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宋代的士大夫政治和文官制度

文史 07-23

我在這部分主要講一下科舉制度和士大夫階層的成長。科舉制度從公元605年到1905年，在中國歷史上持續了整整一千三百年。在這其間，科舉取士的人數是不一樣的，宋代是取士最多的。科舉是一個考試製度，但是它和我們現在理解的高考是非常不一樣的。高考是教育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而科舉是選官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科舉的目的，是選擇官員。那麼科舉選出來的這些人，都是有資格去做官的。它雖然不是宋代首創的，但是在宋代，它有很明顯的變化，或者說它明顯地完善了。這個完善主要是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是嚴密化，另外就是開放性。

通常來講，我們會說嚴密了就不開放。嚴密，管得很嚴，開放，好像就沒有辦法嚴密，但我們看到，宋代的科舉制度通過嚴密化，保證了科舉的開放。我們可以舉兩個例子來說，第一個例子是唐代的科舉考試。唐代的科舉考試和宋代的科舉考試一樣，考試時臨時指定主考官的人選。唐代的主考官指定了以後，報名參加這一次科舉考試的考生都會把自己平常的那些作品，送到那個主考官家裡來，為什麼呢？就是希望讓那個主考官，注意到他們的名字，在考試的時候，看到這個名字，可能會有一個額外的關照，所以，大家都會把作品往這個主考官那兒送。

比如《西廂記》這個故事，它最開始的時候是唐代的元稹寫了一個《會真記》，也叫《鶯鶯傳》，主角是一個名叫崔鶯鶯的姑娘。有學者推測，這個《鶯鶯傳》最開始的時候，就是送給主考官看的一個作品。因為你都往那個主考官那兒送那種學習心得型的文章，主考官可能就不愛看了，你要是給他有一些故事情節的，包括一些比較曲折的敘事，裡邊還有一些詩文，那這個主考官，他可能會看得下去。所以在唐代，我們知道有很多傳奇小說出現和科舉文化是有關係的。當然當時科舉也有若干主要考的科目。但是權重最重的是詩賦，考詩作。這也帶動了唐朝整個詩歌水平的提升。

舉唐朝時的一個具體的例子，有一年已經宣布了主考官是崔寅，崔寅和他的朋友聚會的時候，就來了一位太學博士吳武陵來找崔寅，他拿來了他學生的一篇作品，阿房宮賦。他把這個給崔寅看，崔寅看了以後覺得這篇作品確實不錯。誰的作品呢？就是杜牧的。崔寅就說，確實這個作品不錯。太學老師就說，那今年的科舉考試，你得給他做狀頭。狀頭就是狀元。整個名單的第一名，科舉考試還沒考呢，他現在推薦一個學生，說你得把他做狀元。這個崔寅說，狀元已經有人了，先都答應了別人了。後來這個吳武陵就不高興了，說是不得已，你也最差最差你得給他第五，你不能再往下了。後來這個崔寅就答應下來了，就說那行吧，敬你所教。吳武陵就走了。走後，崔寅周圍的這些人就問他，剛才他向你託付的是誰呢？崔寅就說剛才他托的是一個第五名的。誰呢？他就告訴他們說是杜牧。周圍這些人就說杜牧不行。為什麼呢？說他不拘細行，雖然文章寫得好，這個人品不怎麼樣。崔寅說今年已經答應了這個吳老師了。杜牧他就算是殺豬的，賣酒的，今年也不能改了。所以這一年，杜牧他就是進士第五名。

唐代的這種情況，當然它的好處在什麼地方呢？提前有人推薦，現在不是也有中學校長推薦制嘛，可以有更多的這樣的選擇的餘地。但是它也造成了科舉考試裡邊的不公平的現象。所以唐代我們知道，唐後期有一個詩人叫杜荀鶴的，他就作過一首詩，他說他自己「空有文章傳海內，更無親族在朝中。」

雖然他自己也有很好的文章，沒人替他推薦，沒人把他那文章送主考官手裡。所以他就一直沒有得到這種重視。所以這樣的一批人，其實在當時，就對這樣的一個制度，非常強烈的不滿意。

到了宋代，宋代的科舉考試和唐代雖然基本的方式是一樣的。但是有一些重要的改變，改變是什麼呢？首先宋代的科舉考試是要糊名的，什麼叫糊名呢？就是卷子答完了以後，你把這個卷子交給監考的人，監考人就把上面的填姓名、出生地的那一項就粘起來了。把姓名糊起來了。所以這個就接近於現在的高考。然後每一個人的卷子上打上一個號，你的這個號，到最後所有的成績都出來以後，按照這個號，對應到人的名字上去。那麼這個辦法就叫糊名。

宋代的人，也有詩說到科舉考試，他們說唯有糊名公道在，這個糊名提供了一個公平競爭的環境，孤寒宜向此中求。你要是沒人支持你，這你就是孤，對不對？你家庭背景沒有錢，你沒有辦法到處去打點，你也沒有辦法永遠在這個場務裡面，一年一年連著考。那麼你這種孤寒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通過科舉考試。因為科舉考試，是比較公正的。它有這種糊名的制度來保證。

宋代這個糊名的制度，執行得怎麼樣呢？這裡邊是另外的，宋代的一個例子。李廌是蘇軾的一個追隨者，蘇東坡。我們知道蘇東坡底下有蘇門六學士。蘇門六君子，這些人跟他的關係都很好，平常一起唱和，一起寫文章，一起讀文章，所以關係非常緊密，彼此的文章風格都非常熟悉。李廌在元佑三年的時候，報名參加科舉考試，偏巧這一年蘇軾被指定為主考官，大家都很高興了。而蘇軾指定為主考官，宋代的辦法是要鎖院，什麼叫鎖院呢？當天皇帝派人宣布了你是主考官，你今天就別回家了。就直接到貢院考試院去，考試院就鎖門了。那個時候又沒有電話，又沒有手機，鎖門了，就是真鎖在裡邊了。你就沒有辦法跟下面的，外面來往。你就在裡邊出題，出了題，你到什麼時候才能出去呢？考完以後，判完了卷子，你才能從院裡邊出去。

蘇軾，這一次就是出了題，也考了。所有的這個卷子都拿來看了，看了以後，他覺得有一篇卷子，有一篇文章，看了以後很高興。覺得這個一定是李廌的，所以你看你也不能說他們就沒有私心，他也是要照顧他的這個追隨者，那他就把這篇卷子，就拿出來了。把這個遂以為魁，放成第一名。結果哪，所有的都拆號了，一看不是李廌的，是誰的呢？是章元的。章元是誰呢？就是剛才我們說的那個敢跟皇帝頂嘴的章敦的兒子。章敦在這個時候，其實是不得意的時候，章敦和蘇軾他們兩個人個人關係沒有問題。但是他們兩個人政治上完全是兩派。蘇軾基本是反對王安石變法的。而章敦是王安石變法的左右臂。所以他取的這個狀元是章敦的兒子。但是這個已經沒辦法變了。而且這一年不光是這個狀元不是李廌，這一年的進士取了四百多位，沒有李廌。等於就是他，整個就是名落孫山了，這四百多個裡頭都沒有他。

那這樣一來，就當然都很惆悵了。這個李廌就決定回家了，說是蘇軾在，他都考不上，那他就要回老家了。蘇軾就寫了一首詩送他。除了我們現在看到的這兩句以外，那首詩的最後兩句是說「白袍傾注五千人（青袍白綸五千人）,知子無怨亦無德。」就是這一次來考試的有五千多個人，他判的這卷子有五千多份，所以我也實在是挑不出來你那一份。那他知道這個李廌當然也不可能感謝他了，可是也不會埋怨他。所以就是說宋代，它通過這種制度的嚴密，保證了科舉制度向更多的人開放，向更多的沒有關係的這樣的人開放。這個是宋代科舉的一個很重要的變化。

也是在這樣一個變化的過程中，我們看到寒俊的崛起。什麼是寒俊？一方面他們是寒，他們的背景是比較清寒的。另一方面他們是俊，他們是社會上的才俊，是才俊之士。這個裡邊有兩個例子，前面這個是講呂蒙正的，呂蒙正就是，有一出京劇叫《狀元媒》。《狀元媒》裡邊的狀元就是呂蒙正。他在宋太宗的時候，宋朝第二個皇帝的時候，當過宰相，就是因為他原來是狀元嘛，後來就上升得比較快。我們古代的時候，其實雖然有一些官學，有一些學校，但是並不是所有的貧寒人家的優秀子弟，都能到官學裡面的。特別是也有一些私學，都是要學費的。所以當時其實有一些青年士子，是讀書于山林，而且是讀書於寺院的。寺院不僅是修身養性的地方，其實也是一些年輕人，切磋學問的地方。

呂蒙當時正和他的一個朋友溫仲舒，就是在龍門石窟那一片寺院那兒讀書。河南地區，像洛陽那一帶，夏天也是非常熱的。這兩個人在讀書之餘，有一天就沿著伊水河邊散步，看見一個賣瓜的。河南地區的瓜其實是很不錯的，兩個人就很想買。兜裡面掏不出兩文錢來，然後就跟著瓜車走，結果車上就掉下來一個瓜，那車老闆他也懶得下來再去撿那一個瓜。這兩個人就看著車老闆遠去了，他們就把那瓜撿了，然後兩個人就吃了。以後呂蒙正科舉考試考中了狀元，溫仲舒是第三名。兩個人都做了高官。呂蒙正做宰相以後，就在他當年撿這個瓜的這個地方，伊水邊蓋了一個亭子。亭子就叫「噎瓜」。就是告誡自己，不要忘了當年的貧賤。

還有范仲淹的斷齏畫粥。范仲淹是北宋中期一個重要的政治家，做過副宰相的。他小的時候，兩歲，父親去世了，母親帶著他改嫁，嫁到一個姓朱的家裡邊，范仲淹一直到他十九歲參加科舉考試的時候，填的名字都是叫朱說，他根本不知道他是范家的人。而那個時候也是小，年輕的時候，讀書家裡邊沒有讀書環境，就也是到長白松舍，山東一個佛教寺院裡面讀書。讀書時，他自己從家裡邊帶糧食去，自己起火，帶的糧食不夠吃到一個月月底的，所以他只能是熬粥。熬了粥以後，冬天的時候，寺院里其實很冷的，粥凍成一坨一坨的，他就拿刀把粥劃成幾塊，一頓飯就是吃一塊。因為吃多了就堅持不到月底。家裡邊帶來的鹹菜，就是這個齏，也是切成一段一段的。那麼一頓飯吃一段還是兩段，都得要計劃好。就是這樣，他在這個寺院裡邊，堅持了三年。到後來去參加科舉考試。所以我們看到那個時候的這個科舉，確實是為這些出身比較清寒的青年才俊提供了一條上升的一個渠道。

所以我們其實可以看到，這樣的一批人，實際上他們自己的精神情操，以及他們對那個時候的整個的這樣的一個社會的情感，其實都是很不一樣的。我們說到范仲淹的時候，讀那個《岳陽樓記》，會說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我們也會講到，這是范仲淹，的一種品德，一種情操。但是這個品德、情操，並不是一個人的品德、情操。我們看到他們這一代人，包括北宋的像張載等等的，程顥、程頤兄弟、歐陽修他們這一批人也包括南宋的我們下面的這一條材料其實是南宋的，他們都對於這個能讓他們就是把他們的命運和這個國家的前途命運聯繫起來的，這樣的一種環境，其實他們有發自內心的一種責任感。

《中興兩朝盛政》裡邊是記載了一個叫方廷實的人，他跟皇帝說的一段話。他說現在這個天下，是中國的天下、祖宗的天下、萬姓、三軍的天下，不是皇帝你的天下。你看他就敢跟這個皇帝堂堂正正地說這種話。這種話過去有沒有人說呢？也有類似的說法，你比方說漢代，有人說這個天下是高帝，高皇帝，就是劉邦留下來的天下，不是皇帝你的天下。唐代也有人說，這個天下是高祖太宗的天下，不是你陛下的天下。但是到了宋代的人，他們不光說這是祖宗的天下，他會說這是中國的天下，是群臣、萬姓的天下。就是他們對這個天下，有了一份自己的責任感。那麼這樣的一種責任感，其實和那個時候的選拔人才的機制，是有關係的。讓他們得以脫穎而出。所以他們才會以天下為己任。這個是北宋前期的一個官僚制度的一個基本的結構了。

通過這個結構，其實我們也會看到那個時候，其實皇帝當然都是高高在上的了。那底下是所謂的御前會議，御前就是當著皇帝的面一起討論問題。最主要的當時的核心機構，一個是負責行政的中書門下，一個是負責軍政的樞密院。這兩者，在那個時候，就被稱之為宋代的二府，兩個最主要的機構。其他的還有負責財政的和負責監察的。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宋代它實際上它的這個監察機構和這個宰相機構，就是我們說到的二府和皇帝，這三者之間，構成了一種相當於一個權力的三角形。皇帝儘管是高高在上的，但是當時的宰相機構，當時的外朝，包括當時的監察機構，其實對皇帝也構成了一定的制約。前面這一段話，是歐陽修說的。比方說皇帝說是，宰相可以說不是。皇帝說不行，這個諫官，諫官就是監察機構的官員，可以說行。那麼這樣的一種情況，讓我們看到在那個時候，有一種言路。就是進言的這樣一種道路，一種言論的渠道，這個言論的渠道是獨立言事的，不是看著皇帝的臉色講話，也不是看著宰相的臉色講話。那麼這樣就被人說成是宋代的立國，它是有一個元氣的，元氣在哪兒呢？就在這些言路，在於這些敢於進言的人。

下面有兩個例子，北宋的傅堯俞是一個諫官，諫官就是監察官了，可以給皇帝提意見，也可以彈劾行政官員。當時皇帝，討厭一個官員，不好意思直接把這個官員撤掉，他就示意讓諫官去彈劾他。總能找出些毛病。然後皇帝批准就可以把他趕到外地去了。然後這個諫官就跟皇帝說，你這不是讓我受旨言事嗎？你皇帝給我一個旨意，我看著你的臉色，你不喜歡誰我就彈劾誰。這個事我不敢幹，我不能幹。

到了南宋的時候，這是另外的一個例子。高司德，他彈劾一個官員，這個官員是一個宰相，這個宰相是皇帝很喜歡的一個宰相。這個諫官，監察官就一直彈劾他。皇帝就說差不多就算了吧，別沒完沒了了。這個諫官，他就跟皇帝說，你以為我當的是什麼官啊。我這個官就是要明目張胆地提意見的。就是不能怕任何人。我跟天子都可以爭是非，我不能說你讓我停下來，我就停下來。你以為我是幹什麼的？所以就是這些人，堂堂正正地，覺得自己是可以獨立言事的，是能夠獨立言事的。而不受當時的這樣的一種這個政治風潮，包括這個政治的上層的這種左右。

而且宋代的制度，我們可以看到，它說是，我們平常說到聖旨。我們會認為就是皇帝的話，對吧？皇帝的意思，落在紙面上，這不就是聖旨嗎？但是宋代的人他們認為，不經過二府的就不是聖旨，二府是什麼呢？就是剛才我們說的行政機構，宰相的辦事機構。所有的事情，事無巨細，都要通過二府，也就是說皇帝你個人的旨意，外朝是可以抵制的。

宋仁宗

但是這個裡面我們會看到很有意思的一點，其他的這些都是實線的箭頭，對吧？只有這一項是虛線的箭頭。這虛線的箭頭指的是什麼呢？就是皇帝不通過正當的途徑，不是按部就班的，不通過這個途徑，而直接把他的旨意送達到某一個部門，送達到某一個個人。就等於是皇帝批出一個條子來。這樣的是我們在這兒看到的御筆，御筆這是皇帝親筆寫的手詔。皇帝親手起草的這個詔令。那麼這樣的內容，在宋代，也被稱之為內相，從內里從內廷，相出來的這樣的一個文書。被稱之為內相。這個宋代的這個外朝的官員，其實對於內相是會抵制的。比如說皇帝批出來的條子有一些批到哪個部門了，這個部門的人覺得不能執行，他會摞在這兒，摞到了差不多有一沓子了，就給皇帝送回去，就給送回去。這兒也有一個例子，這個是宋仁宗的時候，當時這個杜寅，他是做樞密使，剛才我們說管軍政的，他也管軍事方面官員的儲授。那個時候皇帝經常批出一些條子來，批到他這兒，他就往這兒一摞，攢了十幾份的時候，就把這個給皇帝拿回去。

這皇帝覺得面子上不是很好看。當時諫官歐陽修，也是個文學家，史學家，當時他是一個監察官員，他跟皇帝個別等於有一個談話的機會。皇帝就問他說，外頭的人知道不知道杜寅把我批的這些條子都給我送回來呀。然後皇帝就解釋說，來找我的人其實多了。我每次都跟他們說，杜寅他不答應啊。我給你批了也是沒用，杜寅他不行啊。每次我都跟他們這麼說。所以在我這兒止住的，比那個杜寅送回來的還更多呢。他意思就是說我也努力了我也盡量了，但是就是讓我們看到其實在那個時候，外朝的臣僚並不會因此而得罪皇帝。就是皇帝批了條子，你不做，還給退回去。而且弄得風風揚揚外頭人都知道，對吧？並不因此而得罪。

那這裡邊也有另外的一個例子。這個也是北宋的第四個皇帝，仁宗的時候，那個時候有一些嬪御，嬪御就是宮廷里那些低級的，比較低級的女性。她們還不是后妃，后妃下面的。這樣的一些人，她們沒什麼升遷的機會，她也沒什麼立功的機會，她靠著熬年頭很難升上去，結果她們就總是圍著皇帝。這個皇帝就跟她說，沒這個規矩啊，怎麼給你提啊。結果她們老來纏著，皇帝就說，那行吧，我就給你寫個條子吧，寫了條子以後，拿到外朝去。政府就是外朝。這個外朝，又把條子退回來，說找不著法令的規定。你說你給她提，根據法令哪一款哪一條啊？找不著。送回來了。送回來這些人就說，那幹嗎還那麼麻煩呢？你就直接給我們進一個官就得了，就甭讓外朝去查，你就說給我們升成什麼。好，皇帝就給她寫了，說某官某事特轉某官，特轉，這就是破格提拔，對吧。你就不用去找條款了。你就照著轉就行了。到了這一次要發俸祿了，就發工資。大家這幾個人就拿出那條子來，說我現在得長俸祿了，現在皇帝給我有一個條子，我已經升了。有司是什麼呢？就是具體部門，一看說這麼小的一個官，皇帝還直接管，從來沒聽說過，於是又把這個送回來了。又都退回來了。退回來了呢，皇帝就笑了，然後就把這些人打發走了。就說：「我跟你說，我給你寫了也是白寫。」於是外朝官員覺得這個皇帝還是很聰明吧。就是處理這樣的一些這個問題。我們從這個裡邊可以看到，在那個時候，包括君臣關係，包括政治的環境，都是比較寬鬆的。

鄧小南

鄧小南，女，漢族，1950年6月生於北京。著名宋史學家鄧廣銘先生之女，現任北京大學歷史學系、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北京大學婦女研究中心研究委員。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學術委員會主任、國學院副院長，兼任中國史學會副會長、國務院參事，國家級教學名師。曾任中國宋史研究會會長。1985年留校任教，多年從事中國古代史教學和科研工作。主要研究領域為宋史、中國古代官僚制度史、唐宋婦女史。主要學術成果包括《宋代文官選任制度諸層面》《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朗潤學史叢稿》《宋代歷史探求》等。曾在哈佛大學等海外多所高校講學。在海內外學術刊物發表論文百餘篇。其開設的「中國古代史（下）」「中國古代的政治與文化」「宋代政治制度史專題」等課程深受廣大師生的好評。[1] 2016年9月擔任北京大學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院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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