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80年代：那首歌，那段青春，那台錄音機

輕輕敲醒沉睡的心靈，慢慢張開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獨的轉個不停。春風不解風情，吹動少年的心。讓昨日臉上的淚痕，隨記憶風乾了。

——羅大佑《明天會更好》

撰文 | 崔 凱

責編 | 王冠麗

上個世紀80年代，中國開啟家電時代，錄音機「飛入尋常百姓家」，與電視、電冰箱、洗衣機並稱「四大件」，不僅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也給了大家選擇音樂的權力。

錄音機用獨特的方式傳播了港台音樂，孕育了大陸流行音樂；它也助力第一代留學生通過托福考試，走出國門。

喇叭褲、蛤蟆鏡、拎著錄音機招搖過市的「不良青年」不僅定格了一個時代的歷史，更鐫刻著一代人質樸、真實的記憶。

錄音機 蛤蟆鏡 喇叭褲=時尚

1980年的中國，80%的人口還生活在農村，普通工人的月工資只有幾十塊錢。很多家庭每日粗茶淡飯，孩子們身上還穿著打補丁的衣服。看看下面這張80年代初的初中生合影，青澀的面孔，懵懂的眼神，一成不變的日子就這樣一天天過去。

1982年的某一天，有個同學說自己家裡買了一台錄音機——他老爸是單位里的領導，他是班裡第一個騎上自行車的。我們到了他家，他的兩個哥哥正在擺弄錄音機，於是我第一次聽到了鄧麗君的歌聲。訕訕地站在旁邊，看著「會唱歌」的錄音機，聽著柔軟甜美的韻律，心裡好生羨慕。幾分鐘後，他哥哥一句「小孩子別聽這些」就把我們趕到了另一個房間里。回到家裡，和父母念叨起錄音機，覬覦之情溢於言表。

那時候，中日關係還是「一衣帶水的鄰邦」，日本電器如日中天，夏普、三洋和先鋒牌錄音機都是搶手貨，一台要三五百元，國產錄音機也要一兩百元。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父母仍在反覆盤算，青春期的孩子們已經急不可耐，冠冕堂皇的以學習外語為理由，向父母承諾努力學習，期末考試取得好成績——其實那時候的考試根本就沒有外語聽力測試。

終於挨到上高中，同學家裡買錄音機的越來越多，父母給我買了一台三洋牌錄音機——那是一台商店的樣機，清倉打折，售價100元。把錄音機抱回家，左瞧右看，愛不釋手，晚上恨不得把錄音機摟在被窩裡，自是輾轉反側，一夜無眠。

80年代初，廣播幾乎是聽音樂的唯一途徑。播什麼歌曲，電台說了算。你想聽的歌曲，或者沒有，或者不播。一朝錄音機在手，從此以後年輕人聽什麼、錄什麼，我的音樂我做主。從這個意義上說，錄音機的出現不僅豐富了人們的生活，也給了人們選擇音樂的權力。

億萬家庭的錄音機需求是一次巨大的商機。江蘇有一家原來只能從事收音機裝配的鹽城無線電廠，抓住這個機會，在1982年研製出一款「燕舞」收錄機。「燕舞燕舞，一曲歌來一片情！」這句膾炙人口的廣告詞很快在中國家喻戶曉。「燕舞」發展成為全國最大的收錄機生產基地，提貨的大卡車在廠門口排起長龍。

圖片來源：重慶時報

這是一張1983年拍攝於重慶大足石刻的照片。三個年輕人，拎著沉甸甸的錄音機，成為一道風景。我們可以想像，這一路上放著當時流行的歐美和港台音樂，中國從這個時代開始逐漸與世界同步，而他們就是當年的潮流引領者。

1980年，CCTV播出了第一部美國電視連續劇《大西洋底來的人》，每周一集，風靡一時。男一號邁克·哈里斯戴著帥氣的太陽鏡，穿著喇叭褲，形象俊逸。電視劇播出後，這一裝束在大陸青年中迅速流行起來。手中再拎上一台四喇叭錄音機，就是時尚青年的標配，回頭率絕對100%。不過也有「掉鏈子」的時候：正當曲調高亢、美女側目時，電力忽然不足，磁帶拖音的效果如同外星怪獸在嘶吼。

今天，喇叭褲是年輕人常見的裝束之一，當年卻被視為驚世駭俗的「奇裝異服」。80年代初，社會氛圍乍暖還寒，社會思想依然保守僵化，滿大街的衣著都是「國防綠」和「藍螞蟻」。躁動的年輕人早已厭倦了單調的服裝款式，橫空出世的喇叭褲低腰短襠，增高顯瘦，褲腳寬大到像一把掃街的掃帚，走起路來很是「拉風」，就像是大聲朗誦給時代的青春叛逆宣言。

然而時尚之路卻很艱辛：每天早上都有老師站在校門口，檢查是否有學生穿著奇裝異服；有些家長訓誡孩子說：「穿喇叭褲的人都不正經，若在街上碰到，趕緊躲到馬路對面去」；甚至還有大媽大叔們拎著剪子站在街頭，看到掃把一樣的褲管，就咔嚓一剪刀下去……然而年輕人就是喜歡標新立異、勇立潮頭，寧可被視為「痞子」和「流氓」，也要將喇叭褲進行到底。作為80年代中國的第一款時裝，喇叭褲最終「逆風飛揚」，橫掃神州大地。

與喇叭褲同命相連的還有港台流行歌曲。伴隨著錄音機進入內地，港台流行歌曲也暗流洶湧。鄧麗君的《何日君再來》、《甜蜜蜜》，劉文正的《雨中即景》、《遲到》，年輕人聽了「久旱逢甘露」，如醉如痴，一發不可收。而有些老人聽了30年的「革命歌曲」，習慣了「高快響硬」的曲風，忽然聽到柔軟纏綿、萎靡不振的歌聲，大驚失色，稱之為「低級趣味「、「黃色歌曲」和「靡靡之音」。

然而年輕人卻不願意靈魂被禁錮，導致「黃色歌曲」如洪水決堤，聲勢日增。1987年《鄧麗君歌曲精選》被引進出版，算是含蓄地表達了港台「靡靡之音」的解禁。

翻錄磁帶的日子

有了錄音機，新的問題又出現了：磁帶在哪裡？

那時候，新華書店裡一盒正版原聲帶六七塊錢，零花錢省吃儉用，仍是杯水車薪。天無絕人之路，市面上有相對便宜的空白帶，進口的 TDK、Sony 和 Maxell 牌3塊一盒，最便宜的山寨貨才1塊錢。親友圈裡，聽說誰家買了原聲帶，就拿著空白帶去翻錄，是為共享經濟。

沒有誰想著保護「知識產權」，魯迅筆下的孔乙己不是有句名言嗎——「竊書不算偷」。錄音機一共有6個功能鍵：暫停、停止、倒帶、放音、前進和錄音。很多錄音鍵都是紅色按鍵，大人會叮囑小孩子：「這個紅色鍵千萬不能碰，會把裡面的聲音都消掉。」

很多男孩翻錄磁帶的激情空前澎湃。帶著空白帶，騎上自行車，穿街走巷。來到同學家，先把放磁帶的抽屜打開，數量在100盒以上的絕對是「土豪」。一盒一盒地核對歌單，發現好聽的曲目就挑選出來再行錄製。因為被反覆觀摩把玩，很多磁帶封面都磨得斑駁陸離。在沒有複印機的年代，磁帶封面的歌詞只能手抄到沾著很多明星頭像的歌本上，再傳閱轉抄。

磁帶是稀缺資源，當然要用好用足、滿載而歸。遇到喜歡的歌曲很多，而自己只有一盒空白帶時，取捨是最糾結的事。

還有一個細節需要精打細算：磁帶有AB兩面，很多原聲帶的時長是每面25分鐘，而空白帶則是30分鐘。在A面上若多錄入兩首歌，時間可能就不夠；若只錄一首歌，又會浪費磁帶。而且這時候B面的起始位點也很尷尬：選擇從頭開始，每次播放時就需要倒帶，很不方便；選擇同一位點開始，又會造成和A面一樣的浪費。

也有一種免費的淘歌方式：每個周日上午8:30，廣播電台會有一欄「聽眾點播」節目。準時調好電台，聽到主持人說到自己喜歡的曲目，就按下錄音鍵，一首歌就這樣到手了。我們當年用這種方式轉錄了很多歌曲，包括電影音樂《沸騰的生活》、陳美玲的《原野牧歌》、張德蘭的《春光美》。

今天想來，其實這就是80年代的「互聯網模式」：一首歌在電台中播出，千家萬戶可以收聽，好歌被轉錄到磁帶里；如同一篇文章在公眾號中推出，一眾粉絲瀏覽，好文會被放入收藏夾中。

錄音機經常出現絞帶問題，簡單地說就是齒輪和磁帶發生了「交通阻塞「。有時絞得很死，帶盒門都打不開。這時候需要打開錄音機後蓋，再抽絲剝繭，小心翼翼地把磁帶取出來。面對一團亂麻的磁帶，將鉛筆插入齒輪槽中，像古人鑽木取火那樣，把磁帶小心翼翼的卷繞複位。然而手纏磁帶鬆緊不均勻，很容易再次絞帶，需要在錄音機里把磁帶重新倒一遍。另外，被絞過的磁帶有摺痕，播放時很容易再次絞帶。實在不行時，只能忍痛用剪刀把軋傷損壞的部分剪掉，再用透明膠帶把斷帶粘連在一起，湊合著繼續用。

凡此種種，一言蔽之，都是沒錢惹的禍。

那些年我們一起聽過的旋律

70年代末，電台里播放的仍是《洪湖水浪打浪》、《紅梅贊》和《南泥灣》等革命歌曲，連眼保健操的開頭都是「為革命，保護視力，眼保健操，現在開始。」

進入1980年，封凍了30年的堅冰開始融化。那時候收音機在很多人家還是唯一的家用電器，聚精會神收聽劉蘭芳的評書《岳飛傳》就相當於今天飯後刷手機。

電影院也是難得一去的地方。《追捕》、《佐羅》、《流浪者》、《英俊少年》等外國電影都是在廣播里聽的錄音剪輯，這也讓我們記住了邱岳峰、畢克、童自榮等配音演員的名字。這些電影的主題曲經常在收音機中播放，尤其是《追捕》的主題歌《孤獨の逃亡》，雖然是一首無字歌，卻優美、深沉、緊張。著立領風衣的杜丘，勇敢美麗的真由美，兩人於危急中策馬飛奔而去，生動地詮釋了什麼叫真正的愛情。

1982年，電影《少林寺》上映，盛況空前：青澀的覺遠、善良的牧羊女、狠辣的王仁則，插曲《牧羊曲》更成為電台的熱播歌曲。當年1毛錢票價，《少林寺》居然收穫1億多票房，若按觀影人次計算，秒殺《戰狼2》。此後，《少林寺弟子》、《南北少林》、《木棉袈裟》輪番上映，佛門凈地在銀幕上喊殺陣陣，所幸沒有使出「手撕鬼子」的招式。

電影里刀光劍影，電視上也在打打殺殺。《霍元甲》、《陳真傳》、《霍東閣》引起萬人空巷。用今天的眼光來看，霍元甲本是有婦之夫，卻明目張胆的和趙倩男關係曖昧，是典型的「婚外同居」，問題很嚴重。還有那部83版《射鵰英雄傳》，到現在只要聽到《世上始終你好》這段旋律，眼前就會浮現出郭靖施展降龍十八掌的畫面。

一系列的影視武打作品如同「王炸」，在社會上掀起一陣習武之風。「天下武功出少林」，數以萬計的孩子們懷揣夢想，千里迢迢來到嵩山學習功夫，其中就包括後來的王寶強。還有些血氣方剛的年輕人像模像樣的「磕頭拜把子」，有的地方甚至湧現出「菜刀隊」、「斧頭幫」，打架鬥毆之事時有發生，終於引發了80年代中期的一輪「嚴打」。

漸漸地，有黑白電視的人家越來越多，房頂上支起一排排羊角狀電視天線，能收到中央、省、市和縣四個台。買一份《每周電視報》，按照節目時間表，準時坐在電視機前。《血疑》、《上海灘》、《西遊記》，看得那叫過癮。遇到喜歡的片頭曲，就把錄音機對著電視機喇叭，開始錄音。這時全家人必須保持安靜，大氣都不能出。

當時，CCTV節目中有幾段主題音樂真的不錯，特別是《動物世界》的片頭曲Just Blue。這首曲子是法國金屬搖滾樂隊SPACE的代表作，天馬行空，動感十足，成為一代人的經典回憶。真該給當年那位無名音樂編輯發一枚獎章——他用了一種特別的方式，讓國人聽到了當時最前衛的電子音樂。讓我們一起來找找感覺：

80年代初，本土流行樂壇開始萌發，人性化的歌詞、溫情的旋律、甜美的演唱，伴以電吉他、架子鼓和電子琴等樂器。有些歌曲記憶尤深，包括沈小岑的《請到天涯海角來》、朱明瑛的《大海啊，故鄉》、蔣大為的《牡丹之歌》。1983年春晚，被禁播了三年的《鄉戀》終於重見天日，標誌著中國流行音樂的大門就此被一腳踹開。

當年的中小學課堂，上課鈴響後文娛委員會帶領大家一起唱歌。每當有流行新歌出來，大家就趕緊學。各個班級之間歌聲此起彼伏，看誰的歌新、誰的嗓門大。那些年唱過的歌曲有《小草》、《腳印》、《校園的早晨》，我也非常喜歡程琳的《小螺號》和朱曉琳的《媽媽的吻》。

1984年春晚，張明敏成了第一個參加春晚的香港歌手，《我的中國心》一夜爆火。此後奚秀蘭、羅文、葉麗儀、張德蘭、包娜娜、文章等港台歌手先後登錄春晚，紅遍大江南北。時代進入快車道，需要激情奔放和快節奏的音樂。費翔一曲勁歌熱舞的《冬天裡的一把火》後，據說女粉絲的求愛信，央視收到了幾麻袋。

記得中學時的某個周末，有位男生把家裡的「磚頭錄音機」帶到教室，黑色方體，飯盒般大小，播放的是一盒張薔的磁帶。《好好愛我》、《你那會心的一笑》、《月光迪斯科》，這些歌聲飄過，男同學馬上聚攏，女同學還強作鎮靜，但耳朵都豎了起來。張薔的聲音甜美、性感、反叛、咄咄逼人，少男少女根本招架不住這種誘惑。此後，電台里聽著劉歡、韋唯和毛阿敏，磁帶里放著張薔、張行、吳滌清、張帝，兼收並蓄。讓我們再來聽聽張行翻唱劉文正的一曲《遲到》，曲風輕快，歌詞通透，曾吹動了無數少年的心扉。

囿於當時的國情，張薔、張行、張蝶等歌手在80年代的主流媒體上被選擇性遺忘，卻在千家萬戶的錄音機里被瘋狂翻錄，野蠻生長。今天回望，他們的一些歌曲演唱技巧粗糙，然而作為草根拓荒者，他們的歌聲裝點了年輕人蒼白的精神世界，開啟了一個可以表達自我感情的時代，他們就是那個年代的「中國好聲音」。

在80年代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大陸幾乎就是歐美和港台音樂的翻唱集中營，俗稱「扒歌帶」。有些「山寨」版磁帶，上面標識著「齊秦原唱」，買回來一聽，卻是屠洪剛的聲音。在娛樂資源稀缺的年代，只要歌曲好聽，即使是翻唱版，銷量依然不俗。

當然，大陸也有優秀的歌手在推進原創音樂。1984年，一盒名為《九州方圓》的磁帶彙集了周峰、呂念祖、程琳、成方圓等眾多流行歌手，《風雨兼程》、《與我同行》、《等到明年這一天》等原創歌曲被廣為傳唱。1985年，一部呼喚原創音樂的電影《路邊吉他隊》上映，掀起了一場吉他學習熱，當時才14歲的「音樂詩人」李健就躋身其中。

1986年，《百名歌星演唱會》在北京首都體育館舉行，郭峰推出那首公益歌曲《讓世界充滿愛》。名不見經傳的崔健演唱了《一無所有》，這首歌成為中國搖滾樂的開山之作。

很快，流行樂壇又颳起一陣 「西北風」，將搖滾、民族、流行集於一身，悲愴、凄涼、蕩氣迴腸。錄音機里響起了《黃土高坡》和《信天游》，《妹妹你大膽的往前走》和囚歌《悔恨的淚》也曾經曇花一現。1989年，大陸終於在有了一首「擁有自主知識產權」且被港台歌手多次翻唱的歌曲：李海鷹創作的《彎彎的月亮》。

同是1986年，蘇紅唱響了一曲校園歌曲《我多想唱》：「我想唱歌可不敢唱，小聲哼哼還得東張西望。高三了還有閑情唱，媽媽聽了準會這麼講」。那個年代，高考是一座殘酷的獨木橋，同齡人中只有2%的人能夠考上大學。

熬過煉獄般的高考，我終於等來了一紙大學錄取通知書。開學報到之前，我大言不慚提出要帶上家裡唯一的錄音機，氣得妹妹一臉不高興。爸爸媽媽趕緊打圓場，承諾給妹妹再買一台新的錄音機。

記得上大學以後，第一首耳熟能詳的歌曲是蘇芮的《跟著感覺走》，自然隨性、神采飛揚，一如當時的心情。還有一張專輯《潮——來自台灣的歌聲》，包括了《一場遊戲一場夢》、《再回首》、《想你的時候》、《我的未來不是夢》，讓大陸觀眾瞬間記住了王傑、姜育恆、千百惠和張雨生這批台灣歌手的名字。大學生乃「天之驕子」，音樂品位當然要「衝出亞洲、走向世界」。宿舍走廊里響起了卡朋特的《昨日重現》、理查德·克萊德曼的鋼琴曲《命運》、尼古拉的吉他曲專輯《人們的夢》。

80年代考托福出國的人，很多都用錄音機聽過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的《英語聽力入門》（Stepby Step）。86年開始的大學英語四級考試助推了莘莘學子的學習熱情。當然，校園裡不只有各式英語考試，也有歌舞昇平。大學生正是激情燃燒的年齡，又遠離了家長的束縛，周末可以盡情歡笑。舞會是最廉價的娛樂方式，周末找個教室，將桌椅搬到走廊里，再把錄音機往講台上一放，舞會就此開始。林林總總的舞曲中，印象很深的是韓寶儀的《粉紅色的回憶》，曲風熱情、輕快、奔放。還有一版《地道戰》串燒舞曲，今天聽來真是哭笑不得。

看看下面這張照片中80年代大學生身上獨有的青澀和土氣。三十年過去，當年的兄弟姐妹都已年過半百。照片中那台錄音機曾為班級舞會立下汗馬功勞，拎著錄音機的哥們現在成了教授，苦學英語的那位兄弟已經定居美國。

80年代的大學生春遊合影

追憶80年代，除了流行歌曲，還有一種音樂特別值得一提——席捲全球、經久不衰的迪斯科（disco）。舞曲響起時，一眾青年男女不顧別人的眼光，扭胯踢腿，狂野舞蹈，畫面熱烈。時至今日，依然有青年人喜歡蹦迪。

可以去網上搜一下孫紅雷的街舞視頻，功底不是蓋的，他曾獲得1988年全國霹靂舞大賽二等獎。

當時為了招攬人氣，商業街上很多商鋪的四聲道錄音機都在放聲高歌，其中有兩首歌曲不僅火遍全城，更成為經典的迪斯科舞曲，不知你是否還有印象？

說到迪斯科，還必須追憶電子舞曲。「荷東不死，猛士不倒」，旋律中有嘈雜、粗糙和瘋狂，也有溫柔、浪漫和傷感。混音製造的奇特音效，使很多年輕人心潮澎湃。尤其是《荷東》第一集，幾乎首首經典。讓我們重溫一首《冷若冰霜》（Colder than ice）。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1980年前後，我們在廣播里聽到的很多旋律不是源自錄音帶，而是用留聲機播放的唱片。留聲機是愛迪生老爺子最偉大的發明之一，在磁帶出現以前，黑膠唱片是當之無愧的霸主。回憶起留聲機，人們會聯想到復古的老電影、張揚的喇叭和純美的聲音。進入80年代後，相對於留聲機的「笨重」，錄音機輕便的多。更為重要的是，唱片只能用來播放，而磁帶卻可以翻錄，隨時隨地享受音樂，更接地氣。

進入90年代，兩岸三地群星閃耀，林林總總的歌星隨口就能說出三五十位。你唱罷來我登場，流行音樂進入黃金十年，磁帶也迎來鼎盛期。街頭巷尾雨後春筍般冒出很多音像店，磁帶品類琳琅滿目。一切看上去都是那麼風和日麗，卻不知一場技術革命已然悄悄逼近。

90年代中期，CD開啟了數字化時代，很快終結了音質不佳、倒帶繁瑣的磁帶王朝。新科、愛多、步步高等CD企業迅猛崛起，盛極一時的「燕舞」錄音機廠破產倒閉。

然而CD最具價值的不是CD介質本身，而是數字化存儲。到了2000年，更為輕便的MP3淘汰了CD，而2010年崛起的互聯網音樂又淘汰了MP3。如今潮流一族戴著藍牙耳機在鬧市中穿行而過，想想80年代的台式錄音機，再看看手裡的智能手機，不得不感嘆數字化革命的偉大。

曾記得，大家圍坐在錄音機前，痴迷地聽著不知已被翻錄了多少遍的歌曲。今天，那一代歌者大都已成「明日黃花」。盤點一下家當，留聲機、錄音機、CD機、影碟機和唱片、磁帶、CD、MP3播放器，如今已然成為一堆電子垃圾，甚至成為一個格格不入的行業——收藏業。

凡事都有得有失。當年翻錄磁帶時，窗外陽光明媚，錄音機的兩孔齒輪一圈圈轉動，時間緩緩流逝。靜靜地坐在錄音機前聽著歌曲，或者和同學說說笑笑，下一盤象棋。如今，網路將世界變成地球村，一部智能手機在手，海量音樂緩存到app里，嘻哈、搖滾、民謠、電子，應有盡有。對於年輕人來說，翻錄磁帶已經成為遠古傳說。效率是提高了，卻也少了辛苦等待後的雀躍。容易獲得的東西反而不會去珍惜。

變化的還有音樂本身。80年代，歌手靠的是聲音而不是顏值，也沒有過多的商業包裝。進入90年代，音樂開始變得「形式大於內容」，借用李宗盛的一句話：「錄一首歌15萬，拍MV卻要花掉150萬，音樂淪為MV的配樂。」今天，演員高歌一曲司空見慣，連馬雲都開口為電影《功守道》錄製主題曲。有人氣就有流量，唱得怎麼樣不重要，看錶演開心就好。

耐人尋味的是網路信息越來越多，音樂格局卻越來越窄，社會關懷和現實批判的作品更是鳳毛麟角。當流行音樂蛻變成文化快餐時，真的懷念有理想和激情的80年代。

走在瀰漫著商業氣息的繁華街道上，耳機里播放著30年前的旋律，真切體會到一種時空穿越。30年前，一幫青年男女伴著錄音機在大街上蹦迪斯科；30年後，一群大叔大媽在公園裡跳廣場舞。仔細看看，依稀是熟悉的身影。

那是一個破冰的時代。最後，還是年輕人贏了，從此「我的青春我做主」，社會開始走向開放、包容和多元。從某種意義上說，沿襲千年的「父為子綱」倫理在80年代開始鬆動，並且深刻影響著中國的今天和未來。

作者簡介

崔凱，食品工程博士、心理學博士，財經、科普和散文作者。

致謝：在寫作過程中，得到了趙蘊韜、馬玉林、李亦兵、李晨、任遠、婁新生等良師益友的寶貴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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