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穆與《中國史綱》
錢穆的《國史大綱》與張蔭麟的《中國史綱》是民國時期中國通史寫作的兩座高峰。錢張二人同事清華，志趣相投，過從甚密，因此兩部通史有交互影響之處。王家范教授在導讀上海古籍版《中國史綱》時說：「蔭麟寫《史綱》，上述兩書（呂思勉《中國通史》、錢穆《國史大綱》）均不及見到。與錢穆先生有所互商，詳情亦不可而得。」因他沒有更多的資料支撐。
錢穆與張蔭麟相識於1934年春夏間。錢穆在《師友雜憶》中說：「蔭麟自美留學歸較晚，在清華歷史系任教。余赴清華上課，蔭麟或先相約，或臨時在清華大門前相候，邀赴其南院住所晚膳。煮雞一隻，歡談至清華最後一班校車，蔭麟親送余至車上而別。」
1935年，張蔭麟受國民政府教育部委託，由傅斯年推薦，主編高中及小學歷史教科書。其成果即後來的《中國史綱》。張蔭麟受命之初，曾擬就《高中本國史教科書草目》，即《中國史綱》最初綱要，分發有關專家審閱。錢穆閱草目後，作一長函致蔭麟，對此草目及將來的《中國史綱》提出自己的看法。
錢穆致張蔭麟函存容庚處，置於錢氏致容庚其餘手札之後，現藏於廣東省立中山圖書館。
容庚為此函冠以標題：「《關於高中本國史教科書之討論》（一）錢賓四教授來書。」並於函首標明「不低格」，第二段起首標明「低二格，以下每段起首同」。容庚當時與張蔭麟、顧頡剛、洪業等人主持《大公報·史地周刊》，估計欲將此函載於周刊，原函應為排印底稿。
張蔭麟於草目提出「綱領簡單，敘述豐腴」的原則，錢穆表示極端贊成，隨後他說：
弟意即就高中而論，要政治、學術、社會各方面一一顧到，仍屬難能，最好全書敘述，仍以政治方面為主腦，而以學術、社會種種情形，就其相互為影響者為串插，使讀者於歷代盛衰治亂之大綱，先得一明晰之基本知識，將來能引申。否則頭緒一多，茫無畔岸，以後研求歷史，仍須從頭講起。今大學新生對本國史基礎知識之缺乏，及大學校通史之難講，而一切稍涉專門之歷史學程，又難有切實之成績者，皆坐此弊。昔人謂「卑之毋甚高論」，其意良可味。竊願足下此書能一矯時下高論不實之弊也。
張蔭麟所擬草目中的數十章即數十個專題，錢穆對其條貫系統及詳略取捨等提出自己意見，他最後說：「弟意中國史綿歷固長，而所包活動疆域尤廣，各地開發之歷程極須注意，而唐中葉後，長江流域在中國政治上之經濟地位，及北方之日就蕪落、南方人文之日盛，以及漕運及江南賦稅特高等等，皆可注目，此等如何插入，亦殊要緊也。」
按照張蔭麟的計劃，這個龐大的通史計劃由數人分工撰寫，其第一部分即上古部分，止於漢朝末年，由他本人執筆，其他則由吳晗、千家駒、王芸生等人分別撰寫。因此張蔭麟的這部《中國史綱》又稱《中國上古史綱》。
張蔭麟去世後，錢穆於1942年底作《中國今日所需要之新史學與新史學家——本文敬悼故友張蔭麟先生》，發表於《思想與時代》第十八期（1943年1月），文章結尾寫道：「故友張君蔭麟，始相識在民國二十三年春夏間。時余與張君方共有志為通史之學。嘗謂張君天才英發，年力方富，又博通中西文哲諸科，學既博洽，而復關懷時事，不甘僅僅為記注考訂而止。然則中國新史學之大業，殆將於張君之身完成之。豈期天不假年，溘然長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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