圈子派別鬥爭——牛李黨爭，壓垮大唐的最後稻草之一

文史 07-20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夢回唐朝，不知曾被幾人說起，懷念那大唐恢宏的氣勢，留戀那文化璀璨的時代。但正如長恨歌哀嘆的那樣，「玉容寂寞淚闌干，梨花一枝春帶雨。」隨著那位絕世佳人的逝去，唐代的恢宏氣象也一掃而盡。

安史之亂後，朝政混亂，中央對地方的約束力逐漸喪失，藩鎮割據嚴重。中央內部權力交替爭鬥也未曾停止。宦官專政，黨派紛爭，正如一個個蛀蟲一般啃食著唐帝國。持續四十餘年，貫穿三朝，無論在時間和影響方面牛李黨爭都是不得不令人關注的，故而我們從牛李黨爭入手試圖了解那一時期的政局。

牛李黨爭過程

牛李黨爭即是指以牛僧孺、李宗閔為首的政治派別與以李德裕為首的派別進行權利爭鬥，相互打擊的政治紛爭。一般採納《資治通鑒》與《唐鑒》記載的開始於唐憲宗朝，而引發衝突的事件則是「科舉事件」，元和三年，開辦「賢良方正」，「直言極諫」制考中，牛僧孺與李德裕等人直陳當時時政利弊，受到主考官的讚揚被舉薦，卻引起當時為朝廷宰相的李吉甫的反感，認為牛僧孺等人的矛頭直指自己，並因此相向唐憲宗控訴。

李吉甫位及宰相，對皇帝的影響力不可小覷，最終唐憲宗便做出決斷，貶黜當時主考官，被舉薦的牛僧孺等人仕途也被按上了暫停鍵，牛李黨爭便由此拉開了序幕。

唐憲宗元和九年，李吉甫逝世，對於牛僧孺等人的壓制也逐漸緩和，得益於李逢吉的暗中幫助，李德裕於長慶年間被貶謫，離開中央，而牛僧孺則被拜相，實現人生大逆轉。

唐穆宗時期又一件事激化了兩黨矛盾，史載，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貢舉。四川節度使段文昌，翰林學士李紳等都向錢徽各自舉薦自己中意之人，待到放榜之時，段文昌，李紳所中意的人均不在榜單之列，及第者有鄭郎，裴撰，蘇巢，楊殷士等人。段文昌等向皇帝奏表稱，選舉不公。

值得一提的是錄取的人多為牛黨之人，如蘇巢，為李宗閔之婿，裴撰為裴度之子等，這一上奏，也引起了李德裕等人的重視，紛紛發言質疑選舉的公正性。而後，舉行複試也被安排上日程，史料雖未說明複試結果，但從夏四年丁丑，鄭郎等人均被貶黜，便可推知，複試情況應不容樂觀，此外作為暗箱操縱者的錢徽、李宗閔等人也被外派，離開政治中心。「自是德裕、宗閔各分朋黨，更相傾軋重四十年。」

近來學者也有提出牛李黨爭其實並非始於「科舉案」，主張是由於牛黨中人李逢吉反對削蕃而結黨亂政，並將牛李黨政開始的時間定為元和十二年，這一說法雖頗為新奇，引起轟動，但卻缺少一定的史料支撐，李逢吉是否真正意義上在牛黨之列，仍有待探討。故而遵從傳統觀點以「科舉案」作為「牛李黨爭」更為恰當。

唐文宗時期，牛李兩黨均逐漸腐化，各生支脈與宦官勾結，為打擊宦官勢力，文宗任用鄭注、李訓等人，而牛李二黨均被貶黜，朝政一時出現向好的趨勢。但由於李訓、鄭注等人判斷失誤，想要一舉殲滅宦官勢力，卻由於布置欠妥，準備慌張，反被宦官勢力消滅。經過「甘露之變」，對於文宗來說無異於打草驚蛇，宦官集團趁機反撲，清洗朝政，朝廷重臣一時被屠戮迨盡，文宗也被宦官嚴密地監控起來。

朝政重新洗牌，牛李二黨也藉此重新回到權力中心，再度擔任要職，黨爭繼續。四年之後，文宗逝世，武宗繼位，抑制舉人勢力，下令「進士初合格者，並令諸州府參軍及緊縣薄、尉，未經兩考，不許奏職」，會昌三年，下令取消進士拜座主、曲江會等一系列活動，希望從社會影響力方面壓制進士勢力。會昌四年，再度出台政策打擊進士階級。主張重視進士的牛黨遭受重大打擊，李黨暫得優

宣宗時期，科舉一度復興，進士影響力大增，朝政勢力也隨之更改，李德裕被罷免，牛黨白敏中執政。罷免途中，李德裕客死他鄉，死於崖州貶所，自此，牛李黨爭結束。

既然為當政爭，則必有爭論中心，縱覽史書，記載的關於爭鬥的焦點問題為科舉問題與藩鎮問題。雙方在這兩個問題上長期爭鬥，各執一詞。

關於科舉的態度

牛李黨爭始於科舉又終於科舉。穆宗時期，為兩派圍繞科舉產生矛盾的高潮，段文昌上告，李德裕輔助，促使了科舉複試，進而使得牛黨諸人紛紛遭到貶黜。細究來看，段文昌與李德裕並無私人交集，同樣作為主考官的錢徽等人與李德裕也無恩怨。即是局外人，且身居要職當謹言慎行的李德裕為何會不顧風險力挺段文昌等人？這就得從唐朝科舉制度的長期發展來尋原因了。

科舉制度確立之初便有打擊舊氏族貴族勢力的意味，從其產生的效果來看也確實達到了這一目的，一批庶族弟子憑藉科舉入朝為官，衝擊氏族勢力，從縣到州再到中央的逐層選拔從制度上保證了征納人才的寬度與質量。但這一操作又存在著暗區，僅靠考試征納人才又考察方式過於單一，於是與科舉制並行的「干謁」便應運而生，即考生將自己的詩集投送至名望貴族，文豪名士來積攢社會聲望，影響科舉錄取等。

運行之初，這一制度發揮的積極影響還較顯著，對於干謁者或是被干謁者而言都是公正客觀。一段時間之後由於缺乏統一的標準與適當的監督，干謁行為逐漸變質，成為廣結朋黨之舉，所謂順我者昌，逆我者無處出頭，穆宗時期的錢徽案便是這一印證。深諳其中道理的李德裕不會坐視這種情況惡化，故而，積極聲援段文昌。機緣巧合，這次事件促使牛黨中心人物關係更近，黨派紛爭風氣更濃。

到了長慶三年，牛僧孺為相執政，文宗大和三年，李宗閔為相執政。朝野風向對於牛僧孺、李宗閔等人可謂極為有利。為了進一步鞏固勢力，李宗閔通過好友楊虞卿壟斷科舉取士大權。當時一度有「未入考場，先問蘇張；蘇張猶可，三楊殺我」的俗語。可窺唐初以來的干謁形式已變形嚴重，淪為牛黨爭奪權力的工具。李德裕的極力聲援即是對這一形式的預見與預防，企圖藉助皇帝打擊科舉不良風氣，進而維護減少政敵，維護自身利益。

再者，兩派的紛爭也表現在進士課詩賦一項的考察是否應改為議論。文宗大和七年，李德裕下令進士科廢除詩賦改為議論，大和九年，鄭覃向文宗建議廢除進士科。可謂從根本上打擊牛黨集團，隨著李德裕等人外調，科舉制度改革一度停滯，但隨著皇帝的更換，李德裕再次入朝掌握大權，科舉改革又再次進行。

為何李德裕等人對於詩賦這項考試如此在意呢？這也得從詩賦科本身來看了。進士考詩賦，從唐太宗時期已經形成制度與慣例，甚至科舉創立之初，便已有詩賦一項。科考是為國家選舉人才，所設置的考察項目自然也應該適應國家的要求，剛初經濟狀況並不容樂觀，對於人才實用性的需求應更為強烈，但六朝華麗遺風尚在，追求文詞華美成為當時貴族一致的追求，而從隋朝到唐朝變革，是氏族集團內部的權利轉移，重新調整，但權力始終沒有跳脫這一圈層，故而，統治者的喜好追求仍趨於一致，對於詩賦的青睞也有增無減。

從大環境來看，唐初處於發展期，社會各階層均充滿昂揚蓬勃志向高原，進士科詩賦考試在取人方面弊端尚未暴露。

安史之亂後，社會狀況大為改變，經濟基礎已悄然發生改變，對於軍國人才的需求與選舉多為文學人才，不識軍武的取人制度矛盾日益凸現。李德裕提倡改革科舉也非任意妄為。當然對於李德裕自身來說，父親即為前朝宰相，從小便耳濡目染，對於國家政務也是相對熟悉，相比詩賦，他本人則更擅長經務，熟悉試論。社會發展趨勢剛好與他自身的利益出現利益趨同點，對於科舉改革的執念也就更強了。

但作為憑藉科舉進入仕途的牛僧孺、李宗閔來講，詩賦則是他們擅長的一項長技，「十年寒窗無人問，一舉成名天下之。」科舉得以揚名的主要是詩賦一項，從發展的長期來看，詩賦已逐漸成為眾多考生的日常任務也逐漸行成一種詩賦文化，從個人利益與精神追求層面來講，對於李德裕提出的科舉改革，牛僧孺、李宗閔等人便集中打擊。

對於科舉的標準到對待士子的態度，牛李雙法均呈現激烈的對抗。這背後不僅是利益的對抗，也是價值觀念的激烈碰撞。

藩鎮割據問題

對於藩鎮割據問題的態度也是雙方爭論的焦點，李黨主張打擊藩鎮勢力，牛黨則呈現隨和的態度，認為對於藩鎮不過多干涉為佳。

藩鎮割據問題是唐後期的心腹大患所謂「自天寶以後，天下分裂而無紀，至於大曆，亂少息而泮散猶甚。」藩鎮本是邊疆設置的管理機構，待到安史之亂後，為了獎勵功臣，河北，山東等心腹地區也遍設藩鎮，中央權力被大大削弱。憑藉藩鎮力量平定安史之亂的唐王朝，對於藩鎮坐大，獨攬大權，獨立性強等苗頭也無力節制，河北地區的藩鎮勢力尤為強大，各個藩鎮內部也相互爭鬥，但也相互關聯，削藩難度大。

統治階級對於藩鎮的態度也不盡相同。會昌三年，武宗專任李德裕大力摧抑藩鎮雖然聲勢浩大，但在朝野內真正支持李德裕削藩的人卻不多，即使是李德裕平時交好的人員對於這一主張也並不熱衷，如《舊唐書.李德裕傳》載：

「初議出兵，朝官上疏相繼，請依從諫例，許之繼襲，而宰臣四人，亦有以出師非便者。德裕奏曰；「如師出無功，臣請自當罪戾，請不累李紳、讓夷等。」」

可見當時真正全身心投入削藩事業的人很有限。文宗時期詢問牛僧孺關於藩鎮對策問題，得到以下回答：

「此不足煩聖慮，且范陽得失不系國家休戚，自安史以來，翻覆如此。」

但先有朝廷大力打擊藩鎮，但仍不能解決，後又面臨國家經濟狀況惡化對於藩鎮問題解決，心有餘而力不足。

再者，契丹侵略，東北邊防需要加固，這樣的大背景下，解決藩鎮似乎風險是有些大。牛黨的主張也不無道理。藩鎮問題是個長期的複雜的社會問題，如何解決，兩黨各執己見，但都有可取之處，隨著社會變化，政策導向先後在兩派之間變換也是可以理解的。

牛李黨爭的後期發展演變黨爭之初，往往還都是對於各個問題的政見之爭，即是牽扯個人利益，爭論的焦點也為時政。後期黨爭則愈趨腐，變成了義氣之爭，政見的不同反而是次要。凡事李黨反對的，牛黨一定支持，反之亦然。為了提高自身影響力，牛李二黨也越過外朝，與內朝不同宦官勢力勾結，廣結朋黨，使得朝局一度黑暗。

也正是因為統治集團內部的耗損，對於藩鎮、邊患問題的管理也更為鬆弛，中央實際控制地方進一步縮水，唐王朝也在這樣內憂外患中一步步走向沒落。

參考文獻：

《資治通鑒》——司馬光

《舊唐書》——劉昫

《論牛李黨爭》——毛雙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