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蘭西民粹主義的歷史與現實
整理、編譯：劉佑民
《東方歷史評論》微信公號：ohistory
近年來的奇異政治事件不斷，從突如其來卻又藕斷絲連的英國脫歐，到高談「到美國再次偉大」的特朗普當選總統，再到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大陸的民粹政黨甚囂塵上……我們對各國民粹主義仍然是霧裡看花，畢竟它們並非從天而降，而是自有其誕生的土壤，本文將探討19世紀末至今，法國政治中民粹主義的歷史與現實。
從1789年到1945年，法蘭西經歷了3個君主國、2個波拿巴帝國、5個共和國，至少頒布了15部憲法，某種意義上看她可以被稱作歐洲乃至世界政治的「萬花筒」與「試驗田」。本期外刊掃描的第一篇文章從19世紀末的布朗熱運動梳理至20世紀後期老勒龐的國民陣線，以「抗議型民粹主義」和「認同型民粹主義」的區分勾勒出法國民粹主義複雜的歷史面貌。第二篇文章則回答了一個重要問題：在民粹主義政黨崛起、甚至走向權力舞台中心的今日，它是否使得主流也變得極端化呢？通過回顧法國主流右翼的共和黨與極右翼的國民陣線10年間的調和與分歧可以看到，未來仍舊充滿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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複數的民粹主義 (19世紀末-20世紀末)
來源：Populismes franc?ais，Vingtie?me Sie?cle. Revue d"histoire, No. 56, Nume?ro spe?cial: Les populismes (Oct. - Dec., 1997), pp. 77-91
作者：Michel Winock
「民粹主義」一詞很晚才出現在關於法國的歷史書寫中。正是讓-馬利·勒龐（Jean-Marie Le Pen）領導的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在1980年代的異軍突起才使人們開始使用「民族-民粹主義」（national-populisme）這一概念，最早提出此概念的是歷史學家皮埃爾-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é Taguieff）。他將民粹主義劃分為兩類：抗議型民粹主義（populisme protestataire）和認同型民粹主義(populisme identitaire)。在19世紀晚期的法國可以看到這兩類民粹主義的典型案例，前者為布朗熱主義（boulangisme），尤其是由保羅·戴魯萊德（Paul Déroulède）發起的最持久的愛國者同盟（Ligue des Patriotes）；後者則以反猶思潮為代表，它的旗手愛德華·德律蒙（Edouard Drumont）寫作了大量文論，還創辦了反猶同盟（Ligue antisémitique），該同盟後來由儒勒·蓋蘭（Jules Guérin）接手。
布朗熱運動發端於1887年，那年布朗熱將軍遭到罷免，尚未從軍中退役，隨後於1889年在巴黎被選為議員。布朗熱主義當時被反對者們視為凱撒主義或波拿巴主義的變體：一個受到熱烈擁戴的軍事首長宣稱自己代表人民發言，妄圖奪取權力。他的綱領總結為三個詞「解體、修正、制憲」，其最終目標是改變被他視為低效、腐化、由隔絕於人民的寡頭所壟斷的政治體制。最初他僅受那些認為1875年的制憲妥協不夠共和的極左翼支持，但隨後布朗熱逐漸得到了所有反對議會共和國的勢力的擁護，包括波拿巴主義者、君主派、反世俗化的天主教。
喬治·歐內斯特·布朗熱
《社會主義評論》（Revue Socialiste）的主編貝努瓦·馬龍（Beno?t Malon）在1888年4月刊上向它的通訊員們解釋為何不可站在布朗熱一邊：「在法國，每當人們走上這條道路，便會陷入專制和侵略的泥沼中。難道他們連這些陰森的字眼都忘記了么：霧月和滑鐵盧，十二月和色當？」但馬龍也明白，「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在民眾中間不斷發酵的所有不滿、欺騙、憤怒與希望。」深層原因是共和政體的種種不足，這個政體拒絕一切對憲法的民主修正，在法國遭遇經濟危機時拒絕一切經濟改革，它還體現出腐敗的各方面特點，愛麗舍宮成了總統女婿瀆職的跳板。馬龍在這場運動中看到了左翼（共和派）和右翼（凱撒主義者）的危險聯合，唯一的解決之道是對1875年憲法在民主、共和層面進行修正，並馬上採取深入的經濟改革，「大眾在布朗熱運動上寄託了他們對政治凈化和社會轉型的急不可耐的期望，1883年以來的工業和商業危機使這份期望更加迫切。」貝努瓦·馬龍的通訊員、工團主義者歐仁·富尼埃（Eugène Fournière）也在同一期撰文解釋了布朗熱主義的一些構成要素：其支持者們的「不可抵擋的民眾天性」，「一份模糊的、完全消極的綱領」，其中表達出他們與「意見領袖」（議員和新聞記者）之間的區隔，以及希望一位所謂的能代表國家的救世主出現。
布朗熱主義的意識形態首先是消極的。它反對代議制和腐敗，認為議員們都是蠅營狗苟之輩，心中全無國家利益，使公共生活道德化是其主旋律。同時布朗熱主義也反對一個低效的政體：議員經常缺席，公共政策缺乏連貫性，缺少改革，它對國家權力由一幫機會主義者所霸佔感到深惡痛絕。真正的問題來自人們所說的「法律意義上的國家」（政治階級）和「實實在在的國家」（普選）之間不斷擴大的裂痕。這也正是為什麼布朗熱主義能夠超越左派/右派或共和派/君主派的傳統劃分，它將自己置於真正的民主制的立場上以反對寡頭的、腐敗的民主制。此外，布朗熱主義積極的一面則在於它自稱修正派，因為1875年憲法並不是民主憲法，並未服從於享有主權的人民。不過它給出的修正方案卻十分模糊，因為布朗熱運動中的左翼想要廢除共和國總統和參議院議長的職位，而運動的右翼則更想要一個強有力的行政首腦，布朗熱本人贊同後者。
1888年6月，布朗熱不止一次地向議會表達他的憲政主張，他提出要訴諸人民，不僅以全民公決批准廢除代議制的新憲法，而且人民也通過公決享有立法創議權，試圖以此重塑國家權威，這點遭到議員詬病。保羅·戴魯萊德是這一觀點的堅定支持者，正是他和他的愛國者同盟提出了「全民投票的共和國」，總統需全民投票選出，還要定期對憲法進行全民表決。布朗熱主義的體制改革的最終目的是施行社會改革，但由於其支持者社會構成複雜，很難制定一個明確的計劃，反猶主義便趁虛而入了。不過反猶思想在布朗熱運動中其實一直是邊緣的，布朗熱本人也拒絕了反猶同盟給他的8萬法郎資助。最後，布朗熱主義表現為一種萌發中的民族主義，在對外政策上反德，主張法俄同盟、讓義大利退出三國同盟（德、奧匈、義大利）等，同時要求超越社會、政治劃分的民族統一。
一幅關於布朗熱的漫畫
總的來說，布朗熱主義比較符合P-A·塔吉耶夫對抗議型民粹主義的定義：反精英主義（下位者反對上位者），信任人民、反對代表制度（反代議制），以全民投票的形式訴諸人民，「通過一位卡里斯馬型『有男子氣概』、『正直』的人物使得運動獲得超個人化（hyperpersonnalisation）」、跨階級以及民族統一的意識形態。
與抗議型民粹主義不同的是認同型民粹主義，兩者的基礎不同，後者主張「這裡的人」和「對面的人」，亦即一個集體的、民族的、各階級相融合的「我們」與可能使「我們」的歷史、文化甚至種族認同變質的「他者」之間的對立。這種民粹主義常常被表達為排外主義，「他者」因國家不同而不同，尤其以反猶主義的形式出現。法國的情況就是如此，愛德華·德律蒙是反猶思潮的「先知」，他的反猶同盟便是民眾反猶組織的一次嘗試。
反猶運動興起於1880年代初，那是第三共和國平穩建設時期，經由立法會議確立的關於集會自由、出版自由的法律，恢復市長選舉，學校法等對1875年憲法進行了完善。同一時期，《十字架報》（La Croix）開始發表敵視猶太人的文章，尤其是1884年以後。在1890年該報自詡為「法國最反猶的報紙，它支持耶穌基督，代表了對猶太人的憎惡。」不過《十字架報》上的反猶觀點並非都屬於基督教傳統的反猶太主義（antijuda?sme），海軍上將吉凱爾·德杜什（Gicquel des Touches） 1886年在該報上發起了一場反猶運動，他不僅將猶太人與基督教徒對立起來，還將猶太人與法蘭西人對立起來：「以色列人就是一個民族……鑒於它有自己獨特的民族性，它便沒有任何理由和我們共享一個民族……讓猶太人的民族性歸於猶太人吧，拒絕把我們的民族性歸於他們。」這些社會的敵人被描述為具有如下特徵，與我們本質不同的外來者，他們會腐蝕國家，目的是「奴役我們的種族」，他們霸佔銀行、商貿及行政高位，還與共濟會、新教徒之流構成了共和國立法的神秘靈感的來源（特別是與離婚相關的法律）。
在幾年的低潮後，反猶運動於1889年在《十字架報》上再度興起，從1890年開始，《朝聖者報》（Le Pèlerin）也加入其中，抨擊猶太人靠劫掠基督徒獲得大量財富。法國社會主義的發展令《十字架報》十分擔憂，它從1893年開始發文區分天主教僱主和猶太僱主，P. 巴依（P. Bailly）寫道：「社會問題首先是猶太問題……今日奴役的根源就是猶太人；去除猶太人，這樣資本就會再度變成工作的手段，而非賺取銀行手續費的工具。」 世紀末的德雷福斯事件似乎確證了這些報刊對法國社會遭猶太人入侵的判斷，他們甚至佔據了參謀部的高位。這兩份報紙有50萬讀者，1888年，《十字架報》賣出了近170000份。對這些古老的、前資本主義、鄉村的、由國家宗教統一起來的法國的捍衛者們而言，反猶主義勢必成為某種形式的反現代主義，共和體制和工業社會敗壞了這個古老的國家，而反猶主義則能為他們提供一種解釋（都是因為政府里的猶太人、資本經濟里的猶太人）。反猶主義同樣使他們確立一種認同，而他們發現，這種認同「變質」的跡象在世紀末日益明顯。
1883年的一份《十字架報》，該報存續至今
與此同時，愛德華·德律蒙的作品也推動了反猶運動，他自《猶太的法蘭西》（La France juive）大獲成功後便開始了批判「猶太入侵」的終生事業。作為一名天主教徒，他也痴迷於古老的法蘭西、「老巴黎」，蔑視現代世界，他認為「這個共濟會和猶太的、腐爛到骨子裡的共和國」的一切罪惡的魔鬼代理人就是猶太入侵者。一部作品接著一部，他孜孜不倦地向讀者們灌輸其觀點，其中雜糅了宗教、經濟和種族因素，特別重提了持續數世紀的雅利安人與閃米特人之間的種族鬥爭，認為這是所有當代衝突的關鍵。在從生理（彎曲的鼻樑、閃爍不定的眼神等）和精神（不知愛國主義為何物、游牧精神、貪財等）層面界定了這些內部敵人的特徵後，他指出「法蘭西就是對一切猶太特質的絕對否定」。德律蒙也很同情工人們的悲慘狀況，他經常與社會主義者來往，但提醒他們要從種族鬥爭而非階級鬥爭的視角來看待社會問題。在德律蒙心中，最典型的法蘭西人形象應該是鄉村的、正派的、信仰基督教的、平和的，「在鄉村，人們在田野上勞作，完美的道德家保持著——儘管有根植於人性的醜惡——那些曾使祖先們的法蘭西如此強大的傳統德性。」而如今這個老法國正在分崩離析，罪魁禍首就是那些猶太人，他因此呼籲各階級、全民族團結起來對抗之。
1892年德律蒙建立了反猶日報《自由言說》（La libre parole），參與了從巴拿馬事件到德雷福斯事件的每一場反猶運動。1889年9月在布朗熱主義蓬勃發展、議會選舉臨近之際，反猶同盟成功創建，德律蒙和雅克·德比亞茲（Jacques de Biez）擔任主席，但隨後在布朗熱運動的狂潮中反猶運動逐漸邊緣化，直到1897年反猶同盟才重煥活力，新領導人是儒勒·蓋蘭，一位品行不端、負債纍纍的破產者，他以小企業的捍衛者自居而反抗「巨頭」。同盟公開宣稱其目標為：無階級差別地保護「國民的工作」對抗外國競爭者；從「猶太枷鎖」中解放法蘭西民族；禁止猶太人擔任一切公職，「直到剝奪他們的法蘭西公民權」。反猶同盟擁有數萬支持者，還有官方刊物《反猶》（L』Anti-juif），其影響力在1898-1899年因德雷福斯事件而達到頂點。1898年5年德律蒙還在阿爾及利亞當選議員，並在議會中組織一個小的「反猶團體」。最後，因為同盟辦公室的選址問題，蓋蘭受到了高等法院審判，在他被判刑後這場運動便冷卻了下來。
這場運動既是民族主義的（雅利安法蘭西人 v.s 猶太人），同時也是民粹主義的（普通民眾v.s囤積居奇者），卻一直缺少一位卡里斯馬型的領導者，因而政治影響力有限。德律蒙更像一個文人，蓋蘭則聲名狼藉。德雷福斯事件使反猶同盟能夠組織街頭遊行示威，甚至在阿爾及利亞組織針對猶太人的暴力事件，但面對瓦爾德克-盧梭政府的反擊時則無力抵抗。
抗議型民粹主義與認同型民粹主義尚未合流，1900年，戴魯萊德和蓋蘭一道在高等法院接受審判時，後者的辯護人就當庭直言「他們之間沒有任何關係，沒有任何相似性，沒有任何聯繫。」 不過無論民粹主義如何多變，上述區分還是有助於我們釐清法蘭西民族主義的諸種思潮和趨勢，捍衛人民——各階級相融合的人民——反對寡頭是他們的共同基礎。但兩者的著重點不同，人民可能被視為政治的（dêmos）或種族的（ethnos），前者意味著一種純粹的民粹主義（人民/精英），後者則是一種民族-民粹主義（作為民族的永恆不變的人民/外來入侵者）。1886到1900年的法國見證了這兩類趨向，沒有什麼能禁止它們相融合。
對德律蒙的諷刺畫，1898年
1930年代的出現了許多新的同盟、類法西斯組織，民族主義也以不同的形式捲土重來，但我們在這一時期很難找到十分典型的民粹主義思潮。1934年2月6日算是具有民粹色彩：譴責腐敗、對無力的政體的憤怒、粗暴的反代議制等，我們看到了很多布朗熱主義的變體，卻未有像他那樣的領導者，人們依然崇拜領袖，欣賞薩拉查、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卻不再如以往般信任人民，普選被斥為「無法食用的麵粉」。受經濟危機和來自德國、奧地利和義大利的猶太難民的刺激，排外主義與反猶主義甚囂塵上，在法蘭西社會主義與民族行動統一黨、法蘭西反猶同盟、青年陣線、法蘭西民族-共產黨等組織的話語中頻繁出現，公權力也通過嚴格限制接納政治流放者和「激進份子」的條件來回應這些呼聲。1936年起拉洛克（La Rocque）上校的法蘭西社會黨（Parti social fran?ais）成為了主要的右翼勢力，其綱領借鑒自天主教社會主義，其策略是合法地奪取權力。它所用的話語中有很多抗議型民粹主義的典型特徵，如譴責腐敗、嚴肅地呼籲道德等，但不同之處在於與其說它反議會制，不如說它反對政治本身（antipolitisme），認為政治會導致「分裂」。拉洛克否認政黨和體制本身，他要建立的是反政黨的政黨，反體制的體制。這種認為「政治」就意味著衝突、詭詐、權謀的反馬基雅維利主義在當時和一位夢想著「共同體」、「大家庭」，希望以「精神價值」消弭階級衝突的法西斯領袖結合在了一起。拉洛克的話語提醒我們天主教也可能成為民粹主義的來源，這種對政治的不信任有其大一統宗教的歷史根源，在像法國這樣的國家可能滋生民粹主義。
第四共和國於1947年正式成立，期間民粹主義表現為布熱德運動（poujadisme）。彼時現代化潮流已勢不可擋，1950年代初開始的工業化、城市化、鄉村移民和工商業集中化進程使手工業者、小商販、小老闆甚至農業經營者等階層都感到了威脅，皮埃爾·布熱德（Pierre Poujade）成為這些被遺棄者的使者與先知。他本是洛特省（Lot）聖-塞雷（Saint-Céré）的一名書商，這是最少受工業化影響的職業之一，他創辦的捍衛商人和手工業者聯盟（Union de défense des commer?ants et artisans, UDCA）很快就在該地區擁有了政治影響力。因為越來越多的當地人移居到城市，手工業者和商人們的客戶不斷流失，1953-54年的新經濟政策對財務加強了控制，制裁走私，使當地從事傳統經濟活動、受」無產化」威脅的人民十分不安。布熱德從政之初便號召反對巴黎的稅收管控，創辦UDCA也是為了聯合各省不滿人士一道反抗稅務機關，很快它就成為了全國大量獨立勞動者們團結的中心。布熱德運動還受益於同北非去殖民化的受害者們的結盟，1954年11月UDCA的第一次全國大會就是在阿爾及利亞舉辦的。現在布熱德已經從批判稅收轉向批判代議制，試圖集結所有對孟戴斯·弗朗斯（Mendès France）政府不滿之人向當局發起挑戰，1955年1月24日聚集在巴黎凡爾賽門前的10萬群眾就證明了其動員能力。在1956年1月2日的大選中UDCA得到了250萬票，11.6%的得票率，52個席位，這是一場毋庸置疑的成功。但是兩年後重掌權力的戴高樂挫敗了布熱德運動，實際上在一個高速發展的世界裡其固有的抱殘守缺就註定了它的結局。
布熱德的抗議型民粹主義抨擊的是國會議員、專家治國、知識分子，所有的巴黎精英，某種程度上他繼續了激進派和哲學家阿蘭的「小人物」反抗「大人物」的鬥爭。他重申法國大革命的無套褲漢傳統，號召再度召開三級會議，同時還影射孟戴斯的猶太人身份。布熱德主義的法國是鄉村的、前工業的、對外殖民的，他尤其反感知識分子，與其說他的主張是反代議制的，不如說是反智主義的。作為一類抗議運動，布熱德運動一度代表了那些被現代世界所打敗、打壓或威脅的小人物們的反抗。它認同型民粹主義的一面要弱於反抗型民粹主義的一面，但也並非沒有，其話語中仍有非典型的反猶因素。無論如何，這是老法國在不斷擴張的現代世界面前所做的最後一次抗爭。
捍衛商人和手工業者聯盟（UDCA）的標誌
讓-馬利·勒龐也曾是一名布熱德派的議員，他在1972年創立了法國國民陣線，這個極右翼的小政黨在當時和很多其他同類黨派差不多，似乎沒什麼前途。但在1980年代國民陣線乘風直上，1983年在德勒（Dreux）的市鎮補缺選舉上初露鋒芒，次年的歐洲議會選舉中首次贏得席位。它在密特朗的第二任期和希拉克任期內強勢崛起：1988年和1995年大選中勒龐獲得了大約15%的選票，1996年2月在維特羅爾(Vitrolles)的市鎮補缺選舉中獲得大勝，那是勒龐主義者第一次在選舉中以絕對多數當選。國民陣線的發跡無疑與許多歐洲國家中民粹主義和排外主義政黨的發展相呼應，但是除了奧地利沒有哪個國家如法國般矚目。評論家們難以解釋這一現象的合理性，其中原因大概可總結為失業率上升引發的困難，大量阿拉伯-穆斯林移民遷入，歐洲一體化進程對國家主權帶來的影響，以及危及民族認同的世界性交流互動。勒龐主義的本質不易界定，P-A·塔吉耶夫提出的「民族-民粹主義」或許最為恰切。勒龐的民族-民粹主義迄今為止成功地結合了法國極右翼思潮的多種因素，從反對法國大革命的原教旨天主教到新法西斯或新納粹，還接受了貝當元帥的國民革命和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懷舊病。這種種極右因素的融合使勒龐主義獲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功，它的選民可能來自任何社會階級和政治派別，這使其政黨成為了最「大眾」、最「工人的」政黨。
國民陣線的第一個特徵是其創始人與領導者的個性。勒龐是一位體制外人士，家境普通，曾是一位平庸的法學學生，參加過印度支那的戰爭，亦曾是阿爾及利亞戰爭的軍官。這位愛國者一直自稱「國民右派」。他擅長演說，時而嘲諷時而暴躁，是電視和媒體很喜歡的那類現代煽動家，他給運動烙了上很強的個人印記，這位領導者成了人民不滿與希望的化身。他一開始便宣稱「我們就是人民」，打破階級壁壘的法蘭西人民。陣線日益關注工人階層，也同樣捍衛傳統的中間階層，它渴望成為整個法蘭西，除了兩個例外：當權階層和住在法國的外國人。國民陣線有抗議型民粹主義的一面，繼續著「下位者」反對「上位者」的鬥爭，這種對「官僚國家主義」的反對又與反智主義結合到了一起，總理阿蘭·朱佩（Alain Juppé）就是國民陣線抨擊的典型：前高師學生、官僚、國立行政學校畢業生，這種人因遠離人民而忽視人民。勒龐還主張訴諸人民，希望由全民公投來決定死刑、移民等社會問題。
勒龐反覆提醒本土法國人警惕過多的外來移民，他們要為失業、犯罪、普遍的不安全負責，「看看那些街道、機場、學校、公共設施、醫院就足夠了」。此外勒龐還強調生育率的持續下降，表示「入侵」將會給種族-文化認同帶來「致命」打擊。他說法國就是兩種根本不同的文化鬥爭的場域，「已經成為法國第二大宗教的伊斯蘭教反對任何程度的同化，威脅到了我們自己的認同，我們的基督教西方文明」。勒龐還毫不猶豫地主張種族歧視，種族間的不平等，反對異族通婚。這種排外主義也未能使國民陣線的領導者免於反猶思想。在他眼中猶太人是媒體、報刊、電視和出版業的控制者，他們參與到「歐洲-世界主義的旨在消除法蘭西民族性的陰謀」中。世界主義是一個揮之不去的夢魘，他希望法國封閉起來與外隔絕。
老勒龐，2006年
國民陣線前途如何？與前文論及的布朗熱運動、反猶運動和布熱德運動不同，這是人們第一次目睹類似現象在法國紮下了根。它的未來取決於諸多變數，首先是國家經濟狀況。它的範圍覆蓋全國各地，所吸納的社會-職業群體之廣是先前布熱德運動無法相比的。與其他民粹運動所宣稱的「既非左派也非右派」不同，他主張自己才是「真正的右派」，因而其最直接的政治對手是當權的主流右派、「假右派」，誓要捍衛法蘭西民族的種族-文化認同。像勒龐這樣的政黨領袖並不是在1980年代從天而降的，國民陣線的宣傳模式讓人不禁回想起1930年代的法西斯主義，不過在法國用民粹主義（抗議型）和民族-民粹主義（認同型）比用法西斯主義更易於理解勒龐現象，畢竟它並非靜態不變的，誰也不知道要是它真的執政後會怎麼樣，是南非式的種族隔離政體，排外的新波拿巴主義，還是民族主義的暴民政治？無論如何，勒龐主義是與共和主義傳統相決裂的，這和布朗熱主義或布熱德主義都不同，這種對1789年精神的拒斥似乎可以將其看做「反大革命」（Contre-Révolution）的現代變種，只不過大眾法取代了神聖法律。它是對不斷加速的全球化導致的混亂後果的反動，受益於其引發的種種問題，也可能像當年的反革命那樣取得暫時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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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近實遠：法國國民陣線與共和黨（2007-2017）
來源：So Close, Yet So Far :The French Front National and Les Républicains（2007-2017）, in Trumping The Mainstream :The Conquest of Democratic Politics by the Populist Radical Right, edited by Lise Esther Herman and James Muldoon, Routledge, 2019
作者：Florence Haegel and Nonna Mayer
當所謂的「第三波」極右翼政黨於1980年代末在歐洲興起，便有大量的作品聚焦於其興起背後的原因以及它們持續發展的可能性。三十年後，這些政黨大多數不但存活了下來還從邊緣走向主流，有時還能進入政府。人們也逐漸開始用far right或populist radical right(PRR)而非extreme right來指稱極右翼。現在關鍵的問題是極右翼對現存政黨的意識形態與政治影響，它們可能以多種方式「使主流川普化」（trumping the mainstream）。
法蘭西的情況尤為有趣。首先，國民陣線是歐洲最老牌、最成功的極右政黨之一，也被視為這一類政黨的模板。然而儘管國民陣線在選舉中表現強勁，但因為法國多數至上的選舉體制導致的高度比例失調，它在議會中重要性並不大。法國的特殊之處還在於，主流右翼政黨採取了調和策略與對抗策略相結合的方式，以致長期以來國民陣線的選舉成功並未打破原有的兩極化政黨格局。但2017年事情起了變化，自瑪麗娜·勒龐（Marine Le Pen）2011年接手以來，該黨創造了前所未有的選舉記錄，在2014年的歐洲議會選舉和2015年的省和大區選舉中，國民陣線都一路領先，超過了主流左翼和右翼政黨。2017年大選更打破了傳統的左右秩序，勒龐在第二輪中對陣政治新人馬克龍，得到了大約1100萬選票，得票率超過三分之一。儘管她最終失敗了，但這依然標誌著法國政治版圖的重組。
本文將聚焦從2007年大選到2017年大選之間國民陣線與主流右翼政黨共和黨（Les Républicains, LR，前人民運動聯盟，ex-UMP）的互動。我們將重點探究兩個問題，首先是兩個政黨在意識形態層面的融合程度，這是包括主流適應激進派與激進派溫和化以靠近主流的雙向過程；其次是黨派分裂問題，不僅包括黨內分裂成不同派系，還有黨內精英、普通黨員以及選民之間的策略預期和意識形態立場分裂。供給側是政黨（黨派立場、代理機構和策略），需求側是選民（選民偏好），雙方不斷地相互影響。本文第一部分考察政黨層面，探究國民陣線的正常化策略和共和黨的適應策略是如何加劇了各自組織的內部分裂。第二部分將考察兩黨各自選民群體的世界觀和價值觀及其演變，論證兩者間融合與分歧的模式。
法國國民陣線（Front National）如今已改名為國民聯盟（Rassemblement National）
乍一看，國民陣線和共和黨是越走越近了。瑪麗娜勒龐2011年以來採取了去妖魔化策略以給其運動樹立更正面的形象，薩科齊則自2007年起選擇激進化路線以爭取極右翼選民，這在兩黨內都引發了分裂。
勒龐的目的是擺脫種族主義、反猶主義和極端主義的標籤，表明國民陣線也是「一個和其他黨派一樣的政黨」。但這也不是什麼新招，在1989年時其父讓-馬利·勒龐就在發表於《世界報》（Le Monde）的一篇文章中率先提出「去妖魔化」概念，試圖對那些使該黨妖魔化、非法化的人予以回擊。不過國民陣線的策略從一開始就是模稜兩可的，在正常化和反叛、從眾與自我彰顯之間搖擺，這取決於其面對的受眾和情境如何。這種兩面派的策略導致了內部危機，一方面激進的反體制立場能吸引很多選民，另一方面奪取官方權力的需要又迫使它採取更體制化、專業化的溫和立場。第一波正常化開始於國民陣線創立時期，其實創立該政黨的目的就是為了讓新秩序（Nouveau Ordre）這一極右翼團體得以名正言順地參與議會競選，正常化的證據就是選擇老勒龐這樣一位1956年布熱德運動中的前議員作為領袖，他還曾在1956年總統大選期間擔任親法的阿爾及利亞候選人韋南庫爾（Jean-Louis Tixier-Vignancour）的競選經理。但是兩年還不到，新秩序的領導們就離開了國民陣線轉而創建了更親近主流右翼的新力量黨（Parti des forces nouvelles）。第二波正常化發生於1998-1999年間，當時國民陣線的二號人物布呂諾·梅格萊（Bruno Mégret）主張為了掌權而和主流右翼結成聯盟，該策略受到老勒龐的激烈反對，兩人的爭執再次導致了分裂，造就了一個短命的新黨派。
最後一波正常化始於2011年，瑪麗娜·勒龐接替其父出任黨魁。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選票，她堅決與父親的一些極端立場劃清界限，尤其是反猶思想。像之前的梅格萊一樣，她在2010年4月組建了智庫「思想與民族」（Idées-Nations）以招攬學者和知識分子。她還在2012年5月創立了新組織「瑪麗娜的藍色聯盟」（Rassemblement Bleu Marine）以吸引並不隸屬該黨的外界人士，比如飽受爭議的極左翼市長羅伯特·梅納爾（Robert Ménard）。勒龐還想讓國民陣線從一個只關注移民問題的利基黨（niche party）轉型為一個關注議題廣泛的一般政黨（generalist party）。為了贏得經濟有困難的選民們的支持，該黨日益關注經濟問題，在2017年大選中勒龐就強調保護35小時工作制等社會權利，回歸60歲退休制，為殘障人士、老人和法國家庭提升社會福利，捍衛購買力，為低收入者降低收入稅等。而且，勒龐還試圖在墮胎、同性戀等問題上摒棄其父的道德立場，她本人在2002年曾支持墮胎合法化，但國民陣線在同性婚姻問題上分歧嚴重，勒龐壓力很大，她想同時贏得年輕的城市世俗選民與天主教選民的支持。最終在2017年大選中她避免提及墮胎問題，提議廢除關於同性婚姻的法律。最後，她延續了該黨一貫的反歐盟主張，大選中她呼籲一個自由民族的歐洲，封鎖邊境，國家主權高於歐盟法律，捍衛民族的傳統與生活方式。而脫歐問題在2017年成為核心議題，國民陣線的主張也使其與另一個小政黨「法蘭西站起來」相結盟，這打破了國民陣線的政治孤立，顯示出其與主流右翼政黨結盟的可能性。但是在兩輪電視辯論中，勒龐卻沒能成功地論證法國脫歐的可實施性，在黨內和黨外都引發了人們對脫歐問題的反思。
總體來說，勒龐的策略給國民陣線添了一道深深的裂痕，馬克龍的當選更加劇了分歧，兩個主要的內部派別冒出了頭。它們的領頭人分別是勒龐的侄女、「自由-保守」派的瑪麗昂·勒龐（Marion Maréchal-Le Pen）和主張脫歐的戴高樂主義者、共和派人士弗洛里安·菲利波特（Florian Philippot），他在17年作為勒龐的軍師，成了其敗選的替罪羊。前者在主張自由主義經濟、溫和的反歐盟、傳統的天主教道德觀以及「整體性的民族主義」，後者則是堅定的脫歐派，採取「既非左也非右」的策略，重點關注安全、移民和伊斯蘭問題。據《世界報》的調研，2011-2013年間國民陣線的去妖魔化策略取得了成功，人們對「國民陣線是否危及民主制」的肯定回答逐年下降至47%，但從2014到2017年則逐年上升，2017年時已達到58%的歷史新高，否定回答則只有36%，看來前幾年的成功最終適得其反。
2017年大選中的勒龐
共和黨針對國民陣線採取的策略則更為複雜，結合了意識形態上的效仿、公共政策上的吸納以及選舉中的傾斜。希拉克已經借鑒了一些國民陣線的主張，而在薩科齊的領導下——他2004-2007年擔任黨首，2007-2012任總統，卸任後再次成為黨首——人民運動聯盟（之後的共和黨）則經歷了前所未有的激進化，這種適應策略被稱為「比松路線「，得名自他的顧問之一帕特里克·比松（Patrick Buisson）。這種策略在2007年大選中取得成功，國民陣線的得票率只有大約10%，但在2010年3月的大區選舉中人民運動聯盟卻遭遇失利，國民陣線在22個大區中的12個都殺進了第二輪，隨後薩科齊再次加強了他的激進策略，在格勒諾布爾（Grenoble）的演講中他強調「民族身份認同」，承諾在三個月內拆除所有羅姆人的非法營帳，對法律、秩序方面的問題採取更強硬的立場，例如襲警者將被剝奪法國國籍。人民運動聯盟秘書長讓-弗朗索瓦·科佩（Jean-Fran?ois Copé）也在黨內積極推行相同策略，反對在公共場合穿戴頭巾和宗教服裝。順著同樣的思路，2010年7月14日聯盟的一個議會派別「大眾右翼」（Popular right）被創立了，其成員的核心政策主張與國民陣線如出一轍，比如限制移民的權利、限制雙國籍公民的權利、部分恢復死刑、更嚴格的法律控制、捍衛警察和軍隊以及對家庭、教育和性別議題的傳統價值觀，大眾右翼的議員拒絕給LGBT群體公民權。同時他們重視象徵和紀念政策，如主張懲罰對不尊重國旗的行為，對共產主義和殖民運動的集體記憶應該被密切地監控與塑造。
法國的右翼政黨無疑正在持續激進化，2012和2017年的黨內競選和2016年的總統初選都可證明這一點。在黨內競選的六支競爭勢力中，有三支是是右翼，另外三支是中間派。「大眾右翼」受到了黨內新團體「強勢右翼」（Strong Right）的挑戰，它由兩位持激進右派立場的若福瓦·迪迪耶（Geoffroy DIdier）和紀堯姆·佩爾梯耶（Guillaume Peltier）領導，後者最早就是從國民陣線青年運動開始政治生涯的，他們表示自己代表了薩科齊的一代。另外還有批評福利國家、提倡天主教傳統的「社會右翼」（Social Right）。重點是所有這些團體都宣稱自己屬於「右派」，這個意識形態標籤在前幾年的法國政治辯論中很少使用。「強勢右翼」（27.8%）、「大眾右翼」（10.9%）和「社會右翼」（21.7%）總共得到了約60%的黨內支持，這是人民運動聯盟激進化的明確標誌。同時中間派和戴高樂主義派別的式微也引人矚目，它們只在一些地方受人青睞，但右翼勢力卻得到了全國各地的廣泛支持。共和黨在2016年11月組織的公開總統初選也很能說明問題，此次選舉的目的是選出右翼和中間派的候選人，7位競爭者中有三位中右派，四位右派，其中薩科齊和科佩代表了「不受拘束的右派」，讓-弗里德里希·布瓦松（Jean-Frédéric Poisson）是一個小天主教團體的領袖、反對同性婚姻，弗朗索瓦·菲永（Fran?ois Fillon）的綱領則是經濟自由主義與文化保守主義的結合。
弗朗索瓦·菲永在第一輪中出人意料地獲得了44.1%的選票，而中右派的阿蘭·朱佩則僅有28.6%，他在道德問題上立場更加開放，更少關注身份認同問題，對伊斯蘭教也相對寬容些，這個結果進一步論證了主流右翼的激進化，但是薩科齊的失敗也表明「比松路線」已不再受大多數歡迎。從地理上看，朱佩的選票多來自2012年總統初選中左翼選民佔上風的地區，薩科齊的選票則多來自勒龐獲勝的東北和東南地區。而菲永的得票則非常均衡，吸引了約51%的共和黨支持者，他成功地樹立起了中間派的形象，同時得到了許多天主教選民的支持，這些常去教堂的法國人大多把票投給了菲永，而非薩科齊或朱佩。最後，2017年11月洛朗·沃吉耶（Laurent Wauquiez）當選黨首表明了共和黨黨員的激進化，他不僅提倡身份政治，反對移民，關心道德問題，還對歐洲聯合問題持更加懷疑的立場。至今，主流右翼的調和策略正是基於道德和文化問題上的右轉，而在未來持國家干預和反歐盟立場的可能性不大。
法國前總統薩科齊
儘管法國右翼有明顯的激進化，但無論是在選舉還是政府中，共和黨的領袖們依然反對與國民陣線合作。在80年代初國民陣線剛剛興起時，戴高樂主義的右翼採取的策略是在國家層面孤立之，在地方層面卻與之合作，使國民陣線初露鋒芒的1983年德勒的地方補缺選舉便是一例。但這種模稜兩可的策略在1998年大區選舉後便停止了，新戴高樂主義政黨選擇了「共和陣線」策略，要求選民們阻擋國民陣線，不遵從該原則的候選人將被驅逐出黨。2011年薩科齊轉換了策略，在各區選舉和次年的大選中採取「既不也不」（ni-ni）方針，即如果本黨候選人進不了第二輪，選民們就既不投社會黨，也不投國民陣線。民意調查顯示，1998年大區選舉後有三分之一的右翼支持者對在地方選舉中與國民陣線合作表示認同，這一比率到2010年基本穩定，但在2010-2012年間比例快速升高，2012年5月的調查中有54%親人民運動聯盟者支持與國民陣線合作，2013年5月的一項調研顯示，在年輕人、工人階級選民中間和國民陣線影響力大的地區尤其如此。「既不也不」策略也給薩科齊招致了阿蘭·朱佩等黨內人士的批評，他們指責這是把國民陣線和「共和主義的」社會黨一視同仁，不過也有人堅持此路線，如弗朗索瓦·菲永。為了中止混亂，薩科齊在2015年大區選舉中重申了「既不也不」方針和「比松路線」。馬克龍在2017的獲勝導致了共和黨新的策略轉向，在立法議會競選中呼籲「共和陣線」，阻擋國民陣線，而馬克龍政府任用阿蘭·朱佩的支持者、溫和右派的愛德華·菲利普（Edouard Philippe）的舉措再一次加深了共和黨內溫和派和傳統右派的分裂。
下面從選民的角度考察共和黨與國民陣線的分與合。通過經濟自由主義（國家干預、失業）、文化自由主義（婦女、同性戀群體）、對歐盟的態度（法國是否從歐洲聯合中獲益）和在政治光譜中的自我定位等問題的調研，以期勾勒出法國右翼譜系的意識形態地圖，觀察其在07-17年間的演變，被調查的是2007、2012和2017年大選中的中間派、主流右翼和極右翼選民。統計顯示，10年間激進左翼選民增長了約13%（從8.6%增長到21.3%），極右翼上漲了約11%（從10.4%增長到21.3%），中間派只增長了5.5%（從18.5%增長到24%）。而主流右翼的選票則減少了11%，主流左翼更是縮水了19.5%。
在意識形態層面，無論是2007和2012年薩科齊、2017年菲永的支持者，還是讓-馬利和瑪麗娜·勒龐的支持者都明確地自我定位為右翼，但兩者之間仍有區別。當被調選民以1到10選擇自己的左-右立場時（10是右極，1是左極），我們發現勒龐的支持者中選擇10的比率要大得多，而且自認為「既非左也非右」的也更多，相比而言菲永的支持者選擇6-8居多，馬克龍的支持者則以中左（4-6）居多。
對許多更具體的議題的立場也揭示出主流右翼和極右翼選民的差異。主流右翼和極右翼都持基於權威、等級和秩序的保守主義社會觀，這使他們區別於中間派和左翼選民。但相比之下，勒龐的投票者們更多地傾向於認為有「太多的移民」，以及「應該恢復死刑」，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兩者之間的意識形態差距並非縮小，而是不斷增大。誠然，在薩科齊執政並採取「比松路線」的時期，在移民問題上主流右翼的觀點有激進化的趨勢，但是從2012到2017年，主流右翼選民中持反移民立場的人數比例不斷下降，2017年大選中比勒龐陣營中反對移民的選民比例少了33%（前者58%，後者91%），實際上除了極右翼，中間派和左翼陣營中反對移民的選民比例都在降低，法蘭西社會普遍的寬容程度越來越高。如此國民陣線就顯得更加孤立了，在死刑問題上更加明顯，1981年左派政府廢除了死刑，在2012-2017年中除了勒龐陣營，其他所有陣營中支持恢復死刑的比率都在不斷降低，17年大選中菲永陣營和勒龐陣營在這一問題上的比率差距達到了45個百分點（前者29%，後者74%），實際上兩派的差距從未如此之大。
法國穆斯林移民
在性別議題上，雙方選民比較接近，而且只比中間派和左翼更保守一點點，比如大多數共和黨和勒龐的支持者都否認女人生來就是為了生兒育女的觀念，還有一小部分選民認為同性群體也應該有收養孩子的權利。在這一話題上勒龐的選民甚至比主流右翼選民還要寬容，特別是2017年菲永在想要得到老派的天主教團體支持的情況下。
在經濟政策上極右翼和主流右翼選民則針鋒相對。首先雙方都反對左翼立場，大力主張失業者們「能夠找到一份工作，如果他們真的想找的話」。但是勒龐派在這個議題上容忍度更低，他們更多地站在僱員一邊，而薩科齊和菲永的選民們則更多地站在僱主一邊。從2007到2017年，雙方的立場差距越來越大。在調研中所有關於經濟自由主義的問題上，勒龐的選民們日益認同國家干涉主義。
在歐洲聯合議題上，雙方的分歧就更大了。首先是2012-2017選民們對「法國是否因歐盟而獲益」的認知變遷，其次是2007-2017年間選民們對「從屬於歐盟是否是一件好事」的認識。極右翼很明顯極力反歐，而中間派、主流右翼和主流左翼則緊密團結在一起，而且或許是因為英國脫歐的刺激，後三者中對歐盟的正面觀點正穩步增加。調研顯示，2007-2017年雙方選民中認同法國能夠從歐盟獲益的比例差距從30上升到40個百分點，而認為從屬於歐盟是一件好事的選民比例差距則從35擴大到了破紀錄的54個百分點。而且數據還顯示，勒龐的支持者們如今比極左翼還要質疑歐盟，後者從1992年關於馬斯特里赫特條約的公投以來就持較高的歐洲懷疑論立場。但極左和極右質疑歐洲聯合的原因是不同的，極左翼批判歐盟是因為它對經濟和社會問題的自由主義立場，而極右翼卻首要地認為歐盟給移民敞開了大門並且威脅到了法國的民族國家認同。而且即便是極左翼陣營，在2012-2017年間支持歐盟的比例也在不斷提高，國民陣線因其逆潮流而動，正在被日漸孤立。
總的來說，認為主流右翼和極右翼在意識形態上日漸相似的看法過於誇張。確實在2006-2013年因為「比松路線」主流右翼陣營出現了右轉的趨勢，但是那之後直到2017年雙方的差距正在不斷擴大，勒龐的支持者們是迄今為止最敵視移民、最威權主義、最懷疑歐盟的選民。他們排斥過去10年間法國緩慢但普遍的社會轉變，即儘管有難民危機和伊斯蘭恐怖主義的回潮，法國社會正變得日益寬容。
上述對政黨領袖和選民兩個方面的分析揭示出黨派精英、黨員和選民之間相互影響的複雜性。的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共和黨黨員和選民之間的意識形態差異，黨員相比溫和的選民要更加右傾。這一結果直接使人質疑黨內民主的影響，例如黨內初選可能以溫和的選民為代價，讓激進的黨員掌握權力。實際上黨員投票不斷增長的重要性使得黨領導不得不回應他們的意識形態立場。
2017年總統選舉和議會選舉開啟了一個不確定的時代。政治新人馬克龍不僅擊敗了主流右翼和左翼候選人，還打破了勒龐的總統夢，接下來主流右翼和極右翼將如何選擇，是分還是合？無論哪種選擇，都可能使兩黨——如本文第一部分所述——陷入分崩離析的險境。如果馬克龍成功地在法國政黨體制中確立了一個政治核心，那麼共和黨和國民陣線則可能走得更近，而長久以來維持左右兩極格局的政治體制就可能發生劇變，如果馬克龍失敗了，則兩者不大可能聯合。
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後巴黎爆發的反對國民陣線的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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