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培雲「尋美記」，觸摸靈魂的底色

冰川思享號特約撰稿 | 姚崢華

「我是有信仰的。」

新書《尋美記》中熊培雲這麼寫。

「你的信仰是什麼？」我還是好奇。我們在深圳一家餐廳吃飯，飯後有熊培雲的講座。

「你指的是宗教方面？」他有點擔心。

「當然不是。」我搖頭。

他頓了頓，有點遊離。我一直猜想所謂的「信仰」在熊培雲的表述里會是什麼，書中沒有明確的答案，但藉助他所提供的環境場景、歷史現場、政治事件、人物故事、文獻引用……大概可以明白他的指向——他的出發和他的抵達。

用他的話講，「這種信仰所涉及的是我為何存在以及如何存在」。

他怕我聽不懂，淺顯地說了一句，大意是按內心的意願生活。

但，這個不算是信仰，應該算是理想。

熊培雲（圖/圖蟲創意）

熊培雲開始用「理想狀態」來表述——一年四個月在國外生活，四個月在中國城市生活，四個月在中國鄉村生活。

為何？

「經驗」。 只有親歷，接觸，了解事實，獲得新知，取得第一手的經驗，才能更好地思考。 作為一名思考者，他需要差異性和陌生感來豐富世界。就像《一個村莊里的中國》，他立足自己的故土，以生活經驗投射出近百年中國鄉村於時代突變中跌宕起伏的命運。

失去了經驗，就失去了自我。就算在國外曬著太陽喝著飲料，再悠閑又有什麼意義。他邊走邊說，講座就要開始了。

嗯，意義。

在《尋美記》里，一路上，他都是拿著小本本，記下有關意義世界的思考。這個思考從來沒有離開他，甚至，他所說的「信仰」，也未曾離開過他。

我似乎有一點點明白。

01

很多讀者來到現場，座位已經坐滿了。我要來一張塑料凳，擠到旁邊一個角落裡。書的策劃人兼出版者陳卓用手機為我們拍了照片，一起的還有日本作家加藤嘉一，他是講座的嘉賓，特地從香港趕過來。

熊培雲（中）、加藤嘉一（右一）與本文作者合影（作者供圖）

對人，甚至對陌生人，熊培雲有一種本能的信任，謹慎中並不設防。 我有點詫異，想到了美國作家梭羅。

熊培雲特別喜愛梭羅，當然，還有愛默生。

從波士頓坐上車，到康科德瓦爾登湖景區，梭羅的塑像安靜地站立在叢林里，塑像後面是仿製的梭羅的小木屋。「記是梭羅曾說過自己來到瓦爾登湖畔不是為了避世，所以需要三把椅子：一把椅子為獨處，兩把椅子為與人交談，三把椅子則是為了社交。」他在三把椅子中的一把坐了下來。

熊培雲眼前的梭羅，本性善良，文位元組制飽含力量，對人生可實驗的態度包容且開放。「他重視自我感受和個體價值」，熊培雲對此頗為欣賞，他解讀出梭羅心目中「個人比政府更重要」。

在熊培雲看來，梭羅不反對理想主義，但反對不切實際的集體主義。烏托邦之所以虛無縹緲，是因為忽略了個體的維度。「不從個體的人著手的社會改革夢想只能永遠停留於夢想。」所以梭羅寧願坐在自己栽種的南瓜上，也不願在布魯克農莊里成群結隊。

梭羅於熊培雲，有太多的契合。或是說，熊培雲從梭羅身上，找到了更堅定的「信仰的基石」。

我尋思著，他喜愛梭羅，其實是看見自己。

他冥冥之中想到「道德圈」這個概念，以為是自己的創見，卻發現早在一百多年前，歷史學家威廉·萊基已提出，後來達爾文也同意此論斷，在作品《人類的由來》引用了這一說法。按說他會沮喪，但可以看出來他還有點小得意，吾道不孤嘛。

亨利·戴維·梭羅（圖/網路）

熊培雲同樣去了愛默生故居，因冬季閉館，無法入內端詳。

比較之下，他認為梭羅是個人主義者，「向全人類說話」「為世界人民立法「的愛默生是個人主義的民族主義者。兩者的區別在於，梭羅的《論公民之不服從》是對愛默生式「美國霸權主義」 的抵制（ 愛默生的《美國學者》被視為文化版的《獨立宣言》，他本人也被視為美國精神的象徵）。 但兩人的共同點在於，都具有知識分子的獨立性。

當然，熊培雲喜愛的人不僅僅這兩位，還有很多，比如托馬斯·莫爾。莫爾的《烏托邦》理念幾乎貫穿了《尋美記》全書，熊培雲甚至在序言中一邊嘆息一邊尋找，試圖發現「一個美輪美奐的世界」。

喜愛的還有兩位曾在美國生活的中國前輩，胡適及張愛玲。我記得張愛玲曾寫過她在美國見胡適，「我送到大門外，在台階上站著說話。天冷，風大，隔著條街從赫貞江上吹來。……可是彷彿有一陣悲風，隔著十萬八千里從時代的深處吹出來，吹得眼睛都睜不開」。

這股時代的悲風，竟也不曾停息，一路吹至熊培雲的美國行。

胡適曾住在紐約東81街104號，熊培雲想像胡適在亂世中平安度日，「不僅有不說的自由，還有說不的自由」，心裡還是慶幸的。

尋訪洛杉磯市西木區羅切斯特街的張愛玲公寓，「她一生見證了中國近現代史，漂泊於上海、天津、香港以及美國各地，後在美國定居並獲美國國籍，最後靜悄悄地去世」。他哀悼生命無常，不敢藉助憐憫去貶低他人的選擇。畢竟，「她活在自己的自由意志里」。

這麼想，心裡也還是慶幸的。

熊培雲在講座現場（作者供圖）

這些都是熊培雲記在小本本上的思考點滴。

他熱衷於尋訪這些自己所喜愛的歷史人物，是因為在他們身上，有自己可以找到的精神與思想上的共鳴。

「我不得不隨時接受來自內心神明的拷問——作為有主體性和自由意志的人，如何避免自己成為現實死心塌地的臣虜？」

他保持理性，並反觀自己。他告訴自己要信得過自己，同時也警惕自己不能成為回聲室里的囚徒。

自由意志，是他多次提到的辭彙。它已經不單純是一個辭彙。

我在他所指的「信仰」中，似又窺探到一鱗半爪。

02

講座中，「深漂」的小夥子站立提問，他是熊培雲的江西老鄉，迫切地想知道熊培雲如何處理與故鄉的關係。

小夥子肯定沒有看到《尋美記》中有關瓦爾登湖的章節。

在梭羅的瓦爾登湖邊上，一時恍惚的熊培雲理解了離鄉背井的人。

「無論他們走到哪裡，大自然會把他們的故鄉帶到哪裡。他們從來沒有失去故鄉，只是在更廣闊的地方拓展了故鄉的邊界。」

曾喊著「改造社會」的江西少年熊培雲，頗有點新會青年梁啟超的味道，不管不顧徑自往前沖。慢慢成長後，愈發成熟的他無不遺憾地意識到， 「一個人少時貧窮，富於想像； 等他慢慢長大，強壯、衰老，擁有一堆錢財，卻失去了想像」 。

他指的是一種普遍性。如今走出了家鄉的中年熊培雲，依舊故鄉情重。他坦承曾被這種情結「壓迫」得喘不過氣來。但回過頭來也明白，一個人只有離開故土，才能茁壯成長。

「原來意義上的故鄉，要放下。回得去，走得出。」他對小老鄉說，這不是離鄉背井，而是把時空放寬，拓展邊界，因為，我們自己就是最大的故鄉。

那天，瓦爾登湖邊的恍惚對他來說意義非凡。「活得越久，越覺得人生只是一場漫長的告別。不斷離開過去的土地與人們，甚至過去的自己。」

意義非凡的還有那句「著名」的詩，「未來的雨，都已落在未來」，於他而言是2016年的最大收穫。

類似的金句有很多，「你到了遠方，遠方就死了」「 始於熱愛，終於沉思」「生於虛無，死於瑣碎」「除了人，我別無身份；除了美，我別無所知」……人們把它們整理出來，放到網上，稱「熊培雲語錄」。

歷史大浪淘金，只剩下隻言片語。

那天，他正好四十歲，一個人在蒙哥馬利度過了生日。

?瓦爾登湖（圖/圖蟲創意）

在灰狗巴士和公路行走相繼交替之後，一天粒米未進的他在羅莎·帕克斯博物館裡喝了幾口水管里的涼水。平靜、妥貼，無比充實。第歐根尼說的「請不要擋住我的陽光」，此刻在美利堅大地上，放射出萬丈光芒。熊培雲的想像空間異常闊大起來，「自由是一切價值的出發點」。

幾十年來，這個內心一直燃燒一團火的思想者，雖不能決定每天太陽幾點升起，但能決定自己每天幾點起床。在遠離了故土的空間上，他在時間上找回了自己。

他始終沒有妥協、讓步或違背他的初衷——自由。 這是他引以為傲的地方。

只有自由，人才是自己最大的故鄉。 小本本上的記錄，依稀可尋某種被他視為「信仰」的東西。

我的理解愈發清晰。

03

去蒙哥馬利羅莎·帕克斯博物館途中，拖著笨重旅行箱的熊培雲泄氣之時，路人carla伸出了援手，將他送抵目的地。熊培雲此時看到人的內心不只有善良，還有神性。他說這是人性光輝的一面。

面對朋友夫人規勸信仰基督的善意，他坦承，宗教會給人力量。然而真正起作用的是對宗教的信念，這才是信仰的本質。而這種信念，人可以賦予萬事萬物。

「我深知真正的信仰是人心的產物。」 假設信仰是天堂，熊培雲願意選擇在自己的靈魂深處將天堂建造，並雕琢他的模樣。

於他而言那是另一種意義的「小路朝天」。他自己賦予了自己「信仰」。

熊培雲簽名（作者供圖）

從波士頓到西雅圖，從從托馬斯·莫爾到羅莎·帕克斯，從梭羅到愛默生，從林肯到老師劉澤華，從南北戰爭紀念館到美國民權法案出台，從南卡羅來納州州議會大樓到聯邦記憶，從米勒的《拾稻穗的人》到文明的時差……跨越數萬公里的空間，穿越幾百年的時間，熊培雲在自己「道德圈」範圍內，回溯到歷史現場去分析各利益主體，於細微處找尋美國的地方精神。

這是由美國為基點延展開的一次思想「尋路記」。

他清楚地看到，烏托邦實踐從來就沒有停止過，只不過當各國多樣性重合得越來越多，世界將變得單一。沒有價值認同的民族融合會帶來一系列不可控的負面影響，這種影響正日益顯著。

與其說「尋美」，不如說是「尋我」； 與其說是尋找美國的歷史，不如說是尋找中國的鏡子。

如果說，《自由在高處》是熊培雲對《重新發現社會》一書的重要補充，他告訴大家也想告訴自己，盤活自由，帕得里克的「不自由，毋寧死」可以發展為「不自由，仍可活」。旅日所見所思的《西風東土》，則是一劑「中國之葯」。那麼，到了《尋美記》，到了講座現場，又有新的發展，「幸福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心裡不抱任何希望。」

熊培雲一再強調，「不抱希望」指的是對未來不要期許太多，不要在意太多。不讓希望把自己摧毀。

?《尋美記》，熊培雲 著，東方出版社2019年

很多人不理解這個「幸福」的含義，包括我。但熊培雲的好朋友加藤嘉一點點頭，他理解了。

我轉向加藤，你為何對中國這麼感興趣？要知道，加藤自18歲以後，在中國生活的時間比在日本多得多。 加藤毫不含糊地回答，因為我太愛日本了。 中國的未來會很大程度影響日本，我要深入研究它。

坦白講，我有點感動。這或許是加藤的「信仰」。

想起今年米壽的鐘叔河先生，在人生最壯年的歲月里下放茶場24年，他「自由」瀏覽了300多種1911年前中國人親歷西方的記載，「自由」思考了中國的過去和未來，平反後便策劃編輯煌煌巨制《走向世界叢書》，為國人起到「一點幫助打開門窗而又防止傷風感冒的作用」。這算不算一種「信仰」？

那麼，回到熊培雲的「信仰」，如果這是他「靈魂的底色」，我則有幸在一頓飯，一個講座，一次閑談，一種事先預設的「知道」里，因了熊培雲的某一番話，某種表情或某一個反應，得以一窺一二。

它斷定不是某個具象，也無法確切言說，但，或許可以清晰地觸碰到。像一束光，哪怕在暗淡的光線下，也能看到如炬的深邃目光。我突然明白了，他說過「各自意義維度里行事，皈依自由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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