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史記》看司馬遷的致富之道：以不事勞作為恥，以俱利共贏為佳

追求財富自古以來都是人之天性。

不管朝代如何變遷，貨幣形式如何變化，人們對她的愛從未改變。

古人云「君子愛財取之有道」，老子提倡「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的烏托邦式的幻想；孔子追求「以其道得之」財富的原則。

但司馬遷把這個「道」做了自己的註解，那些「長貧賤，好語仁義」而不事勞作的處士更被貶為「足羞」。

我們還能看到其經濟式的人文關懷，「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他強調共贏。

理解司馬遷的經濟思想形成離不開其生活的經歷，也離不開前哲豐富的經濟思想的滋養。

一 、司馬遷認識的經濟運行規律

西漢初年，在連年的戰爭之後，土地等社會財富得到了重新的整合，以小土地所有者為主體的自耕農的比率很大。

隨著社會的安定和國家各項推動經濟發展政策的推出，社會財富在不斷的增長，土地兼并和貧富分化也進行之中。

但不管其是富商大賈兼并之家還是自耕農甚至是佃農，他們都是財產的私有者，都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經濟單元。

每個人，或者是每個家庭，有獨立的決定的權力，雖然這樣的權力受到這樣那樣的制約，如天然的、技術的、財力的、政治的等。

但這些人或家庭都在已有的制約下尋求著最大利益或者最優選擇。人人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或者人人都在追求財富，這種對私有制的肯定與保護，充分發揮了人們的生產的積極性，從而實現了經濟社會的發展。

私有制的發展，還有自戰國以來的商品經濟的活躍以及前代治衰成敗的社會實踐等等，所有這些都成為了司馬遷經濟思想形成的客觀條件。

在《貨殖列傳》中他一開篇就豎起一個靶子，痛批老子的「小國寡民，老死不相往來」這種建立在寡慾、節慾基礎上的烏托邦，他認為這是得不到人們認可的空想。

他肯定人慾，「人生而有欲」，「緣人情而制禮，以人性而作義，其所有來尚矣」，「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俱欲也」。

認為人對物質和富貴的追求是「終不能化」的，而且這種對物質的需求是多種多樣的。

中國疆域遼闊，各種物產分布在不同區域，並且不可能由單個人去生產自己所需的全部生產和生活資料，因此必須分工協作，才能「得所欲」。

人們由於生存和交換的需要自發形成了農虞工商四民的社會分工，司馬遷引用《周書》來闡釋四民的作用，「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

並舉齊國之例，說明分工能夠使民「任其能，竭其力」，創造社會更多的物質財富，小則富家，大則富國。

專業化的分工也是致富的有效方式，司馬遷在致富的案例中提到：

「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賈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灑削，薄技也，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馬醫，淺方，張里擊鐘。此皆誠壹之所致。」

此處的「誠壹」其實就是專其業，通過強化發展自己的專業技能而實現致富的成功典型。

司馬遷在這些論述中並沒有否定人們對於財貨的追求，也沒有對財貨的多寡造成人們社會地位的不同身份的不同進行苛責，而是認為這是「人慾」的天然性，是一種自然之理。

司馬遷注意到了這個自然之理，故主張應因而導之。

另外他還論述了貨幣產生於農工交易之需以及貨幣作為等價物對經濟運行的重要作用。

所有的這些經濟規律，包括社會分工，供求關係以及價格的槓桿作用等都是不可違背的， 應該「因之」。

比如國家對經濟的過度干預和重賦，就會導致經濟倒退以致國家經濟的衰敗。

司馬遷在《平準書》借卜式之口提出了對漢武帝行平準算緡之策的批評，「郡國多不便縣官作鹽鐵，鐵器苦惡，賈貴，或強令民賈買之。而船有算，商者少，物貴」。

司馬遷上述富家興邦的理論在文章中以范蠡、計然之策的形式做了明了的解說，表明他的贊成態度，而他的這些經濟思想和「經濟學之父」亞當·斯密有許多相近之處，無怪乎現代學者在解讀其經濟思想之時往往與「經濟學之父」聯繫在一起做對比研究。

二、司馬遷認為的求財之道

「禮由人起。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則不能無忿，忿而無度量則爭，爭則亂。……使欲不窮於物，物不屈於欲，二者相待而長，……故禮者養也」。

司馬遷肯定人慾，但他對貪慾是批評的，認為是亂之源。

司馬遷為商賈作傳，總結治生之術，他肯定貨殖，但他並不贊成囤積居奇，發國難財，而「不佐國家之急，黎民之重困」。

司馬遷看到了漢武帝時代「兼并豪黨之徒，以武斷於鄉曲」以及統治者「爭於奢侈」用度無限度的現象，他對這種情況也是極其不滿的。

司馬遷基本上還是贊同君子求財「以其道得之」的，但司馬遷對求財之 「道」還是有自己的發展，那些「長貧賤，好語仁義」而不事勞作的處岩之士則被斥為「足羞」，空言仁義在他看來是最羞恥的，強調求利的常態，這與孔子「罕言利」，形成鮮明的對比。

司馬遷的「道」就是用自己的勞動和智慧求之，這個財產正義的標準就是「俱利」，而不是儒家的倫理道德，不管其從事何業，只要「俱利」，皆可為之。

司馬遷在談到范蠡、計然之策時有這樣幾句話，「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

十九年之中三致其金，此所謂富好行其德者也，放到現在看來大概就是樂衷於慈善事業吧。

其在講到為什麼寫《貨殖列傳》時，說「布衣匹夫之人，不害於政，不妨百姓，取與以時而息財富，智者有采焉」，勸導商人正正經經營業，只取百分之二十的利潤，不亂政，不害民。

這是司馬遷對「逐利者」提出的要求，也是道德及規範政治的要求。

另外司馬遷在《貨殖列傳》中甚至提出了「禮生於有而廢於無」，「人富而仁義附焉」的命題，他從經濟現象解釋道德，並且從財富不等看到了社會關係中人的地位不等。

司馬遷經濟思想，來自於他對整個中國社會、經濟走向的深刻體會，他認為「貨殖」的繁榮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現象，其所呈現的特徵反而處處和道德倫理上的態度相互呼應。

司馬遷寫《貨殖列傳》意義不僅是看到經濟運行的規律，也不僅是講述人們如何致富，更值得注意的是他對人們面對財富應該有的「仁義」提出了自己的期望，「不害於政，不妨百姓」。

可惜他的經濟思想猶如曇花開在漫漫長夜，一瞬而逝，在長時間內被冷落，甚至遭到人們的排斥，而不顯於世。

想其不顯原因有三：

一則是因為其思想不符合統治者的要求；

二則是他的思想在農業為主，以農立國的時代難有市場；

三則是還有中國古代學者治學的缺陷，就是沒有明確的概念和由之構建的理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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