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紀中國西南邊疆研究回顧與展望

作者簡介：孫宏年，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研究員\武漢大學國家領土主權與海洋權益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

中國西南邊疆研究是中國邊疆研究的重要內容，新世紀以來相關領域的研究取得重大進展，無論是歷史研究還是現狀研究，都取得一系列新成果。鑒於「中國西南邊疆」的地域範圍在歷史時期的盈縮、變遷，[1]《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組織「新世紀中國邊疆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專欄時又有地域的分工，本文所涉及「中國西南邊疆」的地理範圍以今天廣西壯族自治區、雲南省為主體，兼及重慶市、四川省、貴州省部分地區和中南半島部分地區。本文回顧、梳理1998—2018年中國西南邊疆研究及學科建設的新進展、新成果，就今後深化相關研究有所思考，以求引玉之效，懇請學界同仁批評指正。

一

新世紀以來，我國學術界堅持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在中國西南邊疆研究各領域的研究都有一定進展，一些領域實現重大突破，主要反映在以下五方面：

（一）檔案文獻整理取得重大突破，為今後一定時期深化西南邊疆研究夯實了基礎。檔案、文獻是深化西南邊疆研究的基礎，學術界一直重視漢文和少數民族文字檔案、文獻的整理工作，比如20世紀50年代起學者們就開始整理、翻譯彝文《西南彝志》和傣文《泐史》、《景谷土司世系》等歷史文獻，[2]但受到種種因素影響，一些檔案館所藏的檔案未能系統地整理、利用，一些重要的民族文字文獻仍未刊布、翻譯。進入21世紀以後，西南邊疆的檔案、文獻整理工作成果豐富、進展良好，主要有以下特點：

一是民國時期西南邊疆的大量珍貴檔案得到系統地整理，首次公開出版。在國家社科基金特別委託項目「西南邊疆歷史現狀綜合研究項目」的推動下，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廣西壯族自治區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從珍藏的檔案中精選、整理，於2013年後陸續出版200多冊（卷）的民國時期西南邊疆檔案資料，包括《民國時期西南邊疆檔案資料彙編·廣西雲南綜合卷》98卷、《民國時期西南邊疆檔案資料彙編·雲南卷》80卷、《民國時期西南邊疆檔案資料彙編·廣西卷》30卷，和《民國時期西南邊疆檔案資料彙編·雲南卷目錄總集·圖文精粹》、《民國時期西南邊疆檔案資料彙編·廣西卷目錄總集·圖文精粹》、《民國時期西南邊將檔案資料彙編·雲南廣西綜合卷目錄總集·圖文精粹》各1冊。[3]作為「西南邊疆歷史與現狀綜合研究項目·檔案文獻系列」的成果，這些檔案涉及民國時期廣西、雲南兩省政治、經濟、海關、民政、文化教育、社會變遷、涉外關係等眾多領域，均為第一手的重要文獻，絕大部分又是首次公布，具有重大的學術價值。

二是國內外西南邊疆文獻的整理、編選進入「收穫期」，少數民族語言文字文獻整理、編譯、研究又有新成果。如張純德、朱琚元、白興發著《彝文古籍與西南邊疆歷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以秦漢時期滇東北、川南、黔西北地區所用的彝文原著譯本為主要研究對象，首次對西南少數民族古籍中的彝文史料做了開創性研究；《西南彝志》被譽為「彝族古代社會的百科全書」，是彝族重要的經典古籍，貴州民族出版社2018年新版本在原版基礎上重新整理翻譯，按照彝文原文、國際音標、直譯、意譯對照的形式整理翻譯。

另一方面，國內外涉及西南邊疆的多種漢文文獻、口述史料陸續出版。雲南地方文獻成果眾多，鄒建達、唐麗娟主編《清前期雲南督撫邊疆事務奏疏彙編（全6冊）》（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收錄順治十六年（1659）到乾隆六十年（1795）間雲南督撫邊疆事務奏疏奏摺3000餘件，220餘萬字；林文勛主編《民國時期雲南邊疆開發方案彙編》（雲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收錄《經營滇省西南邊地議》、《建設騰龍邊區各土司地意見書》等民國年間雲南邊疆開發、經濟、文化等方面的重要文獻資料；吳喜《民國時期雲南彝族上層家族口述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通過採訪民國時期西南邊疆地區彝族上層人士子女及近親家族成員，為研究近代以來西南彝族社會和西南邊疆史提供了寶貴的口述史料。當代雲南專題文獻整理受到關注，主要有秦和平編《雲南民族地區民主改革資料集》（巴蜀書社2010年版）和肖祖厚、李丹慧主編《雲南與援越抗美（檔案文獻）》（中央文獻出版社2004年版）。四川西部康藏地區在1949年前是西南邊疆的重要組織部分，近年來學術界整理相關文獻，不僅有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民國時期西藏及藏區經濟開發建設檔案選編》（中國藏學出版社2005年版）等專題文獻選編，而且出版了趙心愚等編《康區藏族社會珍稀資料輯要》（巴蜀書社2006年版）、中國民族圖書館編《民國時期西康史料彙編（全50冊）》（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8年版）等綜合性的文獻。此外，《大南實錄》是越南阮朝（1802—1945）的官修史書，全部用漢文撰寫，是重要的域外漢文史料，王柏中等學者從中整理涉及中越關係、中國西南邊疆重大事件、邊疆民族、經濟社會發展等內容的重要史料，輯錄、出版了《〈大南實錄〉中國西南邊疆相關史料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

三是西南邊疆綜合性文獻及相關工具書的編纂、出版，相關成果主要為《中國西南文獻叢書》（正編201冊，蘭州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二編50冊，學苑出版社2009年版）和朱端強、許新民主編《歷代文集西南邊疆篇目分類索引（初編）》（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中國西南文獻叢書》是我國西南地區文獻資料的總集，由甘肅省古籍文獻整理編譯中心在中國叢書編輯委員會指導下編纂，以四川省、重慶市、雲南省、貴州省、西藏自治區等五省（市）區為「西南地區」的空間範圍，該叢書已出版正編、二編，共250多冊，收錄20世紀中期以前歷代稀有文獻千餘種，既選錄了大量漢文文獻以外，又精選了彝族、藏族、白族、壯族、瑤族、回族、傣族和納西族東巴文獻等八個少數民族文字的文獻，並對部分文獻做了漢譯工作。《歷代文集西南邊疆篇目分類索引（初編）》以《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四庫禁毀書叢刊》、《四庫未收書輯刊》和《續修四庫全書》為依據，對兩漢至晚清涉及雲南、廣西、西藏、西南、鄰國五大部類，對雲南、廣西、西藏等地史事的篇目分類編製索引，是一部編製有法的史學工具書。

（二）西南邊疆疆域史的整體性、綜合性研究逐步深化，「西南邊疆通史」研究和以特定區域為空間範圍的「地方性通史」都取得新成果。一方面，中國疆域史、邊疆史研究推出多部有理論深度的著作，如馬大正主編《中國邊疆經略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林榮貴主編《中國古代疆域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張植榮著《中國邊疆與民族問題》（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等專著，這些著作對於中國疆域的演變、邊疆的變遷進行了較為系統的論述，所涉及的西南邊疆轄境盈縮、歷史變遷又是其中的組成部分。另一方面，我國學術界重視西南邊疆整個區域「總體性通史」和特定的「區域性通史」研究，出版了近10種著作，不僅方鐵主編《西南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覃延歡、廖國一主編《廣西史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鍾文典主編《廣西通史》（全3卷）（廣西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何耀華總主編《雲南通史（全6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1年版）等著作論述西南邊疆及部分區域的歷史變遷，而賈大全、陳世松主編《四川通史（全7卷）》（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也涉及先秦時期西南邊疆的巴蜀地區和清末民國時期西康地區的歷史。這些著作由我國數十位專家合作完成，吸收了近代百餘年來西南邊疆研究的成果，集中反映21世紀之初我國學術界在西南邊疆整個區域「總體性」研究和以省級政區為單元的特定「區域性通史」研究的最新成果。其中，《西南通史》把西南邊疆的歷史演變置於中國統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系統地論述了遠古至1840年西南邊疆歷史變遷和歷代王朝（含地方民族政權）的治理政策、經濟狀況、民族交往、涉外關係，分析西南邊疆地區在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演進中的區域性特點。

（三）學術界長期關注歷代西南邊疆治理研究，新世紀以來研究領域進一步拓寬、成果更為豐碩，主要集中在以下領域：

一是歷代治理西南邊疆的思想、政策、制度的理論研究得到深化，既關注秦漢以後王朝時期和中華民國時期西南邊疆重大理論問題研究，又深入探討哀牢、南詔、大理、南天國等地方民族政權與中原王朝關係及其地方治理的思想、政策。除了上述馬大正主編《中國邊疆經略史》、方鐵主編《西南通史》等「中國邊疆通史」著作中對於先秦至清代西南邊疆治理思想、政策、制度等有較為系統地論述外，又出版了20多部專著，包括「通論性」專著，如方鐵《方略與施治：歷朝對西南邊疆的經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孫宏年《中國西南邊疆的治理》（湖南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近代中國西南邊疆治理專著，如段金生著《南京國民政府的邊政》（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和《南京國民政府對西南邊疆的治理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潘先林《民國雲南彝族統治集團研究》（雲南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羅敏《走向統一：西南與中央關係研究（1931～1936）》（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西南邊疆地方民族政權與治理專著，如耿德銘《哀牢國與哀牢文化》（雲南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段玉明《大理國史》（雲南民族出版社2003年版），白耀天《南天國與宋朝關係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歷代王朝治理廣西研究專著，如徐毅：《綏服遠人——清帝國治理廣西的教化策略》（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鄭維寬《歷代王朝治理廣西邊疆的策略研究——基於地緣政治的考察》（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和《從制度化到內地化：歷代王朝治理廣西的時空過程研究》（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其中，《中國西南邊疆的治理》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先秦至當代中國西南邊疆治理的歷程和各個時期西南邊疆治理的重要政策、措施；《南京國民政府對西南邊疆的治理研究》較為全面地論述了南京國民政府治理西南邊疆的政治實踐、實業發展、交通規劃、文化教育等政策；《民國雲南彝族統治集團研究》闡述了民國時期雲南彝族集團的崛起，分析了該集團對於穩定大西南、建設「新雲南」、開發邊疆等方面的貢獻。

二是西南邊疆地區治理機構、行政建置、政區變遷取得新進展。作為邊疆歷史研究的「傳統領域」，學術界在新世紀之初推出了一系列新成果，不僅翟國強、孫宏年、段金生、董繼梅、黃忠鑫、徐靜瓊等學者發表了一些值得重視的學術論文，[4]而且出版了近10部著作，如趙雲田著《中國治邊機構史》（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版），劉統《唐代羈縻府州研究》（西北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陸韌、凌永忠《元明清西南邊疆特殊政區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陳慶江《明代雲南政區治所研究》（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張軻風《民國時期西南大區區劃演進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范曉春《中國大行政區：1949—1954年》（東方出版中心2011年版），等。此外，周振鶴主編《中國行政區劃通史》共13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2016年第1版，2017年修訂版），對於西南邊疆地方政區變遷有所論述。

三是土司制度、改土歸流及相關措施與西南邊疆治理研究緊密相關，21世紀初成為「熱點」。據統計，僅2000至2012年的13年間，土司研究的論文721篇，李世愉《清代土司制度論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年版）、馬菁林《清末川邊藏區改土歸流考》（巴蜀書社2004年版）等著作121部。[5]2013至2018年，學術界開展土司研究的「熱度」持續升溫，何先龍、黨會先、陳旭方鐵、成溱銘、陳季君、李良品、廖鈺、武沐、彭福榮、張鋒峰、羅群、羅水良、徐林平、郭秀、王永健、馬國君、李紅香、黃禾雨、李楠、黃梅、林友宏、潘先林、白義俊、吳喜、龔夢川、龔蔭、王希輝、賈益、馬強、尤佳等學者發表至少60篇（部）論文、著作。[6]其中，不少成果論及元、明、清和民國時期西南邊疆治理的政策、措施。[7]段紅雲在《明清時期雲南邊疆土司的區域政治與國家認同》[8]中指出，明清王朝在雲南推行土司制度的過程，是不斷推進邊疆與內地在政治、經濟、文化等方面一體化，加強邊疆民族地區國家認同的過程；在中央王朝與邊疆土司的互動和博弈過程中，中央王朝在邊疆土司地區的國家認同建設呈現出不同的取向和特徵，並對明清時期西南邊疆的變遷產生重要影響。

四是西南邊疆開發政策及經濟社會發展是邊疆治理研究的重要內容，1998年後成果豐碩，在發表一批高質量論文的同時，出版10多部學術專著。一方面，學術界在研究清代以來邊疆開發時對西南邊疆開發進行了論證，如馬汝珩、成崇德主編《清代邊疆開發》（山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成崇德主編《清代西部開發》（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戴逸、張世明主編《中國西部開發與近代化》（廣東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馬大正、李大龍主編《20世紀中國西部開發史》（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對清代、民國時期和當代中國西南邊疆的開發做了研究。另一方面，學者們對廣西、雲南及西南邊疆某些特定區域的開發和特定產業的發展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相關著作如覃麗丹、覃彩鑾著《廣西邊疆開發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陳征平《雲南工業史》（雲南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羅群、黃韓鑫《王熾與晚清雲南商業社會》（雲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楊壽川《雲南礦業開發史》（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周智生《晚清民國時期滇藏川毗連地區的治理開發》（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其中，《晚清民國時期滇藏川毗連地區的治理開發》分析了晚清民國時期「滇藏川毗連地區」的區域性特點，論述了歷屆中央政府治理、開發這一地區的進程、政策；《王熾與晚清雲南商業社會》對雲南歷史上著名的「紅頂商人」王熾做了較為全面的研究，同時論述近代雲南商業、社會的相關問題。

（四）西南邊疆民族宗教及相關政策研究是與邊疆治理密切相關的 「傳統領域」，21世初期我國學術界在西南邊疆民族發展史與民族關係、歷史民族地理、跨境民族、民族宗教政策等領域都推出了新成果。

在西南邊疆民族發展史與民族關係方面，學術界不僅發表大量的學術論文，而且出版了多部高水平的學術著作，如《中國歷代民族史》叢書，[9]王文光、朱映占、趙永忠等著《中國西南民族通史》（雲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王文光、龍曉燕、陳斌《中國西南民族關係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5年版），趙永忠《當代中國西南民族發展史論》（雲南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黃成授等《廣西民族關係的歷史與現狀》（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張剛、伍雄武《雲南民族關係的歷史與經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等。其中，《中國歷代民族史》共8卷，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先秦至明清時期各民族共同創造中國歷史的歷程，相關內容涉及各個時期西南邊疆民族發展史與民族關係；《中國西南民族通史》以180餘萬字的篇幅，較為系統地闡述了從遠古時代到2010年我國西南地區各民族的發展歷程，對各民族的社會生活、歷史源流、民族關係及歷代政府的西南民族治理做了深入的考察和研究，具有較高的學術價值。

歷史民族地理、跨境民族研究有一批新成果，如安介生《歷史民族地理》（山東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鄭維寬《廣西歷史民族地理》（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探討了歷史時期中國和廣西等邊疆地區各民族的空間分布及其特點，又涉及各時期西南邊疆政策、民族治理問題；范宏貴、劉志強等著《中越跨境民族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何平《傣泰民族的起源與演變新探》（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呂俊彪《京族人的族群認同與國家認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李雪岩、龍四古《西南邊疆民族地區青年歸僑僑眷發展問題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鄭一省、王國平《西南地區海外移民史研究——以廣西、雲南為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對中國與東南亞鄰國越跨境民族相關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研究。

在邊疆民族宗教政策方面，學者們既在歷史時期民族宗教政策發表了新成果，專著如張踐、齊經軒《中國歷代民族宗教政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7年版），龔蔭《中國歷代民族政策概要》（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張廣保、宋學立《宗教教化與西南邊疆經略----以元明時期雲南為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又關注當代中國邊疆民族宗教政策研究，其中民族識別是當代中國邊疆民族治理的重要政策，2000年以後學者們不斷推出高質量的成果，既有黃光學、施聯朱主編《中國的民族識別——56個民族的來歷》（民族出版2005 年修訂版），施聯朱《民族識別與民族研究文集》（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尤偉瓊《雲南民族識別研究》（民族出版社2013年版）等學術專著，又有一些相關著作，如黃光學《民族工作文集》（民族出版社2008年版）和王連芳《雲南民族工作回憶》（民族出版社2012年版）中都有相關內容。

（五）西南邊疆環境史、社會史研究日益受到學術界重視，成為西南邊疆研究的新「增長點」。學者們圍繞著西南邊疆的環境保護、文化生態格局、自然災害與救災機制、社會變遷等主題，開展了「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資料庫建設」等多項課題研究；[10]發表不少高水平的學術論文；[11]出版了近10部學術著作，如秦和平《西南民族地區的毒品危害及其對策》（四川民族出版社2005年版），王川《西康地區近代社會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周智生《商人與近代中國西南邊疆社會：以滇西北為中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年版），鄭維寬《清代廣西生態變遷研究——基於人地關係演進的視角》（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周瓊、高建國主編《中國西南地區災荒與社會變遷：第七屆中國災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楊煜達《清代雲南季風氣候與天氣災害研究》復旦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其中，李志農、鄧雲裴認為，明清以來漢族移民大量進入雲南藏區，漢族、藏族廣泛交流、交融,逐步形成基於共同體特徵而超越民族認同的地域認同；這一時期雲南藏區的文化生態格局已產生改變，基於地域認同的內生性動力使和諧的民族文化生態得以形成和維繫。[12]

（六）西南邊疆涉外關係研究進一步深化，我國學術界推出一系列具有創新意義的研究成果。這些成果既包括300多篇高質量的學術論文，[13]又包含20多部高水平的學術著作，而研究領域涉及我國西南邊疆與越南、寮國、緬甸等鄰國關係，與中國西南沿邊開放，主要反映在以下四個領域：

一是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研究以及東南亞國別史研究中論及西南邊疆與鄰國的關係，相關專著有《近代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等10多部。[14]

二是中國西南邊疆與鄰國的國際河流研究取得新突破，主要有莫小莎《廣西國際河流研究》（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等論著。

三是中國西南邊疆與鄰國邊界研究，主要有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朱昭華《中緬邊界問題研究——以近代中英邊界談判為中心》（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等專著。其中，《中國近代邊界史》系統地闡述了1840年至1949年一百多年間中國邊界變遷的歷史進程，詳細地考證了中國西南邊疆地區與越南、寮國、緬甸等鄰國的邊界變遷，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四是西南絲綢之路、西南沿邊開放與涉外經貿往來研究成為「熱點」，特別是2013年以後，學者們深入挖掘史料，結合絲綢之路經濟帶、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以下簡稱「一帶一路」）的推進，以史為鑒，發表大量論著，相關專著就有近10部。[15]其中，我國學術界圍繞「一帶一路」倡議及相關問題，就西南邊疆地區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的歷史基礎、現實條件、定位與路徑等問題做了較為深入的探討，發表了大量高水平的論文，限於篇幅，這裡不再一一介紹。

二

21世紀初期，中國西南邊疆研究的學科建設、人才培養取得新進展，成績和成效令人欣喜。眾所周知，我國的西南邊疆研究起於先秦秦漢時期，《史記·西南夷列傳》就是西南邊疆的早期文獻之一。此後，歷代典籍對於西南邊疆均有記述，近代以來西南邊疆學科研究隨著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的「三次高潮」而發展。進入21世紀以來，隨著對西南邊疆歷史和現狀研究的不斷推進，西南邊疆研究學科的建設步伐加快：

（一）西南邊疆研究學術史的總結、分析不斷深化，為構建「中國邊疆學」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逐步打牢基礎。近年來，我國學術界重視中國邊疆研究的學科建設，呼聲構建「中國邊疆學」，為此加強包括西南邊疆研究在內的各個領域的學術史研究，總結各領域的研究歷程、成績、經驗和教訓，為建設中國邊疆研究的學科體系做好基礎工作。2000年以來，學者們不僅發表了多篇論文，[16]對一定時期的西南邊疆研究或某一領域的研究進行總結，而且出版了多部學術史著作，如厲聲、李國強主編《中國邊疆史地研究綜述（1989—1998年）》（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馬大正著《當代中國邊疆研究（1949—201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李國強主編《中國邊疆學年鑒2016》（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中國邊疆學年鑒201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8年版）。《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還專門組織專欄，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60年來中國邊疆研究進行總結、展望。這些專著、年鑒、學術專欄中都有西南邊疆研究的專題回顧，有助於深化西南邊疆研究，為構建「中國邊疆學」做了基礎性工作。

（二）學術機構不斷增多，研究團隊不斷壯大，人才培養持續推進。新世紀之初，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央民族大學、廣西社會科學院、廣西師範大學、廣西民族大學、雲南省社科院、雲南大學、雲南師範大學、雲南民族大學等高校和研究機構，或者成立專門的研究所、研究中心，或者依據已有研究所、學院（系），推進西南邊疆歷史與現狀研究，成為西南邊疆研究的重要學術陣地。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邊疆研究所、西南民族大學、四川大學、四川師範大學、雲南大學、雲南民族大學、廣西民族大學、廣西師範大學等院所均設立了以西南地區為主要研究方向的博士、碩士學位點。西南邊疆研究團隊在2010年以後繼續壯大，比如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中國邊疆歷史系成立於2003年， 2010年正式開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至2018年已經培養數十名博士、碩士研究生；廣西民族大學在2016年成立廣西邊疆研究所，2017年更名為廣西邊疆研究中心，形成了廣西邊疆研究的跨學科科研平台，為廣西邊疆社會穩定與發展提供學術支撐和智力支持。

（三）學術交流日益頻繁，學術成果發表陣地不斷擴大。新世紀以來，我國各高校、科研院所對於西南邊疆學術交流日益重視，特別是2010年以後學術研討會逐步密集、頻繁，據不完全統計，2010至2018年召開了60多場（屆、次）有學術影響的學術研討會，一些研討會定期召開，成為西南邊疆研究的「機制化」交流平台。比如2010年雲南大學與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等院校合作，舉辦首屆「西南論壇」，此後每年一屆，該論壇至2018年已經召開九屆，成為匯聚國內外學者、研討西南歷史與現狀相關問題的重要學術平台。與此同時，西南邊疆研究的成果發表陣地不斷擴大，不僅《中國邊疆史地研究》、《民族研究》、《雲南師範大學學報》等雜誌刊發了大量西南邊疆研究的論文，而且《中國邊疆民族研究》、《中國邊疆學》、《華西邊疆評論》、《西南邊疆民族研究》等學術集刊成為相關成果發表、交流的「新平台」。

（四）西南邊疆研究科研項目不斷增加，不僅一些省份、部門、高校、科研院所設立各級各類的西南邊疆研究課題，而且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持續地資助學者們從事包括西南邊疆研究在內的中國邊疆研究課題。其中，國家社會科學基金特別委託項目「西南邊疆歷史現狀綜合研究項目」（以下簡稱「西南項目」）就為西南邊疆研究及其學科建設、人才培養提供「強力支撐」。

2008 年，全國社科規劃辦批准 「西南項目」，重點研究西南邊疆歷史與現狀中的重要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內容包括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大部分，共立項101項，到2016年底均已結項，成果分研究類、檔案文獻類、譯著類、研究報告類四大系列。[17]「西南項目」在部分課題結項後就推動優秀成果的出版，據有關方面統計，2013年至2018年已出版成果48種，包括學術專著36種，檔案12種、130多卷。[18]總體上看，「西南項目」為加強頂層設計，有效地整合國內研究力量，為培育青年骨幹人才提供了良好平台，使西南邊疆學科建設得到迅猛發展。[19]

三

中國邊疆研究經歷了千年的積累、百年的探索，19世紀中葉以來出現過三次邊疆研究的高潮。在新世紀之初，西南邊疆研究在已有成果、積累的基礎上取得新進展、新成果，在一些領域取得重大突破。當前，學術界對於構築「中國邊疆學」充滿期待，西南邊疆研究是推動「中國邊疆學」學科建設的區域性的基礎之一，今後仍需要總結經驗，立足已有成果，進一步深化相關領域的研究：

（一）西南邊疆研究的若干重大理論問題研究有待深化，以進一步增強我國學術界的「學術話語權」。西南邊疆轄境演變及其歷史地位就是值得探討的問題之一。中國歷史上的西南邊疆不斷發展、變化，如果從歷史上中國疆域形成的角度來看，再以歷代王朝和地方民族政權設官置守、經營邊疆為標準，西南邊疆具有基本穩定、動態演變的特點。「基本穩定」是指秦、漢王朝以來中國的西南邊疆基本上穩定在今天我國西藏自治區、四川省、重慶市、雲南省、貴州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海南省等省區或者其中的一部分，並包括今天屬於東南亞鄰國的中南半島北部的一部分地區。「動態演變」是指西南邊疆的區域經過個一個變遷的過程。[20]今天，國外學術界對於新疆、西藏等邊疆地區在歷史上是否屬於中國疆土有種種觀點，境外某些「學者」以其「歷史研究」成果支持「藏獨」、「疆獨」、「台獨」的合法性，這就提醒我國學術界：我們必須關注中國疆域的歷史與法律地位，這既要從全局視角進行研究，又要對中國邊疆各個區域的形成、演變進行個案的、局部的研討。那麼西南邊疆的形成、發展史在中國疆域形成史具有怎樣的地位和影響？從先秦、秦漢至南朝，中原王朝設置郡縣、經營西南達800多年，為何出現從南詔到大理600年雄踞西南的地方民族政權，為何大理政權被元朝統一後西南地區總體上穩固地在中國版圖之內？為什麼今天越南北部、中部，經歷從秦漢至隋唐、五代1000多年的「郡縣時代」、「北屬時期」，反而在宋代獨立建國？為什麼在中國與今天的鄰國緬甸、越南、尼泊爾、印度等國邊界的劃分中出現邊境地區某些地方、部族的歷史歸屬問題，確定歸屬的歷史標準與法理依據是什麼，能否通過研究形成一個適用於全部爭議問題的「統一標準」？

（二）西南邊疆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構建有待加強。今天，「中國邊疆學」仍處於構建的「進行時」，西南邊疆研究的學科體系、學術體系正處在逐步建立的過程中，這需要繼續積累文獻資料、壯大研究機構、培養青年人才、擴大成果發表陣地、加強國內外學術交流。與此同時，國內院校、科研機構都有一定的學術積累，加強學術合作，優化組合學術資源，整合研究力量，成為當務之急。比如，國內一些院校、科研院所不同程度地積累了檔案、文獻，又不可能同時建立幾個資料庫，如果通過某種機制，共建、共享資料庫，就可以避免低水平重複，使學術資源的使用實現「最優設計」。又如，西南邊疆研究已有一些學術平台，如果做好頂層設計，建立互惠、合作的「西南邊疆研究學術共同體」，學術交流、合作的程序會更為流暢。

（三）西南邊疆研究的新理論新方法運用亟待拓展。西南邊疆研究既包括基礎研究，也包含應用研究，要涉及歷史與現狀研究的各個領域。這就需要運用歷史學、地理學、政治學、經濟學、民族學、社會學、國際關係等多學科的理論、方法，就西南邊疆歷史、現狀的某一領域、特定問題進行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比如歷代西南邊疆治理往往涉及到政區設置、人員流動、民族關係、邊疆開發，這些又受到特定時期的地理環境、涉外關係等的影響，而且某些條件下國內因素與國外因素、自然因素與人文要素形成互動。如何系統、全面地反映歷史的「真實」，揭示一定歷史時期西南邊疆治理的規律，為今天的邊疆治理提供參考？這既需要廣泛搜集檔案資料、進行文獻分析，又可以藉助「大數據」、「雲計算」、地理信息系統（GIS），綜合利用政治學、經濟學、國際關係等多學科的理論、方法，開展多學科、跨學科的研究，並以文字「靜態闡述」、歷史地圖「動態展示」相結合，形成具有創新意義的學術成果。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西藏歷史地圖集」（18ZDA191）階段性成果。

[1]「中國西南邊疆」一般指從古到今的中國的西南邊疆地區，學術界對其概念、地域範圍有不同的表述、認識。筆者認為，一方面因為先秦以來「中國西南邊疆」的地域的確有過盈縮、變遷，今天的「西南邊疆」主要是指地處中國西南的廣西、雲南、西藏三個邊疆省區，有時特指這三個省區靠近邊境線的一定地帶，而先秦以來中國西南邊疆不僅包括今天廣西、雲南、西藏三個邊疆省區的全部，又曾經包含今天重慶、四川、貴州的部分地區，還包括歷史上是我國國土、今天則屬於東南亞、南亞鄰國的部分地區。

[2]史金波：《當代少數民族文字歷史文獻整理與研究芻議》，《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3期。

[3]「西南邊疆歷史與現狀綜合研究項目·檔案文獻系列＂成果，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4]翟國強：《略論近代雲南的邊防建設及政區設置》，邢廣程主編《中國邊疆學》（第二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孫宏年：《西南邊疆的政區變動與中央治邊方略的演變（1900—1965）》，《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16年第5期；段金生、董繼梅：《邊疆、王朝與制度變遷：清代雲南地方省級行政體制的演化》，《思想戰線》2016年第6期，黃忠鑫、徐靜瓊：《中越邊界變動背景下的欽州佐雜設置（1368—1888）》，《雲南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等。

[5]參見成臻銘：《清代土司研究——一種政治文化的歷史人類學觀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8年版。

[6]著作如何先龍：《土司制度論稿—中國邊政之土官制度管窺》，吉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陳季君、黨會先、陳旭：《播州土司史》，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論文如李楠、林友宏：《管治方式轉變與經濟發展——基於清代西南地區「改土歸流」歷史經驗的考察》，《經濟研究》2016年第 7 期；方鐵：《土司制度研究方法述論》，《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17年2期；李良品、談建成：《「因俗而治＂：明清時期土司地區的國家治理政策》，《西南民族大學學報》2017年第9期；羅群：《「慕利」與「慕義」——論西南地區土司朝貢的制度建構》，《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1期；龔夢川、龔蔭：《中國土司制度的發展歷程、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雲南社會科學》2018年第5期，等。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出。

[7]論文如潘先林、白義俊：《民國時期的土司政策——以雲南為中心的討論》，《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7年第3期；成臻銘、羅水良：《蒙元時期何以運用土官進行邊疆治理——以雲南邊地實踐為視點》，《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2期，等。

[8]《廣西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5期。

[9]《中國歷代民族史》叢書，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年版，包括田繼周：《中國歷代民族史·先秦民族史》、《中國歷代民族史·秦漢民族史》，白翠琴：《中國歷代民族史·魏晉南北朝民族史》，盧勛、蕭之興、祝啟源：《中國歷代民族史·隋唐民族史》，陳佳華、蔡家藝、莫俊卿、楊保隆著：《中國歷代民族史·宋遼金時期民族史》，羅賢佑：《中國歷代民族史·元代民族史》，楊紹猷、莫俊卿：《中國歷代民族史·明代民族史》，楊學琛：《中國歷代民族史·清代民族史》。

[10]科研項目如2009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西部項目「清前期（1644—1795）重大自然災害與救災機制研究」（編號：09XZS010），2009年度國家社科基金「西南邊疆歷史現狀綜合研究項目」特別項目「清代雲南生態變遷與環境災害研究」（編號：B09003），2017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資料庫建設」（項目批准號：17ZDA158），等。

[11]論文如馬強《唐宋西南、嶺南瘴病地理與知識階層的認識應對》，《中國歷史地理論叢》2007年第3期；李良品、彭福榮、吳冬梅《論古代西南地區少數民族的生態倫理觀念與生態環境》，《黑龍江民族叢刊》2008年第3期；周瓊《乾隆朝「以工代賑」制度研究》，《清華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李榮華《秦漢時期南土卑濕環境惡劣觀念考述》，《雲南社會科學》2014年第3期，等。此外，周瓊、高建國主編《中國西南地區災荒與社會變遷：第七屆中國災害史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雲南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也收錄了相關論文。

[12]李志農、鄧雲裴：《明清時期的漢族移民與雲南藏區文化生態分析》，《思想戰線》2015年第6期。

[13]論文如戴可來：《略論古代中國和越南之間的宗藩關係》，《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4年第2期；陳雙燕：《中越宗藩關係的歷史發展述論》，《南洋問題研究》2000年第4期；張植榮：《中越北部灣劃界談判及其對解決海疆爭端的啟示》，《國際論壇》2005年第2期；周郢：《明萬曆壬辰之役「借兵暹羅」發覆》，《歷史研究》2017年第6期，等。限於篇幅，無法一一列出。

[14]相關專著，如余定邦、喻常森等：《近代中國與東南亞關係史》，中山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王志強：《李鴻章與越南問題（1881-1886）》，暨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孫宏年：《清代中越宗藩關係研究》、《清代中越關係研究（1644—1885）》，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2014年版；李昆聲、陳果：《中國雲南與越南的青銅文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版；朱曉凱：《〈申報〉與中法戰爭研究》，黃山書社2017年版；戴可來、於向東主編：《越南》，廣西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郭振鐸、張笑梅主編：《越南通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郭明主編：《中越關係新時期》，時事出版社2007年版；余定邦：《中緬關係史》，光明日報出版社2000年版；楊煜達：《乾隆朝中緬衝突與西南邊疆》，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賀聖達：《緬甸史》，雲南人民出版社、雲南大學出版社2015年版；申旭：《寮國史》，雲南大學出版社、雲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

[15]學術界對於「南方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有不同的認識，筆者認為它們都是相對於從歷史上中原地區出發到中亞、西亞、歐洲的「北方絲綢之路」而言的，二者的區別僅僅在方位認識的細微差異，若就今天的廣西、雲南及歷史上的西南邊疆而言，「南方絲綢之路」、「西南絲綢之路」都可以，故本文同時認可這兩個概念，同時使用「西南絲綢之路」這一用語。1998年以來，相關成果很多，論文有羅二虎：《漢晉時期的中國「西南絲綢之路」》，《四川大學學報》2000年第1期；王清華：《西南絲綢之路與中印文化交流》，《雲南社會科學》2002年第2期；霍巍：《「西南夷」與南方絲綢之路》，《中華文化論壇》2008年S2期；等。專著如段渝著：《南方絲綢之路研究論集》，巴蜀書社2008年版；陳鐵軍：《雲南30年的沿邊開放歷程、成就和經驗》，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年版；李旭：《茶馬古道各民族商號及其互動關係》，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年版；張永帥：《空間視角下的近代雲南口岸貿易研究（1889—1937）》,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7年版，等。

[16]論文如王明珂：《台灣地區近五十年來的中國西南民族史研究》，徐正光、黃應貴主編《人類學在台灣的發展：回顧與展望篇》，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1999年版；方鐵：《西南疆域史研究綜述（1989—1998）》，《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1年第4期；方鐵：《西南邊疆史研究60年的回顧與展望》，《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09年第3期；李紹明：《西南民族研究的回顧與前瞻》，《貴州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王振剛：《學界對民國學人西南邊疆問題著述研究綜述》，《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4期；林文勛、羅群、潘先林：《雲南大學的中國邊疆學——基於學科建構的回顧與展望》，《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5年第3期；楊永福：《近20年清代西南邊疆民族教育研究的回顧與展望》，《雲南民族大學學報》2015年第6期，等。

[17]馬大正：《當代中國邊疆研究（1949—2014）》，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552—554頁；馬大正、劉暉春：《加強項目頂層設計深化中國邊疆研究——以「西南邊疆項目」為例》，《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18]「西南邊疆歷史現狀綜合研究項目」成果由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年起陸續出版，至2018年12月底已出版專著類成果36種，檔案類成果12種。在此感謝宋月華、周志靜等朋友提供的數據！

[19]馬大正、劉暉春：《加強項目頂層設計深化中國邊疆研究——以「西南邊疆項目」為例》，《雲南師範大學學報》2018年第1期。

[20]有關中國西南邊疆的演變，可參見尤中：《中國西南邊疆變遷史》，雲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方鐵主編：《西南通史》；陳慶英、高淑芬主編：《西藏通史》，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林榮貴主編：《中國古代疆域史》版；呂一燃主編《中國近代邊界史》，等。

來源：《中國邊疆史地研究》2019年第2期。引用請務必以期刊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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