整進程中的發展中大國，中國的經濟表現具有複雜性和多面性，且不同研究者在信息獲取、理論基礎和研究目標等方面存在著差別，因此針對中國經濟存在不同解讀是可以理解的。問題的關鍵在於：究竟什麼是解析中國宏觀經濟數據、研判中國經濟發展態勢的恰當基準？

如何看待第二季度GDP增長率有所下降？

解讀中國經濟格局首先需要釐清「時空」背景，即明晰中國經濟發展所處的歷史階段和空間格局。

從時序角度看，中國現階段的經濟發展不是割裂歷史演變「從天而降」的，它是此前發展進程的「延續」和「超越」。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速實現了數十年接近兩位數的超高速增長，這使得生產力水平總體落後的局面得到了顯著改變，也使得中國經濟在經歷高增長之後有條件轉向高質量發展。

從空間角度看，作為一個人口接近14億的發展中大國，中國在地區、城鄉之間存在著發展水平和階段的顯著差異，解決內部的結構問題是經濟發展的重要命題。從全球空間來說，中國既是全球化進程的「參與者」和「受益者」，也是全球化進程的「推動者」和「塑造者」。概括地說，中國短期的經濟績效不是孤立事件，而是發生在特定歷史階段和空間格局的客觀產物。

立足於上述時空背景，可以較為準確地刻畫中國經濟的「真實圖景」。表面上看，2019年第二季度中國GDP增長率呈現出下降態勢，但這種下降是小幅度的，且具有多個維度的特徵。

首先，它發生在中國經濟總量持續高速增長的情形下，基數擴大往往會導致經濟增速逐漸「下台階」。從全球範圍來看，主要發達經濟體也存在從高速增長到中低增長的轉變。2018年、2010年和2000年中國GDP分別約為90.03萬億、41.21萬億和10.02萬億，2018年中國GDP增長6%的增量，相當於2010年GDP增長13%的增量、或者2000年GDP增長54%的增量。

其次，2019年第二季度GDP增速下降發生在中國從高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的背景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保持了持續高速增長，但經濟體也面臨著多種結構性失衡，例如：經濟增長與能源利用、生態環境之間的關係漸趨緊張。現階段中國強調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實現高質量發展，這樣增速放緩在某種程度上是為實現結構優化而付出的必要「代價」。

第三，2019年第二季度GDP增速下降發生在全球經濟整體步入放緩階段的格局下。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及此後的貿易保護主義抬頭，加上重大集群式技術—產業革命尚處在探索階段，導致全球經濟步入所謂的「新平庸」階段。近期世界銀行將2019年全球經濟增速預期下調至2.6%，就是一個例證。按照世界銀行的統計數據，2018年美國、日本和歐元區的GDP增速分別為2.86%、0.79%和1.89%，中國經濟增速在時序上有所下降，但相對於這些主要經濟體仍有優勢。

最後，2019年第二季度中國的經濟增速放緩發生在美國對華政策調整、中美貿易摩擦加劇的態勢下。上世紀70年代末以來，中國經濟轉型和發展的績效導致中美相對格局發生變化，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抬頭且與中國產生貿易衝突，這對中國外向型企業的產品出口以及科技型企業的技術進步形成了衝擊，中國的經濟增速下滑與中美經貿關係的轉折存在著關聯。

總之，考慮到中國經濟總量的基數效應、結構調整的戰略取向、全球經濟的放緩格局、美國對華政策的調整態勢，第二季度中國GDP增速雖然出現下降，但這種下降是小幅度的，且增速是在各類複雜因素的綜合作用下實現的，相對於其他主要經濟體仍具有增速的明顯優勢。從短期增速的小幅下降斷言中國經濟面臨巨大危機、甚至由此「唱衰」中國經濟，這就是忽視了中國經濟增速變化背後的複雜因素。

增速小幅下降背後的結構向好趨勢

理解現階段的中國經濟格局，不僅應辨析GDP數據變化的複雜成因，而且應把握GDP數據背後的結構變化態勢。中國希冀實現經濟高質量發展，據此人們對經濟形勢的判斷需要依據GDP數據，但同時要超越GDP數據。國民經濟中不同組成部分的關係，即結構性因素與經濟增長的協調性、持續性、包容性緊密相關，因此也就直接影響著高質量發展的實現程度。

應該看到，2019年上半年在GDP增速小幅下降的同時，中國經濟的若干結構因素正出現向好趨勢。例如：就產業結構而言，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攀高至54.9%，這意味著中國經濟已穩步進入工業化後期以及服務業佔主導的階段；就需求結構而言，最終消費支出增長對增長的貢獻率為60.1%，這意味著在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國內消費支出、特別是居民消費支出的「壓艙石」和「內在穩定器」功能不斷凸顯；就城鄉結構而言，全國居民收入增速超過GDP增速，且城鄉收入差距持續縮減，這意味著2009年以來城鄉收入差距步入收斂軌道，城鄉二元結構轉化和城鄉一體化在穩步推進。另外，2019年第二季度在GDP增速小幅下降的同時，中國城鎮調查失業率始終處於5%左右，工業產能利用率則提高至76.4%，這意味著穩就業、穩預期等政策取得了階段性成效，中國應對經濟下行壓力具有了更厚實的基礎。

更重要的是，中國是一個存在區域和城鄉落差的發展中大國，其內部可通過產業梯度轉移實現空間再組合，城鄉之間勞動力、土地和資本的再配置也存在巨大空間。城鄉一體化和城鄉居民收入持續提高，也意味著中國有可能形成舉世罕見的新型消費市場，這會為企業的產品、技術和組織創新提供市場拉力。此外，中國是一個正處在經濟體制轉型中的國家，政府在推進要素市場化方面仍有空間，政府仍可通過完善公共產品供給來釋放微觀主體活力，使數以億計的家庭和企業成為發展的推動者和受益者。

綜合這些因素，中國經濟發展具有韌性，這種韌性導源於發展中大國、體制轉型階段以及政府—市場關係的持續調整等，是這些因素、而不是短期的GDP數據波動決定了中國經濟的基本面。

通過全面深化改革來保持經濟發展韌性

強調中國經濟發展的韌性，不意味著可以忽視短期的風險和壓力。韌性凸顯了經濟發展的整體和長期特徵，短期風險則意味著部分領域或當下亟待解決的問題，不能用短期因素否定整體長期的韌性特徵，也不能用整體長期的韌性特徵掩蓋短期問題。短期問題不能改變整體長期趨勢，但可以影響趨勢的實現進程及其程度，且中國的經濟韌性很大程度上還具有「應然」特徵，即需要通過持續的體制改革來達成。

不可否認，中國經濟仍面臨不少挑戰。例如：固定資產投資增速仍處在偏低水平，特別是民間固定資產投資、製造業固定資產投資增速分別為5.7%和3.0%，固定資產投資在整體增速、所有制結構和行業結構方面均面臨較大壓力。此外，全球經濟增速的放緩、美國對華政策的轉折還可能延續，這些因素將導致中國經濟仍可能繼續面臨著下行壓力。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依據穩中求進的總基調實施財政、貨幣、就業、貿易等政策，同時更要立足於全面深化改革，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更為系統、規範和堅實的制度基礎。在某種程度上，中國在經濟領域存在著高質量發展需要與制度供給遲緩之間的矛盾，深化經濟制度改革與經濟問題累積之間存在著「賽跑」。

現階段我國要處理短期經濟政策與體制改革深化之間的關係，不能用應急性的政策取代或延緩經濟體制的改革深化。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地發揮政府作用。我國應加快推進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的市場化改革，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提高要素在城鄉、區域、行業之間的流動性，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中形成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動力源泉。應持續推進產權制度改革和混合所有制改革，持續降低宏觀稅負，圍繞企業訴求優化營商環境，增強企業投資實體經濟和開展自主創新的動力。應在要素配置效率提高的基礎上，提高居民的經營性、工資性和財產性收入，加快城鄉基本公共產品一體化進程，放大居民消費對整體經濟的穩定器功能，促使經濟增長更充分地轉化為居民的獲得感。應通過行政績效考核和激勵方式完善，促使地方政府圍繞高質量發展開展工作，加快推進財政管理體制改革，形成不同層級政府財權—事權明晰且匹配的格局，在保持中央宏觀調控的前提下激發地方的發展活力，等等。這些制度演變是解決短期經濟風險的內在需要，也是實現我國經濟長期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基石。

（作者為復旦大學經濟學院教授、經濟學系常務副主任，上海市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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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欄目郵箱：shhgcsxh@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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