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全球五分之一人口的貢獻——中國經濟發展的世界意義
【內容提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中國經濟走上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分別在不同階段上進行了艱辛的探索，積累了成功的經驗和有益的教訓，最終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前30年經濟建設的基礎上，後40年的改革開放逐步消除了計劃經濟的體制弊端，形成市場經濟下的有效激勵機制，推動資源重新配置，全方位參與世界經濟分工，創造了史無前例的發展奇蹟，也對世界經濟發展做出了顯著的貢獻。首先，中國經濟以同期世界上最快的增長速度以及不斷擴大的總規模，發揮了世界經濟發動機和穩定器的作用。其次，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的成功實踐，為廣大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彌足珍貴的經驗分享與智慧借鑒。最後，中國經濟探索中所體現的具有共性的發展規律，以及把一般規律與特殊國情相結合的方法論，為修正、豐富和創新經濟理論提供了有益的素材，尤其有助於推動發展經濟學的復興。面向「兩個一百年」目標，中國經濟正在從中等偏上收入階段邁向高收入階段，更高水平的改革開放不僅是保持可持續發展的關鍵，還將對世界做出更大的貢獻。
【關鍵詞】中國經濟；世界意義；發展奇蹟；發展經濟學
【作者簡介】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
【責編】肖河
一 引 言
在21世紀第二個十年結束之際，中國經濟發展取得的成就得到全世界的矚目。今日中國在全球經濟的重要地位,既來自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也離不開改革開放之前30年的探索。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改變了中國經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質，使中國走上獨立自主發展的道路。從新中國成立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的經濟建設得到恢復，人民得以安居樂業。隨著死亡率大幅度下降，人口轉變從高出生率、高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的第一階段,進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和高自然增長率的第二階段，這也是改革開放以後在向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然增長率轉變過程中，經濟增長收穫人口紅利的一個必經階段。
前30年建立起的完整工業體系，奠定了改革開放期間進行產業結構調整、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起點。新中國成立之後，中國的工業化戰略就確定為重工業優先發展。當時，實施這一戰略有其特定歷史條件下的合理性。西方國家的封鎖形成諸多發展瓶頸，必須靠優先發展重工業來打破。例如，作為一個不可或缺卻被卡了脖子的戰略性產業，石油業依靠自力更生實現了自給自足。在當時的環境下這既是不得已而為之，也是不可不為。與此類似的還有化學工業、電子工業、核工業和航天工業。這些產業正是由於被賦予了更高的優先地位，才實現了突破性的發展。
不過，中國經濟的確在前30年錯過了一次全球經濟大趨同的機會，[1]未能實現對發達經濟體的趕超。如果簡單地從表面數字觀察，計劃經濟時期中國經濟增長率似乎差強人意。根據經濟史學家安格斯·麥迪森按照1990年國際購買力平價美元構造的數據口徑，1952—1978年期間，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年均實際增長率為4.4％。但是，由於20世紀50年代以後,很多後起國家和地區以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了對發達經濟體的趕超，在同一時期被定義為「富裕國家」的經濟體的總體增長率達到4.3％，而不屬於該組別的「其他國家」（主要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總體增長率高達4.9％，世界平均增長率為4.6％。[2]
在這期間，由於一些原來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地區）的人均收入向「富裕國家」靠近，而中國沒有跟上這個潮流，所以中國與世界的差距反而拉大了。根據上述數據來源，１９５２年中國的人均GDP僅為538美元，為「富裕國家」平均收入水平的8.7％、「其他國家」平均收入水平的46.5％以及世界平均收入水平的23.8％。由於中國人均GDP增長速度均低於上述組別，到1978年，中國人均GDP（978美元）相當於這三個組別平均水平的百分比反而下降，分別為6.8％、42.1％和22.1％。
事實上，由於冷戰以及由此產生的世界經濟體系的分隔，邁克爾·斯彭斯所說的那一輪所謂全球大趨同，其實是範圍十分有限的現象。真正實現了對先行國家趕超的僅僅是歐洲一些相對落後的國家和日本、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而並沒有包含更廣泛的發展中國家。只是自1990年以來，新興經濟體和眾多從計劃經濟轉型的國家實行開放政策、深度參與了新一輪經濟全球化，才出現了全球範圍的趨同現象,使世界經濟格局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3]中國正是這一輪經濟全球化的積极參与者和獲益者，在40年里對發達國家實現了奇蹟般的經濟趕超。
世界經濟中的組成部分，即每一個國家或經濟體，理論上都以自身狀況的改善或惡化對整體產生影響。然而，要真正產生實質性的影響，這個作為整體組成部分的經濟體需要有足夠大的總規模和佔比。進入21世紀的中國經濟，以其高速增長以及作為結果的規模擴大和佔比提高，對世界經濟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如果說這種產出貢獻是以一種私人產品的方式對世界經濟做出貢獻的話，得以達到這樣一種績效的發展經驗和發展理念，以及隨之而來的對規則制定的話語權、對發展觀念的有益見地和對循例的建設性挑戰，都屬於對世界經濟的公共品貢獻。中國並不謀求世界經濟霸權，也不輸出自己的發展模式，但是，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以及第一大外匯儲備國，中國義不容辭地要代表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表達關於國際經貿規則的訴求，及至引領全球化治理方式的轉變。
不僅如此，由於以下幾個突出特徵，中國及其發展對於世界的意義尤其重要。首先，中國擁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口，2017年約為世界總人口的18.5％，占人類1/5的中國人民創造的成就對世界的顯著意義，是其他國家所無可比擬的。其次，知識分子天生具有探索興衰之謎的學術好奇心，而吸引眾多學者嘗試回答的關於中國科技（發展）為什麼由盛至衰的李約瑟之謎，正是經濟史學中同樣著名的、旨在探索為什麼16世紀以來世界經濟發展出現大分流這一謎題的中國版本。最後，就滿足相同的學術好奇心而言，中國是迄今為止唯一經歷了經濟發展由盛至衰再至盛，同時接近於完整經歷經濟發展的每一個必要階段的發展中國家。
利用麥迪森構造的長期歷史數據，并力圖按照相同或相近的口徑予以更新，我們在圖1中顯示：在長達兩千多年的時間裡，以GDP佔全球經濟的份額、人均GDP相對於世界平均水平的百分比所表示的中國經濟的世界地位，經歷了一個明顯的V字形變化軌跡。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圖中顯示的中國經濟由衰至盛的後半程，無論從時間之短暫還是從規模之巨大來看，這個奇蹟都是古今中外所罕見的。
二 世界經濟發展的穩定器和永動機
從經濟規模來說國家有大有小，從增長表現來看國家有成有敗。在過去70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中國經歷了起伏跌宕，有失敗的教訓，更有成功的經驗。自從40年前開始改革開放以來，中國步履穩定地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經濟規模足夠大、增長速度足夠快、不僅改變了自身的面貌也改變了世界經濟格局的國家。可以說，中國以其世界經濟的發動機和穩定器的作用,促成了全球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第一，中國經濟以其總規模、在全球的位次和世界經濟佔比，對世界經濟做出顯著貢獻。根據世界銀行數據，以2010年不變價美元計算，中國GDP總規模在1978年為2943億美元，在全球排第14位，僅相當於全球經濟總量的1.1％和美國經濟的4.6％。到1990年，中國GDP增加到8296億美元，在世界經濟佔比提高到2.2％，為美國的9.2％，超過了墨西哥、澳大利亞、荷蘭和沙烏地阿拉伯，排在世界第十位。在隨後的十年里，中國經濟規模先後超越了西班牙、加拿大、巴西、義大利和英國，於2000年排到世界第五位，總量達到2.24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比重為4.5％，為美國的17.6％。中國於2010年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總量達到6.1萬億美元，佔世界經濟的9.2％，相當於美國的40.8％。及至2017年，中國GDP達到10.2萬億美元，在世界經濟中佔比為12.7％，相當於美國的58.7％。
第二，隨著體量的增大和保持全世界持續時間最長的高速增長，中國經濟增量的顯著性逐年提高,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增長做出巨大的增量貢獻。例如，中國GDP的年度增量在1990年已經超過諸如越南、盧森堡和肯亞這樣一些國家的GDP總量,2000年超過以色列、奈及利亞和愛爾蘭等一些國家的總量，2010年超過瑞士、沙烏地阿拉伯和阿根廷等一些國家的總量，2017年超過荷蘭和波蘭等國乃至全部低收入國家合計的總量。如果說在20世紀90年代以前，中國對於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微不足道，甚至在改革開放之前還常常「拖累」世界經濟增長的話，1990年以後中國經濟對世界經濟的增量貢獻就超過了10％，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來則始終保持在30％左右。
第三，由於中國GDP年度增量逐漸擴大，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其在世界經濟增長中的貢獻顯著提高，特別是由於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中國經濟增量的高度穩定性，中國經濟作為世界經濟穩定器的作用變得越來越突出。從年度增長率來看，與世界經濟增長相比，早期的時候中國經濟增長波動大，但是，由於總量和增量都較小，對世界經濟整體的影響並不顯著。然而這個特點逐漸發生了變化。
在圖2中，我們把中國經濟的年度增量，分別與不包括中國數據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經濟增量，以及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經濟總增量進行比較。從中可以發現，在有和沒有中國經濟增長這個因素的情況下，世界經濟增長的穩定性是迥然不同的。比較包括和不包括中國數據情況下的世界GDP年度增長率的方差，可以看到自1990年開始，這個效應已經有所顯現。之後隨著中國經濟年度增量的逐步擴大以及穩定性越來越強，中國經濟增長對於穩定世界經濟增長的作用愈顯突出。特別是在21世紀世界經濟異常波動的年份，正是由於中國經濟的穩定作用，全球波動性才得以顯著降低。
第四，以中國為代表的更多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的經濟趕超，使得長期只在理論上討論的趨同的可能性，終於開始成為全球經濟的現實。與此同時，作為經濟趨同的結果，發展中國家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全球絕對貧困人口規模和貧困發生率前所未有地下降了。可見，中國改革開放帶來的發展和分享，產生了提高城鄉居民收入的整體效果，從而大幅度減少了貧困，對於全球減貧做出巨大貢獻。此外，中國絕對貧困人口的減少，對全球貧困人口的減少做出數量上的直接貢獻。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1981年全世界生活在世界銀行絕對貧困標準（按2011年購買力平價計算每天低於1.91美元）以下的人口共18.9億，中國為8.8億,佔全球貧困人口的46.4％。2015年，全球貧困人口減少到7.5億,中國則只有960萬,僅為全球貧困人口的1.3％。這期間，中國對世界減貧的貢獻高達76.2％。實際上，2015年之後中國按照高於世界銀行標準實施農村脫貧攻堅戰略，分別於2016年、2017年和2018年減少農村貧困人口1240萬、1289萬和1386萬，可以說中國總體上已經消除了世界銀行標準下的絕對貧困現象。
三 尋找經濟發展的基本條件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眾多國家紛紛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嘗試進行各種改變貧困面貌的探索。經濟學作為一門經世濟民的學問，也因應這種現實的需要，於20世紀50年代形成以廣大發展中國家為對象的發展經濟學。各種關於發展的理論假說和戰略主張一度層出不窮、花樣翻新。雖然一些原來經濟落後的歐洲國家以及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等經濟體，對發達國家實現了較快的趕超，但直到20世紀80年代，世界經濟範圍內並沒有表現出經濟學家預想的趨同現象。或者說，人們從那個時期所能觀察到的，充其量只是條件相似的經濟體之間的「俱樂部趨同」或少數經濟體的趕超現象。
在尋求為什麼發展中國家趕超失敗，因而世界範圍的貧困問題未能有效解決的原因時，人們也對流行的發展理論進行了反思。一些發展經濟學的先驅們紛紛進行自我辯護，[4]另外一些學者則旨在否定先驅們的理論立足點，試圖揭示發展經濟學本身的「貧困」。[5]最終的結果則是發展經濟學作為整體，被冷落到角落裡。相應地，新古典經濟學逐漸成為主流，其中新自由主義思潮更是大行其道，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戰略、轉型中國家的改革策略、國際和區域發展機構以及發達國家的援助理念產生影響。然而，這些理論和理念，既沒有以正確的認識論引導各國找到適合自身的發展道路，也未能幫助尋求發展的國家找准自身發展的基本條件。
在東西方冷戰和南北方割裂的時代，中國沒有與西方國家和國際援助組織發生密切的聯繫，而是在獨立自主的環境中探索發展之路。改革開放之後，中國與各國發展貿易、引進外資，也與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建立了合作關係。然而，中國從改革伊始，便沒有接受任何先驗的教條，即不照搬任何既有的模式、道路或所謂共識，而是服從於發展生產力、提高國力和改善民生的根本目的，堅持了漸進式改革方式，秉持了改革、發展和分享理念。
概述中國改革開放發展分享的過程，可以看到其中體現的邏輯，進而可以提煉出一個尋求趕超的國家，應該如何發現並遵循哪些必要的步驟，創造出必要發展條件的智慧。由於這些創造必要條件的步驟都與經濟體制改革緊密相關，所以改革又是實現增長的充分條件。
第一步，激活「點石成金」的激勵機制。西奧多·舒爾茨有句名言：一旦有了投資機會和有效的刺激，農民將會點石成金。[6]實際上，「把激勵搞對」已經成為關於經濟轉型的教科書式的信條和建議。然而，這種一般性的說法，或者簡單把問題歸結為是否存在私有產權制度，並無助於抓住中國計劃經濟體制弊端的要害。
在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條件下，為了抑制農產品價格，以工農業產品價格剪刀差作為工業化積累的手段就需要形成農產品統購統銷制度。為了保證農業中生產要素不致流失，把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嚴格限制在農業活動中，人民公社制度和戶籍制度便應運而生。這一制度「三駕馬車」造成資源配置的扭曲、農業生產的低效率和勞動的激勵不足。在改革前夜，這種體制弊端達到了頂點。1977年全國人均擁有農產品產量中，糧食不到300千克，棉花只有2千克，油料4千克，糖料21千克。1978年，有2.5億農村人口年收入不到100元。
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能夠改善農業生產現狀的變革，都會得到包括農民在內的全國人民的認同。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創造了改革的政治環境後,家庭聯產承包制的迅速普及就是順應這一需求的制度變革，也是一種帕累托改進。勞動努力與產量及收入直接掛鉤，以及農產品收購價格的提高，激活了激勵機制，在極短的時間裡就顯著增加了農產品產量，大幅度降低了農村人口貧困發生率，解決了農民的溫飽問題。
第二步，展開資源重新配置的庫茲涅茨過程。農業中激勵機制的改善,調動了生產和勞動的積極性，提高了農業勞動生產率，單位土地面積上的勞動時間顯著減少，長期積澱的農業剩餘勞動力被迅速顯性化。這時，家庭聯產承包制的另一個效應顯現出來，即農民獲得了自由配置生產要素特別是勞動力的權利。農村勞動力按照收入提高的信號，分別進行了經濟活動領域和地域的轉移。
例如，農村勞動力經歷了從單一糧食生產到種植業多種經營，再到農林牧漁業全面發展的重新配置，隨後又進入鄉鎮企業等農村非農產業就業，繼而依次遷移到小城鎮和各種規模的城市，從中西部地區流動到沿海地區。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農業勞動力比重從1978年的70.5％降低到2018年的27％。而根據筆者的研究結果，目前農業勞動力比重很可能比這個官方數字再低10個百分點左右。
由於一系列阻礙勞動力流動的體制障礙被逐漸消除，勞動者提高收入的個體動機與重新配置的效率驅動力得以銜接，共同推動了大規模的勞動力轉移，同時在宏觀意義上形成了一個資源重新配置過程，促進了產業結構的高度化。由於是西蒙·庫茲涅茨最早揭示了產業結構變化現象背後體現的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的本質，因此青木昌彥把這個農業勞動力的轉移和相對份額下降所表徵的產業結構變化稱為庫茲涅茨過程。[7]在1978—2015年間，中國整體勞動生產率（勞均GDP）提高了近17倍，其中勞動力在第一、第二和第三產業之間進行重新配置，即勞動力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對總體的貢獻率高達44.9％。[8]
第三步，全方位參與世界經濟分工體系。中國的經濟改革與對外開放是同時發生的。始於1979年建立經濟特區，先後經歷了沿海城市和沿海省份的開放到全面開放；於1986年提出恢復關貿總協定締約國地位的申請，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貿易擴大、引進外資和沿海地區外向型經濟發展，為轉移勞動力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引導產業結構轉向符合資源比較優勢，也為製造業產品贏得了國際競爭力。2017年，中國引進的外商直接投資凈流入額佔到全球的8.6％，出口貨物和服務總額佔世界的10.5％，總出口中有70％是流向世界銀行定義的高收入國家，反映了中國在國際貿易中發揮了中等收入階段的比較優勢。
作為上述改革開放三部曲的結果，中國經濟在長達40年的時間裡實現了年均9.4％的增長。一方面，中國的這一成就對發展中國家對發達國家的趕超，以及世界經濟的趨同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另一方面，正是由於廣大發展中國家參與這一輪全球化，新興經濟體取得了可圈可點的發展成就，世界經濟有史以來首次顯現趨同的趨勢。1978—2017年間,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GDP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從21.3％提高到35.3％,中國的GDP占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經濟總量的比重，則從5.3％提高到36％。在這個時期，按不變價計算，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GDP總額擴大了四倍，其中中國的貢獻高達43.6％。
四 復興發展經濟學
歌德曾經說：理論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樹常青。這句話並不必然意味著理論不重要。從更加積極的角度理解這句話，可以得出的結論是：從成功的實踐經驗中提煉特徵化事實，不斷豐富乃至修正已有的理論體系，創造新的理論範式和體系，可以使理論本身生命常青。迄今為止，中外經濟學家並沒有浪費中國改革開放這一豐富的經驗資源，並在研究探索中形成了三種研究範式：第一，中國經濟學家運用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原理、借鑒關於轉軌國家的經濟學討論、吸收西方經濟學關於市場經濟的理論，形成了一系列對於中國改革開放發展的獨特認識，並嘗試以之指導實踐。第二，國外經濟學家嘗試用西方主流理論解釋中國經驗，並試圖影響中國政策制定。第三，許多經濟學家也利用中國經驗的獨特性，對主流經濟學提出挑戰、修正乃至否定。
依據經濟發展實踐形成的新的經驗，對已有各種理論流派進行重新認識、再定位和集成，從而提出替代性的認識體系，是經濟理論特別是發展經濟學演進的應有邏輯和源泉所在。佔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國人民所創造的改革和發展成就，就其顯著性來說，當之無愧也責無旁貸地應該對發展經濟學做出豐富和發展。這就需要著眼於把中國發展的獨特路徑予以一般化，回應其對主流經濟理論或其隱含假設的挑戰,同時給出既能解釋自身全過程，也能為更一般的發展問題提供借鑒的理論答案。下面將對其中若干問題進行簡述。
首先，是否普遍存在一個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新古典增長理論認為只有一條道路通向羅馬。埃爾文·揚和保羅·克魯格曼等人孜孜不倦地批評東亞模式，唱衰中國經濟增長，就是由於不承認存在二元經濟發展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也看不到人口紅利可以在特定階段成為經濟增長源泉。他們先驗地認為勞動力是短缺的，資本報酬遞減現象是無條件的，否認要素投入可以維持可持續增長。因此，他們認為東亞經濟體和中國經濟的良好增長表現不是可持續的。
至於全要素生產率，將其看作唯一可持續增長因素固然沒有錯，但是不承認二元經濟發展，也就看不到資源重新配置在這個階段上可以成為巨大的全要素生產率源泉，甚至可以以帕累托改進的方式得到大幅度提高。囿於新古典理論假設，先驗地否定二元經濟發展，使得這些經濟學家不光彩地使用種種統計技巧，試圖否認在具有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徵的經濟體中全要素生產率得到改善的事實。[9]
不過，也有經濟學家看到了經濟發展並非從始至終都是索洛式的新古典增長。實際上，愛德華·普雷斯科特等就嘗試把馬爾薩斯階段也納入經濟增長模型中，[10]並暗示在馬爾薩斯到索洛兩個階段之間還存在一個農業勞動力重新配置的過渡階段。[11]筆者通過對經濟史的回顧，認為二元經濟的形成過程，進而二元經濟發展階段是各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普遍存在的，因而可以把人類經濟發展劃分為五種類型或五個階段，分別為馬爾薩斯貧困陷阱、格爾茨內卷化、劉易斯二元經濟發展、劉易斯轉折點和索洛新古典增長。[12]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前，工業化進程大大落後於世界，農業已經長期處於克利福德·格爾茨所稱的內卷化過程，積累了大量的剩餘勞動力。新中國成立之後，在實施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的條件下，「三駕馬車」的制度安排阻礙了農業剩餘勞動力轉移，在迅速推進工業化的同時反而形成低級化的產業結構。直至改革開放以後，庫茲涅茨過程才真正開始，在調整產業結構的同時大幅度提高了勞動生產率。並且，在這個過程中，有利的人口年齡結構形成的潛在人口紅利得到兌現，成為高速經濟增長的源泉。
其次，在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經濟增長的源泉來自何處。主流經濟學建立在新古典增長假設基礎上，假設勞動力短缺是常態，雖然資本積累對於增長至關重要，卻會遭遇報酬遞減的制約，因此該理論體系認為全要素生產率是經濟增長的唯一源泉。然而，如果我們承認並非所有的經濟增長都是新古典類型，則完全可以相信存在著異於新古典類型的其他增長源泉。
在人口年齡結構具有生產性特徵（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快且比重高，因而人口撫養比低且持續下降），並且普遍存在剩餘勞動力的條件下：（1）只要存在著有效的激勵和動員機制，勞動力數量供給就是充足的；（2）如果教育得到發展，新成長勞動力不斷進入勞動力市場，也可以顯著改善整體勞動力的人力資本；（3）人口撫養比低且不斷下降有利於維持高儲蓄率;（4）勞動力無限供給可以延緩資本報酬遞減現象的發生；（5）勞動力從低生產率部門（農業）向高生產率部門（非農產業）轉移，可以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構成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主要部分。這些增長源泉，在新古典增長理論預期中都是不存在的。[14]
中國在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的高速增長，以及在劉易斯轉折點到來並且人口紅利消失之後的增長減速，都證明了這種獨特增長源泉的存在。許多計量結果都證明了存在二元經濟發展所具有的獨特增長源泉。例如，在1978—2010年間，勞動年齡人口迅速增長，人口撫養比持續下降，估計表明，其間年均9.9％的GDP增長中，勞動力數量的貢獻率為9％，人力資本的貢獻率為6％，資本積累的貢獻率為61％，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貢獻率為8％，其餘未能解釋的殘差（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之外的全要素生產率）貢獻率為16％。[15]
根據這種生產要素供給和配置狀況可以估計得出，這一時期中國經濟潛在增長率在9.7％—10.4％之間。伴隨著2010年之後勞動年齡人口的負增長和人口撫養比由降轉升，上述增長源泉顯著減弱。相應地，潛在增長率也降低到「十二五」期間的平均7.6％和「十三五」期間的平均6.2％。[16]
最後，擺脫貧困陷阱與跨越中等收入階段有何路徑上的不同。在很長的時間裡，關注發展的經濟學家主要著眼于歸納打破貧困陷阱的基本條件，譬如達到臨界最小要求的資本積累水平、發揮市場作用的體制和對外開放政策等。隨著越來越多的國家最終擺脫了貧困陷阱,成為新興的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經濟學家繼而發現，從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進而繼續提高在後一組別中的人均收入位次，是一個絲毫不比擺脫貧困陷阱容易的任務。許多研究也從經驗角度揭示，確有眾多國家長期徘徊在中等收入階段，故而有了「中等收入陷阱」這一命題，並引起廣泛討論。[17]
中國已經十分接近經歷從低收入國家經由中等收入階段邁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完整轉變過程。按照2010年不變價，1978年中國人均GDP為308美元，屬於典型的低收入國家；1993年達到1001美元，跨入中等偏下收入國家行列；2009年以4142美元進入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行列。按照現價計算，2018年中國的人均GDP接近10000美元，意味著中國已經臨近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門檻。中國已經取得的成功經驗和仍然面臨的現實挑戰，有助於認識兩個發展階段的共同點與相異處。
經濟學中所謂「陷阱」，是指一種超穩定均衡狀態，即對於任何一個擾動造成的偏離，增長速度仍將會回到初始狀態。因此，針對打破貧困陷阱，早期發展經濟學家提出需要一個臨界最小努力，其中最主要的條件是儲蓄率達到臨界最小水平。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廣大發展中國家開始獨立自主地發展本國經濟。擺脫殖民主義的強烈願望、趕超發達國家的急迫感以及當時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表現，對於許多國家做出選擇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即利用政府的力量加速積累，推進工業化過程。
由於這種趕超戰略忽略了市場機製作用，形成封閉經濟體系，在微觀環節缺乏企業家活力和勞動積極性，資源配置效率低下，產業結構和技術選擇背離了比較優勢，使得多數國家未能成功實現趕超，各種經濟發展理論飽受詬病，發展經濟學本身也陷入發展困境。[18]
計劃經濟時期的中國具有很強的資源動員能力，實現了很高的資本積累率。在1953—1978年間，中國的平均積累率達到29.5％，高於世界平均水平。人力資本積累條件也優於同等發展水平的國家。然而，計劃經濟卻不能很好地解決經濟增長的另外兩個必要的體制條件，即資源配置和激勵機制問題，因而有利的人口因素並沒有轉化為經濟增長源泉。只有在1978年之後，對傳統經濟體制進行深刻的改革，有節奏地不斷擴大對外開放，才創造出增長的基本條件，實現了對低收入階段的跨越，並迅速向高收入階段轉變。
在從中等偏上收入階段向高收入階段邁進的過程中，通常伴隨著傳統增長動能減弱的嚴峻挑戰。在中國，人口轉變過程與經濟發展過程之間，以及兩個過程共同形成的發展階段，在因果關係上是互相影響的，在時間上也完全重合。因此，繼人口紅利幫助中國實現了長達30多年高速增長之後，2010年之後人口紅利的迅速消失也不可避免地導致經濟增長自然減速。
在新的發展階段中，經濟增長越來越需要全要素生產率提高來支撐，[19]勞動力等要素從農業向非農產業轉移，改善資源重新配置效率的空間也趨於縮小，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需要更多依靠創造性破壞機制下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20]構建這一實現創新的條件則提出更高的改革開放要求，也需要重新界定政府的職能及其與市場的關係。也恰恰在這個時候，能夠帶來帕累托改進的改革機會也愈益稀少，進一步改革開放不可避免地觸及既得利益，在遇到阻礙的同時也帶來成長中的煩惱。
所以，在這個最接近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關口，一個國家必將遭遇更多困難、面對更大風險，也絲毫不容徘徊和後退。以往行之有效的辦法也不再能夠保障邁過新的溝坎，改革、發展、穩定必須以更加協調有機的方式結合起來。從經濟史上成功的經驗和失敗的教訓來看，從這個階段開始，應對進一步發展面臨的嚴峻挑戰，是絲毫不比擺脫貧困陷阱容易的實踐，所要求的理念創新也足以構成發展經濟學的一個專門分支。
五 結語和展望
中華人民共和國已經經歷了70年的歷程，其間的經濟發展有前30年的探索及其教訓，也有後40年的創新及其經驗。無論是走過的彎路還是取得的成功，在知識意義上都是寶貴的財富，值得中國人自己珍視，也應該貢獻給正在進行同樣探索的其他發展中國家，並且值得寫入發展經濟學的最新版本。根據已經得到提煉的智慧，按照既定的方向和目標，依據相同的改革開放邏輯和路徑，中國仍將繼續進行實踐探索，爭取對世界做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首先，在時間上延續和升級經濟增長動能。隨著中國經濟跨過劉易斯轉折點，人口紅利消失,二元經濟發展階段趨於結束。從增長動力的角度看，具有「低垂的果子」性質的經濟增長源泉，如大規模勞動力轉移產生有利於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改進的效果逐漸消失，而經濟增長越來越依靠新古典增長理論所預期的那些源泉，如通過市場機制下的優勝劣汰、人力資本的提升、技術創新等途徑提高全要素生產率。
然而，如同許多中等收入國家的教訓可以印證的那樣，並非到了這個階段，新古典經濟學的教條便可以水到渠成地引領中國經濟增長。所謂「中等收入陷阱」這個命題意在揭示的道理正是：增長動能的轉換不是自然而然的，而是要求根據每個國家特殊的情況，創造開發新增長源泉的條件。對中國來說，這就要求在諸多領域全面深化經濟體制改革。
改革的實質性推進具有提高潛在增長率的效應。通過對改革效應做出合理假設，我們可以預測中國未來的潛在增長率。總體而言，中國經濟增長雖然正在逐漸減速，但是在相當長時間裡，中國經濟增長速度仍會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尤其會高於美國等高收入國家的增長水平。[21]因此，假設美國經濟以過去20年的趨勢速度（剔除次貸危機時的兩年負增長）增長，預計中國在2035年前後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同時，按2010年不變價，中國的人均GDP屆時將超過18000美元。這就意味著，一旦實現對中等收入階段的跨越，中國將成為第一個完整經歷經濟發展所有形態,並完成從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及至高收入階段轉變的最大經濟體。
其次，在空間上延伸改革、開放、發展和分享的邏輯。中國過去40年的改革開放發展具有一定的梯度性，即沿海地區率先改革開放，較早取得經濟發展實效，實際體現了「讓一部分地區先富起來」。在地區間發展水平差距明顯擴大的情況下，兩種機制開始發揮縮小地區差異的作用。第一種機制主要是市場化的，即沿海地區製造業發展產生大規模勞動力需求，吸引中西部地區農村勞動力的流入，提高了勞動者對非農產業的參與率，增加了農戶收入，提高了整體勞動生產率。第二種機制更多藉助政府政策的作用，即實行包括「西部大開發」在內的各種區域均衡戰略，促進了中西部地區基礎設施和投資環境的改善。
隨著中國經濟迎來劉易斯轉折點，勞動力短缺在沿海地區表現得更為突出，製造業在這些地區最先失去比較優勢。此時，中西部地區恰好具備了迎接產業轉移的條件，遂形成「國內版雁陣模型」。[22]與此同時，中國開始進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長江經濟帶一體化等區域發展布局，意在通過聚集規模經濟保持製造業優勢。
不過，勞動密集型產業終究會在中國喪失比較優勢，仍然需要打造新的「國際版雁陣模型」，意味著部分製造業將向勞動力豐富的周邊國家和非洲等地區轉移。「一帶一路」倡議以基礎設施建設先行，進而帶動產業轉移，既符合雁陣模型這個一般發展規律，也為中國自身的梯度發展實踐證明有效。
最後，從分享的維度上深化改革和擴大開放。各國尋求經濟發展並不是因為發展本身，而是由於其帶來對人民福祉的改善，因此，促進經濟發展的改革與開放，只有從這一目的出發才能得到人們的肯定與歡迎。過去40年中國在改革開放過程中取得的偉大成就，核心也恰恰在於實現了以下三個過程的統一而具有分享性。其一，勞動力資源重新配置，保障了生產要素的充分供給，提高了整體勞動生產率，經濟增長盡享人口紅利；其二，把勞動力豐富的資源稟賦轉化為製造業比較優勢，並且在國際上獲得中國產品的競爭優勢，獲得全球化紅利；其三，大量崗位的創造使城鄉就業更加充分，隨著勞動力逐漸成為稀缺要素，普通勞動者獲得了越來越高的勞動力市場回報。
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的發展階段，來自市場機制本身的收入分配改善效應將會減弱。在經濟增長模式從投入型轉向創新型的情況下，生產率提高的源泉也從產業之間的資源重新配置轉向經營主體之間的優勝劣汰，創造性破壞機制的作用必將增強；在更高的發展階段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與發達國家之間的競爭效應會大於互補效應；改革開放越是深入，帕累托改進的空間越小，可能遇到的既得利益阻礙越多。這些都要求在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的統領下，把分享性體現在進一步改革開放發展的全過程，同時加大政府再分配力度,發揮社會政策托底功能。
【注釋】
[1]斯彭斯認為，全球經濟大約在1950年步人了一個大趨同的時代參見Michael Spence, The Next Convergence: The Future of Economic Growth in a Multispeed World,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Publishing, 2011.
[2]安格斯·麥迪森著，伍曉鷹、馬德斌譯:《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公元960-2030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08-109頁。
[3]蔡防:《全球化、趨同與中國經濟發展》，載《世界經濟與政治》,2019年第3期，第1-15頁。
[4]Gerald M.Meier, Leading Issues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Lniversity Press, 1995.
[5]Deepak Lal, 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London: Institute of Economics Affairs, 1983.
[6]西奧多·舒爾茨著，梁小民譯:《改造傳統農業》，北京:商務印書館1987年版，第5頁。
[7]Masahiko Aoki, "The Five Phas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lnstitutional Evolution in China, Japan,and Korea,」in Aoki, Masahiko, Timur Kuran, and Gerard Roland,eds.,Institutions and Compara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pp.13-47.
[8]蔡防:《中國經濟改革效應分析——勞動力重新配置的視角》，載《經濟研究》,2017年第7期，第4-17頁。
[9]參見Alwyn Young, "The Tyranny of Numbers: Confronting the Statistical Realities of the East Asian Growth Experience,」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Vol.110, No.3，1995，pp.641-680; Alwyn Young,"Gold into the Base Metals: Productivity Growt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During the Reform Period,"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1，No.6, 2003，pp.1220-1261;Paul Krugman,「Hitting China"s Wall,」New York Times, July 18, 2013。
[10] Gary D. Hansen and Edward C. Prescott,"Malthus to Solow,"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92, No.4, 2002, pp.1205-1217.
[11] F. Hayashi and E. Prescott, "The Depressing Effect of Agricultural Institutions on the Prewar Japanese Econom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116, No.4, 2008, pp.573-632.
[12] 蔡防:《理解中國經濟發展的過去、現在和將來——基於一個貫通的增長理論框架》，載《經濟研究》，2013年第11期，第4-16頁;蔡防:《二元經濟作為一個發展階段的形成過程》，載《經濟研究》,2015年第7期，第4-15頁。
[13]參見Clifford Geertz, Agricultural lnvolution: The Process of Ecological Change in Indonesi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 黃宗智:《發展還是內卷? 十八世紀英國與中國——評彭慕蘭》，載《歷史研究》,2002年第4期，第149—176頁。
[14]新古典增長理論在從資本報酬遞減現象推導出趨同假說的時候，其實就完全可以從同一理論假設出發認識到二元經濟發展階段的增長源泉但是，絕大多數經濟學家在面對發展中國家的現實時，都主動放棄了這種理論上的一致性。
[15]Cai Fang and Zhao Wen,「When Demographic Dividend Disappears; Growth Sustainability of China,」in Aoki Masahiko and Jinglian Wu, eds.，The Chinese Economy: A New Transi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16] Cai Fang and Lu Yang, "The End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GDP Growth," in Ross Garnaut, Cai Fang and Song Ligang, eds., China: A New Model for Growth and Development, Canberra: Australia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3, pp.55-74.
[17] 世界銀行的經濟學家最早提出這一概念。參見Gill Indermit, et al., An East Asian Renaissance: Ideas for Economic Growth, New York: The World Bank, 2007。
[18]參見 Deepak Lal, The Pover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1983。
[19]艾肯格林等發現，全要素生產率的下降可以解釋特定發展階段中增長減速的85%。參見 Barry Eichengreen, Donghyun Park and Kwanho Shin, "When Fast Growing Economies Slow Down: International Evidence and Implications for China," NBER Working Paper, No. 16919, 2011,https://www.nber.org/papers/w16919,訪問時間:2019年5月22日。
[20]蔡防:《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以出清無效產能促進增長動力轉換》，載《比較》,2018年第1輯，第1—13頁。
[21]如蔡昉和陸暘的估算，參見 Cai Fang and Lu Yang, "The End of China"s Demographic Dividend: the Perspective of Potential GDP Growth," pp.55-74。
[22] Qu Yue, Cai Fang and Zhang Xiaobo, "Has the 『Flying Geese』 Phenomenon in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Occurred in China?" in Huw McKay and Song Ligang, eds., Rebalancing and Sustaining Growth in China, Canberra: 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93-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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